三、族谱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古代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族谱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族谱，恐不可居此官，齐武帝只好作罢。又如陈朝时，陆琼作吏部尚书，人们认为他很称职，就因为他“详练族谱”（《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族谱，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族谱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 

    四、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族谱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和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族谱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为庶族，与刘延孙本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只好接受。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族谱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族谱之职，有一定权力。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玡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族谱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族谱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族谱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五、族谱衰绝的过程 

    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族谱，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不乏其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族谱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族谱，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由于族谱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族谱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族谱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族谱就废绝了。 

    当族谱衰绝之后，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族谱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 

    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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