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赵万里先生其人其事，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有着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的爱惜和理解之情。而那种强调文物应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当入公库保存的观点，则不仅是他们的共识，也是一种很有时代烙印的历史存在。

在赵万里（斐云）先生（1905-1980）不算太长的七十五年生命历程中，竟有五十二年的工作时光，与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相伴；而今收入洋洋三卷《赵万里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著述文字，也绝大部分与此相关，则其一生为书，可以想见。

赵万里像 陆林汉绘

  当然，除了书，赵先生在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亦不乏可观：年方二十，便在大学临毕业前离校赴北平，拜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静安（国维）先生为师，并兼助教。1927年，静安先生辞世之后，又在编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同时，陆续编成如今皆收入《文集》的《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遗著选跋》《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对后世研究王氏其人其学，功莫大焉。再由《文集》所收《斐云词录》《谈柳词》《词概》，以及《天宝遗事诸宫调校辑》《关汉卿史料新得》诸作，能知其倚声填词的创作水准和词曲研究之功力造诣。至于《文集》之外专书另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更是极具学术价值且影响及今的金石学经典名作，因而被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广西师范大学暨鸿宝斋（2008年）等一再翻印重版。此外，《文集》中《中国史料目录学讲义》《目录学十四讲纲目》《校勘学纲要》《版本学纲目》等赵氏当年在北大、清华授课的讲稿提纲，又可见其在文献学专业教学中独到的心得见解和视野方法。如“特重中国文学及文学史之新旧史料”的《目录学十四讲纲目》中，“目录学不限于线装书，凡一切地下材料及古代美术、艺术遗物皆属之” ，“古铜器中韵文铭识与《诗经》之关系” ，“汉石经、鲁诗与毛诗之异同” ，“石刻镜铭中之六朝文学史料” ，“唐人选唐诗略说” ，“旧本宋词编次法之特点” ，“宋刻宋词之分布区域” ，“毛晋父子保存旧本词集之特色” ，“明代别集总集中之短篇散文” ，“明清八股文学史料”等专论章节，无不堪称启迪思考、引人入胜之说。而其当年在课堂上的风采，则尚小明先生所著《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中，也有评述：

  年轻教师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如赵万里，1929年8月到史学系任教的时候，只有24岁。他是一位版本目录学家，史学系的必修科“中国史料目录学”一直由他讲授，很受学生欢迎。

  更多引当时亲历者所记：

  赵先生是教“中国史料目录学”的，年纪在二十几至三十左右。蓬蓬勃勃的神气，严肃而带有刺激性的面孔，会教你见而生畏。每当讲书时，用一种紧急的声调，“烟士披里纯”的口吻，滔滔不绝的演述着。每一个同学，屏着气息，不敢说话，不敢笑，不敢斜视。侧耳静听，除写字的飕飕声外，一切都在沉默着……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夏岩《关于北大的两个青年教师》，《大学新闻周报》第2卷第18期，1935年1月14日）

  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尽管有此种种，但对二十三岁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任中文采访及善本考订组组长、并服务终身的赵万里先生来说，为图书馆访求、典守善本珍藏，或许才是其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真正所在；更确切地说，为了那些“宝贝”，他尽心尽力，甚至还有几乎不近情理之举。

  抗日战争期间，蛰居沪上“孤岛”的郑振铎先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与张菊生（元济）、张咏霓（寿镛）、何柏丞（炳松）、张凤举诸先生，共同发起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秘密收购古籍珍本，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故家旧藏。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王伯祥、张葱玉、张耀翔夫妇、王馨迪夫妇等在沪友人的各种帮助；而北平方面，间道来沪的徐森玉先生和往返两地的赵万里先生，助力尤多。刘哲民、陈政文两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一书中，“致张寿镛（咏霓）”诸信所述有关种种，并“赵万里先生昨来一函，可见其为我们得书之辛苦” 、“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诸语，皆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振铎先生受命赴京，主管文化部文物局事。不久，赵万里先生也在原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后，出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受文物局委派，他常常亲出访书，四处网罗珍本。而为将各家私藏谋归公库，千方百计之下，竟招舆情不满，怨声颇起。其间内情，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所刊柳向春先生整理的《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六十多通中，多直言不讳：“斐云在南方购书不少，且甚佳，其努力值得钦佩。惟心太狠，手太辣，老癖气不改，最容易得罪人。把光明正大的事，弄得鬼鬼祟祟的，实在不能再叫他出来买书了。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先生是能够原谅他的，否则，上海方面也会提出意见的。”虽责怪之中仍有赞赏，却也是实话实说。“老癖气”可能指赵氏平日一贯比较高调而言，民国间王佩诤先生撰《续补藏书纪事诗》（收入伦明等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其记陈乃乾、赵万里两位的一首中，即有“恂恂儒雅陈仲子，虎虎生气赵王孙”之喻，并于诗注中述陈氏“为人也和平中正，休休有容” ；而赵氏则“二十余年前来苏，主瞿庵师家。见其入门下马，行气如虹；头角崭新，睥睨一切”。“鬼鬼祟祟”似较形象，邓之诚先生在1950年1月29日日记中，也称赵氏“人极诡谲……今年以四千万人民券买铁琴铜剑楼之书十二箱以归公。欲买吴县潘氏滂喜斋之书，未果”（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4月）。而沈津先生《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1950年1月6日条下，引顾氏日记曰：“赵万里来……并言常熟铁琴铜剑楼书成交，计购三百种，三千万元。赠四十二种。”至于“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云云，未明具体所指。今《文集》第一卷开首的编年体《赵万里先生传》（赵芳瑛、赵深编，胡拙整理）中，唯1950年及1951年12月两处，颇记赵氏受文化部委托，在同乡友人宋云彬先生陪同下，多次往访浙江海宁著名藏书楼蒋氏“西涧草堂” 、“衍芬草堂”后裔及族人，谋洽将其世代所藏，捐献国家并最终成事，而其中宋元精品，又拨归北图。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但《顾廷龙年谱》1951年12月21日条下，亦据顾氏日记，谓“瞿凤起女来，述赵万里昨夜议书价不谐，竟拍案咆哮”。则确是当年赵氏在沪上谋购铁琴铜剑楼藏书时发生的事情。

  《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后，附有徐森玉先生1952年2月19日给儿子伯郊一信，其中提到“此间谢、刘均成贪污犯。赵斐云来信，渠被检举，甚严重”。可知此时赵氏已经遇到了比“怨声”更大的麻烦。差不多同时，郑振铎先生也有致徐森玉先生一信（原信仅署二月十六日，无年份。然信中有“回京已二十多天，以全力投于三反运动，未及奉函” ，“我们想不到谢某人竟会也是一只大老虎！人其可尽信乎”诸语，而当年“三反” 、“五反”运动的时间，主要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再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9月版郑重先生《谢稚柳系年录（增补本）》1952年下记：“《解放日报》于是年二月十九日发表了报道，题为上海文教部门打出十只‘大老虎’……在这篇报道中的‘十只老虎’，就有一只是‘字画老虎’谢稚柳。”则郑振铎先生所说“谢某人”，应指谢稚柳先生。故此信亦当写于1952年初），在写完后未寄出之前（二月十八日），特地“又启” ：“又我局去岁曾向瞿氏铁琴铜剑楼购善本两批，计共两亿元。请先生代向瞿氏兄弟一询：有没有人向他们要过钱？他们给过没有？有没有给过人什么‘书’（包括赵斐云及文物处的几个人在内）？请他们据实答复（不可代为隐瞒）为荷。”再由郑氏信中说赵氏“近来精神至为不振，交代问题不少。闻曾函先生，语多悲戚”等等，则其当时处境，可想而知。不过，郑氏还是坚持认为：“他毛病很多，但确是一个人才。群众对他也还不至于压力太大，在他已经是接受不了。经过这次运动，他过去的一切身上的污垢，当可完全洗清，成为一个‘新人’了。”果然，到了七月二十一日的信（因信中提及上海图书馆将于二十二日开幕）中：“斐云问题已解决，只是记过。但他思想上仍不易搞通。昨晨谈了半天，我已切实的规劝了他一番。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把善本书目续编编好。限他半年工夫做好这个工作，诸事不问，也不必再管买书的事。他已经答应了。”在当时的环境形势下，能如此了结，恐怕已属不易；而郑氏爱惜人才，亦可谓用心良苦。

  其实，当年郑振铎先生自己为公家搜集包括书画图籍在内的各类文物，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致徐森玉先生的那些信中，不是挖掘人脉关系以助追踪征集，甚至详列“非要不可”的名品，便是安排如何具体操作以达目标，包括商讨谈判细节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辈爱书如命，求书如渴。为人民得善本名画，即大费心力，亦将乐此不疲。”因此，对赵万里先生其人其事，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有着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的爱惜和理解之情。而那种强调文物应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当入公库保存的观点，则不仅是他们的共识，也是一种很有时代烙印的历史存在。文物古玩界前辈马宝山先生，曾在其《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的《李衎〈四清图〉的风波》一文中，专记解放初因谣传由故宫散出的“东北货”元代名家李衎《四清图》卷在其手中，有关方面便让其“赶快交出” ，弄得他“寝食不安，坐卧不宁” 。直到友人告诉他：“《四清图》已有下落，惠孝同听说你蒙冤，他就把《四清图》送到团城文物处去了”，这才“如释重负”，并敢去团城见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命我把所有的“东北货”和早存珍贵书画，全部开列清单，送文物处审批，而《四清图》的事，竟一字未提。

  在这段时间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结束业务，回老家去种地。所以赶快选了所存珍品二十多件，最名贵的是顾恺之的《洛神图》（即《国宝荟萃》刊印的那件），还有唐孙过庭书《景福殿赋》等等。这些珍品共写了二千七百余元，开了清单送到团城。徐邦达、张珩二位看后说：“你写的这价对吗？”（意为定价太低）我连忙说：“对！对！”

  不久，“三反” 、“五反”运动起，罚了我店二千八百多元。古人云“云烟过眼” ，这句话我深有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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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万里先生其人其事，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有着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的爱惜和理解之情。而那种强调文物应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当入公库保存的观点，则不仅是他们的共识，也是一种很有时代烙印的历史存在。

在赵万里（斐云）先生（1905-1980）不算太长的七十五年生命历程中，竟有五十二年的工作时光，与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相伴；而今收入洋洋三卷《赵万里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著述文字，也绝大部分与此相关，则其一生为书，可以想见。

赵万里像 陆林汉绘

  当然，除了书，赵先生在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亦不乏可观：年方二十，便在大学临毕业前离校赴北平，拜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静安（国维）先生为师，并兼助教。1927年，静安先生辞世之后，又在编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同时，陆续编成如今皆收入《文集》的《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遗著选跋》《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对后世研究王氏其人其学，功莫大焉。再由《文集》所收《斐云词录》《谈柳词》《词概》，以及《天宝遗事诸宫调校辑》《关汉卿史料新得》诸作，能知其倚声填词的创作水准和词曲研究之功力造诣。至于《文集》之外专书另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更是极具学术价值且影响及今的金石学经典名作，因而被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广西师范大学暨鸿宝斋（2008年）等一再翻印重版。此外，《文集》中《中国史料目录学讲义》《目录学十四讲纲目》《校勘学纲要》《版本学纲目》等赵氏当年在北大、清华授课的讲稿提纲，又可见其在文献学专业教学中独到的心得见解和视野方法。如“特重中国文学及文学史之新旧史料”的《目录学十四讲纲目》中，“目录学不限于线装书，凡一切地下材料及古代美术、艺术遗物皆属之” ，“古铜器中韵文铭识与《诗经》之关系” ，“汉石经、鲁诗与毛诗之异同” ，“石刻镜铭中之六朝文学史料” ，“唐人选唐诗略说” ，“旧本宋词编次法之特点” ，“宋刻宋词之分布区域” ，“毛晋父子保存旧本词集之特色” ，“明代别集总集中之短篇散文” ，“明清八股文学史料”等专论章节，无不堪称启迪思考、引人入胜之说。而其当年在课堂上的风采，则尚小明先生所著《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中，也有评述：

  年轻教师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如赵万里，1929年8月到史学系任教的时候，只有24岁。他是一位版本目录学家，史学系的必修科“中国史料目录学”一直由他讲授，很受学生欢迎。

  更多引当时亲历者所记：

  赵先生是教“中国史料目录学”的，年纪在二十几至三十左右。蓬蓬勃勃的神气，严肃而带有刺激性的面孔，会教你见而生畏。每当讲书时，用一种紧急的声调，“烟士披里纯”的口吻，滔滔不绝的演述着。每一个同学，屏着气息，不敢说话，不敢笑，不敢斜视。侧耳静听，除写字的飕飕声外，一切都在沉默着……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夏岩《关于北大的两个青年教师》，《大学新闻周报》第2卷第18期，1935年1月14日）

  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尽管有此种种，但对二十三岁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任中文采访及善本考订组组长、并服务终身的赵万里先生来说，为图书馆访求、典守善本珍藏，或许才是其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真正所在；更确切地说，为了那些“宝贝”，他尽心尽力，甚至还有几乎不近情理之举。

  抗日战争期间，蛰居沪上“孤岛”的郑振铎先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与张菊生（元济）、张咏霓（寿镛）、何柏丞（炳松）、张凤举诸先生，共同发起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秘密收购古籍珍本，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故家旧藏。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王伯祥、张葱玉、张耀翔夫妇、王馨迪夫妇等在沪友人的各种帮助；而北平方面，间道来沪的徐森玉先生和往返两地的赵万里先生，助力尤多。刘哲民、陈政文两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一书中，“致张寿镛（咏霓）”诸信所述有关种种，并“赵万里先生昨来一函，可见其为我们得书之辛苦” 、“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诸语，皆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振铎先生受命赴京，主管文化部文物局事。不久，赵万里先生也在原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后，出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受文物局委派，他常常亲出访书，四处网罗珍本。而为将各家私藏谋归公库，千方百计之下，竟招舆情不满，怨声颇起。其间内情，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所刊柳向春先生整理的《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六十多通中，多直言不讳：“斐云在南方购书不少，且甚佳，其努力值得钦佩。惟心太狠，手太辣，老癖气不改，最容易得罪人。把光明正大的事，弄得鬼鬼祟祟的，实在不能再叫他出来买书了。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先生是能够原谅他的，否则，上海方面也会提出意见的。”虽责怪之中仍有赞赏，却也是实话实说。“老癖气”可能指赵氏平日一贯比较高调而言，民国间王佩诤先生撰《续补藏书纪事诗》（收入伦明等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其记陈乃乾、赵万里两位的一首中，即有“恂恂儒雅陈仲子，虎虎生气赵王孙”之喻，并于诗注中述陈氏“为人也和平中正，休休有容” ；而赵氏则“二十余年前来苏，主瞿庵师家。见其入门下马，行气如虹；头角崭新，睥睨一切”。“鬼鬼祟祟”似较形象，邓之诚先生在1950年1月29日日记中，也称赵氏“人极诡谲……今年以四千万人民券买铁琴铜剑楼之书十二箱以归公。欲买吴县潘氏滂喜斋之书，未果”（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4月）。而沈津先生《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1950年1月6日条下，引顾氏日记曰：“赵万里来……并言常熟铁琴铜剑楼书成交，计购三百种，三千万元。赠四十二种。”至于“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云云，未明具体所指。今《文集》第一卷开首的编年体《赵万里先生传》（赵芳瑛、赵深编，胡拙整理）中，唯1950年及1951年12月两处，颇记赵氏受文化部委托，在同乡友人宋云彬先生陪同下，多次往访浙江海宁著名藏书楼蒋氏“西涧草堂” 、“衍芬草堂”后裔及族人，谋洽将其世代所藏，捐献国家并最终成事，而其中宋元精品，又拨归北图。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但《顾廷龙年谱》1951年12月21日条下，亦据顾氏日记，谓“瞿凤起女来，述赵万里昨夜议书价不谐，竟拍案咆哮”。则确是当年赵氏在沪上谋购铁琴铜剑楼藏书时发生的事情。

  《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后，附有徐森玉先生1952年2月19日给儿子伯郊一信，其中提到“此间谢、刘均成贪污犯。赵斐云来信，渠被检举，甚严重”。可知此时赵氏已经遇到了比“怨声”更大的麻烦。差不多同时，郑振铎先生也有致徐森玉先生一信（原信仅署二月十六日，无年份。然信中有“回京已二十多天，以全力投于三反运动，未及奉函” ，“我们想不到谢某人竟会也是一只大老虎！人其可尽信乎”诸语，而当年“三反” 、“五反”运动的时间，主要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再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9月版郑重先生《谢稚柳系年录（增补本）》1952年下记：“《解放日报》于是年二月十九日发表了报道，题为上海文教部门打出十只‘大老虎’……在这篇报道中的‘十只老虎’，就有一只是‘字画老虎’谢稚柳。”则郑振铎先生所说“谢某人”，应指谢稚柳先生。故此信亦当写于1952年初），在写完后未寄出之前（二月十八日），特地“又启” ：“又我局去岁曾向瞿氏铁琴铜剑楼购善本两批，计共两亿元。请先生代向瞿氏兄弟一询：有没有人向他们要过钱？他们给过没有？有没有给过人什么‘书’（包括赵斐云及文物处的几个人在内）？请他们据实答复（不可代为隐瞒）为荷。”再由郑氏信中说赵氏“近来精神至为不振，交代问题不少。闻曾函先生，语多悲戚”等等，则其当时处境，可想而知。不过，郑氏还是坚持认为：“他毛病很多，但确是一个人才。群众对他也还不至于压力太大，在他已经是接受不了。经过这次运动，他过去的一切身上的污垢，当可完全洗清，成为一个‘新人’了。”果然，到了七月二十一日的信（因信中提及上海图书馆将于二十二日开幕）中：“斐云问题已解决，只是记过。但他思想上仍不易搞通。昨晨谈了半天，我已切实的规劝了他一番。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把善本书目续编编好。限他半年工夫做好这个工作，诸事不问，也不必再管买书的事。他已经答应了。”在当时的环境形势下，能如此了结，恐怕已属不易；而郑氏爱惜人才，亦可谓用心良苦。

  其实，当年郑振铎先生自己为公家搜集包括书画图籍在内的各类文物，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致徐森玉先生的那些信中，不是挖掘人脉关系以助追踪征集，甚至详列“非要不可”的名品，便是安排如何具体操作以达目标，包括商讨谈判细节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辈爱书如命，求书如渴。为人民得善本名画，即大费心力，亦将乐此不疲。”因此，对赵万里先生其人其事，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有着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的爱惜和理解之情。而那种强调文物应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当入公库保存的观点，则不仅是他们的共识，也是一种很有时代烙印的历史存在。文物古玩界前辈马宝山先生，曾在其《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的《李衎〈四清图〉的风波》一文中，专记解放初因谣传由故宫散出的“东北货”元代名家李衎《四清图》卷在其手中，有关方面便让其“赶快交出” ，弄得他“寝食不安，坐卧不宁” 。直到友人告诉他：“《四清图》已有下落，惠孝同听说你蒙冤，他就把《四清图》送到团城文物处去了”，这才“如释重负”，并敢去团城见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命我把所有的“东北货”和早存珍贵书画，全部开列清单，送文物处审批，而《四清图》的事，竟一字未提。

  在这段时间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结束业务，回老家去种地。所以赶快选了所存珍品二十多件，最名贵的是顾恺之的《洛神图》（即《国宝荟萃》刊印的那件），还有唐孙过庭书《景福殿赋》等等。这些珍品共写了二千七百余元，开了清单送到团城。徐邦达、张珩二位看后说：“你写的这价对吗？”（意为定价太低）我连忙说：“对！对！”

  不久，“三反” 、“五反”运动起，罚了我店二千八百多元。古人云“云烟过眼” ，这句话我深有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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