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邯郸市委、市政府和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主办,邯郸市社科联和河北省历史学会承办的。全国第二届赵文化研讨会。于2005年4月23、24日在河北省邯郸市举行,全国11个省、市的6。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就赵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一、关于赵文化的特点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认为,赵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赵氏的兴起与草原文化有关,赵文化是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赵文化的精神表现为:首先,它是开放的文化,是多区域文化接触的结果;其次,它是进取的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汲取的结果;再次,它是包容的文化,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结合形成的。正是基于上述特点,使得赵文化成为近年来倍受瞩目的研究课题。

孙继民(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认为,赵文化至少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文化因素方面,赵文化的构成具有二重性;二是民俗方面,赵俗男子有喜聚会娱乐和不循法度的风习,而赵俗女子则以擅长音乐舞蹈作为游媚富贵的手段;三是在学术方面,赵文化既多元包容又允许优势学派存在。

杨善群(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则点明,在赵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突出特点,即谋求改革是其主流,并逐个从赵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文化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李瑞兰(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也肯定了。改革。是赵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指出赵国在其崛起与发展过程中,当权者能够与时俱进实施改革,值得称道。此外,她还认为,。善于纳谏。也是赵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闪光点。

宣兆琦(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从三个方面对赵文化的精神进行了梳理与提取。认为第一,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看,证明赵文化具有的深刻的变革思想;第二,以荀子为代表,证明赵文化中有一种明显的法治精神;第三,从文献中记载的赵人讲诚信、重然诺、轻生死、知恩厚报、义酬知己等史实来看,说明赵文化中充溢着浓郁的侠义精神。

孙瑛、张润泽(邯郸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将赵文化的特质归纳为多元、务实的现实主义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是从赵文化所具有的变革性、多元性、民族融合性、开放性及务实性等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石永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将赵文化的特点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抓机遇,促变革;二是求务实,谋发展;三是勇创新,图大业;四是拓疆域,促融合;五是承远祖之遗俗,继晋文之传统。他还对赵文化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发掘,认为认知体系体现着赵氏统治集团对当时社会动向的感知和深刻的思维过程;制度体系则体现在旧的制度体系被不断打破,新的封建制度体系不断地建立和完善;组织体系表现在赵国国君之下,设有一整套的官僚机构;物质体系则涵盖了赵国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器物以及利用和改造自然所创造的人工环境;传媒体系中的文字则是研究赵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董林亭(邯郸学院历史系教授)等则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将赵文化的概念表述为:先秦时期在赵国土地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其具体内涵应包括先秦时期赵人创造的全部文化的总和。他还认为,赵文化的外延不仅仅包括其正式形成后赵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且包括赵氏祖先从远古至赵氏立国这一历史时段的一切文化创造。

二、关于赵文化的考古资料

李学勤对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中的戎生编钟进行介绍并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戎生编钟是从香港收回的流散青铜器,出土地相传在山西,有长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张亚初的观点,“生”可考释为“乘”,故而“戎生”即“戎乘”,这与文献中所记载的赵氏先人从尧舜禹时期直至夏商周三代均以擅长驯化鸟兽,擅于御马而闻名的史实正相吻合,而从铭文内容来看,戎乘之祖先——献公有追随穆天子左右并封在王畿之外(即山西),负责管理蛮戎,抵御外侮的事迹;而戎生之父昭伯服侍的则是晋侯;戎乘本人则有运盐至今安徽地域换回青铜以铸编钟的经历。铭文内容与文献所载赵氏祖先的发展脉络如出一辙,应该就是一事。铭文中的“献公”当为文献中的赵氏先人“造父”,“昭伯”当为初入晋的赵氏先人“叔带”,之所以称“伯”,是因为他是在晋国重建赵氏的第一人。山西古代盛产食盐,因此戎乘的经历也能得到恰当的解释。

曹定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对出土于东北地区的三件赵国青铜兵器,即四年春平侯剑、七年相邦阳安君剑和廿年蔺相如戈,重新进行了考释和论证,指出这三件兵器的发现,对赵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填补了以往赵国名臣蔺相如文物未见的空白;二是史籍未载却在铭文中出现的阳安君,也为战国末期赵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他并对赵国兵器流入东北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三件赵国兵器应是秦灭赵、灭燕后由秦人带入东北,再落入高句丽人之手的,其最后的所有者应为高句丽人。

魏建震(河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副所长)也对一件极为重要的赵国兵器。王何立事。戈进行了考证,认为王何确指赵惠文王,但“王何立事”只表明古代的一种纪年方法,“王何”并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是此件兵器的监造者,监造者另有他人,并推测“王何立事”所记之年可能即赵武灵王去世之年。

三、关于赵国的历史文献

沈长云(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对《国语》出自“鲁君子”左丘明之手的传统观点进行驳议,之后提出了《国语》的编定者当是战国中后期某位赵人的观点。其理由是:第一,从《国语》内容来看,全书共21卷,其中《晋语》9卷,几占全书的一半,说明编者不仅熟悉晋国历史,而且偏爱晋国,由此可推测,《国语》出自三晋人之手;第二,《国语》中对晋国诸卿族的记述又以独记赵氏之事为最多,并对赵氏家族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十分清楚,由此可推测《国语》不仅出自三晋后人之手,更可能出自赵国人之手;第三,《国语》一书在行文中有对赵氏祖先避讳的现象,这也可以作为《国语》成书于战国赵人之手的一个证据;第四,从文化背景来看,战国时期赵国史才辈出,因此说《国语》出自赵人之手不无可能。

廖名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将上博馆所藏战国楚竹书《曹沫之陈》与传统文献中的《慎子》佚文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慎子》佚文当晚出于楚竹书《曹沫之陈》,且从音韵学角度对“曹沫”之“沫”进行探析,指出。沫。当为假借字。

秦进才(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荀子》著作中,对在荀子思想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也不十分系统却又极为重要的孝道思想进行了剖析。认为荀子对战国社会的人情事理有具体而深刻的观察,透彻而深入的分析,并基于此提出了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孝道,奠定了人性教化的理论基础,对两汉时代的孝道教化有较大的影响。荀子的孝道思想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继承、发展与修正,其主张有可操作性。

四、关于赵国的人物和家族

白国红(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对赵氏追溯到其远祖,即生活在尧舜禹部落联盟时期的女修,认为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子大业的传说,反映的是少昊氏族与颛顼氏族有姻亲关系的史实。至于赵氏女性始祖。女修。青史有名,而其男性始祖史籍无踪的疑问,既不能以。其名不著。来搪塞,也不能以其时尚处于母系社会来遮掩。女修生当父系社会不容置疑,有关其生子的神话传说只能说明当时的人们还笼罩在有关生育的神秘观念下,且当时的婚俗尚未脱离群婚的羁绊,而其生活于周代的后裔赵氏受当时习俗影响而。重母轻父。也未尝不是其。知母而不知父。的原因。

刘志轩(河北省邯郸市文化局)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荀子籍贯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荀子是赵国都城邯郸人。

彭邦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家族形态方面对赵氏进行研究,认为进入春秋,晋国的宗法制度尽管遭到重大打击,但其范围局限于晋君的近亲子弟,而晋国卿大夫家族的宗亲组织一直到春秋末期都很严密,赵氏即其代表,并否认了春秋时期晋国宗法制普遍崩坏的传统观点。

(原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责任编辑:谢宝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