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钱姓的发展特点变化无多，衣旧以传统的几个聚居地为中心发展。不过，随着钱姓宗族的日渐活跃，江南钱姓已不再拘于吴兴一地，而开始向南方的其他一些地区发展，足迹渐遍于今湖南、广东等地。
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用兵江南，掳获陈后主陈叔宝，灭亡陈朝，结束了中国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局面，天下复归于统一，是时南北畅通，社会安定，经济渐趋繁荣。其后不久，李唐代兴，因袭隋制，继有四海，通过隋唐诸帝的不懈努力，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迎来了以隋唐盛世为标志的全盛期。而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钱姓宗族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隋唐政治文化中心仍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等北方城市，因此钱姓族人往往以出仕、经商等形式，开始流向北方，出现北迁趋势，并逐渐遍布于中原各地。
隋代由于国祚短促，钱姓宗族尚不彰显，仅有长城人钱秀卿与钱伯仁二人入朝分别担任伏波将军与散骑常侍之职，影响颇为有限。但进入唐代，钱姓不断壮大，活动范围相应拓展。唐初，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入闽开辟漳州，随行有不少中原钱姓将佐，后多在福建落户生根，成为福建钱氏的先祖。而随后出现的钱九陇与钱起这两个一武一文家族，则成为唐代钱姓的代表。
宋元时期
经过隋唐五代的蓬勃发展，至北宋建立时，整个钱姓宗族已呈现出一种全面繁荣的态势，影响日大。尤其吴越是因忠懿王钱弘（亻叔）明识大局，主动向北宋王朝献国纳土而隆，并不像其他割据政权那样被武力平灭，所以吴越钱氏王族不仅没有遭受通常改朝换代时国破家亡、惨遭杀戮的厄运，反而在入宋后大多仍能入仕为官，继保荣华，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虽然公元 1127年北宋为金所灭，中国北方一度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人口损失严重，并出现了南宋与金朝长期的南北对峙局面，但由于
钱姓宗族分布最为密集的江南地区远离战火，且南宋定都于杭州，因此，钱姓的发展并未受到大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昌盛的势头。不过，两宋钱姓的发展特点基本上还是建立于隋唐五代的基础之上，即以吴越钱氏王族为核心，其他支系则遥相呼应。
公元1276年2月，元军兵进临安，俘南宋恭帝赵黑及其宗室，南宋军民虽经顽强抵抗，终无法扭转颓局。1279年，南宋最后灭亡，天下复归于一统。应当说，元朝大一统的政治形势，无论从各方面都促进了中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的联系，巩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果，而钱姓宗族也借此形势，在两宋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壮大，并随元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政策向西域、蒙古等边疆地区发展，活动范围相应扩大，影响更为广泛。不过，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民族的反抗，维护自身蒙古贵族的特权，对全国各族人民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将天下之民按照征服或归顺时间上的先后，划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每一等级都享有不同的权利和地位，而原属南宋统治的江南各族人民因抵抗元军最为激烈，时间最长，所以被定为最低一等的南人，处处受到歧视与压制，出仕为官更属艰难，因而有元一代，钱姓宗族多不忘故朝旧主，纷纷弃政隐居，潜心于文教与工商事业之中，政坛上显得沉寂一时，无所作为。但由于经过南宋百余年的经营，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移至江南，尤其是素有“苏湖熟，天下足”美誉的江浙地区，更成为当时天下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人口盈盛，社会繁荣，文化教育极为发达。入元后，这一地区虽因兵燹纷扰，发展一度受到延滞，但很快就得到恢复，发展势头更炽，甚至成为元代繁荣与富足的象征，被喻为天堂之地。钱姓宗族便是在这一种背景之下，立足于江浙原有各居住地经商从教，发展文化事业，并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文化实力逐渐向周边一些新兴的城市和地区迁徙辐射，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又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家族支系，诸如松江钱壁，华亭钱全衮、钱惟善，江西吉水钱好德等等莫不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向江浙日、浙繁荣的新兴地带迁徙已构成元代钱姓宗族发展一大特点。
明清时期
公元1367年10月，明太祖朱元璋为彻底扫灭元朝残余势力。整军誓师北伐。宣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经过殊死战斗，至翌年7月，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被迫北遁，历时99年的元朝至此结束。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一面采取各种措施巩固统治，一面则安定社：会秩序，大力发展生产，努力恢复自元末就已废弛的封建经济，使国家形势迅速得到好转。针对遭受元末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中原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多是无人之地”的惨状，他以江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元末少经兵燹，经济发达，人烟辐辏，土地已渐趋紧张为由，下令向中原地区移民屯垦，目标主要集中在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不久，太祖又诏令向湖南、湖北等兵民逃死流亡殆尽的省份移民驻戊，规模相当宏大，影响深远。所以至今在湖北京山县仍流传着“洪武开坎”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反映。应当说，移民不仅对于恢复、发展战乱区的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也使大量原先居住于江浙一带的钱姓宗族再度迁往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活动范围，进而形成钱姓历史上的又一次迁徙浪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江浙钱姓自五代以来便罕遇战乱，生活相对富足稳定，加之又极富文化传统崇尚学术，特别在元代其更以文教工商为业，勤俭治家，所以到明代时便很快涌现出一大批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栋梁之才，据编撰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记载，仅其知名者便已百数，分布地区已不再限于江浙而遍及全国各地。他们或官或宦，或文或武，都对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壮大、印证了钱姓“自古多才俊”的声势。
移居台湾及海外
据史书记载，中华民族向海外移民早在秦汉时期便不乏其人，如徐福东渡扶桑、卫满北奔朝鲜等等莫不如此。不过直到明清之前这种移民规模都很微小，不成气候，且移民大多以经商逐利的商人为主。至明朝中晚期情况方有所变化。当时由于明廷内部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迭相而至，朝纲废弛，政治腐败，百姓苦不堪言，特别是地处东南沿海的江浙闽广等省份，土地兼并更为激烈，赋役繁重，剥削峻苛，大批农民破产流亡，陷入无立锥之地的困苦窘境，于是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移到海外谋生。清朝初期这种形势虽一度有所改观，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加上同期南北美洲以及东南亚等欧美国家殖民地急需廉价劳动力，因此闽、粤等沿海地出洋华侨人数剧增，而清政府为了弥补巨额对外贸易赤字、稳定货币，也希望通过海外移民减轻社会压力，赚取可观的外汇收入，所以转而采取放任移民的政策，故而又进一步促进了华侨队伍的壮大，到光绪末年全球华侨及侨裔已达四百多万人，作为东南名门著姓的钱氏宗族自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从迁徙方向看，目标主要集中在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
由于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距离最近，故而往往成为移民们的首选之地。仅明末崇祯年间，福建沿海饥民迁往台湾的就有数万人之多，形成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至 17世纪初期，在台湾的汉族人数便已达到十万多人。1662年抗清将领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后，又有大批反清军民相继来台，据粗略统计，当时来自福建、广东的汉人移民几近20万，台湾钱姓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迁入定居的。按照《台湾省通志·人民志》等书记载，南明桂王永历年间 (1647— 1-661)，福建同安人钱某入垦凤山县观音里竹仔门庄及后庄仔庄，首开钱姓迁居台湾之先河，惜其名已无考。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入台湾，平定郑氏政权，海峡两岸宣告统一。为进一步发展当地经济，巩固海防，清廷下令正式解除源自清初的禁海令，采取措施鼓励大陆百姓入台垦荒，东南沿海省份遂又掀起了新的一轮移民浪潮，其中尤以福建、广东两省为著。到乾隆年间，台湾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全岛人口成倍增长，嘉庆时，台湾人口跃至200万，大部分都是闽、粤移民。与之相应，入台钱姓也空前活跃起来。乾隆二年(1737年)，安溪人钱甫举家移居台北县泰山乡大山科村钱厝坑，成为台湾钱姓第一位有名有姓者。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五十九年 (土794年)，大陆钱姓又分别有钱登选、钱 o(名无考)和钱子白等人率族众分三批入台，定居于凤山、苗栗、湖口等地。嘉庆四年 (1799年)，钱桐迁居凤山县。道光七年 (1827年)，钱兴和钱头等人迁居基隆。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有钱国珍迁居台湾县，并在当年中武举，成为当地移民中较有身份的人。总计自明末至清末近300年间，钱姓人约有8次入垦台湾，不仅开拓了他们原有的生存空间，而且还为台湾带去了新的人口和劳动力，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开发与发展。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被迫败退台湾，大批军政科教人员随同迁台，其中就有不少的钱姓人，如国学大师钱穆、化学教育家钱思亮、报业巨子钱震、国民党高级将领钱大钧、钱怀源等等都是当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到来，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在台的钱姓人数和影响力。如今，钱姓位居台湾大姓的第92位，主要分布在台北、凤山、苗栗、新竹等地区。
在迁往台湾的同时，钱姓宗族中也有不少人漂洋过海，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从目前来看，其最主要的海外聚居地为东南亚和欧美诸国。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并通过不懈努力，与所在地各族人民一道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