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复，（1935年2月17日－），字君复，浙江省杭州市人，为台湾地区前“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祖父钱鸿业，字谨庵，清监生，历任度支部主事、京师检察厅检察官、大理院推事、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庭庭长，在上海沦陷时因不屈服于汪伪政府（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因而被日汪特务暗杀。父亲钱思亮先生，曾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国近代科学界一名杰出代表。其兄长钱纯及钱煦，俱为国内财政及医学界知名人士。而钱复更与前副“总统”陈诚之子陈履安（曾任“国防部长”及“监察院长”）、前“内政部长”连震东之子连战（曾任副“总统”及中国国民党主席）和前台湾省农业复兴委员会主席沈宗瀚之子沈君山（前清华大学校长）并称政坛“四公子”。
学历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1956年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哲学硕士，1959年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哲学博士，1962年
党籍
　　中国国民党(1960年~ 2009年)
经历
　　
　　钱复“行政院”秘书(专职与陈诚副总统作翻译)，1962~1963年
　　“外交部”专员，1962~1963年
　　“外交部”北美司第一科科长，1964~1967.03.16
　　“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1967.03.16~1969.07
　　“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9.07~1972.06.01
　　“行政院”新闻局（第七任）局长，1972.06.01~1975.05.24
　　“外交部”常务次长，1975.05.19~1979.07.26
　　“外交部”政务次长，1979.07.26~1982.11.19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1983~1988
　　“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07.20~1990.06.01
　　“行政院”政务委员，1988.07.20~1990.06.01
　　“外交部”部长，1990.05.30~1996.06.08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委员，1990.06.01~1996.08.08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员，1991.01.31~1996.06.25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1996.06.10
　　“国民大会”议长，1996.07.08~1998.02.01
　　“监察院（第三届）”委员，1999.02.01~2005.02.01
　　“监察院（第七任”）院长，1999.02.01~2005.02.01
　　“三一九枪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2004.07.06~
　　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董事长，2005.02~
教职
　　
　　“国立”政治大学兼任副教授，1962~1964
　　“国立”台湾大学兼任教授，1970~1972
获奖
　　台湾地区十大杰出青年，1963年
　　韩国成均馆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2年
　　加勒比海美国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88年
　　美国宾州威尔逊学院荣誉人文博士，1993年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公共服务荣誉博士，1994年
　　中正勋章，2005年
著作
　　钱复回忆录卷一?外交风云动(天下文化，2005年)
　　钱复回忆录卷二?华府路崎岖(天下文化，2005年)
　　《钱复回忆录》两卷，更在中时报系主办的年度网上十本好书投票中，位居网友推荐冠军。
家庭成员
　　父亲钱思亮，曾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长兄钱纯，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台湾地区“财政部长”，“行政院”秘书长。
　　二兄钱煦，“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
　　妻田玲玲，留美大学生，菲律宾华侨。
　　子钱国维，女钱美端 。
钱复家族
　　微臣子无力可回天；历史旋涡下的钱复家族——
　　钱复，这个昔日的“外交才子”、蒋介石的“舌人”、蒋经国的亲信、李登辉的“外交部长”，曾经封侯拜相、声名显赫，经历了政治的潮起潮落、人生的云卷云舒的台湾政坛四公子。没有人能怀疑他的才华，没有人不为他的贵族气质所倾倒，可是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他却往往无力回天。繁华之下，说不尽尴尬与凄凉。这一切，或许就是这个家族的宿命。
　　骆宾王之后：孤臣孽子的宿命
　　按照钱复的父亲、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考证，钱塘（今杭州）钱氏之源流，可上溯到骆宾王。骆宾王乃是“初唐四杰”之一，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一纸《讨武曌檄》有雄兵百万之势，“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更是千古名句。然而兵败之后，骆宾王不知所终。其后世入赘钱氏为婿，从此便改了姓。或者骆宾王“孤臣孽子”的命运，隐隐然书写进后世的血脉之中，为这个家族在每个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埋下伏笔，并从钱复家族的百年历史中得到昭示。
　　抗战期间，钱复的祖父钱鸿业，在日伪派特工暗杀了郁达夫的胞兄、时任上海特区法院刑庭庭长的郁曼陀之后，开始代理院务。当时，占领了上海的日寇不断要求接收租界法院，都遭到坚决抵制。日寇野心不灭，对钱鸿业的威胁恐吓从未间断过。为了保证钱鸿业的人身安全，其左右多次劝说他进出乘坐避弹汽车。然而钱鸿业心中毫无畏惧，视日寇的威胁为无物，依旧每天乘人力车上下班。1940年的7月29日中午，在下班回家午餐的路上，钱鸿业遭日谍暗算，连中四弹，均在要害。车夫急忙将其送到家中，但已经血流如注，无法救治。儿媳张婉度痛哭失声，钱对她说：“我是法官，眼看国家将亡，我死不足惜，你们是学科学的，将来要报效国家。”这也就是他的遗言了。
　　郁曼陀与钱鸿业相继殉国，在当时相当轰动，重庆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而且钱鸿业一生都以气节自许，对待家人十分严厉，所以钱复在回忆录里写道：“祖父逝世时我才五岁半，但是他遗留给我的影响却是终生的。”
　　孩提时代的钱复心中，因祖父的逝世而烙下了为人臣者当如何为国尽忠的深刻印记。可以说，他是在中国传统的士族精神熏陶之下成长的，如果要套用章诒和女士的话，钱复就属于那“最后的贵族”。
　　钱思亮：大器早成
　　钱鸿业只留下一个独子钱思亮。按理说，独生子在旧式家庭里应该是十分受宠爱的，但钱鸿业对他的管教却特别严格。钱思亮小时候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卧床很久，不能上学，只好在家请老师补习，尽管生性沉默，但聪敏好学，老师们都目为天才，父母却极少给他夸奖，怕他骄傲。
　　钱思亮到南开上初中的时候，看到其他许多同学都有自行车，于是央求父母也买一辆给他。可是钱鸿业认为骑车对他的健康不利，不同意买，钱思亮失望之余，就嘟囔了一句，“我长大了以后赚了钱，自己买一辆车。”他妈妈听到后，狠狠打了他一顿，理由是小孩子不许太狂。1927年9月，钱思亮十九岁，奉父母之命与张婉度女士结婚，按照官方传记中的说法，钱太太“淑慎温恭，上事重堂，相夫以道，课子有方”，乃是标准的贤妻。结婚的同时，钱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由于天资甚高，钱在清华读书十分轻松，还利用多余的时间学习了俄、法、德、日四国外语。大儿子钱纯、二儿子钱煦也先后在他念大二和大四时出生。
　　同年9月，钱思亮同吴大猷等人一起赴美留学，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他在美国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情，一是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这给钱思亮极大的刺激，使他读书愈加发愤；二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带去的公费和家中的补助全部存在银行里，结果银行倒闭，所有的钱全部泡汤。幸好当时美国政府做了特别的安排，规定外国留学生在国内接济尚未收到前，可领取每天1美金的生活费。当时的1美金，购买力相当强，钱思亮回忆，靠美国政府的生活费，他每天可以吃两顿肉。
　　拿到博士学位后，钱思亮于1934年8月回国，受聘为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普通化学，同时在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三儿子钱复也于次年出生。在故都的三年时光，是钱思亮一生中最舒适最幸福的时光，他一个月的收入超过了600块银洋，而此时一块银洋就可以买6斤好猪肉，可以请客吃一顿涮羊肉，可以看一场梅兰芳主演的京戏。
　　钱思亮是一个认真、严格、负责的老师，他学识广博，讲课也很有艺术，所以深受学生的爱戴。对他所执教过的学生，即使在事隔多年之后，钱思亮仍能准确地说出学生的姓名和学习成绩，这样的细节，常常让学生们感动得流泪。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任驻美代表钱复（中步行者）赴美就任，“外交部”同仁举行欢送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被迫南迁，钱思亮随同前往，任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教授。次年春，该校又迁往云南昆明，钱思亮受聘为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而钱思亮也被联大师生公认为以教学质量著称的七教授之一。
　　1940年，钱鸿业在上海被杀害，钱思亮辗转赴上海奔丧，结果交通阻塞，不得已留在上海，受聘于上海化学药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沦陷区的生活实在苦不堪言，不过重庆政府通过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势力，不断给予钱家接济，使他们得以渡过难关。
　　抗战胜利、北大复校之后，钱思亮回到北大任教，并兼任化学系主任。钱与校长胡适私交极好，深得信任。而钱复因聪明乖巧，也极得胡适和被小孩们称作“胡婆婆”的江冬秀的喜爱。钱思亮夫妇去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府做客，便常带上尚是初中生的钱复。当长辈在袅袅茶香中倾谈之时，钱复便一头扎进胡适的书房，将自己沉浸在阅读的喜悦里。胡适有整整五大间书房，几万册书，其中尤其藏了不少旧小说，让少年的钱复痴迷得不能自拔。在钱复的心目中，胡家简直就是“一座大书库”。根据胡适后来的遗嘱，所有这些书都要捐给北大，但这个遗嘱却与胡适学说在大陆的命运一样，风雨飘摇，藏书终于还是散到了好几处。
　　这个时期，胡适雄心勃勃，制订了详尽的规划，希望国家能重点建设几所大学，使之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北大建起了工、农、医学院，而且积极吸引留学生回国，钱思亮则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但是个人的理想在政局动荡之下，总是脆弱不堪，宛若一纸难以兑现的诺言。到1949年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胡适和钱思亮“仓皇辞庙”，逃离了围城。
　　尴尬的台大校长
　　1949年1月，钱思亮应台大校长傅斯年的邀请，携全家五口赴台，任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并曾一度代理理学院院长一职。这个家族被自愿地连根拔起，从大陆迁徙到了台湾。钱思亮也好、胡适也好，他们当然清楚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们也渴望这个国家的新生。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似乎有着一种“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家族血统的延续，更是“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这就注定了钱复家族无法摆脱历史的宿命，陷于纷繁漩涡之中。
　　应该说，钱思亮晚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担任台大校长。在主流的叙事中，他被视为台大自由民主精神的保护神，“在最严厉的年代，他以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包容敦厚，抵挡校外政治风雨，带领台大师生，走过最大限度的校园自由，长达十九年。”
　　钱思亮掌校，秉持“无为而治”的方针，后人评价说：“回顾他的一生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相较他离开后，不几年间，台大所发生的政治风风雨雨，不禁令人发觉，他最大的特别，可能就在于他的毫不特别。”在十九年台大校长期间，除了扩充学系、研究所和博士班的规模，他极少对台大既有的东西作任何重大改变。傅斯年将北大的自由、反省、批判风气带进了台大校园，而钱思亮以他的无为和包容，护持了这份源自北大的气质和尊贵的传统。
　　当然，在另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里，钱思亮的形象就未必如此崇高了。李敖曾经恨恨地写道：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
　　如此多元的记忆，其实正反映出钱思亮角色之尴尬。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台湾，难以容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自由主义堡垒存在。当局对台大充满了心理上的戒慎恐惧，一直试图进行控制。钱思亮处于夹缝之中，一方面需要以最大耐心与当权者周旋，一方面又要以最大包容，为自由主义的精英在校园中找到安身之所，这注定了是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差事，只有小心翼翼地装糊涂，受得了各种委屈，才能保持那微妙的平衡。
　　钱复说，“我父亲给我最大的一个留下来的资产，就是四个字：洁身自好。”其实，“洁身自好”大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如履薄冰”。
　　钱复：从“小灾星”到大才子
　　钱思亮一辈子最大的功绩，除了为台大和“中央研究院”所做的贡献外，或许就是他培养出了三个了不起的儿子。长子钱纯学经济，曾担任“财政部长”，乃是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次子钱煦学医，其研究领域与血流、血压对脉管的影响有关，专业上成就卓越，享有很高的声望，197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又受命创建UCSD的生物工程系，后该系升格为研究院，学术水准位居全美前列。
　　当然，知名度最高的还是幼子钱复，他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来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在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钱复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很不讨家里喜欢。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哥哥，钱母一直盼望生个女儿，所以生下钱复不免失望。而在他出生前后，家里的祖母和外祖母先后去世，钱母也因生产的后遗症住院，所以一家人都对这个“小灾星”另眼相看。他童年时代正值国家危难，跟着家人辗转奔波，吃尽苦头。不过，这个家族遗传的聪明智慧，在钱复身上一览无余。幼年时的他就掌握了多种方言，也因用宁波话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交谈而得到翁的喜爱。
　　钱复自小就读于名校。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海时就读的初中“大同二附院”，后来改名为五四中学。这所创建于1912年的学校文化底蕴深厚，包括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际设计大师贝聿铭、漫画家华君武以及18位两院院士都是其校友。钱其琛任外交部长时，钱复也在对岸任“外长”，师兄弟二人“交手”之余，或许心头别有一番滋味吧。
　　抗战胜利后，钱复跟随父亲回到北大，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在回忆录里，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回忆南池子南湾十三号的故宅以及江冬秀为他们所做的“徽州锅子”——这也是他终身念念不忘的美味。
　　从龙有术：蒋家的红人
　　钱复的青年时代是一帆风顺的，出身名门、才华过人、外表出众，几乎被所有的光环笼罩。而他从台大高才生到耶鲁博士，从当选台湾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到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翻译，其间似乎没有任何悬念。
　　钱复从蒋经国主持所谓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初始，积极参与该组织的各项活动，并且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而蒋经国成立“救国团”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日后掌权准备人才。后来，钱复很得意地回忆说，在“救国团”的活动，“展开了我追随他三十多年的序页”。接上了蒋家的人脉，自然就为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今日仍在台湾政坛上活跃的马英九、宋楚瑜，当年都曾在蒋经国身边做过侍从翻译—需要特别补充的是，钱复与马和宋都有极深的渊源。他在台大兼课时最器重的学生就是马英九。马英九后来到哈佛留学，也得到了他的许多关照，钱对马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楚瑜的发迹与钱也有莫大干系，那时候蒋经国需要找一个英文秘书，钱复马上就推荐了宋，而且专门到美国找到宋，把他送进了“总统府”。
　　“救国团”还给予了钱复额外的美好际遇：他在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叫做田玲玲的漂亮女生，并与之结为夫妻。
　　在蒋经国刻意栽培下，钱复的仕途相当顺利，从“新闻局长”扶摇直上，并于1982年被任命为台湾“北美事务协调会驻美代表”。在华府活动了6年时间，他竭尽所能，在华府建立了深厚绵密的关系。到他离任时，《洛杉矶时报》发表了长篇报道，其中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钱复可能不是大使，但是他对于华府的一切和如何运作的了解，以及所掌有的影响力，远超过华府百分之九十八的大使”。
　　劝蒋“解严”：改变台湾命运的大事件
　　在蒋经国时代，钱复最了不起的大手笔，就是劝说蒋“解严”。这件事情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命运。
　　1986年3月，钱复从美国返台后曾到中山楼与蒋经国长谈。他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将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果不理想就不再对台军售。
　　当时“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形象”，钱复在美国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也看到，结束“戒严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是政治上的禁忌，但仍决定冒险向蒋进谏。结果，“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总统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等我结束以后他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看起来，蒋经国虽然口头上没有松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是极大的，因为钱复是他最亲信的人之一，而且钱复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他不可能不认真考虑。四天后，他又召见钱复。再过了四个多月，有秘书到华府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此后钱复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你的意见对。”
　　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戒严）”。钱复的提议终获采纳。紧接着，台湾开放报禁、党禁，民主化遂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被李登辉排挤出权力中心
　　钱复在蒋经国时代，处于相当特殊的位置，尽管他远在美国，但他的言行举止，都代表着台湾政坛的风向；他的意见，也总能“上达天听”，影响蒋经国的决策。
　　不过，钱复本人也深深地认识到，“形势比人强”，无论他如何长袖善舞，也逃不过“外交”失败的命运。他目睹了蒋家政权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他的名字始终不能被列在华盛顿的外交官名册之中，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白宫和国务院。他耗尽了心血，却还是被讥为“断交部长”。在历史的趋势面前，他只能发出“微臣无力可回天”的悲叹。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钱复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清高，和台湾政坛的风气格格不入，免不了被人认为是恃才傲物；他处事谨慎，却并不圆滑，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他决不愿意为了权位折腰。所以蒋经国去世之后，他虽仍然保持了尊荣的地位，而且一度得到李登辉的重用，但最终与李交恶，逐渐排挤出权力中心。
　　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初是非常重视钱复的，钱复不仅有美国的背景，而且在岛内没有权力基础，不会对李构成威胁。于是1990年，钱复当上了“外交部长”，但随着李登辉的“台独”倾向明显，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95年，李登辉执意访美，钱复极力阻止，认为会破坏两岸关系，结果大大得罪了李登辉。当年12月，钱复又在“外交部”年终记者会上称：“外交政策”只是当局政策的一个环节，而大陆政策关系到台湾未来走向，其位阶应高于“外交政策”。这番话让正在极力搞所谓“务实外交”的李登辉无法忍受，很快把钱复发配到“国民大会”当“议长”。
　　在鱼龙混杂的所谓“国民大会”里，彬彬有礼的钱复备受煎熬，自叹过着“禽兽不如的日子”。“国大会议”结束后，他又被提名为“监察院长”。按规定，“监察院”官员须超然于各党派之外。于是，钱复脱离国民党，在这个毫无实权的冷衙门里，昔日意气风发的“外交才子”终于一天天地老去了。2004年“3·19事件”发生，主持对该事件的真相调查成为他的告别演出。
　　钱复年逾古稀。人生几何！这个昔日风靡万千少女的“外交才子”、蒋介石的“舌人”、蒋经国的亲信、李登辉的“外交部长”，曾经封侯拜相、声名显赫，在经历了政治的潮起潮落、人生的云卷云舒，似乎早该看淡功名利禄和权力纷争，安然超脱于俗务之外清闲淡定地冷眼旁观。没有人能怀疑他的才华，没有人不为他的贵族气质所倾倒，可是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他却往往无力回天。繁华之下，说不尽尴尬与凄凉。这一切，或许就是这个家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