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谜团，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虽提出了多种假说，至今尚无定论。我认为，京师大学堂之谜与孙家鼐之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京师大学堂旧址 　                                                                                     

                        
                                                                       孙家鼐

      今年（08年）是北京大学110周年华诞。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创建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1898年6月11日，创建京师大学堂被写进了变法宣言书《明定国是诏》，成为维新第一举措。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了光绪皇帝的事权，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夭折了。守旧派卷土重来，犹如一场雹灾，将变法成果一扫而光，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12月31日，也就是戊戌变法百日后，京师大学堂却正式开学了。

      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谜团，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虽提出了多种假说，至今尚无定论。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京师大学堂之谜与孙家鼐之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孕育之功：强学书局早筹划

      创建一所大学，对于现在的国家来说，并非难事，而对于晚清政府来说，却是举步维艰，争吵了十几年，也没建成。

      早在1882年，曾出使过俄国的王之春在《广学校篇》中指出：“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再上有实学院，再进为仕学院，然后入大学院。”将近代大学的概念介绍到中国。随后，薛福成、郑观应、胡熵棻等对于改革腐朽的教育模式、创建与世界接轨的近代教育体系多有论述，多次提倡。

      甲午战败，丧权辱国，朝野震惊。创建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以拯救国家，成为志士仁人的共识之一。1896年2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上奏了《官书局章程》，提出了“藏书籍”、“刊书籍”等七项职责，其中，第四项就是“拟设学堂一所”。同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了《奏请推广学校折》，进一步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在首都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宏伟蓝图，终于浮出了水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称总署）根据上谕，对李端棻的奏折进行了议复，认为“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善办理”。顺势一脚，将球踢给了孙家鼐。

      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人（今寿县），字燮臣，1859年夺得状元，1878年与翁同龢等同为光绪帝师傅，1894年支持并参加强学会，时任礼部尚书、管理官书局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对其作了很高评价：“孙燮臣沉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余欲兄事之。”

      接到总署踢过来的“皮球”，一向“最称拘谨”、见事就谦让的孙家鼐当即表示：“学堂……亦即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他清醒地意识到“泰西各国……凌抗中朝，荤荤群才，取之宫中而皆备，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于是，他迅速“与在局诸臣悉心筹议”，狠抓落实。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陈旧的国学教育模式和华而不实的洋务学堂：“……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苟仅援引此官学、义学之例，师徒授受以经义帖括，猎取科名，亦复何裨大局？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海军武备各学堂，皆囿于一才一艺，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尽也。此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也。”

      在此基础上，他又以开拓创新、再造人文的博大气派，提出了全新设想。在办学宗旨上，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在校园建设上，他以妙笔勾画了一幅现代大学才有的愿景：“先建大学堂一区……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种树莳花，以备日后扩充建设藏书楼、博物院之用。”在学科设置上，他坦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在教学管理上，他建议：“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在学习激励上，他破除了国家出资、学生免费求学的传统做法，规定：“四小学之学生……考取入学，自备薪水，数年后中西各学俱通，升入大学堂，始给薪水，以示鼓励。”

      遗憾的是，守旧派以经费不足等为借口，将这些新举措束之高阁。

开山之功：受命于危难之际

      1898年春，维新运动再次高涨，光绪皇帝顺应时代潮流，经慈禧太后的同意，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明定国是诏》不过400多字，却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就这样，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天字第一号工程”，正式上马。

      可是，时隔半月，仍不见总署大臣们的任何动作，创建京师大学堂又将成为一句空话。光绪皇帝怒不可遏，6月26日，他下了一道充满怒气的上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回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这下子，那些年迈、昏聩的总署大臣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派员向鼓吹变法的康梁求援。康有为就让梁启超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的大学章程，进行起草。梁启超吸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拟订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节。

      7月3日，总署上报了《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当即得到批准。同时，皇上还任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由于管学大臣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所以，孙家鼐既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

      接到任命后，年已古稀的孙家鼐只争朝夕，“每日会集办事各员，公同核议，虽不在学堂办事之人，亦多方咨访，广集众思。总期受以虚心，任以实心，持以公心，矢以诚心，博取众长，折衷一是。”在孙家鼐的领导下，京师大学堂不断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快速推进。9月5日，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报道说：“据北京方面报道，拟议中的京师大学堂已经得到了北京马神庙这座约有280个房间的大寺庙作为临时校址，但由于近来要到这所学校报名注册的进士、举人和秀才人数太多，所以，地方仍显得过于狭窄。”

      天有不测之风云。9月21日，就在京师大学堂分娩前夕，权欲熏心的慈禧太后撕去遮羞布，第三次训政，血腥镇压维新派，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白色恐怖之中。

　　救护之功：巧借洋人之力

      戊戌变法夭折后，京师大学堂为何幸存？后人提出了多种解释，有的说“萌芽早，得不废”；有的认为“新的人才，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改用新办法。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可谓‘老谋深算’了”。

我认为，这些解释都站不住脚。

      事实上，慈禧太后复辟后，刚毅、徐桐等守旧大臣坚决要求把京师大学堂扼杀在摇篮里。丁韪良在《北京围 城》一书中回忆说，闻讯之后，他就去拜见太后宠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提出：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一文中披露，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有“赖荣文忠(荣禄)调护”。2003年7月，北大史专家肖东华等在《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中断言：“戊戌政变发生，旧党保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

      这些论据零零散散，但一斑可窥全豹。经过研究，我推测，京师大学堂侥幸存活，极有可能是孙家鼐面授机宜，请丁韪良出面游说荣禄“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所以不能径废”；荣禄进而说服慈禧手下留情，以免引发国际纠纷。理由如下：

      丁韪良是孙家鼐亲自聘任的西学总教习，也是其直接下级。1898年8月9日，孙家鼐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奏报：“丁韪良在中国日久，亟望中国振兴，情愿照从前同文馆每月五百金之数，充大学堂西总教习。”并当面请求皇上赏给丁韪良二品顶戴。光绪帝当即批准。

      丁韪良受聘后，其教学水平受到了意大利、德国等驻华使节的质疑。9月23日，意大利驻华公使专门给总署发来一个措辞严厉的《照会》：“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北京洋人无不甚诧，因何中国专派斯人管理大学堂。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何能管理大皇帝专心关系之事？”接到总署转来的《照会》时，戊戌事变一经发生，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在个人吉凶未卜的情况下，孙家鼐义正辞严地答复：“查本大臣办理大学堂，皆遵照贵衙门原奏章程，期于中外交涉语言文字相通而已，非必各国皆有教习也。且中外交涉者，共十余国。若各国皆荐教习，贵衙门何以应之？”这一答复，既捍卫了中国主权，也维护了丁韪良的尊严。

      “戊戌事变”发生前夕，孙家鼐与丁韪良仍有往来。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14日，伊藤博文应光绪之邀入京。16日，孙家鼐和顺天府尹胡熵棻宴请伊藤博文，有两人作陪，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个就是丁韪良。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公从私，孙家鼐对丁韪良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丁韪良要完成说服朝廷、保护京师大学堂的“壮举”，必须得到与其关系融洽、与大学堂关系密切、又熟知内情的朝廷重臣的指点。当时，唯有孙家鼐具备这些条件。联系到丁韪良在接受英文记者采访时，多次自称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等揽功情节，他在英文回忆录《北京围城》中，只谈自己、不谈孙家鼐的挽救京师大学堂之功，就不难理解了。

      孙家鼐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开明而稳健的政治家。由于庚子事变中，京师大学堂和孙家鼐府第屡遭兵匪洗劫，史料荡然无存；又由于多年来将孙家鼐视为“帝党中的右派”，评价较低，研究较少，所以，孙家鼐保全京师大学堂之功尚未发现直接史料。但是，假若上述分析站不住脚，我们不妨反躬自问：京师大学堂尚未开学，没有顶头上司的授意，丁韪良作为一个外国“打工仔”会主动出击吗？如果京师大学堂存亡与己无关，那么，事变以后，京师大学堂多次受到守旧派的诋毁，为什么每次都是孙家鼐针锋相对，据理以争，才化险为夷？1899年7月，在慈禧太后废立阴谋即将出笼的关键时刻，朝廷重臣“嘿无一言”，唯独孙家鼐冒着生命危险坚决说不，并辞职抗争，显示出高尚的节操。可以说，随着对孙家鼐研究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孙家鼐保全京师大学堂之功定会大白于天下。（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