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家族与百年山东
- 中华周氏网 2011年11月29日 万家姓
从1902年周馥来到济南开始，周家数代人在国学与实业双重荣光中，写就了一部以山东为主要场景的家族史。考察山东近现代文明变迁，这个家族居功至伟。
周馥家族是一个大家族，言其大，体现于三点：其一，文理并重，中西汇通，是一个取得了显赫成就的学术世家。其二，兴办洋务，经世致用，创建了庞大的民族工业体系。其三，薪火相传，文脉相续，兴旺百年而不衰，真正实现了中国人“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1902年的山东巡抚周馥：济南开埠第一人
1902年，周馥来到济南，担任山东巡抚，周氏家族与山东的百年纠葛自此开始。
周馥对济南，乃至整个山东，贡献深远。
在济南，周馥继续了前任袁世凯的新政，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和小清河的工程，来改善山东的基础设施，使之可以与青岛海港和胶济铁路抗衡。
身处晚清乱世的周馥，在新与旧的转换中书写了一幕传奇。初为李鸿章文牍，协其兴办洋务30余载，在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
刚到任没几个月，一场流行于8、9月份的霍乱被平息后，周馥做出决定，开始了山东最高行政长官的首次青岛之行。他坐着小船，顺小清河而下，到了羊角沟，然后到了烟台，最终登陆青岛。
考察山东近代史，1902年的周馥青岛之行应该浓墨重彩。虽然只是一次简单的出访，但由于当时青岛的特殊地位，还是给这位洋务重臣带来了诸多震撼。
对他来说，沟通的压力迫在眉睫，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迅速发展的德国占领区保持长久的无知。前往青岛的目的，即试图“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
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闻后颇感意外，在致德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张汝梅、毓贤和袁世凯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胶澳租借地访问。
可想而知，特鲁泊是如何热情款待这位极具传统根底且不乏世界眼光的人物的，不久之后还到济南府做了回访。
回视1902年，在青岛汇泉湾畔的总督临时官邸，周馥向特鲁泊阐明了维护中国居民尊严和华商利益的要求。木屋桁架上那个斜交十字形桁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告诉德国人这是一个不吉符号，教给他们一些中国民俗常识。
对于周馥来说，1902年的青岛之行是不寻常的，很可能触发了他对往年洋务生涯的反思。作为一省的主政者，如何适应近代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1904年5月1日，也就是胶济铁路正式开通的前一个月，周馥和他的前任、时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起，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批准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商埠。
按照周馥的见解，在德国管理的青岛，中国居民的事务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周馥曾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后来的事实证明，周馥的态度，在青岛的中国居民和商人中间，有广泛的支持。特鲁泊1909年曾总结说，租借地中的中国居民把济南当局视为自己的代表，并且与它进行密切合作。
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周一良追述道：
德国占领青岛，山东巡抚和德国总督无任何来往。周馥到任后要求访问青岛，青岛的德国牧师卫礼贤在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说：“他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
一次出访，改变了周馥的后半生。青岛，最终成为周馥的“世外桃源”。
1908年辞去两广总督职后，周馥萌发了长居青岛颐养天年的心意，1912年举家迁来岛上居住。1912年9月孙中山来青，就是乘坐周馥所备敞篷四轮马车开展活动的，此时周馥的身份是三江会馆会长。
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来临前，由于对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8月21日谢世，享年84岁。
晚清：“北周”周学熙的贵族圈子与实业救国梦
周学熙是周馥第四子，生于1866年。作为周家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继承周馥经世之功，也实现了家族传统的第一次转型——不同于其父的官办洋务，他成为新型实业家，与张謇齐名，素有“南张北周”之说。
周学熙有多重历史身份：其一，在奠定北方民族工业基础方面厥功至伟，是开滦矿务局、中国实业银行、启新洋灰、华新纺织及耀华玻璃等多家民族企业的创办人;其二，开创山东的大学教育史。1901年，他出任山东大学堂总办，遂成山东大学创校校长;其三，他还是一个财阀，曾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再者，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古籍与金石收藏大家。
周学熙任山东大学堂校长时，按照当时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整肃校风，订立章程，编印《中学正宗》一书，内选“四书五经”，孔、孟、程、朱等人的著作，用来教学，以正“中学根本”。与传统学校不同的是，山东大学堂在以“中学为体”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周学熙主持编辑了《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这些做法在当时旧的教育体制中确实是开风气之先的。
周学熙在山东大学堂推行“新知识与旧道德”相互结合的教育方法，这种做法，在当时国家动荡、风气日下的环境下，确实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卸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后，周学熙寓居青岛。他是青岛本埠民族实业的拓荒者。1914年即买下德人所办德华缫丝厂，准备开办华新企业在全国的第二家纱厂，后因日本侵占青岛而延迟。重启过程中，日本人为让日资内外棉纱厂占得先机，百般阻扰，致使华新纱厂1919年方得出纱。就这样，从起点上民族企业与日资企业就展开了较量，这是青岛早期纺织业的一幕图景。在日资围困之中艰难生存，周家保住了民族纺织业的生机。
纵观周学熙一生，其纵横政商两界，不仅仅是依赖自身务实的能力与个性，还因为他本身就是北洋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其父周馥在政商两界庞大的人脉几乎全数为周学熙接手并整合利用。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子，一个关系错综复杂而又相对封闭的贵族圈子：一群出身晚清官僚，身兼商人、文人和官僚身份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清末民初的政、商、学界。他们互相通婚，成为世交，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后来北洋政府的核心力量。
周氏后代：“学者云集，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
1947年8月，周学熙病逝，终年82岁。去世前，他曾题诗一首，警示子孙：“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
周家此后的命运，正是按照周学熙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有学问的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
周学熙三子周叔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开创现代佛学新境界，为现代三大佛学家之一，尤精唯识学、因明学与三论。虽皈依佛教，然并未出家。他曾出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建国后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
周叔迦佛学之路始于青岛，1931年，他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叶恭绰会于青岛，谈及青岛文化面貌，当时基督教与天主教已久存于青岛，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却不见于市内，感为憾事。况且340多年前，明末高僧憨山法师自五台山远来东海崂山寻那罗延，建海印寺。故此，两人决意联袂发起创设一所佛教寺院。
1934年，湛山寺开建，绵历十一年，终成一庄严佛宇。周叔迦偕兄弟周志辅、周志俊捐献了三部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同时，他还担任了青岛佛学会副会长，会址设在鱼山上的湛山精舍。
1936年，弘一法师来此讲律，进一步强化了湛山寺的佛学研究色彩。此处天台法席的开创，对现代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湛山派弟子广布海内外。
到了第四代，周家的学术性空前加强，而淡去了实业色彩，形成了一个显赫的教授群体，在文化、科技、教育诸领域享有声望的学者不下十几人。其中，身在北京的史学家周一良和身在美国的数学家周炜良堪称代表，一文一理，辉映中西。
周一良曾经著文追述：“我于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而曾字太初，后废不用。”
在后来的回溯中，青岛作为诞生地的形象无数次闪现在他的视野中，单纯而丰富。青岛开启了一个文化家族的新生希望，因此所有关于家族与城市关系的思考都变得清晰了。在谈到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敦煌文献及佛教领域的学术成就时，季羡林如是说：“多所创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
2001年10月23日，周一良在北京谢世，享年88岁。作为人生旅程的起点，他铭感不忘青岛，晚年所著《钻石婚杂忆》和《毕竟是书生》等书中，追忆岁月，一往情深，那句：“我1913年1月19日出生在青岛”，是这种悠远记忆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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