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1901—1968） 中国社会学家。生于安徽歙县；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开展城市经济调查。1935年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1947年返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52年后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历经磨难后于1968年去世，1980年平反；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代表人物；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
　　吴景超先生（1901—1968），字北海，著名社会学家，安徽歙县人。
　　1914年就读于金陵中学，次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求学于明尼苏达大学，1925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硕士学位(1926)、博士学位(1928)；获博士学位当年即回国，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193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任教清华大学期间，与孙本文、许仕廉、吴泽霖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社”，于1936年学社第五届年会时当选为理事长。
　　1935年随翁文灏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参事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后出任行政院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质管理局主任秘书即秘书长，以自己的学术专长，贡献于抗日战争。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重返清华园任教。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撤消社会学专业，各院校社会学系也随即撤消，先生调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历经磨难。
　　1968年5月7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遗体火化后，骨灰由其一位堂弟带回故乡安葬，先生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主要著作有《社会组织》（1929）、《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的生物基础》（1931）、《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6)、《劫后灾黎》(1947)。
　　1957年,吴景超被错划为社会学界著名右派(1)。吴景超在其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理论。
　　他根据人口密度和职业两个标准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4种，认为中国属于第四种国家，出路在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改良生产技术；实行公平分配；节制人口，并提倡“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他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还探讨了理想都市等问题。
　　吴景超是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代表人物。他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他在《都市社会学》一书中，阐明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明确界定"都市区域"与"都市的区域"两个概念的不同，认为都市区域不但包括都市的本身，还包括都市以外的附庸，而都市的区域主要指都市本身的情形。他还进一步探讨了理想都市等问题。
　　注1: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最著名的大右派有:陈达、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按年龄大小排名),吴门三大右派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分别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大师。
　　吴景超（1901—1968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安徽歙县人。主要从事都市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研究。
　　1915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28年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教授社会学原理及都市社会学。
　　1928年组织成立东南社会学会。
　　1930年组织成立中国社会学社，历任理事、副理事。
　　1931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
　　194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井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1952年在中央财经学院任教。
　　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1957年被华为右派分子。
　　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去世，终年67岁。死后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携返故乡歙县安葬。
　　1980年10月17日获平反，他的学术著作至今没有重新出版。
　　吴景超1928年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原理及都市社会学课程，著有《都市社会学》一书。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批社会学者从国外学成归国。他们认为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和处理中国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他们鼓吹在中国的大学里设置社会学系，多开社会学课程；组织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成立社会学会——吴景超就是当时的倡导者之一。
　　他曾会同孙本文、吴泽霖、潘光旦、杨开道、言心哲、李剑华、柯象峰、许仕廉、陈达、吴文藻等学者先后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社”和“中国社会学会”，并出版专业性的社会学杂志。1931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第一届理事只有九人（孙本文、许仕廉、吴景超、吴泽霖、陈达、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钱振亚）孙本文为理事长，许仕廉为副理事长，吴景超为书记。当时中国社会学社每年开大会一次，分别在南京、上海或北平举行。第五届年会时吴景超为理事长。
　　吴景超在第一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是《对于研究人类遗传的批评》。吴景超早年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他关于都市社会学的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人街的。在这方面，吴景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
　　吴景超所写的《都市社会学》一书，曾受到孙本文这样的评价：“我国关于此方面著作，经吴景超氏的都市社会学为最早。此书系拙编社会学丛书之一，于民国十八年八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全书四章八十四页，虽篇幅不长，而内容极简明扼要。”孙本文认为，吴景超的这本书有两个特长。第一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他开宗名义，就说明都市区域的概念，以及都市与附庸沟通的现象。使学者了解都市的存在与发展，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本身与其附庸区域交相作用的结果。又其讨论都市内部的生活，时时注意环境与行为的关系。第二、注意研究方法。他以为研究都市，不是空谈，而必须从实际研究下手。所以他举出地图记载，与发展史的调查，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欲使学者了解都市问题的解决，与理想的都市的实现，须从切实研究下手。孙本文说：“此可以知道吴氏此书的内容要点。吴氏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Robert E•Park）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这书多少含有芝加哥学派的意味。”
　　吴景超早年的学术工作，重点集中在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上，由此他也特别注意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在美国时曾多次和胡适谈到过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佃农等问题，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以前在北平时，我曾写过好几篇文章在独立发表，提倡耕者有其田。近来思之，此并未抓到痒处。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在农场太小（平均廿二亩，约英亩三亩半）在此处种小农场上，无论自耕或佃耕，对于生活程度均无法有显著的改良。解决农民问题，应从别处着手。”在给胡适的另一信中，吴景超为胡适详细解释了中国的佃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以上所举的例，可以说明中国的社会中，颇有保护佃农利益的办法，惜手边没有土地法，不知现在法律，对于永佃权是如何处置了。”吴景超早年的学术工作，思考的都是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正是因为他学术研究的这个特点，胡适非常看重他。1936年1月26日，胡适在给翁文灏、蒋廷黻和吴景超的信中曾说：“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三十年代中期，曾出现过短暂的“好人政府”，据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翁文灏出长行政院长时，“还有两三位秘书或参事遴选自大学教授中，这主要是在翁文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期间来的。一位是吴景超，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另一位叫张锐，是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市政的专家，当时是南开大学教授。”
　　吴景超独特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理解和分析，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的理解、对于中国农村土地、租佃及人口问题的判断与解释，现在看来是较为准确和深刻的。1935年，吴景超写过一篇《阶级论》。21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认为：“我们所谓公平的社会，是不消灭阶级制度，也可以达到的。这种看法，在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眼光里，一定以为是错误的。他们的目标是废除阶级制度，照他们的见解，理想社会里，是没有阶级的。”吴景超这里主要批判的是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通过对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英美德法等国的经济和工业状况的统计分析，认为“在平日，无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够痛苦了，在不景气的时期里，痛苦一定要加深，这种时期，便是产生革命的时期。这种说法，从历史的观点看去，显然是不对的。”吴景超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社会，只有实现的可能，而无实现的必然。”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评价是：“就是资本主义，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也时时在那儿修正，矫正一切大家公认的缺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失业，灾难，国际冲突，分配不均等等毛病，资本主义者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也早在那儿想办法。有的毛病，已经矫正过来了，有的还在矫正的过程中。假如新资本主义真能做到‘改过归善’这一点，那么社会主义者对于现状的攻击，将失所作凭借，而社会主义者的政策，也难吸引大众的同情了。”吴景超说：“我们当然知道，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者，也把理想的社会，分做两期实现，第一期内，工人的报酬，是看他的成绩，第二期内，工人的报酬，是看他的需要。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留在将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察人类无穷的欲望，同时再顾到地球上有限的物质，就知道‘各取所需’真是一乌托邦的理想，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类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的。”从吴景超在他文章中所引述的文献看，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著作都下过很大的功夫，非常熟悉。在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像吴景超、吴恩裕等学者，他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了解，从学术的角度观察，是非常深入的。
　　四十年代末期，是吴景超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他又重回清华社会学系执教。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参预了代表四十年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和学术顾问的《新路》杂志的工作。我把这一时期前后，吴景超在《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及他为《大公报》等所写的文章，都归入《新路》时期的学术生涯。
　　四十年代末，较能集中反映当时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言论，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是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当时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学术来评价，可能他们当年的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
　　吴景超五十年代的学术工作，与他早年的学术研究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他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是他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些看法，但这样的学术研究，也没有超出他早在二三十年代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的转换过程中，吴景超选择了他同时代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道路，留下来期待为新中国服务。吴景超曾对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清华校友说：“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
　　吴景超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转变是发生较快的，在他当年的朋友当中，像周炳琳就没有他那样迅速，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来判断，他对于新时代的顺应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1951年，吴景超参加了土地改革，对于这样的经历，他是这样认识的：“在土地改革参观回来以后，我再把解放前我所写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取出一看，使人感到非常的惭愧与不安。解放前我对于土地问题看法的基本错误有两点：第一、我采取了超阶级的观点，既要照顾农民，又要照顾地主。第二、我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观点，以为阶级利益的问题，可以用和平妥协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必用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吴景超觉得，土地改革的教育，加深了他对抗美援朝的认识。他说：“在解放以前，我对于美国是有过幻想的。我在过去数十年来，曾写过一些文章，鼓吹中国需要工业化；但我当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对于自力更生的本领，发生怀疑。我研究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见除苏联以外，其余的国家，包括英美在内，都曾利用过外资来发展工业。我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利用外资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没有重视苏联的经验，从苏联的经验中，得到自力更生的教训。我还幻想美帝可以用他们多余的物质，来帮助我们进行工业化。我应当指出，这些幻想，在解放之后，由于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民经逐渐消灭了，但只是在参加土地改革之后，这个幻想才得到致命的打击。”五十年代初期，在发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前，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景超等，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
　　1951年，翁文灏取道法国回到了中国，作为翁文灏当年的部下，吴景超在翁文灏最初回国的日子里，帮助翁文灏做过一些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告诉翁文灏如何来适应新的时代。
　　1955年吴景超写了《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这是吴景超在1949年以后所写的较有份量的一篇文章。文章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吴景超早年对梁漱溟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吴景超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耕地面积较少，农场不大。他的主要思路是让农村走工业化的道路，让农村向都市化转变。那时，吴景超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评价只是学术上的。而现在这篇文章，吴景超对梁漱溟的批判就完全是政治上的了。这样的文章在吴景超的学术生涯当中，是很大的败笔。吴景超早年的学术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他四九年以前的文章，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非常注意欧美现代学术研究的动向，他的学术文章很注重统计和史料的运用，他是从不说没有根据的话的。在早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也经常和他的同行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断地发生学术争论，但吴景超那时的争论文章也是非常有风度的，从来没有盛气凌人。他早年在学术文章中特别喜欢运用欧美最新的学术研究资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已成为的风格。但到了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吴景超的写作风格完全变化了。这是一篇完全不讲理的文章，断章取义，缺乏逻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还顺便对胡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梁漱溟的一些看法与“胡适的主张如出一辙”，说梁漱溟引胡适为同调。其实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梁漱溟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从思想观点来说是相差较大的，真正和胡适思想一致的倒是吴景超。但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中，吴景超早年的学术气质和风格已荡然无存了。他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写了《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一文，吴景超和他同时代许多知名大学教授一样，违心地对胡适进行了泼污式的水批判，文章可能都是在政治压力之下所写的，吴景超说：“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吴景超在他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一改他早年喜引欧美学者学术观点的习惯，他批判梁漱溟，从头到尾引述了如下人物的著作：《毛泽东选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参考文件》等等。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1949年以后，那些可以和过去简单告别，完全和新时代妥协的学者，多数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倒是那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学者，妥协起来就比较难，梁漱溟和陈寅恪是比较典型的，这其中有思想的因素，可能也有年龄和人格的因素，当时年龄较轻的学者更容易和新时代达成平衡。
　　这一时期，吴景超的另外一篇文章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速度问题》，文章中全部都是引述的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经济学家古比雪夫和《联共（布）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及《人民日报》等书中的材料。
　　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了吴景超的一篇文章《从深入生活中提高自己》。这是吴景超的一篇学习体会。从中可以看出反右以前吴景超的思想状态。从这篇文章说明，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改造，凭空构造的知识分子“原罪论”的观点，此时已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生了作用。五十年代，极端夸大工农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作用，其基本的思路就是要打掉知识分子的尊严，特别是人格尊严，所以要特别贬低他们在思想和理论上的贡献。
　　吴景超在文章中说：“党对于改造知识分子，是采取了多种多样方式的，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给知识分子以各种机会与实际生活接触，从接触中使知识分子改造自己。拿我个人来说，1950年我曾参加过湖南锡矿山的劳动保护调查，1951——1952年，我曾在西安及南宁两处参观及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5年我曾花了一个月的工夫，在山西视察工厂生产及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在每一次的实际工作中，我都解决了若干思想上的问题，在感情上由逐渐与劳动群众一直到近来便有打成一片之感。这对于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1956年11月号《新建设》杂志还发表了吴景超一篇《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积累与消费》，这是纯粹的应景文章。
　　1956年7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势下，吴景超开始有限度地恢复他当年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吴景超文集
　　1956年7月号《学习》杂志在“百家争鸣笔谈”的栏目下，发表了吴景超的文章《“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吴景超虽然说话非常谨慎，但他还是委婉地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他说：“在我们的专业中，把我们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就是‘百家争鸣’这一政策所要求于我们的。因此，我们不能再‘噤若寒蝉’，那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责任感；也不要抱‘一鸣惊人’的想法，那是庸俗的名位思想在作祟。我们争鸣的动力，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出于衷心拥护我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政策。既然如此，‘争鸣’的‘百家’，就应当欢迎批评与和我批评。在我们的社会里，批评不应当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观点出发，受批评的人也不应当把批评和个人的面子联系在一起来考虑。批评是与人为善；自我批评就是改正错误，提高认识，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了这种认识，就可以在‘争鸣’的过程中，避免无谓的人事纠纷，而使我们共同的事业，能够迅速地走向胜利。”
　　1957年1期《新建设》杂志在“一得之见”栏目下又发表了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这是吴景超在1957年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本来也是非常有节制地对1949年以后取消社会学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起因是1956年，吴景超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费多塞也夫的一篇介绍苏联社会学命运的文章。不久吴景超和潘光旦、严景耀、雷洁琼又和参加过当时国际社会学第三次会议的波兰科学院的奥尔格尔德•魏得志有过一次谈话。吴景超说：“这一切，使我想到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吴景超那时说话已经非常有分寸感，他是在先有了“资产阶级的学者，以社会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抗”的前提下，在说完“整个地说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以后，才说了：“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吴景超说：“旧社会学还有其它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与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它学院有关各系之内。开设这些课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课本，讲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吴景超的这篇文章非常客气，也非常小心，但就是这样，他还是让人抓到了把柄，成了著名的右派。当时在本期《新建设》杂志“一得之见”栏目下共发表了三篇文章，另外两篇是张岱年的《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李长之的《文章长短论》，这三个人在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
　　1957年3期《新建设》杂志发表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文。在文章中吴景超再一次得出了：“中国必须实行节育，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因而降低人口的自然加增率”。同时吴景超还对当时把主张节育认为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答辩。
　　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邀请在北京的部分社会学家，就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座谈。
　　1957年7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了座谈会纪录摘要。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过言的人，后来差不多都成了右派。他们是陈达、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吴文藻、林耀华、袁方、张之毅、胡庆钧、全慰天、王康、王庆成、张绪生、沈家驹等二十余人。吴景超的发言题目是《一些可以研究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发言很简短，基本是重复他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中的观点。在这次发言中，他还特别提出了像“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过去中国也没有搞过，我看将来也可以搞搞。”的建议。
　　1949年以后，吴景超本来在学术研究上已消失了以往的锐气。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非常谨慎地说了几句话，但从此基本上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在随后到来的反右派运动中，吴景超成了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代表。虽然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检讨，48但他个人的命运已无法改变。
　　1957年9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孙定国的长文《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吴景超是其中的主要批判对象。
　　1957年10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关锋的《“不通”和阴谋——斥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关锋认为吴景超的文章是“章罗反动联盟的大将们，公开谈‘恢复’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的第一篇文章”。
　　1957年11月号的《新建设》杂志又发表邓初民的长文《从阶级观点剖析右派分子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政治阴谋》，在文章中，吴景超也是重要的批判对象之一。
　　1958年6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刘炯忠的文章《驳斥吴景超关于旧中国贫穷问题的荒谬观点》。这篇文章集中批判了吴景超早年的社会学观点，特别是吴景超早年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五十年代对吴景超社会学观点的批判，现在看来都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在那样的时代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先认定了批判对象在政治上成为敌人，在学术上就更没有说话的余地的前提下写出来的，因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蛮不讲理的。
　　1958年9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一心《驳斥吴景超关于国家的荒谬观点》。这篇文章从国家的概念、起源、职能、类型和形式等方面，对吴景超早年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文章是以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强调一切以阶级为观察社会事物的方法，文章认为吴景超早年错误的学术观点，现在看来，正是吴景超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地方。当时批判吴景超的重要文章还有许征帆的《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一文。
　　据说，划吴景超为“右派”的理由，包括：（一）民盟盟员；（二）鼓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三）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四）提倡大学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言论。从此吴先生便不许再事教书。随着降级、减薪、思想检讨、自我批评、思想改造、集体学习等种种责罚，纷至沓来。其最富于讽刺意味的，即派遣景超先生再渡到社会主义学院去重新学习。吴先生从德文、俄文所研习到原始的马列学说，均被弃如敝屣，认为是误解，却要再从不通外文的土共去学习‘逾淮之橘’。只有在这种反常的、一片如痴如狂的情形下，才能使人充分理解到当年屈子在行吟泽畔所哀诉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沉重心情。”“这时吴先生因不准教书，仍希望能对文化科学，有所贡献，遂利用外文知识，从事翻译工作。几年间，他翻译了大量教材论文及讲稿，经他翻译出来的作品，当然都达到了极高的信、达、雅水准。一九六零年后，吴先生变成了‘摘帽右派’这个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泡制出来 的怪诞头衔。这时吴先生虽迭遭迫害，饱受冲击，仍然坚持作全面调查，想为中国的富强尽力。就是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他仍然写过《搞活区域经济》的文章，提交政协讨论。总之，由于景超先生高尚的节操，纯洁的情绪，凡是对社会国家有利之事，总是想以全神贯注，不计得失利害。”
　　吴景超一生的学术道路，以他早年在清华和国民政府时期最为顺利。
　　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在大陆，结果使他在学术上没有再出现曾经有过的辉煌。在吴景超那一代学者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很快能与新政权达成平衡并真诚地试图放弃自己早年思想和学术精神的人，反而受到的伤害最重。
　　像吴景超、费孝通、储安平、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钱端升等等，他们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新时代的到来充满幻想，他们在一夜之间似乎就放弃了自己整个人生的信念，最终产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李树青曾感慨地说：“这也算是树大招风，盛名之累罢。”51与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判断相比起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在多大程度上已内化为他们的人格力量，这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去世，终年67岁。死后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携返故乡歙县安葬，一代知名学者，在绝望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1980年10月17日才获平反。
　　吴景超的学术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
　　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开端，在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时代为他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首创者之一，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就敏锐地选择了一种虽然刚刚创立但却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