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1574－1646），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汉族，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的作品比较强调感情和行为，最有名的作品为《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蒙初（1644），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阮大钺、王思任（1646），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熊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磷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还以七十高龄，奔走反清，他除了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冯梦龙还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兵南下，他进行抗清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清顺治三年（1646）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闽剧作品《冯梦龙断案》。
　　戏曲整理及其他冯梦龙作为戏曲家，主要活动是更定传奇，修订词谱，以及在戏曲创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张。至于冯梦龙创作的传奇作品，传世的只有《双雄记》和《万事足》两种，虽能守曲律，时出俊语，宜于演出，但所写之事，缺少现实意义。冯梦龙之所以重视更定和修谱工作，在于他看到当时传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画葫芦，传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现象严重。为了纠正这种弊端，使之振兴，于是主张修订词谱，制订曲律，以期“悬完谱以俟当代之真才”(同前)。同时提出“词学三法”，强调调、韵、词三者不应偏废。在冯梦龙看来，一部优秀剧作，应该情真意新，韵严调协，词藻明白，文采斐然，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冯梦龙正是在这种主张驱使之下，从事传奇更定工作的。冯梦龙更定的作品达数十种之多，现可考者有17种，其中颇有不少名作，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梦》，袁晋的《西楼记》，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和《永团圆》，《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过程中，冯梦龙强调关目的真实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对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节为主脑，突出岳飞忠君爱国和将士人民对他的爱戴。他还注重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使之生动鲜明。以更好地发挥“传奇之衮钺”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给各种人物以不同的个性特征，“虽妇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酒家□序》）。对于音律，见原作落调失韵处，冯梦龙也总是按谱加以修改，以便于演唱。他要更定汤显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认为这部具有无限才情的杰作，只是“案头之书，非当场之谱”（《风流梦小引》），冯梦龙更定的《牡丹亭》，与汤显祖原著的意趣，虽有所差异，但也的确使之便于用昆腔演唱。
　　《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著名昆曲剧目，便有采用冯梦龙定本的地方。冯梦龙更定传奇的工作，对于纠正创作脱离舞台的案头化偏向，繁荣明末戏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冯梦龙也有不少精湛之论。他在《双雄记序》中提出，“歌者”必须识别调的宫商，音的清浊，不能“弄声随意”、“唇舌齿喉之无辨”。在更定传奇的眉评中，也时时“提示”演员，何处是“精神结穴”处，戏要做足；何曲演时不宜删略。要求演员应认真领会角色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以及其所处的艺术环境，演出神情和个性来。这表明冯梦龙在有意地探讨表演艺术的规律，并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总结。
　　冯梦龙的散曲集《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均已失传。从残存的数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极摹别恨”之作。他的诗以通俗平易见长，虽不成诗家，但亦有可观之作。如在知县任上写的《催科》，其中便有“带青□早稻，垂白鬻孤孙”之句。正如钟惺所评：“下句更惨。二语出催科吏之口中，亦无可奈何之极矣。”（《明诗归》卷七）
　　此外，冯梦龙还曾参与校对精刻《水浒全传》，评纂《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并有笑话集、政论文等十余种传世，还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经指月》。
　　明代文学是以小说，戏曲和民间歌曲的繁荣为特色的。小说、戏曲方面，颇有一些大作家，但在小说、戏曲、民间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有明一代唯冯梦龙一人而已。
　　冯梦龙勤于著作，作品总数超过五十种。
　　他六十一岁被任命为福建寿宁县的知县，在任四年，颇有政绩，曾编过当地的方志《寿宁待志》。
　　到明末天下大乱，清兵入关，冯梦龙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从南下避兵祸的难民中收集材料，写成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两部保存了珍贵历史资料的书。
　　同时，冯梦龙也是通俗文学的全才，在民歌、戏曲、小说都有撰作，下面略作介绍：
　　1．话本•小说类（短篇小说）：《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
　　2．话本•将史类（长篇历史演义）：《有夏至传》、《东周列国志》、《两汉至传》、《平妖传》、《新列国志》、《盘古至唐虞传》
　　3．民歌类：《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夹竹桃顶真千家诗》
　　4．笔记小品类：《智囊》、《古今谈概》、《情史》、《笑府》、《燕居笔记》
　　5．戏曲类：撰作的有传奇《双雄记》、《万事足》二种；改订的则有《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梦磊记》、《洒雪堂》、《西楼楚江情》、《三会亲风流梦》、《邯郸记》、《人兽关》、《永团圆》、《一棒雪》、《占花魁》、《双丸记》、《杀狗记》、《三报恩》等
　　6．散曲，诗集，曲谱类：《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均已失传，《太霞新奏》、《最娱情》、《墨憨斋传奇定本》等
　　7．时事类：《王阳明出生靖难录》、《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
　　8．应举类：《春秋衡库》、《麟经指月》、《春秋别本大全》、《四书指月》、《春秋定旨参新》
　　9．其他：《寿宁县志》、《折梅笺》、《楚辞句解评林》、《牌经》、《马吊脚例》等
　　《冯梦龙集》卷一经学编（包括属于史部的《纲鉴统一》发凡，因文体相同），反映了冯氏的学识经历；
　　第二史志编，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卷三至卷六，分别阐述了冯梦龙对小说、笔记、民歌和戏曲等民间俗文学的见解和主张；
　　卷七遗诗编大都是即兴之作，表达了他对农民疾苦和妇女遭遇的同情，也有对一些人事的感言；
　　卷八逸事编是有关他生与、创作的遗闻轶事，是编者搜辑的，内中亦包括他的一 些佚文。
　　另外，卷前辑存有志方志记载、函牍文档、时文题咏等有关冯梦龙生平的原始资料；卷末附录冯梦龙的著述书目和冯梦龙的家庭材料，都是有所用而选录的。每则诗文后都有按语，一是注明出处，二起解题作用，三为介绍交游人物，也算是笺注吧。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富贵无根本，尽从勤中得。
　　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已；腹心相结者，谓之知心。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
　　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
　　冯梦龙编选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这三部小说集相继辑成并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三言”各40篇，共120篇，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拟话本。“三言”中较多地涉及到市民阶层的经济活动，表现了小生产者之间的友谊；也有一些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现恋爱婚姻的占很大比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拟话本的代表作。总之，明代拟话本较多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感情意识和道德观念，具有市民文学色彩。它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艺术上，“三言”比宋元话本有了很大进步。它与宋元话本一样，具有情节曲折的特点，但它的篇幅加长了，主题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更丰富，内心刻画上也更细腻。但是，“三言”语言不若话本生动，矛盾冲突也淡化了。
　　冯梦龙在小说、戏曲、文艺理论上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智囊》《古今谈概》《情史》三部书，可谓冯梦龙在“三言”之外的又一个“三部曲”系列的小说类书。《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谈概》之旨在“疗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达了冯梦龙对世事的关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会政治特色 和实用价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叙》中说：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总结“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智囊》初编成于明天启六年（1625），这年冯梦龙已届天命之年，还正在各地以做馆塾先生过活，兼为书商编书以解无米之炊。此时也是奸党魏忠贤在朝中掌权，提督特务机关东厂，大兴冤狱，正红得发紫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冯梦龙编纂这部政治色彩极浓，并且许多篇章直斥阉党掌权之弊的类书，不能不令人对冯氏大智大勇的胆识表示敬佩。以后此书又经冯梦龙增补，重刊时改名《智囊补》，其他刊本也称《智囊全集》《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内容上均同《智囊补》。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1238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历代政治故事表达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明察勤政的为官态度；《胆智》《术智》《捷智》编选的是各种治理政务手段的故事；《语智》收辩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闺智》专辑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智》收各种黠狡小技以至于种种骗术。冯梦龙在《杂智部总叙》中说：“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点明了这些杂智故事的认识价值。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机智。这些故事汇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书中涉及的典籍几乎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笔记、野史，使这部关于智慧和计谋的类书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校勘价值。书中的一千多则故事，多数信而有征，查而有据，真实生动，对我们今天学习历史，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书中专辑《闺智》一部，记叙了许多有才智、有勇谋、有远见卓识的妇女，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使此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书中各部类之前的总叙、分叙，各篇之后的评语，文中的夹批，均由冯梦龙撰写。这些地方是冯氏政治态度、人生见解、爱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是研究冯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间系以评语，佻薄殊甚。” 这一站在封建正统道德一边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不过书中确实有一些迷信观念，对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有一些诬蔑之词，这些落后的东西今天并不难识别，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们这次校译所用的底本名《增广智囊补》，题为冯梦龙重辑，张明粥、沈几、张我城同阅。虽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虏”等字，如卷三《薛简肃》中的“虏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证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离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冯子曰：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举大则细可见，斯《智囊》所为述也。或难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顽嚣；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陈蔡；西邻之子，六艺娴习，怀璞不售，鹑衣彀食，东邻之子，纥字未识，坐享素封，仆从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冯子笑曰：子不见夫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绳以入，畚以出，其平地获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见，则变也。有种世衡者，屑石出泉，润及万家。是故愚人见石，智者见泉，变能穷智，智复不穷于变。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廪、泥于井、俘于陈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窥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则诚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子何取焉？冯子曰：不不！错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谈兵，人主动色，迨七国事起，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一为不智，谗兴身灭。虽然，错愚于卫身，而智于筹国，故身死数千年，人犹痛之，列于名臣。（左车右免）斗宵之流，卫身偏智，筹国偏愚，以此较彼，谁妍谁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错，有樗里子焉；后乎错，有鲁匡、支谦、杜预、桓范、王俭焉；其在皇明，杨文襄公并擅此号。数君子者，迹不一轨，亦多有成功竖勋、身荣道泰。子舍其利而惩其害，是犹睹一人之溺，而废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将令人学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纸上乎？冯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井涧之用，与江河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锸，庶于应世有廖尔。或又曰：仆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囊且秽矣，何以训世？冯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虽好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众水同归，岂其择流而受！或无以难，遂书其语于篇首。东吴之畸人也。
　　智囊自叙、智囊补自叙
　　　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余菰芦中老儒尔，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闻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续之？顾数年以来，闻见所触，苟邻于智，未尝不存诸胸臆，以此补前辑所未备，庶几其可。虽然，岳忠武有言：“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鸣吠之长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故以羊悟马，前刻已庆其繁；执方疗疾，再补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说焉。唐太宗喜右军笔意，命书家分临兰亭本，各因其质，勿泥形模，而民间片纸只字，乃至搜括无遗。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犹未已。故致用虽贵乎神明，往迹何妨乎多识？兹补或亦海内明哲之所不弃，不止塞嗜痂者之请而已也。书成，值余将赴闽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库》诸书，盖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语为叙而之。
　　吴门冯梦龙题于松陵之舟中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又和“二拍（《初刻拍 案惊奇》和《 二 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合称“三言二拍”。（《喻世明言》初刻时名为《全像古今小说》，后来为了和三言之意，改名为《喻世明言》
　　冯梦龙的思想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如果要全面研究冯梦龙思想的来源，至少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思想；第二，明中叶以降东南沿海一带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第三，明代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就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的关系而言，对冯梦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李卓吾和王阳明。
　　《活见鬼》纳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 ，寓意人生中的鬼其实都是幻影，只有冷静，才能克服这些“鬼”。
　　"三言"及其他小说"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但已难以一一分辨清楚。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都程度不等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之民的生活。"三言"即表现了资本主义萌牙时期的新思想，又存留有消极、腐朽、庸俗的旧意识。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正是新兴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艺术表现方面，"三言"中的那些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正如《今古奇观序》中所称："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目。"这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三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的刊行，不仅使许多宋元旧篇免于湮没，而且推动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深远。
　　“三言”中每个短篇小说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拟话本约有七、八十篇。“三言”的内容很复杂，在那些优秀的拟话本中，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拟话本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杜十娘。她是京城的“教坊名姬”，为了摆脱非人的境遇，她迫切要求“从良”。当她一旦相信李甲的爱情后，便与贪酷的鸨母展开了种种斗争，终于凭借自己的机智，跳出了火坑。但在她和李甲一起回家的途中，李甲竟在金钱引诱和个人利害考虑下，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十娘愤恨填鹰，在痛骂李甲之后，就抱持宝匣，投身于滚滚波涛之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控诉了这个罪恶的社会，维持了她对爱情的理想。小说写十娘投江之后，旁观的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反映了人民对这些纨绔子弟和市侩的憎恨；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鲜明爱憎。《卖油郎独占花魁》是一篇富有时代特色的爱情作品。小说写卖油郎秦重被花魁娘子莘瑶琴的美丽所吸引。他凭自己辛苦经营积蓄起来的一笔钱想去亲近她。莘瑶琴起初因为他不是“有名称的子弟”，“甚是不悦”。由于秦重对她格外体贴、诚恳，她才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但等级地位观念，又使她不愿立刻向秦重倾吐衷情。直到她受到吴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后，才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终于向秦重提出了“我要嫁你”的要求，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小商人已作为正面人物被作者加以大力肯定和歌颂，并通过生动的情节，宣扬了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可贵的不是金钱、门弟、等级；而是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这正是市民思想进步性的表现。此外，《王娇鸾百年长恨》描写贵族小姐王娇鸾和负心汉周廷章之间的动人的爱情悲剧；《玉堂春落难逢夫》，通过妓女玉堂春和贵族公子王景隆之间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下层妇女被人摧残的悲惨境遇；《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赞扬了刘宜春对宋金的坚贞不渝的爱情；《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批判了莫稽的富贵易妻；都是影响较大的作品。
　　(二)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内容斗争，表现了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愤怒谴责。明中叶后，封建统治阶级更趋腐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更为激烈，这是产生这些作品的现实土壤。《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直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忠奸斗争的作品。小说写忠言直谏、嫉恶如仇的沈链和权奸严嵩父子及其党羽之间的斗争，基本情节都有史实依据。小说热情地歌颂了支援沈莲父子斗争的贾石和冯主事，又塑造了沈小霞妾闻淑英的形象，她是个有见识、有才干的妇女，在危难中协助丈夫机智地逃出了解差的手掌。《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写浚县知县汪岑陷害士绅卢柟，揭示了封建官僚阴险残酷的本相。《灌园叟晚逢仙女》写一个庄稼汉出身名秋先的老者，酷爱栽花种果。他有满园的奇花异草，人都叫他花痴。恶霸张委想霸占这座花园，初说买，进而要他送，并趁着酒性，任意折损花木，践踏花圃。后在花神的帮助下，使落花返枝，更增鲜妍。张委就此诬告他为妖人，形成冤狱。最后又仰仗花神的力量，惩治了恶霸，救出了秋先。作品反映的虽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却极为深刻。小说中出现的浪漫主义情节，正是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意志。
　　(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的行为。这类作品的大批出现，说明了当时政治的黑暗，社会风气的恶劣；也反映了中叶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友谊”的内容，虽然还不能算是新的东西；但体现这种“友谊”的主人公并不局限于封建文人，出现了手工业者，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施润泽滩阙遇友》就是写两个小手工业者之间友谊的作品。嘉靖年间盛泽镇“开张绸机”的施复，在卖绸回来的路上，拾到六两多银子，他起先满心欢喜，算“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算到七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但转念想道：“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么紧，落得将来受用。……傥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作为一个小手工业者的施复毕竟不同于那些贪婪无厌的剥削者，当他想到可能给失主带来的严重后果时，毅然地把银子退回了失主。失主朱恩也是个以“蚕桑为业”的小手工业者，对施复这种行动不能不感激万分。后来施复养蚕缺桑叶，至洞庭山去买，在滩阙地方无意遇上了朱恩。朱恩为报答他的友谊，盛情款待了他，并以桑叶接济他，还使他免于覆舟的危险。小说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歌颂这两个小手工业者之间的友谊，在文学作品中，还是个新的内容。揭露、批判朋友间的忘恩负义比较深刻的有《桂员外穷途忏悔》。小说写桂富五(即后来的桂员外)做买卖失利，在债主的威迫下，想投水自尽。朋友施济出资相救，得免危难，后桂富五发迹暴富，而施济去世，寡妻严氏携幼儿求救于桂员外，却得到了冷遇和奚落。严氏因而怄气而死。作者痛恨桂员外的忘恩负义，最后让他全家变狗以示惩罚。此外，《吴保安弃家赎友》，写吴保安与郭仲翔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三言”中的拟话本在艺术上仍保持不少话本的特色。但它是文人创作，主要供案头阅读的，因而又有自己的特点。比起话本来，它们的篇幅大大加长了，主题思想比较集中，情节也更为曲折，尤其在人情世态的描绘上比话本丰富了许多。这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廷秀逃生救父》、《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作品中表现得很突出。而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上，也更趋于丰富、细腻。《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秦重服侍酒后的莘瑶琴那段描写，就是很典型的。作者在瑶琴酒醉归来，不睬秦重的情况下，先写秦重向丫环要了一壶热茶，把阑干上一床大红纻丝的绵被，轻轻取下，盖在美娘(瑶琴)身上，并“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作者紧跟着又写美娘呕吐，秦重怕污了被祸，就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她嘴上。在美娘吐毕后，又写他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在上述一连串细节描写中，把秦重对莘瑶琴的爱怜、尊重以及他当时那种又惊又喜，战战兢兢的复杂心情，表现得非常的饱满、酣畅。又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写十娘见李甲由孙富处回来，郁郁不乐，她就“抱持公子于怀间，软言抚慰”。当李甲说出他与孙富的卑劣筹划时，作者写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作者在这样细节描写里，把十娘遭到突然打击后的那种难以抑止的悲愤以及对李甲的决绝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拟话本艺术上也有不少缺点。小说中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如话本的直接尖锐，语言上文言成分增多了，虽然比较洗炼、流畅，但没有话本的鲜明、生动。
　　“三言二拍”这两套书在中国的遭遇是很奇特的。直到本世纪二十年初鲁迅撰写《史略》时，还不能看到《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谨知其序目”，国内只有《醒世恒言》一种，反而在日本藏有比较完整的版本。
　　至于“二拍”，因为在清朝被视为“淫词小说”屡遭禁毁，至到清中叶《二刻》已经不大流传。在道光、同治年间浙江、江苏颁布禁止淫词小说的命令时，其所开的书单都只有《初刻》而没有《二刻》，那是因为到此时《二刻》已不大为人所知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也不容易找个全本来看。此外，大约在“二拍”面世五年后的崇桢十年（ 1637 年），出现了《今古奇观》这本书。它选录了“三言”的二十九篇和“二拍”的十一篇作品。其中选入的都是两书精华，有了《今古奇观》，看“三言二拍”的人就少了。所以王古鲁在《二刻拍案惊奇》排印本卷首的《本书的介绍》中说：
　　记得四十年前（本文写于 1956 年），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要想读一点所谓通俗短篇小说，除了一部《今古奇观》而外，简直没有其它可读的了。后来陆续在国内，在日本，发现了《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喻世明言》（二十四卷）、《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平山堂话本》、《雨窗》、《欹枕》集等等，丰富了研究话本系统小的演变资料。现在回忆了过去的情形，同时看到了过去想读而读不到的这类珍籍，陆续地被刊布了出来，对于一个曾经从事搜集过这类珍籍的我，是何等兴奋的事。
　　的确，这两种书是经过辗转的影印抄录，才全面和中国的读者见面的，其中王古鲁、孙楷第都作了重大的贡献，简单的说，二书的重要版本如下：
　　1．、《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史略》引书肆天许斋的告白说：“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可见“三言”的出版是早有计划的分为三部，每部收四十篇小说。《喻世明言》有藏日本尊经阁和内阁文库的天许斋刊本，又有藏大连图书馆的衍庆堂本。
　　2．、《警世通言》，初版本是天启甲子（ 1624 年）金陵兼善堂刊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另有三桂堂王振华覆明刊本，藏北京图书馆。
　　3．、《醒世恒言》有天启丁卯（ 1627 年）的金阊叶敬池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金阊叶敬溪刊本，藏大连图书馆；衍庆堂刊本，也是天启丁卯年版，藏北京图书馆。
　　4．、《初刻拍案惊奇》，初版在崇桢元年（ 1628 年），由尚有堂刊行，共四十卷，现存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法库。
　　5．、《二刻拍案惊奇》亦四十卷，其中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是从《初刻》移补进来的。卷四十的《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则是戏剧，所以实际只有三十八篇小说。本书写于崇桢五年（ 1632 年），仍由尚友堂刊行，现存的最佳版本是重印本，藏日本内阁文库。
　　当然，上述的资料仅供参考，今日我们不会轻易去找原版的“三言二拍”来看。因为在五十年代，“三言”已分别由许政扬、严敦易、顾学颉整理，原由文学古籍刊印社负责出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6 至 1958 年间出版， 1981 年重版。“二拍”由章培恒整理，王古鲁、章培恒注释，于 1982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这些版本都作了校勘并有注解，是研究和欣赏古代短篇白话小说最好的本子。
　　总之，冯梦龙的“三言”共一百二十篇，多来自“家藏古今通俗小说”（《古今小说序》），而凌溕初的“二拍”则是作者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拍案惊奇序》）。前者多为编选改订，后者则着力放创作。从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看，将小说由书场带到案头成为读物的功臣是冯梦龙；而将短篇小说由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转为作家个人创作的功臣则是凌溕初。二人对白话小说都有巨大的贡献。
　　综合冯梦龙的小说创作，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他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负的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有怀》评），又在《叙山歌》中说山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落实到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叙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说序》中就：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又在《醒世但言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所以冯梦龙希望借着这些通俗作品去达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突践，他解释 “三言”的命名：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
　　明白的昭示这套书的目的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
　　冯梦龙思想受明代哲学家李卓吾和王阳明影响很大。
　　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并与袁无涯一起增补、整理、刊行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在冯梦龙所编纂、评改的《情史》、《智囊》、《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著作中，大量引述了李贽的言论，且大多作了肯定的评价。李贽最为惊世骇俗的思想莫过于对孔子及其六经的蔑视和否定。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童心说》）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论语》、《孟子》、六经，决非万世之至论，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童心说》）李卓吾坚决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李卓吾以其思想家的胆识，凭借犀利的笔锋，剥掉了孔夫子神圣的外衣，解除了六经、《语》、《孟》经典的包装，显露出其庸常的一面。在冯梦龙的著作中，也有对孔子及其六经的嘲讽和否定。他在《广笑府序》中写道：“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提出了孔子道学杀人的主张，其激进程度不亚于李贽。在《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六《刘献之》条后，冯梦龙有评：“假使往圣不作六经，千载又谁知其少乎？”将六经视为可有可无典籍。李卓吾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系统阐述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并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李卓吾一样，冯梦龙也肯定妇女的才智，在《智囊》中，专辑《闺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闺智部?贤哲》总评曰：“谚云：‘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这和李贽的男女见识无长短之别的主张何其相似。
　　李卓吾的文学观对冯梦龙的影响更大。李贽最根本的文学主张是“童心说”，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在李卓吾看来，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李贽认为，真正出自“童心”的优秀作品是通俗文学，是戏曲小说。在《童心说》中，他推《西厢记》、《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冯梦龙认为文学是作家性情的表露，他说：“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太霞新奏序》）冯梦龙所说的“性情”，主要是指情感，他也常用“中情”、“至情”、“真情”。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推崇不亚于李贽。他说：“今虽委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叙山歌 》）并亲手搜集、整理了《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他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宇内四大奇书”。编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包括话本经典“三言”。
　　王阳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冯梦龙对其学说推崇备至，他在晚年创作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这样评价阳明心学：“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 生活在明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现实的污浊，并对此痛心疾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达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传习录》中）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希望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社会现状。冯梦龙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其丑恶的一面看得更为清楚。他在《醒世恒言叙》中写道：“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针对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现实，冯梦龙要用文学创作来唤醒世人。他说：“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醒世恒言叙》）冯梦龙的醒世思想和王阳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阳明用以救世的一剂良药就是“良知说”。“良知”是什么？王阳明作过各种解释。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传习录》中）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恶之心，孝悌恻隐之心，真诚恻怛之心，忠君爱国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它是先天赋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备的主观存在，“致良知”不过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保持良知不为私欲遮掩，自觉自愿地履行这些道德规范。冯梦龙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伦理观念。他说：“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叙》）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古今小说叙》）也就是说，小说也能起到六经的作用，可以教人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甚至比经书的教育作用更显著。与王阳明不同的是，冯梦龙更强调文学的情感作用，而他们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
　　在明代哲学史上，李卓吾和王阳明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李卓吾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反传统精神，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王阳明则是传统儒学的拥护者和继承人，直接因袭从孟子到陆九渊的哲学思想，站在维护明朝统治的立场上，进行新的架构和阐释。如此矛盾对立的两位思想家，为何都能为冯梦龙所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往往具有多重性。恩格斯在评价诗人歌德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冯梦龙是有启发意义的。冯梦龙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嘲笑孔夫子，贬斥六经；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兢兢业业治经，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经学著作。称赞孔圣人“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一方面，他肯定卓文君的自择私奔；另一方面，却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传，认为其清白胡可没也。这种矛盾现象正是冯梦龙接受尖锐对立的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基础。其次，冯梦龙接受李卓吾和王阳明是有阶段性的。大体上来说，可以冯梦龙崇祯三年中副榜贡生为界。他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卓吾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晚年则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思想趋于保守。冯梦龙的主要小说、戏曲、民歌几乎都是在天启七年以前编纂的，也就是说，冯梦龙作为一位通俗文学大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确立。他的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也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崇祯三年，他中了贡生，做了一任丹徒训导，后来迁升寿宁知县，因为政清廉，博得了循吏的美名。作为朝廷命官，他得为维护其统治服务，文武兼备的王阳明成为他崇拜、效法的对象，接受王阳明便在情理之中。再次，冯梦龙受李卓吾、王阳明的影响程度不同，受“李氏之学”的影响更大。冯梦龙是一位文学家，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方面。李卓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对小说、戏曲的评点，直接影响冯梦龙的文学活动。李卓吾的思想便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李卓吾自己便说过：“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王阳明先生道学钞》）事实上，李贽的一些精辟见解便受到阳明心学的启发，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李卓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先声。李卓吾的“童心说”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之间显然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至少在先天赋予、人人具备的真实存在这一点上如此。既然反道学的李卓吾也能从真道学王阳明处得到启发，那么后学冯梦龙能兼采“李氏之学”和阳明心学也就不难理解了。（本文系部分节选自傅承洲《明清文人话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三言二拍”的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 “三言二拍”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传播“三言二拍”的传播者。传教士大量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始于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1735年，竺赫德(亦译“迪哈尔德”)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亦称《中国详志》或《中国通志》)，书中载有法国耶稣会士殷宏绪法译明“话本”《三言》、《二拍》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恨仆告主》、《吕女郎还金完骨肉》，“三言”于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日本的冈田白驹、泽田一斋师徒二人从“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中选出部分作品译成日文，编成日本“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由抱瓮老人选编“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观》是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集。1893年，法国巴维尔译的《小说与故事》中，收了《灌园叟晚逢仙女》译本。当时，中国小说流行在欧洲的文坛。德国的著名诗人席勒读了《今古奇观》后惊讶不已，写信给歌德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这些权威人士对“三言二拍”的接受与认同对“三言二拍”在国外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只有他们先认同“三言二拍”，他们才会将“三言二拍”向西方受众传播，而且受众在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受众一般选择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他们在该国的权威性使西方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三言二拍”。
　　冯梦龙与侯慧卿
　　最是一生凄绝处
　　好象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妓女能象明末那样享有极大的殊荣，文人争相与之结交，千金买笑，引以为荣。有时很欣赏那时的妓女，在一个朝代更替之际，表现出比那些文人才子更大的勇气与才气。
　　据说柳如是当时要与钱谦益一起投水自尽。钱谦益下水试了几步，回头说水太凉，不死了！什么理由？怕死就明说，犯不着找这么荒谬的理由遗笑千年！
　　所以有时很佩服这样的女子。被卖入那等地方也是身不由己。但她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丝毫不比大家闺秀差。加之在那个环境中能与一些有识之士交往，比寻常女子更有见识。
　　相比于秦淮八艳，侯慧卿名不见经传。但就爱情方面，一点儿不逊于她们。虽然现存资料不多，但从冯梦龙的诗作中很能看出他对侯慧卿的用情之深。慧卿从良后，“子犹自失慧卿，遂绝青楼之好”。这用情就不是一般文人游戏之作可比，终是后悔啊：“早知这般冤债谁肯惹？”，至情的结果是多情反被无情恼，大病一场后，敌不过相思无可奈何，也不过是“单相思万万不值半文钱”。
　　不能娶意中人，就写大量的诗歌散曲来怀念。真真痴心人，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在《挂枝儿》卷二《感恩》篇附记：“余有忆侯慧卿诗三十首，末一章云：诗狂酒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冢上欲招魂。”
　　相思四季都尝遍
　　[其二]几番中热难轻舍，又收拾心狂计劣。譬说道昭君和番去，那汉官家也只索抛却。姻缘离合都是天判写，天若肯容人移借，便唱个诸天大喏。算天道无知，怎识得苦离别？
　　[三学士]忽地思量图苟且，少磨勒恁样豪侠，谩道书中自有千种粟，比着商人终是赊。将此情诉知贤姐姐，从别后我消瘦些。
　　[其二]这歇案的相思无了绝，怎当得大半世郁结。毕竟书中哪有颜如玉，我空向窗前读五年。将此情诉知贤姐姐，从别后你可也消瘦些？
　　冯梦龙没娶到侯慧卿，大概是经济原因吧。慧卿嫁做商人妇，终究有什么意思？到头来可会落得象《琵琶行》里那妇人的结局？
　　一年后的慧卿离去那日，梦龙又写下了《端二忆别》：“噫！年年有端二，岁岁无慧卿，何必人言愁，我始欲愁也？”
　　[愚林莺]蒲休剪，黍莫煎，这些时，不下咽。书斋强自闲消遣，偶阅本离骚传。吊屈原，天下可问，我偏要问天天。
　　[猫儿逐黄莺]巧妻村汉，多少苦埋怨！偏是才子佳人不两全，年年此日泪涟涟。好羞颜，单相思万万不值半文钱。
　　[尾声]知卿此际欢和怨，我自愁肠不耐煎，只怕来岁今朝更想颠。
　　一本相思帐
　　冯梦龙与妓女交往，收集了不少民歌。这些民歌都是些情歌，咋一看似曾相识，仿佛《红楼梦》中的云儿坐在跟前，不得不佩服曹雪芹！
　　这首《负心》就很能看出：
　　俏冤家，我待你是金和玉，你待我好一似土和泥。到如今中了旁人意，痴心人是我，负心人是你。也有人说我也，也有人说着你。
　　咱两个，说甚么心相对。常说道，有了我还有谁。哄得我上手时，你又把心儿昧。辜恩负意的贼，受了你许多亏。再不信你蜜罐里的砂糖也，棉花样儿的嘴。
　　这一看便知身份，不是什么高雅的曲子，也有着下里巴人的意趣。
　　民歌一向是姐啊郎的，小小曲调倒也有挺强的生命力。
　　上邪
　　不管什么时候，爱情总是亘古话题，与之相关的诗词曲赋也源源不绝。这首由冯梦龙收集的《挂枝儿*分离》也沿用了爱情诗的一贯传统：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很明显这是受汉乐府民歌《上邪》的影响：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敦煌曲子词中《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古代女子说出这样的话，也见得性情直烈。没有礼教束缚的人们倒也可爱！
　　太湖文学滥觞于极为久远的吴娃船歌，源于民间的文学是真的文学！软绵绵水灵灵的山歌船曲便是真的文学，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冯梦龙，在晚明的声音好像一直回荡在太湖上空，久久不息……
　　冯梦龙，字号较多，以“墨憨子”最为可爱。少有才气，并放荡不羁，常游于烟花巷里。有兄冯梦桂，画家；有弟冯梦熊，诗人。时人称为“吴下三冯”，一门风流。
　　冯梦龙为晚明而生，虽有仕进之心，却屡试不售。落魄天涯，宦游四方，天启二年（1622年），倦归太湖，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险同周顺昌一道成为阉党狱下之囚。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终成贡生，旋即做了丹徒的训导，后又远走寿宁做了11年的知县。甲申年（公元1644年），面对闯王的大旗，满清的铁骑，忧愤的冯梦龙成了一个爱国志士！那年他已整整70岁了，他痛极了，怒极了，也累极了！在太湖边，清王朝刚开头，他就死了，他是为晚明而死的。[1]
　　民歌时调之集《挂枝儿》和《山歌》的整理奠定了冯梦龙在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挂枝儿”兴于晚明，清初余势犹盛。就在当时，因为《挂枝儿》的辑集，遂有了“冯生《挂枝儿》乐府盛传海内”。吴地的船娘樵子更爱唱那“刘二姐偷情的《山歌》”，“童痴”编完“一弄”（《挂枝儿》）后又编了“二弄”—《山歌》，这是一部以太湖为中心的地区性民间歌曲集。《山歌》是太湖青年男女的情歌儿，大胆而奔放，热情又柔情！
　　“人人说我与你有私情，寻场相骂洗身清。你便拔出子拳头只说大，我便手指子吴山骂洞庭。”相爱了如火，掩饰时如水，就连洞庭湖、太湖也被当作了挡箭的牌。
　　冯梦龙不仅编民歌，还编小说，“三言”应该是苏州小说史上的骄傲，因为它是话本发展史上的一个丰碑！不仅编小说，还写小说，《平妖传》虽不是有名的长篇，但“妖由人兴”到底还是一个思想者的声音；《新列国志》虽不如《三国演义》那么有名，但到底冯梦龙曾经狠狠地在《春秋》和“四书”上下过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