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男。汉族。浙江宁波人， 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1942年2月9日出生于天津，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从小就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及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一百个年的十年》，1995年亲自出任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之艺术顾问。
　　《感谢生活》《挑山工》曾获法国“女巫奖”和“青年读物奖”，并获瑞士“蓝眼镜蛇奖”。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 和“西班牙电影节”奖。作品被译成英、智、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三十种，其中英译本五种。冯骥才兼为画家，出版过多种大型画集，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奥地利、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举办个人画展，均获很大反响。他以其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一些作品被收藏家与美术馆收藏。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书画院顾问《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10年入围“免网杯”中国文艺网络奖(中国网络代表最高荣誉)最佳作家候选人。
　　这些年来，冯骥才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完成从文艺家向这样的“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转换。对冯骥才触动最大的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他发现很多城市都破坏掉了自己以往的文化特色而都变成了一个样子。冯骥才认为，工业文明正在逐渐代替农耕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农耕文明建构下的非常庞大的民间文化就即将散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进的发达国家都开始对自己的民间文化进行抢救，但目前，我们整个知识界的自觉还不够，加之中国民间文化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有人关心，不抢救就真的会消失。冯骥才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要对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所遗存的所有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做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一次性地做10年。冯骥才在立了国内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存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获得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他一再强调，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她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东方成果也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矿藏，所以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去探寻的。靠着冯骥才执著地呼吁和奔走，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古老文化的价值。冯骥才说，文化界要做的，就是去唤醒大众去认识文化的价值；但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是单靠某些知识分子就能完成的，而是要全民动员，特别要让人们懂得文化的重要性，并能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冯骥才 - 民间文化基金会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是人类重要的文明遗产。五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精深.
　　灿烂，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而且昭示着华夏民族的个性与精神。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化身处濒危，如不紧急抢救和保护，先人创造的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必将急速的瓦解以至消亡。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是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冯骥才发起并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国务院颁布实施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成立的第一家以当代文化名人命名的公益性民间机构。基金会旨在通过“民间自救”的方式，唤起公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责任，汇聚民间的仁人志士，调动社会各界各种力量，抢救和保护岌岌可危的民间文化遗存和民间文化传人，弘扬与发展中华文化。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于2004年12月31日在天津市社团管理局正式登记成立(津基证字第004号)，注册资金人民币200万元，由发起人冯骥才和台湾著名演员赵文瑄先生捐赠。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为理事会，冯骥才任理事长，赵文瑄先生任副理事长，理事12人，由国内知名的文化学者、民俗专家以及文艺界、新闻界和企业界人士共同组成。基金会的工作机构设秘书长办公室，项目部，联络部和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等部门。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将通过严密的管理、规范的运做和合法的基金保值和增值措施，积极开展下述各项公益活动，推动和促进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事业的发展。
　　遵循基金会的设立宗旨，接受国内外的捐赠；
　　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项目；
　　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间文化研究项目；
　　策划和组织旨在弘扬和发展中华民间文化的文化交流项目；
　　奖励和表彰对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团体和个人。
　　冯骥才是中国的一大伟人，我们学习了他的好多文章，《珍珠鸟》就是一篇很好的教材，而且被编入了5年级上册教材，《刷子李》被编入五年级下册以及《花的勇气》，编入了4年级教材。
　　《挑山工》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本
　　《献你一束花》选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语文课本
　　《花脸》、《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被选入6年级课文
　　《日历》被选入八年级第二单元课文。
　　《画外话丛书 冯骥才卷》 《逆光的风景》 《摸书》
《冯骥才散文自选集》 《冯骥才卷》 《感谢生活》
　　《一百个人的十年》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炮打双灯》
　　《神鞭》 《三寸金莲》 《关于艺术家》
　　《珍珠鸟》（被选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五年上册教材） 《雕花烟斗》 《海外趣谈》
　　《冯骥才小说选》 《乡土小说》 《花脸》（被选六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
　　《我是冯骥才》 《秋日的絮语》《挑山工》（被选入四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俗世奇人》（被选入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献你一束花》（被选入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语文教材）
　　《人类的敦煌》《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被选入冀教版六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快手刘》 《灵魂的巢》《俗世奇人》《捅马蜂窝》　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是一篇历史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 歧路》《啊！》《神鞭》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俗世奇人》，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
　　1.你的快乐可以放大我的快乐
　　2.留住时间的方式，惟有把它变为珍贵的事物。
　　3.只有欲望很小的人才有资格谈超然。
　　4.空气是一种物质，因为它能被阳光照亮。
　　情绪也是一种物质，因为它能被爱照亮。
　　5.没有目标的自由是放纵！
　　6.对谁也别期望过高，正像瘸子不肯把拐杖借给你那样。
　　7.思想需要公开
　　情感需要保密。
　　8.生命原本全是空格，需要你一样样地填满。
　　9.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为了明天的回忆。
　　10.感动别人是享受自己，享受自己心灵中最好的那一部分。
　　11.怎样才能使日子不是一天天花掉，而是一天天积攒起来？
　　12.你的生日是我的节日。
　　13.春天最先是闻到的。
　　14.莫名的忧伤掠过心头，有如一片雨云遮暗了我心中的风景。
　　15.尊敬需要一点点的距离感。
　　16.到处找不到你，你又无所不在。
　　17.达不到的人才是最完美的。
　　18.最深刻的生命是心灵，最肤浅的生命是面孔。
　　19.会储蓄的大脑才富有。
　　20.最可怜的人是那种——如果没有钱就什么也没有了。
　　21.享受孤独，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22.女人用一种美丽的狡猾对付容易负心的男人。
　　23.如果你不会嫉妒，你就占有了人的一半以上的美德。
　　24.能够重复的，都不必珍惜。
　　25.一把琴孤零零地倚在墙角
　　回味着曾经明亮地弹响它的那些聪慧的手指.........
　　26.无知的人像白纸那样彼此相似，有识之士像书籍那样各不相同。
　　27.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28.易得易失，难来难去。
　　29.雨水冲不进来,就在玻璃上痛哭.
　　30.苍蝇自以为无比美丽,不停地在我眼前转来转去.
　　31.都躲避的地方,都是坟墓.
　　32.摆渡者反反复复选择彼岸,结果徘徊一生.
　　33.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可怕.
　　34.人类的悲剧是:一半得不到自由,一半得到了,却不知道做什么
　　35.作家最大的幸福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把生命落到纸上
　　36.我们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灵魂消亡，民族就消亡了。面对这样不容乐观的现实需要有一个坚强又清醒的心，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中拯救与抢救我们的文化遗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饱满的激情。
　　在天津，不知道冯骥才的人可能很少，他那1米9多的大个子在街上一晃荡，便有人喊：大冯，忙嘛呢？来套煎饼馃子吧！大冯的确是忙，特别是近几年，很少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要么到处开会，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要么跑到乡村田野，亲自踏勘民间遗存。有一回，我碰到他的夫人顾同钊，便说，劝劝大冯，别那么拼命，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顾大姐无奈地笑了笑，说，你让他闲着，他不是这痒就是那疼，出去疯跑，倒啥病也没了，唉，老黄牛，吃苦受累的命！
　　冯骥才是以小说名世的，至今，各种版本和各种文字的作品，已经出了150多种，摞起来比他还高，真正的著作等身，海内外的读者熟悉他，多是通过这些作品，因此，他的主业，应该是个作家。而他偏偏又有着绘画的才能与灵性，他的每一幅画作，都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其中的文化内涵，非一般的画家所能超越。两条腿走路，使大冯面前的路越走越宽。这几年，大冯又成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到处游说并付诸行动，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民间文化的保护上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以说与他的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对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以及注脚，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暂时放下写作，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冯骥才的第一次“走偏”，大概是在1994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破败不堪的老城，将在这股洪流中消失，这势必会造成对一些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冯骥才忧心如焚了。冯骥才茶饭不思了。可一个没有决策权的文人，除了仰天长啸，又能奈何呢？他所能做的，就是拉起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当然更多的是摄影家，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从中选了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亲爱的土地。大冯弄得动静挺大，支持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说，你放着小说不写，净搞些没用的。这让大冯很伤感。而且，这个活动，从始至终，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冯自掏腰包，几十万元的稿费全填了这个大窟窿不说，连画作也所存无几了，全都换了钱用在了考察上。但今天看，大冯所做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天津的许多文化遗存，如今只能到这几本大画册中去找了。
　　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2001年，冯骥才又戴上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这顶“乌纱帽”。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从2003年开始，大冯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他说，我们不能笑呵呵地看着民间文化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全国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也离开书斋，纵身于田野，缀拾那些行将消泯于大地的“母亲的文化”。这两年多，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里跑。跑的原因，一是他要了解真正的田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现状？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如今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保护的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他们的经费非常短缺，对保护的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民间文化多是在县里、乡里、村里的掌控之下，下去发现了问题，就可以跟县长、乡长、村长们谈，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这些文化。我曾跟随冯骥才到过几个地方，有一次去河北武强县周窝乡旧城村，路上突遇大暴雨，我们的车子滑进了沟里，大家只好在泥泞中徒步前行。大冯的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摔了几个大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样子非常滑稽，假如没人说，谁会想到他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呢！回津后顾大姐看了我们的照片，我们哈哈地笑着，顾大姐却难过得掉了泪。大冯说，这没什么，我们的志愿者中，比我苦的多了去了，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要往里面贴钱，时常是饿着肚子工作。为了改善这些人的工作条件，大冯先是想卖房子，后来还是重操旧业，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这30余幅画在天津拍卖了一次，又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拍卖了一次，所得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为的是让那些志愿者们能有口茶喝。台湾演员赵文瑄被大冯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也捐出了100万人民币，以表对大冯的支持。大冯是多么愿意为他所深爱的祖国文化来奉献、奋斗、付出呀！
　　好在大冯和他的志愿者们的努力已有了成果，一大批抢救出来的图文资料已经出版，还有更多的音像资料也正在整理，无论对国家对民族，这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登山的时候，他们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地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他们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的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一次转身，扁担换一次肩。他们这样曲折向上登，才能使挂在扁担前头的东西不碰在台阶上，还可以省些力气。担了重物，如果照一般登山的人那样直上直下，膝头是受不住的。但是路线曲折，就会使路线加长。挑山工登一次山，走的路程大约比游人多一倍。
　　奇怪的是挑山工的速度并不比游人慢.你轻快地从他们身边越过，以为把他们甩在后边很远了。你在什么地方饱览壮丽的山色，或者在道边诵读凿在石壁上的古人的题句，或者在喧闹的溪流边洗脸洗脚，他们就会不声不响地从你身旁走过，悄悄地走到你的前头去了。等你发现，你会大吃一惊，以为他们是像仙人那样腾云驾雾赶上来的。
　　有一次，我同几个画友去泰山写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山下买登山用的青竹杖，遇到一个挑山工，矮个子，脸儿黑生生的，眉毛很浓，大约四十来岁，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他扁担一头拴着几张木凳子，另一头捆着五六个青皮西瓜。我们很快就越过了他。到了回马岭那条陡直的山道前，我们累了，舒开身子躺在一块被山风吹得干干净净的大石头上歇歇脚。我们发现那个挑山工就坐在对面的草茵上抽烟。随后，我们跟他差不多同时起程，很快就把他甩在后边了，直到看不见他。我们爬上半山的五松亭，看见在那株姿态奇特的古松下整理挑儿的正是他，褂子脱掉了，光穿着红背心，现出健美的黑黝黝的肌肉。我很惊异，走过去跟他攀谈起来，这个山民倒不拘束，挺爱说话。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山脚下，天天挑货上山，干了近二十年，一年四季，一天一个来回。他说：“你看我个子小吗?干挑山工的，给扁担压得长不高，都是又矮又粗的。像您这样的高个儿干不了这种活儿，走起路晃悠!”他浓眉一抬，咧开嘴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山民们喝泉水，牙齿都很白。
　　谈话更随便些了，我把心中那个不解之谜说了出来：“我看你们走得很慢，怎么反而常常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呢?你们有什么近道吗?” 他听了，黑生生的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他想了想说：“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和你们是一条道?你们走得快，可是你们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不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停停住住更不行。那样，两天也到不了山顶。就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你看，是不是这个理?”
　　我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感到这山民的几句朴素的话，似乎包蕴着意味深长的哲理。我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他就担起挑儿起程了。在前边的山道上，我们又几次超过了他；但是总在我们留连山色的时候，他又悄悄地超过了我们。在极顶的小卖部门前，我们又碰见了他，他已经在那里交货了。他憨厚地对我们点头一笑，好像在说；“瞧，我可又跑到你们前头来了!”
　　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因为我需要它。
　　花的勇气
　　四月的维也纳真令我失望。大片大片的草地上，只是绿色连着绿色，见不道能让人眼前亮起来的明媚的小花。没有花的绿地是寂寞的。我对驾车同行的小吕说：“四月的维也纳可真乏味！绿色到处泛滥，见不到花儿，下次再来非躲开四月不可！”
　　小吕听了，将车子停住，把我领到路边一片非常开阔的草地上，让我蹲下来扒开草好好看看。我用手拨开草一看，原来青草下边藏着满满一层小花，白的、黄的、紫的；纯洁、娇小、鲜亮；这么多、这么密、这么辽阔！它们比青草只矮几厘米，躲在草下边，好像只要一使劲儿，就会齐刷刷地冒出来……
　　“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我问。“也许过几天，也许就在明天。”小吕笑道，“四月的维也纳可说不准，一天一个样儿。”
　　当天夜里，冷雨伴着凉风下了起来。后来的几天，雨时下时停，太阳一直没露面儿。
　　我很快要离开维也纳去意大利了，小吕为我送行。路上我对小吕说：“这次看不到草地上的那些花儿，真有点儿遗憾，我想它们刚冒出来时肯定很壮观。”小吕驾着车没说话，大概也有些为我失望吧。
　　外边毛毛雨把车窗遮得像拉了一道纱帘。车子开出去十几分钟，小吕忽然对我说：“你看窗外——”隔着雨窗，看不清外边，但窗外的颜色明显地变了，白色、黄色、紫色，在车窗上流动。小吕停了车，伸手拉开我这边的车门，未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说：“去看吧——你的花！”
　　迎着吹在脸上的细密的、凉凉的雨点，我看到的竟是一片花的原野。这正是前几天那片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地，此刻那些花儿一下子全冒了出来，顿时改天换地，整个世界铺满了全新的色彩。虽然远处大片大片的花与蒙蒙细雨融在一起，低头却嫩清晰地看到，在冷雨中，每一朵花都傲然挺立，明亮夺目，神气十足。
　　我惊奇地想：它们为什么不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冒出来，偏偏在冷风冷雨中拔地而起呢？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我的心头怦然一震，这一震，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什么，是——勇气！
　　珍珠鸟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 又温暖的巢。
　　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
　　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
　　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
　　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走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它胆子大了，就站立在我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接近，然后飞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踏在纸上发出“嚓嚓”的响声。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我轻轻抬一抬肩，没醒，睡的好熟。还呷呷嘴，难道叫做梦？　
　　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刷子李
　　刷子李专干粉刷一行。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什么都不用放，单坐着，就如同升天一般美。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
　　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
　　那一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到镇南道给姓李的人家新造的楼房刷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楼房有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像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
　　一间房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屋顶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就像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有人说这蘸浆的手法有高招，有人说这调浆的配料有秘方。曹小三哪里看得出来？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抽一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小三，你看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烫的。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时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
　　曹小三学徒的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不一定明白呢！
　　（此文章已被选入新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教科书 第23课）
　　关于《市井人物》
　　那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事情。其中有好多篇，我就记得《酒婆》《神鞭》和《三寸金莲》了。
　　这是五年前看过的，一直都是当个消遣。直到前一段，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没来由地想起了《酒婆》，刹那间明白了其中的内涵——
　　变！
　　刚才又去找《市井人物》翻了翻，没错，这么多小故事都围绕了一个主题——新势力与旧势力的交锋！在更迭交替的过程中，会有些无辜的人无辜地受伤，比如酒婆，羼水的酒喝了几十年都安然无恙，可掌柜的一旦醒悟，凭良心买酒之后，她却遭遇了不幸。还有《苏七块》，爱认死理、死守规矩的苏七块，在冯骥材笔下显得可敬可爱。
　　《三寸金莲》，这是一个小万花筒，会看的能看出整个宇宙。戈香莲早期是缠足文化的受害者，可怜。后来在佟府数度赛莲，勾心斗角——当时国家内战不休的局面的一个小折射——又显得可憎。最后同亲生女儿对簿公堂，早期为受害者时埋下的种子发芽结果，瞬间崩溃，又是那么可悲。无论时势“变”还是“不变”，她都是被无辜牺牲的悲剧人物。
　　《神鞭》，冯骥材在这里特意花功夫强调了武术国技的情节，不用说大大增强了可读性。若是这类情节占到六七成，那么可以说是作者功力不够，写得跑题。但是在《神鞭》和梁晓声《山里的花儿》衬托主题的情节足足占到九成以上！这是同一手法——欲擒故纵！先按下主题不表，用大量笔墨描述云雨、龙角、龙鳞、龙爪，篇末才一笔点明龙睛。当读者回过头来咂摸到个中真味时，当会一拍脑袋——原来如此！那时茅塞顿开，心眼舒畅，神智清明，浑身出汗，舒服！
　　但是从长远来看，变化更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还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这大多数人，并不显眼，并不足以立传，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每况愈下之时，国家须变！情势须变！
　　尽管会有无辜的牺牲，尽管会有锋利的痛苦。
　　苏七块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似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也怪了。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快手刘
　　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胡乱挥霍也使不尽。有时呆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快手刘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在哪儿摆摊就把木箱放在哪儿。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个白瓷小茶碗，四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儿，就这再普通不过的三样道具，却叫他变得神出鬼没。他两只手各拿一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个碗下边扣着两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个茶碗下边去了，难道这球儿是从地下钻过去的?他就这样把两只碗翻来翻去，一边叫天喊地，东指一下手，西吹一口气，好像真有什么看不见的神灵做他的助手，四个小球儿忽来忽去，根本猜不到它们在哪里。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一边对着观众，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着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容易看出破绽。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把一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
　　"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
　　"行！我说准了！"我亲眼所见，所以一口咬定。自信使我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边的茶碗翻过来。
　　"瞧吧，在哪儿呢?"
　　咦，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只有碗口压在黄布上一道圆圆的印子。难道球儿穿过黄布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个球儿居然又都出现在碗里边。怪，怪，怪！
　　四边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之声。
　　"怎么样?你输了吧！不过在我这儿输了决不罚钱，买块糖吃就行了。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我臊得脸皮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人圈后边去。从此我只站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这也是我童年真正钦佩的一个人。
　　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正当年壮，精饱神足，肉重肌沉，皓齿红唇，乌黑的眉毛像用毛笔画上去的。他蹲在那里活像一只站着的大白象。一边变戏法，一边卖糖，发亮而外突的眸子四处流盼，照应八方；满口不住说着逗人的笑话。一双胖胖的手，指肚滚圆，却转动灵活，那四个小球就在这双手里忽隐忽现。我当时有种奇想，他的手好像是双层的，小球时时藏在夹层里。唉唉，孩提时代的念头，现在不会再有了。
　　这双异常敏捷的手，大概就是他绰号"快手刘"的来历。他也这样称呼自己，以致在我们居住那一带无人不知他的大名。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迷阵中，在他这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的。他给了我多少好奇的快乐呢?
　　那些伴随着童年的种种人和事，总要随着童年的消逝而远去。我上中学以后就不常见到快手刘了。只是路过那路口时，偶尔碰见他。他依旧那样兴冲冲的变"小碗扣球"，身旁摆着插满棒糖的小绿木箱。此时我已经是懂事的大孩子了，不再会把他的手想象成双层的，却依然看不出半点破绽，身不由己地站在那里，饶有兴致地看了一阵子。我敢说，世界上再好的剧目，哪怕是易卜生和莎士比亚，也不能像我这样成百上千次看个不够。
　　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的情景，就像鲜活的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了的回忆。谁能使过去的一切复活?那去世的外婆、不知去向的挚友，妈妈乌黑的鬈发，久已遗失的那些美丽的书，那跑丢了的绿眼睛的小白猫……还有快手刘。
　　高中二年级的暑期，我回家度假。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心中怦然一动，竟是快手刘！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但人已经大变样子。十年不见，他好像度过了二十年。模样接近了老汉。单是身旁摆着的那只木箱，就带些凄然的样子。它破损不堪，黑糊糊，黏腻腻，看不出一点先前那悦目的绿色。横板上插糖的洞孔，多年来给棒糖的竹棍捅大了，插在上边的棒糖东倒西歪。再看他，那肩上、背上、肚子上、臂上的肉都到哪儿去了呢，饱满的曲线没了，衣服下处处凸出尖尖的骨形来；脸盘仿佛小了一圈，眸子无光，更没有当初左顾右盼、流光四射的精神。这双手尤其使我动心--他分明换了一双手！手背上青筋缕缕，污黑的指头上绕着一圈圈皱纹，好像吐尽了丝而皱缩下去的老蚕……于是，当年一切神秘的气氛和绝世的本领都从这双手上消失了。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笨拙地翻来翻去，那四个小球儿，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他的手不灵了！孩子们叫起来："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哪！""指头中间夹着哪！"在这喊声里，他慌张，手就愈不灵，抖抖索索搞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球儿都在哪里了。无怪乎四周的看客只是寥寥一些孩子。
　　"在他手心里，没错！决没在碗底下！"有个光脑袋的胖小子叫道。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快手刘扣过茶碗的时候，把地上的球儿取在手中。这动作缓慢迟纯，失误就十分明显。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刘张开手，快手刘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朝孩子们尴尬地掬出笑容。这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好像一个皱纸团。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
　　"是在碗里呢！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
　　当年神气十足的快手刘哪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些稚气又认真的孩子们偏偏不依不饶，非叫快手刘张开手不可。他哪能张手，手一张开，一切都完了。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刘这一副狼狈的、惶惑的、无措的窘态。多么希望他像当年那次--由于我自做聪明，揭他老底，迫使他亮出一个捉摸不透的绝招。小球突然不翼而飞，呼之即来。如果他再使一下那个绝招，叫这些不知轻重的孩子们领略一下名副其实的快手刘而瞠目结舌多好！但他老了，不再会有那花好月圆的岁月年华了。
　　我走进孩子们中间，手一指快手刘身旁的木箱说：
　　"你们都说错了，球儿在这箱子上呢！"
　　孩子们给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眼角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的快速度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
　　"球在哪儿呢?"孩子们问我。
　　快手刘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
　　"瞧，就在这儿哪！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孩子们给骗住了，再不喊闹。一两个孩子掏钱买糖，其余的一哄而散。随后只剩下我和从窘境中脱出身来的快手刘，我一扭头，他正瞧我。他肯定不认识我。他皱着花白的眉毛，饱经风霜的脸和灰蒙蒙的眸子里充满疑问，显然他不明白，我这个陌生的青年何以要帮他一下。
　　近十年来，冯骥才奔走在田野村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了，不断地普查、研究、呼吁，称其为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一面旗帜并不为过。“两会”前夕，本报记者特地采访了这位全国政协委员——
　　问：您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2003年启动时计划分两期完成，第一期对民间美术、民俗的抢救性普查整理工作将在今年结束，不知工程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答：我原来的计划是对960万平方公里内的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全面、地毯式的普查。现在由于经费有限，我们只好把这个宏大的计划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去做，取得了一些进展。
　　比如说民间美术，我们把它分解成年画、木版画、剪纸、皮影等小的部分。然后再细分，例如，现在已知的木版年画产地有25个左右，我们把它分解成17个单元来普查，目前已经完成一半多了，我想应该再有两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有些项目开展得不错，比如年画、剪纸、民间故事。其中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做起来是很难的，因为中国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通过我们对中国1600多个县进行普查统计，目前的成果就是《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陆续出版，比如“云南漾濞卷”、“山东枣庄卷”、“河南信阳卷”、“湖北宜昌卷”等。全部完成后总字数约6亿。
　　此外还有一些意外收获。最近在做木版年画普查时，在豫北、冀南交界的安阳地区发现了一个新的年画产地滑县。那里的年画非常有特点，现在还在印神农像，上面的题字用的还是《诗经》里的诗句。其制作方法、绘画体系跟中国其它任何一个年画产地都不一样，是由一户姓韩的人家独门单传，已经传到二十七代了。我用同在河南的开封朱仙镇年画来做比较，二者也完全不同。这里呈现出的是一个完全独立、完整的艺术体系、文化体系。
　　如果不做这次普查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发现的，所以今后类似滑县年画的新发现需要不断补充到我们的普查计划里去。
　　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认为，最重要的是房子要盖得高档，结果很多地方规划出一片洋房，社会主义新农村搞成“洋农村”。
　　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第一期能否按既定计划完成？
　　答：从具体做的工作来讲，现在没有达到当时预期的想法，进度、力度我都不满意。主要是遇到了三方面问题的制约。
　　第一是缺少人力。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加上其他方面的学者共有一两千人。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可以、都愿意到田野的第一线去，因为这种普查是纯奉献的；也不是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自觉的态度，并非都能够想到目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危机性和濒危性；另外还有些学者，在从书案研究转到田野研究的过程中有些力不从心。
　　第二是地方政府支持力度非常有限。有的地方，如果民间文化遗产的普查能够跟地方官员的政绩，或者跟当地旅游开发的目的相结合的话，往往会获得支持；如果商家在其中找不到卖点，或者地方的官员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政绩，他们的兴趣就会小。
　　第三就是经费问题。自从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以来，我们获得的经费是非常有限的。到现在我们只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启动经费30万元，此后就没有任何国家拨款。全国30个省份，平均一个省5年只有1万元的经费，怎么抢救？几乎是一个玩笑。
　　问：普查、保护工作遇到重重困难，被保护的文化遗产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答：目前民间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呈加剧趋势。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很多地方没有把文化保护与之相结合。我一直在呼吁：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注意文化保护。虽然有些政府部门也认为我的说法非常对，但真正落实到了地方就很少有决策者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了。
　　要知道，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真正是件以人为本的事情，是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认为，最重要的是房子要盖得高档，结果很多地方规划出一片洋房。社会主义新农村搞成“洋农村”。
　　不过，从积极一面看，正因为保护工作很困难，才更需要我们极力推动。5年以前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必须要保护文化遗产。通过5年来我们在不同场合不断呼吁，反复申明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使其在社会上引起的认同越来越多，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具有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认识到只有维持自己文明的传承，才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DNA才不会迷失在全球化的大海里。
　　有了这种群体性观念，保护就会变成大家的自觉行为，不只是个别人奔忙。
　　中华文化的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都在古村落，我们的民俗、民间戏剧、歌舞、音乐、手工艺都在其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这些村落，这些民间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了。
　　问：文化遗产的种类包罗万象，您当前的工作重点在哪里？
　　答：现在以及未来5年我的工作重点都在古村落的保护上。中华文化的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都在古村落里，我们现在普查、保护的民俗、民间戏剧、歌舞、音乐、手工艺都在其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这些村落，这些民间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了。
　　中国有600万个村庄，并非所有都是古村落，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相当分量。第二，文化遗产自成体系，比如要有一个跟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有历史的街区，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甚至还有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庙宇、桥梁、水井、戏台等。第三，有比较鲜明的地域特色。
　　符合上述条件的古村落我估计在5000个左右，但消失速度很快。陕西有个人专门收藏石头磨盘，他的藏品如果用来垒两三米高的墙，能排出五六百米。有多少收藏品就意味着有多少古村落已被瓦解。
　　关中地区一个民俗博物馆收藏有很多拴马桩，形状有胡人、猴子、狮子等，约有1．1万根。这又是从多少变迁的古村落中流散出来的？
　　据我所知，江浙一带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村落建筑以及格局已经改了三四遍了：先盖个香港式的建筑，又改成美国式的，又拆了改成西班牙式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本民族风格的村落拆了以后按外国形式盖的。更有甚者，上海郊区出现了英国式的小城镇，城镇中间还有一个丘吉尔的铜像。
　　问：当前有没有保护得比较好的古村落？
　　答：我去年去了一趟皖南，希望找到一些样板，结果发现婺源做得很好。那里的建筑属于徽派文化，“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房前有大片的水塘，屋后是蓝色的山，诗情画意，当地人引以为豪。
　　婺源县领导非常有想法，为中国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就是请建筑师按照当地的建筑风格设计出几种房屋，只是在内部对卫生间等设施加以现代化改造，外形保持徽派风格。如果当地人想盖新房子，必须按照设计好的婺源式建筑来盖，这样的新房从外面看起来与当地文脉是一致的，保持了历史风格、文化特色的延续。
　　浙江的西塘花了上亿元钱在村里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网络、电线全部埋到地下，不但让古村落的设施现代化，更保持了其历史性风格。这也是好的做法。
　　问：有没有可以推广的保护措施？
　　答：我认为中国古村落的保护措施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为分区式，比如丽江的束河，原有的古村落不动，在旁边建一个新区，居住、生活都在新区，这样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就保持下来了；第二是民居博物馆的形式，把分散的经典的建筑向一处集中，晋中一些大院比如王家大院就是这种类型；第三为景观的形式，比如婺源，其形象并非为了旅游而考虑，而是展示自己的特点，当然也可以作为旅游资源；还有原生态的方式，保持当2011年9月6日，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温家宝表示，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农民失去的是土地，这件事情远远超过文化的保护。
　　冯骥才表示，他们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冯骥才认为问题的症结，一个是商机，一个是不良政绩。他直言，一些地方正打着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幌子唯利是图。“所以我们的古村落现在空前地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要不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
　　温家宝听了冯骥才的发言后表示，古村落的保护实际上把它扩大来看，就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文化传统的保护。“我觉得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就是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农民失去的是土地，这件事情远远超过文化的保护。第二，就是我们在城市建设中，从建国以来，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很深的教训，就是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然后又花了很多的钱建了许多假的东西。第三，就是城市的设计不是从这个地区文化的特点出发，这个问题恐怕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