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翟褚氏的形成及对褚氏家族文化影响的讨论中华褚氏自春秋立姓以来，已经历2000多年。褚氏作为黄帝的后裔，和中华其它姓氏一样，为中华民族的兴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华文明进步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综观中华褚氏成长、壮大的全过程，中华褚氏之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勇立潮头、傲然于世，是褚氏子孙与时俱进、奋力拼搏的结果，也与褚氏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所形成的氏族文化息息相关。认真分析和总结这一氏族文化就会发现，中华褚氏氏族文化与其它氏族文化一样，不但具有华夏文化的共性，也有褚氏特有的个性，这种特有的个性也是褚氏与其它氏族文化的基本区别之一。中华褚氏素以“忠孝为本、耕读立业、和睦相处、与时俱进”为基本的氏族文化，这种文化是族人千年奋斗拼搏的结晶，是全体褚氏子孙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这一氏族文化的形成与翟褚氏族人的文化密切相关，并受到深刻的影响。一、阳翟褚氏的形成与发展阳翟褚氏是中华褚氏的一部分，即是中华褚氏在历史记载中最为系统的一支，也是中华褚氏最为耀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阳翟褚氏的形成关于褚姓的由来，目前有两个主要的说法，一是以地名为姓；二是以官名为姓。唐代林宝在其所著的《元和姓纂》中认为：“子姓，殷后，宋共公子石为‘褚师’，因氏焉。”对此，南宋郑樵的解释更为详细，据他的《通志•氏族略》记载，“褚师氏，宋共公子子石为褚师，因氏焉”，“褚氏，即褚师氏，后世略去师，遂为褚氏”。阳翟褚氏家族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两汉，“汉相褚大，元、成间褚先生少孙，并以儒学称焉”。褚大从胡毋生受《春秋》，且以“通《五经》，为博士”，官至梁相。褚少孙为“梁相褚大之孙”，“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他不仅为司马迁的《史记》补缺，还成就了张、唐、褚三派《鲁诗》之中的褚氏之学。后来褚少孙的裔孙褚重移家阳翟，遂有阳翟褚氏。目前尚待考证的是褚大是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而褚少孙是生活在元、成年间，二者最小间距是56年，最大间距有100多年，是否可以考虑，褚少孙是褚大的孙或曾孙，他们二人虽同为西汉名人，但相距3-4代。褚重是褚少孙后裔，出生何时无法考证，但褚重是阳翟褚氏的开山老祖是可以认定的。其年代应在王莽时期，因为在东汉时期，褚氏在阳翟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氏族群，连二千石大员都不能制，可见其势力不是一般氏族可比的。成帝之后，二千石官员已是仅次于丞相的奉禄了。二千石不能制的氏族成长应考虑在百年左右的成长过程。2、阳翟褚氏的兴盛据目前可能涉及的历史资料，褚重的后人在曹魏之前没有明确的记录。考诸史籍，阳翟褚氏的兴旺经过了三次大的跳跃过程。第一次跳跃是褚重的裔孙褚招，汉末魏初时官至安东将军、扬州都督、关内侯，使其家族在朝廷中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魏末晋初时，作为当时阳翟褚氏代表人物的褚招，却只是一个官职较低的县吏，后来还因家贫而辞官，直到五十岁时才逐渐被晋武帝升用。由于当时“不重两汉父祖地位，而重当代官爵尤其是西晋时的政治地位”，因而，阳翟褚氏在魏末晋初只能算作是一般的士族，还称不上一流高门。第二次跳跃是东晋时，褚裒和他的从兄褚？（史书上也没名字，此处略，后同）在“苏峻之乱”中以军功而封侯伯，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才开始逐渐提高。在褚裒女褚蒜子被封为皇后之后，阳翟褚氏家族更是以外戚的身份成为当时掌权的四大家族之一，其家族高等士族的地位才得以最终确立。阳翟褚氏已步入高等士族，但真正的鼎盛还是在刘宋时代。　　　　　　　　刘宋时期是阳翟褚氏已进行朝庭成为显赫的家族了。第三次跳跃是继褚叔度兄弟之后，由褚渊来完成的。褚渊，“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骠骑将军，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渊少有世誉，复尚文帝女南郡献公主，姑侄二世相继”，“拜驸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太宰参军，太子洗马，秘书丞”（《南齐书》本传）。此时，阳翟褚氏显然已经进入了门阀大族的行列，成为一流高门。褚渊为刘宋江山的稳固做出过极大贡献，他在平定薛安都叛乱和桂阳王叛乱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帝在藩，与渊以风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见从”（同上）。在明帝死后，褚渊以顾名大臣的身份，将萧道成引入权利中枢，为其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废除后废帝刘昱之后，褚渊将收拾残局的重任托付给萧道成。在萧齐建立之后，褚渊受到重任，“时朝廷机事，彦回多与议谋，每见从纳，礼遇甚重”，“高帝崩，遗诏以为录尚书事”（同上）。“彦回保妻子，爱性命，非有奇才异节，遐能制之”（《南史•褚裕之传》），褚渊作为顾命大巨，基本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了。世界上的事总是阴阳交替，褚渊之后，阳翟褚氏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的低潮，直到褚亮父子出现，成就了阳翟褚氏发展的巅峰。3、阳翟褚氏的命名认真研读褚氏传承历史就会发现，凡研究褚氏文化的必提及阳翟褚氏，阳翟在今河南禹州，是夏禹的都城。而阳翟褚氏族人却活动在江左一带，这是什么原因呢，要了解这一原因就必须明白“八王之乱”。阳翟是颖川属下的一个县，因是夏之都城而各扬天下，阳翟褚氏自褚重之后，都生活在阳翟。而西晋时期，晋惠帝是一个白痴，帝后贾氏为掌管朝政，引诸王内争，挑起内乱，司马帝、司马炜等八个王爷先后互相残杀，最后东海王司马越取得胜利，造成了中国有名的“百姓东迁”。当时中原向东迁徒有100多个氏族，阳翟褚氏就是这个时候东迁的，只是有很多姓氏都有落脚地，而褚氏没有记录此次集体东迁的落脚地名，仅仅写了一个江左。江左是一个泛指，江就是长江，左为阳，水之阳在北。江左也就是今天江苏、浙江的北面。对阳翟褚氏的真正命名始于宋，《新唐书》、《旧唐书》都有提及，但此时提出的阳翟褚氏仅指人物的籍贯，因为中国人十分重视人的出生和渊源，这一习惯保留至今，这也是我们仍在修谱的原始动力。唐之初，唐太宗非名门之后，为提高李氏的高贵出生，抬出老子为后台，出现了初唐时期各大姓氏修谱之风。褚氏作为唐朝皇室西胧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自然不能免俗，这也就有了褚无量校对《褚氏家谱》之举。在《新唐书》所记录的家谱中，褚氏家谱赫然在册。元末明初，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国内再兴修谱之风，族人皆以先祖遂良公为荣，阳翟褚氏正式被广泛接受，此时的阳翟褚氏就成了褚氏这一分支的总称了。二、阳翟褚氏的氏族文化阳翟褚低作为褚低的一个支系，从一般平民到高贵的贵族，前后走了一千多年。明朝之后，中国的世族观念彻底瓦解，以科取仕趋于成熟。这与新兴的举子们多生于寒门，严厉的抵制贵族有关，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进步。在这一千多年里，阳翟褚氏族人从一个微弱的平民到登峰造极的大族，并能使之长盛不衰，走过了艰苦创业之路，付出了百倍的艰辛，在这不断探索奋进的征途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氏族文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历经当时纷乱的易代之争和王朝内部复杂的权力倾轧。阳翟褚氏与其它高门士族相比，总能更为轻易的化险为夷，并处于各个王朝权力的核心。我们清楚的知道，同样是在门阀制度的庇护下，各个家族的人物、家族地位及兴衰周期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但从深层次来讲，其差异的根源就是一种氏族文化的不同。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家族内部的文化传统上去寻找原因。对此，钱穆先生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和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细品钱穆先生所谓的“家教门风”，则不外乎家风和家学两点。阳翟褚氏在几百年间能保持“人焉不坠”的原因也正是这种家风和家学家，也就是氏族文化。纵观阳翟褚氏历史，其文化可归纳出三个重要的方面。（一）与时俱进，克己求善魏晋之后，玄学之风兴起，加以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很难再以忠君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　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儒学传家的阳翟褚氏在东晋以降的数百年间里，其当轴人物亦多表现出机智善变的特点，在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家族的政治立场和心态，做到“与时俱进”，以保持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阳翟褚氏的这种“与时俱进”以自保家世的作风是由褚裒首先开创的。褚裒所处的东晋时期，晋室的政权尚比较稳定，因而褚裒及其从兄褚？在“苏峻之乱”时，都表现出忠于司马氏政权的积极态度。褚裒在当时担任车骑将军郗鉴的参军，而褚？则是被元帝任命为散骑郎，担任了保卫皇帝的重要角色。结果两人在平乱之后分别被封为 “都乡亭侯”和“长平县伯”，使得褚氏家族的地位得到顺利的上升。褚裒在政治上的这次选择可谓十分明智，因为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门阀政治日益成熟，苏峻凭“单家”作乱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从这一实际情况考虑，褚裒兄弟作为褚氏家族的代表必然会起来抵御苏峻的叛乱，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家族的忠君立场，另一方面可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阳翟褚氏家族在“苏峻之乱”中崭露头角之后，在东晋康、穆帝之时达到了势力的顶点。晋康帝的皇后曾在穆帝、孝武帝等四朝临朝称制，执掌晋室大权达四十年之久。然而褚裒作为皇后的父亲，在行事上却极为谨慎。褚裒虽以外戚的身份进入的权利角逐的中心，然而当时褚氏家族相较于当时掌权的庾、桓、何三大家族来说，势力相对弱小，不可能在争取朝廷势要中获胜，因而褚裒选择了向外发展。他以皇后父的身份苦求外出，“诏以为左将军、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镇金城，有领琅邪内史。”（《晋书》本传）后有人以褚裒为皇太后父，提议拜裒为侍中、录尚书事，欲将其召为朝廷势要。褚裒则“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藩”（同上），于是改授他为“都督徐兖青扬州之晋陵吴国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同上）永和初年，朝廷再一次诏褚裒回去，又被褚裒拒绝，“固辞归藩”。 褚裒这样几番拒绝进入朝廷势要，并非真正的“惧获讥嫌”，而是出于其家族势力相对弱小的政治考虑。这样一来，褚氏家族成功地避免了与居位家族门户矛盾激化的危险，且占据了京口这一东晋政权的重镇，起到了利用京口积累实力和制衡中央权要的目的。褚裒的这种应时变化的做法，对褚氏家族的发展影响巨大：他开创了褚氏家族“与时俱进克己求善”的新家风，在此后王朝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更加险恶，褚氏家族才能够趋利避害，维持了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 在此后的过程中，褚家人在各种潮起潮落的拼击中，都是审时度势，以一种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独特的慧眼看世界、看时事，克己求善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永保自身和家庭的兴荣。褚氏家族在褚裒子歆、熙后，历其孙爽，至曾孙褚秀之、淡之、叔度兄弟时，东晋王朝的大势已去。褚氏兄弟从现实出发，为了保存家族的势力，在作为晋室姻亲的情况下，却选择了刘裕，并在刘裕夺取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褚叔度兄弟跟随刘裕讨伐卢循，“力战有功”。另据史书记载褚氏“虽晋氏姻戚，而尽心于武帝（刘裕）”（《南史》本传）。再往后，褚亮这在认清薛举无能之后，毅然进入李渊集团，成为初店十八学士之一，为阳翟褚氏创造最辉煌的一页打下基础，也起到了桥梁作用。（二）精忠于国，以孝治家“孝”作为儒家的精髓，历来为世人所重视，阳翟褚氏褚大、褚少孙以公羊春秋名天下，对儒学自然比其它人有更高层次的研究，这一渊源永远铭刻在阳翟褚氏族人的心中。同时阳翟褚氏崇尚孝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司马氏篡魏建晋，此种做法与传统的儒家道德不符，因而晋王朝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其统治者发掘了儒家学说中的“孝”作为控制士大夫的武器及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孝”自然成为时人所最为看重的家族道德的准则。对此，唐长孺先生亦有深刻的分析：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上的作用。同时，世家大族旁枝繁多，为了处理好家族内部成员间的尊卑亲疏关系，其家族也必然需要用“孝”这种儒家礼法来约束本家族的各个成员。阳翟褚氏在复杂的王朝更迭中，为了保持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同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孝”，那么“孝”也必然成为褚氏家族所奉行的治家准则及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据史籍所载，阳翟褚氏的家族成员，多以孝行著称于世。东晋时的康献褚皇后，贵为晋康帝的皇后，且在穆帝等朝临朝称制，执掌晋室大权近四十年，对其父褚裒仍然尊敬有加。她不仅在归宁时对褚裒行的是父女家人之礼，还要求在朝廷之上亦行家人之礼。但是庾翼、谢尚等人坚决反对，以“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的君臣礼节不能乱为由，最终未能实行。这说明阳翟褚氏以孝为先的家风深入各个家族成员之心，即便是贵为一国之母的皇后也不例外。 　　宋齐时的褚渊是当时有名的孝子。据《南齐书•褚渊传》载，褚渊曾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须养”而辞官，但并未得到朝廷的允许。后来，“遭庶母郭氏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可复识。期年不盥栉，惟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以至于要皇帝下诏“断哭”，并禁止别人吊丧。后来又遭嫡母吴郡公主丧，褚渊“毁瘠如初”，并以“期祭礼及，表解职”。《文选》卷五八所载王俭所作的《褚渊碑》中记载：“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以父忧去职，丧过乎哀，几将灭性。”褚渊长子褚贲，虽然对刘宋王朝的政治态度颇为不满，但仍然不违孝道，在褚渊死后“流涕不自胜”，并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还放弃位高权重的官职不做，自愿居墓下为褚渊守丧。 　　褚渊的孙子褚向，“年数岁，父母相继亡没，向哀毁若成人，亲表咸异之”（《梁书•褚翔传》）。其子褚翔更是一位孝子，“少有孝行，为侍中时，母病笃，请沙门祈福，中夜忽见户外有异光，又闻空中弹指。及旦，疾遂愈，咸以为精诚所致云”（同上）。虽然史书记载的这个故事很有一些杜撰的成分，但是褚翔在母亲死后，“以毁卒”确属事实，他的确是阳翟褚氏“以孝传家”的典型。 　　阳翟褚氏的“孝”行不仅表现在亲子之间，还在家族成员中扩展为兄弟的“悌”及亲族间的“友”。如褚渊身为长子在父亲死后却能把所有财产让给弟弟褚澄，自己“唯取书数千卷”（《南齐书》本传），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同上）。褚渊因为失节宋室而遭非议，但是他的上对父母尽“孝”、下对兄弟行“悌”的行为却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对他失节行为的非议。又如褚渊从弟褚炫，虽然是“居身清立，非吊问不杂交遊”，却能在“得钱十七万”后“于石头并分与亲族”，以至于最后“病无以市药”（《南齐书》本传），这是将“孝悌”扩展为了对整个亲族的经济帮助，因而更让人叹服。再如褚渊的长子褚贲在褚渊死后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继承，而褚蓁又能在褚贲死后“表让封还贲子霁”，这虽说是两兄弟间情谊至深所致，但其家族重“孝友”的家风却表露无遗。至于阳翟褚氏精忠于国的事迹就多了，在此恕不多言。 　（三）以儒为本，博学济世褚氏家族兴自两汉，西汉时的褚大，从胡毋生受《公羊春秋》。后来的褚少孙是元、成间的一位博士，在经学、史学和文学上都颇有成就，成就了张、唐、褚三派《鲁诗》之中的褚氏之学。可见褚氏在汉代是以儒学著称于世的。阳翟在汉代领颍川名郡，就其学术氛围而论，汝颍地区在东汉初至顺帝年间，曾经涌现了一大批经学大师，如汝南的钟兴、许慎、周举，颍川的张兴、丁鸿，均蜚声海内。阳翟褚氏可以说继承了这种深厚的儒学文化背景，早在东汉时已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熏陶，其家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崇尚儒家学说。东晋时期，朝廷曾多次北伐，先是以祖狄、庾亮的失败告终，继以殷浩、桓温。然褚裒为了尽快实现晋室的复兴和国家的统一，仍然竭力主张再次北伐，显示出儒家重视事功的积极用世精神。然而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晋军死伤惨重。因而褚裒“以《春秋》责帅，授任失所，威略亏损，上疏自贬”（《晋书》本传），虽被朝廷下诏原谅，最终还是因“远图不就”忧愤自责而亡。此外，褚裒“在官清约，虽居方伯，恒使私童樵采”（同上），还曾提出过“政道在于得才，宜委贤任能”的用人主张。褚裒上以事功对朝廷尽忠，下以《春秋》精神对自身严格要求，真可谓严守儒家原则。 　　阳翟褚氏的后世子孙大多遵循了褚裒的这一精神，在世家大族崇尚虚靡的南朝时期，仍然不废事功，在政治上皆有作为。褚叔度在做官时也“每以清简致称”，甚有祖上遗风。褚渊在政治上却能“当奢侈之后，务弘俭约，百姓赖之”（《南齐书》本传），虽历官清显，死后却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孝子褚翔，亦能“在政洁己，省繁苛，去浮费，百姓安之”（《梁书》本传）。齐梁时的褚球，“在县清白，资公俸而已”，且“性公强，无所屈挠，在宪司甚称职”，“自魏孙礼、晋荀组以后，台佐加貂，始自球也”（《梁书》本传）。后来的褚玠，“廉俭有干用”，为官数年“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陈书•文学列传》），最后还是因为皇太子的垂爱，“手书赐粟米二百斛”（同上），才得以还家。阳翟褚氏的这种以儒学为主、注重事功的家族传统，在魏晋南北朝天下分裂、世局不稳的情况下，对其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兴趣和建树，阳翟褚氏也不例外，其家族成员多“以才艺桢干称”，在文学、音乐和医术方面也颇有成就。褚渊从弟褚炫，“与彭城刘俣、陈郡谢腓、济阳江斅入殿侍文义，号为四友”（《南齐书》本传）。褚渊的曾孙褚翔在文学上成就更大，“梁武帝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梁书》本传），因而得到武帝的欣赏即日补为宣城王文学，为时论所美。陈时的褚玠，少时即以“美风仪，善占对，博学能属文”而被时人所重，且其文章“词义典实，不尚淫靡”，与南朝浮靡的文风大不相同，“所制章奏杂文二百余篇，皆切事理，由是见重于世”（《陈书•文学列传》），有文集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褚氏家族的这种好文学的风气，传至隋唐而风采不减，褚玠子褚亮“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无所不至，经目必记于心”（《旧唐书》本传）。褚亮子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旧唐书》本传），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父子俩在文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皆有文集二十卷传世。 　　褚渊本人不仅美仪貌，在音乐上也很有造诣，史载褚渊“尝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鸪》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南史•褚裕之传》），惹得谢庄等人“抚节而叹”。此外，褚渊还“善弹琵琶”，并得到齐武帝所赐的“金镂柄银柱琵琶”。萧梁时的褚澐，亦“好学，解音律，重宾客，雅为湘东王所亲爱”（同上）。 　　褚渊的弟弟褚澄虽贵为驸马都尉，历官清显，在医术上却有很高的造诣，善解疑难杂症，并著有《杂药方》二十卷传世，后散佚。而萧梁时的褚该，“幼而谨厚，有誉乡曲，尤善医术，见称于世”。后褚该北归，官至车骑大将军，却“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其尽艺术”，其子褚则“传其家业”（《周书•艺术列传》）。 　　此后的褚亮父子在文学上皆有建树，唐诗中有褚亮诗20余首，褚遂良也有诗存于世。他们在中国诗坛都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褚遂良褚体字对中国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总之阳翟褚氏以儒学为主，达时为政，不达则兼天下，有所作为，是褚氏文化的重要内容，到今天仍不失为至高的处世哲学。三、阳翟褚氏对氏族文化影响的原因阳翟褚氏是褚氏大家族的一个分支，但对整个褚氏家族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形成褚氏文化的重要条件，究其原因有三：1、阳翟褚氏族人分布较为广泛阳翟褚氏发源于河南，成长于江左，至随唐之后，子孙向中国东南部广泛迁徒。据目前各地褚氏修谱时查证，东南部褚氏基本上是阳翟褚氏的后人，这其中显然有很多地方的传承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全国的人口迁徒情况来分析，应该是基本可信的。元末明初，中国有一个较大的人口迁徒过程，一是秦晋之人迁入中原，这也是我们很多族人从西迁入河南、河北、山东的原因；二是江浙之人迁入江西、福建，再由江西入湖南、两广，湖南人进入四川等。这一次全国大迁徒，将以氏族居住的局面彻底打乱，褚氏族人也因此分布于全国各地。目前，江南各地褚氏族人虽呈分散居住，族聚人口少，相互不相连的局面，但无论怎么分散，都自认为是阳翟褚氏为宗室传人，也自然保留了宗族文化，致使阳翟褚氏的文化内涵得到广泛留存，延续和传播。2、褚氏族人心中永远的情结每个地方的人都具有其地方风俗养成了习惯和性格，西北人的直率、东北人的粗狂，山东人的豪爽，吴越人的精明，湖南人的骠悍等等。但褚氏族人无论迁徒到何处，除了具有在当地养成的性格外，同时保留了其本来的文化内涵，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个，一是先祖的遗风，自子微子立宋，就以仁德为本，宋之为仁是春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并以此与秦晋之人区别，这种风范多为宋分离出来的各姓氏所留存；二是褚氏族人以先祖遂良公为荣，在明清之时，全国得到了动乱之后的一丝平静，修谱之风吹遍全国，而此时的族人自唐以降，因动乱诸多原因，已没有系统的氏族传承记录，诸多传承失考。褚氏在历史的记录中，也仅能考证阳翟褚氏的一些事迹，把自己列为阳翟褚氏后人也是唯一可以考证的传承，当然这一方面是无奈之举，也是尊祖的意思，同时也多少含有一个荣誉之心，这一举动也因此而无可厚非，褚氏族的尊祖情结是江南褚氏族人将阳翟褚氏列为宗祠的原因之一，阳翟褚氏也因此得到光大，阳翟褚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3、阳翟褚氏文化的先进性阳翟褚氏文化的忠孝、进取、博学形成有一千多年了，就是到现在也俱有先进性，忠君爱国，这是儒家的精髓，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这种爱国思想也团结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无论兴荣耻辱，都是爱国这一原始动员凝集着全华夏儿女，是中华向心力的灵魂。孝道是家庭的灵魂，是人伦的准则，人能和谐相处与孝不可分离。忠孝的科学性正是这种氏族文化得以保存的决定因素，褚氏族人纯朴，一心向善，认可并发扬该文化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