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氏三姐妹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8月11日11:37 新世纪周刊 -傅国涌

　　民国史上，宋氏三姐妹广为人知，相比之下，知道沈氏三姐妹的人就不多了。沈氏三姐妹是沈性真、沈性仁、沈性元，浙江嘉兴人，都受过新式教育，大姐以字“亦云”为人所知，嫁给当年颇有争议的风云人物黄郛，留下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亦云回忆》，受到胡适等人的肯定；二姐性仁嫁给社会学家陶孟和；小妹性元嫁给长期主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

　　沈家并无显赫的家世，父亲沈秉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过7年编辑，参与编辑过《辞源》等书。老大沈亦云是个很有个性的女性，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她们做制服，上街头募捐，还想上前线，一班受过教育的如花少女，睡地铺，穿黑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花钱，一片报国热忱。期间，她认识了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的黄郛。民国初年，她随丈夫北上，留在天津。

　　老二沈性仁幼时喜欢数学，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求学，因为父病回国，后入北京女高师，1917年与北大教授陶孟和结婚，夫妇志趣相投，生活淡泊。小妹沈性元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爱昆曲，擅书法，热心教育，1927年与留学英国归来的钱昌照订婚，夫妇相伴60年。

　　黄郛在北洋政府官至摄政内阁总理，在国民政府任外交部长，厌倦了政坛上的权谋计算，起起落落，1928年后，他和沈亦云在浙北莫干山隐居，自筑“白云山馆”，希望从此过神仙眷侣的生活。一到春天，莫干山上到处都是杜鹃花，沈亦云知道妹妹性仁爱花也爱昆曲，就用《牡丹亭》中的曲语请她上山看花：“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妹妹的回信说，她到南京邀请性元一起，先回故乡扫墓，然后上山赏花。清明时节，“沈氏三姐妹”在莫干山上盘桓10天。临走时，性仁、性元添了不少行李，大筐小包，都是山中的野兰花、野杜鹃，一路上还要浇水。

　　这样美好而宁静的心境被“九·一八”事变打断，姐妹通信都充满愤慨，大姐在回忆录中称“匹夫有责，而我们匹妇无谋，藉文字以发愤”，她们认为招致外侮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不能抵抗外侮则是因为内争，所以她们约定一个“很幼稚消极的制裁行动”：不与参加内争的人为友，如有友人参与内争，相见不与其握手，给全社会添一项道德标准。当黄郛受命出山，前往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签定《塘沽协定》时，沈亦云相随左右，当时社会舆论对黄的压力甚大，责难纷纭，连妹妹、妹夫也不能理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

　　卢沟桥事变后，沈性仁带一个孩子南下，乘船南下，几十个小时，没有床位，连座位都没有，一路苍蝇、蚊子扑面，只有以手帕遮口，到上海时已面容憔悴无人色。接着，她又辗转前往桂林，与陶孟和及其他孩子会合，她前往红十字会报名，志愿去看护伤兵。不久她肺病发作，48岁就不幸去世，留下了三女一子。大姐以她们共同尊敬的文天祥《别弟诗》中二句挽妹：“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

　　沈氏三姐妹的家庭和个人命运，都与大时代的风云密切相关。1937年11月，大姐沈亦云在莫干山上，知东南即将沦陷，如天崩地裂，夜间点着柴炉，先烧单据，再烧信札，边烧边念：“有国家必有历史，个人事小。”1949年后，陶孟和在北京做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昌照和沈性元先后从海外归来，她们唯一的兄弟沈怡在抗战胜利后做过南京市长、联合国远东防洪局长，去台湾之后，曾出任“交通部长”、“驻巴西大使”等职。

　　沈亦云离开大陆，定居美国，她晚年回忆往事，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她在《亦云回忆》的自序中说：“有人以为记着历史是自沉于过去，我不敢。有人以为表彰身后，我亦不尽然。历史并非仅英雄豪杰之事，是成此历史的民族生活记录。亡国不能有历史，草昧难有记录，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