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沈氏出自一脉之说，改系出有‘三’之误

一、前言

溯源报本，乃人性之所同然，自历年以来，作者一直希望能拜读有关沈氏之著而未得。发愿于暇时进行研究，及今已历时三年，往往忘餐废寝。谨勉成此文，如能引起海内外方家暨宗长之重视，收一二抛砖引玉之功，则荣幸之至矣。

二、溯源

沈氏出自姬姓，本周文王之后裔，周初封于沈国，其后遂以国为民。自周文王上溯至黄帝，史记中共有十九世之记载，计黄帝至后稷共五世，即：黄帝（妃嫘祖）生玄嚣（是为青阳，即少昊），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或作俈，即高辛氏），帝喾（妃姜源）生弃。弃于帝尧时为农师，于帝舜时封于邰，号曰后稷（妃咭人）。此后直至夏末，皆世为「后稷」之官。及夏衰，后稷子不窋「乃失其官，而奔于戒狄之间」。自此以降，共历十四世而至周文王。即：不窋、鞠、公刘、庆节、皇僕、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妃太姜）季历（妃太任）文王姬昌（妃太姒）。

沈子国受封，当在周成王时，也即周公敉平武庚作乱以后。其国都在今安徽省临泉县治沈邱集，其领域则辖及后世所称之沈亭。沈子国在春秋时代，适处于陈、蔡、宋、郑与齐、秦、晋、楚四大国之间。在地理上乃屬列国之枢纽；在军事上，为晋、楚二强争霸之要冲。由于沈子国国小力薄，在争霸之世局中，不得不隨附邻近之楚国。以是竟迭遭晋国及其盟国之攻击。自鲁文公三年至定公四年止，一百十九年间，国君三度被執：首次是鲁成公子八年「晋侵沈，获沈子揖」。第二次是此后六十三年后（鲁定昭公二十三年）沈子逞（榖梁传作沈子盈，公羊传作沈子楹）又被吴国所掳。第三次是十三年后（鲁定无比。自南朝沈约、沈炯，至北宋沈括，虽均博于文史，然终因文献不足，无法详考沈氏之根源。

  关于沈氏之根源，考诸载籍，约可归纳为以下四说：

（一）依宋书「自序」，指为少昊金天氏裔孙台骀之后。惟此说自宋代罗泌明末顾炎武、清代显栋高、高士奇、梁履绳及近世之学者如梁启超等，均不以为然。盖汾川古沈国与周代沈子国，不僅在空间上相距颇远；在时间上，前者亦太过杳远而难凭。考西周宗法制度，依春秋左传有关记载，参以「自序」所述迁徒迹象，吴与之沈氏，实显然出自后者。虽然前者亦同为轩辕黄帝之后裔，惟后者则係出自后稷之一脈。


（二）姓谱、广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谓为周文王十子聃季之后。虽近世有学者专家持不同见解，惟历代公私著録，多屬如此记载。

（三）据东汉王符、高诱，晋杜预及南宋郑樵之著述，谓「沈氏有二」，其一因「楚有沈邑，楚庄王子公子贞封沉鹿，故为沈氏」。按此说概屬以讹传讹，非有实证。盖左传宣公子十二年之沈尹，由墨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足可证明既非孙叔敖，尤非楚庄王幼子公子贞，实为沈国沈氏奔楚之客卿。楚庄王曾尊为师友，深受其感染。且楚国当时本未取沈都为屬邑，而沉鹿在今湖北之鍾祥，与沈子国及沈氏，均毫无关连，故此说显为附会。其详当于下节析述之。

（四）依民国二十年出土西周沈子簋蓋铭文，考证为周公之后。该铭文中有沈子乃氏、沈子也，并云「沈子作胤于周公」。此为近世学人温廷敬、陈槃等先生之见解。良以西周遣物之铭文，尤早于左传、国语等古史。其结论虽与第二说不合，但二者仍非绝对无存之可能。且两者均为周文王之后，一为十子，在宗祧上本可互为继承。故如史料不足，纵然一时考证不明，亦无大碍；而「沈子国与沈氏，系出自姬姓，乃周文王之嫡系」，及今已可正本清源，书扫历来之异说，由沈子簋蓋获得无可置疑之定论。

三、解纷

吴与沈氏，出自姬姓，本非真有纷歧。其别姓异说，实由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沈尹之不详。其后东汉王符著潜夫论，或因楚有沈尹，遂列沈氏为楚公族，谓「沈尹戌为楚庄王之曾孙。」而高诱注吕氏春秋「慎行论」；杜预注左传昭十九年之沈尹戌亦皆从之。惟类此著作，证以吕氏春秋「当染」、「尊师」等篇之所述，实显然不符史实。而杜预在左传沈尹之下，加注「沈或作寝，寝、县也。今汝阴固始县。」实无异于人误之外，别开地误之端。降至郑樵，于人则谓「公子贞封沉鹿，故为沈氏」，于地则更将沉鹿与「楚有沈邑」，混合为一，并谓「其地在今（宋）颖州沈丘」云云。自此人多引用，尤以近世访问之姓氏类书籍及史、地辞典，除康熙字典之外，几均蔽于郑志之名气，率将此说，罗列刊载，以示广传，惟详考载籍，此说原非事实。兹分就人与地两方面，析述如下：

（一）就人言，沈尹原非楚人——依墨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及秦汉之典籍考证，沈尹与孙叔敖因同事楚庄王，故各书一再相提并举，而左宣十二年之沈尹，实即吕氏春秋中之沈尹筮。原春秋中期，「沈服于楚」。鲁文公三年，晋曾合列公之人伐沈，沈既潰败，筮亦就近奔入楚之期思邑避难，并与孙叔敖结为知己。其后一同遊郢，敖三年不遇乃隐耕于淮海之滨。筮则因擅长军事，故立获楚庄王重用。后经数年考验，邲之战前，楚庄王欲任为令尹，然筮僅措意于军权，欲籍楚力以复二十余年前之国仇，遂进孙叔为令尹以自代。楚庄并尊二人如师友。及晋楚战于邲，「沈尹将中军」，卒大破晋师，楚因以霸，沈尹亦「名闻天下」。依楚制，司马为令尹之偏，故世称沈尹或沈令尹而不名，鲁宣公十八年，楚庄王故，共王继立，沈尹因拥有兵权及军攻，故令尹子重使其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此后其兵权即全归子反，筮退休隐居于虞丘，后人乃又称「虞丘子」或「虞丘相」。其子当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沈尹寿，其孙即为沈因射、沈尹赤与沈尹戌。沈子国亦因此颇得楚国之尊重与保全，直至沈尹筮退休后数年，沈子国方再次于楚共王八年为晋国所侵。此后四十六年，即鲁昭公四、五年，沈从楚伐吴，沈尹射、赤同见于左传。又六年，即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迁沈于荆，沈尹射兄弟亦奔吴，戌并臣于阖盧，娶吴女生诸梁及后臧。三年后，楚平王即位，复沈子国。又六年，即鲁昭公十九年，沈尹戌始返楚，任职左司马，实司楚北门之锁錀。此时由沈尹戌之言论、见解，亦颇能显见其客卿之身份。鲁昭公二十三年，楚沈等七国盟军为吴所败。定公四年，柏举战前，观沈尹戌所订作战计划，仍似寓有兼顾沈国之用意。不料囊瓦败事，戌因恥为阖盧所擒，终战死于雍澨。续后其子沈诸梁仍为楚国防守方城，鲁哀公十六年，曾领兵平百公之乱；复惠王之位，惟旋即归令尹、司马二职予子职及公孙宽。此除所以不得为令尹，长久主政，当亦为客卿之故。

且推考「沈尹」之为氏，亦当有一定含义。就沈氏为楚客卿言，「沈」示来自沈国；「尹」示任自楚庄。反之，若果为公子贞，此沈尹二字，即皆无意义。纵为公子贞之后，舍「沈」之根源不论，其下又何须加一「尹」字？按楚之尹官甚多，许多令尹之后，尚不加「尹」，何独沈尹竟多此一举？虽后历三代，至沈诸梁即弃「尹」不用，于此益知沈字为根本，不可更改。是亦足见沈尹非楚国之公族。又依常理衡量，沈尹既为楚庄王师友，而名闻天下，是可断言：不论楚庄王或公子贞之后，必不至再以沈尹为氏。况以楚庄王之强盛，其子孙命氏，又何自甘与臣佐相雷同？复查春秋左传记公子贞，自成公十五年起，凡经文皆称公子贞，而左传悉称子囊。是亦可知，原作者当不至独在宣十二年称子囊为沈尹。又公子贞乃楚庄王之幼子，若彼在宣十二年即能将中军、临大敌，所拥权势反在其叔辈子重、子反之上，彼当不至迟至其兄继位十五年，方初见于左传，其后又再过八年，即楚共王二十三年，方能继子辛为楚国之令尹。


综上所述，春秋中期以后，沈楚二国之关系，乃因有沈尹，而极其微妙。而沈子国与沈尹一家，更是步调一致，祸福相同。惟沈子之从及沈尹筮之效命于楚，目的均在抗强求生存。对此联盟，中原各国及中原学者自难以谅解。更何况沈子国本为弱小封国，列强既一再入侵，谱谍遂丧失无遗，真情或隐讳不宣，讹言自愈传愈谬。今千古责非，一旦纵难以净改，惟沈氏宗人则不可不有定见。客观当时情况，惟沈子国与沈尹筮等共同以中原文化启发及促进楚国之进步与富强，楚国乃得「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最秦虽并周，而楚终亡秦。沈、楚于中国，本有其不磨之功责。沈、楚之关系，攸关沈氏渊源，自不宜长此任其混淆而不为考正。

（二）就地言，楚国实无沈邑——我国自古以来，虽行政区历代有改变，且古时图说，例非详确，故考证为难。据清初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沈子国都城遗址尚存，在今安徽省临泉县治沈邱集。考其沿革：在春秋时代，其封域实辖有临泉县北部及今河南省沈邱县、项城县南部、汝南县东部。总面积纵横约为五十公里（一百华里）左右。于战国则属楚之平兴邑。按楚平兴即史记所称「李信所攻」或「王剪所取」者，当时其辖区必较汉代更广。至楚之寝丘邑，亦即史记蒙恬分兵所攻者據吕氏春秋及韩非子，本为「汉间」或「楚越间」之「砂石」、「名恶」之地。此与当时早已开发之土地及沈子国都，自不能混为一谈。以此左传宣公十二年「沈尹」之杜注——「沈或作寝」，实不能成立。良以当时沈子国未灭且未他迁，孙叔敖亦未封寝。且沈尹筮既非孙叔敖或「沈县大夫」；而孙叔敖本为「令尹」，更不得认作「沈邑之尹」。此等史实，极为明显，惜后人多未明辨，以致有种种误解：或谓杜氏乃以定公四年之「寝尹」为「寝丘邑尹」，遂谓王孙由于系继沈尹戌为寝尹者；或谓杜注系因史记「滑稽列传」称孙叔之子封于「寝丘」。遂认沈尹即是孙叔敖。此外尚有谓「寝为沈国之别邑，因楚取于沈，故称沈邑。」持压说者，有南宋郑樵、清代高士奇、顾栋高等。通志氏族略谓「楚有沈邑，楚庄王子公子贞封沉鹿，故为沈氏，其地在今（宋）颖州沈丘」云云。考究史实，在左定四年之「寝尹」，实为楚昭王之卫士长，与沈尹及寝丘，本均无关连。至孙叔敖子之受封，亦在孙叔身故以后，且寝丘亦不得为沈丘。又沈子国本为百余华里之小国，其封域实不得辖及「汉间」或「楚越间」砂石、名恶之寝丘。易言之：既不能辖有期思附近之淮北固始（东汉光武封李通之固始侯国）。尤不能辖及沈丘县南二百余里之光州固始或寿州之霍邱。复考春秋邲之战前十四年，楚之「北门」尚为申、息二地。楚「取胡田」，在鲁昭公三十年，而都项城，则在战国时代。是可证明在鲁昭公十二年（即蔡灭沈子嘉之九十二年以前），其间沈楚之盟方洽，楚既以胡，沈等小国为其缓冲。实不至更取沈都为屬邑。


前述种种误解及分歧，皆因古人治史，封于时间、空间，似未充分留意。或者因资料缺乏，遂致以讹传讹。而郑志氏族略将沉鹿与「沈邑」、沈丘，随意混合，则尤为显然。实际上，颖州之沈丘，正是春秋时代沈子国国都及本土；此外自无「别邑」之可言。至左传桓公八年之沉鹿，虽经杜预注为「楚地」，但直至宋程公说著春秋分记，尚在「闕考」之中，后经清代高士奇考证，在今湖北之鐘祥，应屬可信。且按楚灵王大会诸侯，僅能于申地举行，是亦可知，前此一百六七年之楚武王，必不能至沈丘举行会盟。综此以观，凡沈都之为「沈邑」、「沈邑」之为沉鹿，乃至沉鹿之为公子贞封邑：「其地在沈丘」等等，要不外后人之疏略附会。且左宣十二年之沈尹，若真为孙叔敖或公子贞，则吕氏春秋等秦汉典籍，又何能咸与孙叔并举；而谓为楚庄之师友？设若谓公子贞系后来受封，则沈丘「沈邑」与沉鹿之间，亦显然矛盾重重而不能自圆其说。此亦足证其出于附会，全无史实之根据。按郑志氏族略又曾舍世本及郡国志不采，谓沈子国为姒姓，故列为「周异姓国」。及今以沈子簋铭文证之，足见世本郡国志不误，而郑志不然。郑氏对欧阳修新唐表亦颇有意见，然北宋典籍毕竟较南渡后更为充实。新唐沈氏表中虽有种种错误，惟「奔楚」之传说，必其来有自，且大体切合史实。综合比较，关于沈氏之渊源，郑氏之误，实更大于欧阳。清代章学诚氏曾谓「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又云：「通志精要，在乎义例……，原不以考据见长也。」诚不失为方家中肯之论。至郑氏以后，明代凌迪知、清代顾栋高等，固各有名世之著述，独对此问题，均未能脱离郑志之谬误。当见前人每以一人之学力，兼究天下姓氏之根源，由于用力分散，自然难于深入，宜乎其瑕瑜互见，或竟不免错误重重。今人理当引以为鉴。庶不致更蹈前人之履辙；益增后世直纷惑也。


本文摘自《南洋沈氏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