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引用了章太炎年轻时所作的一首小诗: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狱中沈禹希见杀》 

  照片上,沈荩的眉宇间凝结着睿智和忧郁。这是中国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这是用生命说真话的湖南汉子。
沈禹希，即是沈荩，他曾参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成为了激进的革命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03年7月31日，因揭露中俄密约而被清廷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言被杀的新闻记者。

当时沙俄赖在东北不走，更得寸进尺地欲与清廷签订秘约，继续控制东三省及内蒙地区。慈禧太后不想惹他们生气，便同意签约。这本是见不得人的机密，却让沈荩通过天津的英文报纸《新闻报》而公诸于世，一时舆论哗然，引起国人公愤。中俄密约最终泡了汤，大鼻子很遗憾，老佛爷很生气。是年7月21日，沈荩被捕，7月31日被处以极刑。
当时敢言的《大公报》报道了沈荩之死:

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比较幸运，恰逢老佛爷的“万寿月”，所以这个老太太开了次恩，“立毙杖下”。但不幸的是，刑部平时没有行杖的业务，只得临时抱佛脚，沈荩被打得“血肉骨裂”、“骨已如粉”。“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此时沈荩的这句话肯定让行刑者们觉得很没面子，然后他们就速速用绳子把已奄奄一息的沈荩勒死了——铮铮铁骨，至死都让极权者无地自容！

沈荩惨死，震惊中外。连老外也觉得这事够狠毒，公使夫人们纷纷找慈禧“谈话”——她们似乎真把这老太太当女人看了。全国各地报纸纷纷予以披露报道。当时因笔锋犀利而被誉为“长枪大戟”的章太炎，也正在大清朝的监狱里，他写了数首祭奠沈荩的诗，《狱中沈禹希见杀》便是其中之一。

现在回顾百年中国言论史，沈荩其实开了个头。一个惨烈而悲壮的开始，还有许多后来者将步沈荩之后尘。

我想起了沈荩。翻阅这百年历史，常有许多让我觉得汗颜的名字，赫然在目。不知新闻工作者“沈荩”这个名字，是否会让一些人感觉羞愧？“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这样的刑罚已不敢再上演，这样的精神却也消失了。没人再敢绞你，可有些人就是甘愿往自己脖子上，和别人脖子上，拴套。

在网上找到一张沈荩的照片。让我稍感意外的是，铮铮铁骨沈荩，竟是一副极平常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柔弱体貌。却也显得清白、清晰。照片是沈荩生前赠与当时的在华英国记者莫理循的。沈荩遇难后，莫理循工工整整地用英文在照片背面记下:“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沈荩揭露《中俄密约》详情

1903年，沙皇俄国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进一步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的“七条”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软弱无能、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决定答应沙皇俄国的要求，欲与沙皇俄国缔结《中俄密约》。哪知《中俄密约》尚未签署，其详细内容即通过新闻媒体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一壮举的爱国者名叫沈荩。

沈荩(公元1872～1903年)，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史载，沈荩“性直倔强，雄于胆略”，从小就立下了反清救国的远大志向。维新变法期间，沈荩积极主张变法，认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效。他和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触，交往密切。维新变法失败后，沈荩留学日本，其政治态度也迅速由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

1900年春天，沈荩由日本回到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共同组织革命组织“正气会”，随后又更名为“自立会”。沈荩任自立会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自立会以汉口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公开宣布“我等认为满州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谋求“新造自立之国”。自立会还建立了以会党群众和清朝下层士兵为骨干的“自立军”。自立军共有七军，湖北新堤为右军，共有6个营，沈荩为右军统领。7月24日，沈荩携带花银二千余元赴新堤，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研究部署在新堤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并决定在8月15日举行起义。

三天后，沈荩得知汉口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主要领导人殉难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表示“继续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愿”的决心，会议决定提前举行起义。28日，“右军所部起事”。当天晚上，新堤卫队营偷袭清军水师营，各地自立军二千多人纷纷响应，自力军的黄绫旗“插遍全市”。

起义失败后，沈荩辗转来到上海，随即他又悄悄地潜入北京、天津等地。在天津，沈荩受聘为“报馆访事”(即今天的记者)，同时兼任一家日本报纸的通讯员，开始以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控制时期，由于沈荩擅长交际，又有政治眼光和新闻敏感性，很快便与八国联军的部分将士混得相当熟悉。北京各界名流听说沈荩认识许多外国朋友，纷纷前去巴结。为了从这些贵族口里打听到有用的信息，沈荩尽量和他们把酒言欢，虚与应付。

1903年，沈荩从贵族口中得知中俄两国要签订密约的消息后，为阻止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决心在签约之前把密约内容昭示天下，让全国人民认清清政府的丑恶嘴脸。经过多方努力，沈荩最终通过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搞到了《中俄密约》草稿的原文。沈荩迅速将《中俄密约》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新闻西报》收到后当即原文刊登。随后，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为此出了一期号外。

《中俄密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斥责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进一步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清政府则陷入了非常难堪的狼狈境地。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中俄密约》泄密后，清政府立即派人全力侦察密约泄露的原因。而此时的沈荩非但没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联络李莲英，干掉慈禧太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旗人庆宽和前翰林吴士钊。那知庆宽和吴士钊得知沈荩的想法后，深感不安，决定联合向慈禧太后告发沈荩。1903年7月19日晚上，毫无防备的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沈荩被捕后，毫不畏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知道罪恶的清政府绝对不会放过自己。遂做《绝命诗》四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审讯期间，沈荩毫不讳言自己的言行，坦承自己的爱国行为，并大声揭露慈禧太后企图掩盖《中俄密约》的卖国行径。本来因光绪皇帝出生在六月(阴历)，故六月被称为“万寿月”，“例不行刑”，加之当时清政府正在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但是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还是极其残忍地下令将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太后这才发布谕旨:“着即日立毙杖。”

7月31日(阴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8个狱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准备行刑。沈荩面对狱卒，大声说道:“快些了事!”于是，8名狱卒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4个小时之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骨已如粉”，其状惨不忍睹，但沈荩自始至终“未出一声”。这时，堂司以为沈荩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想这时沈荩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速……用绳绞我……”见沈荩还没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

清政府以极其残忍的酷刑处死沈荩后。全国人民在沉痛悼念沈荩的同时，更加激起了对清政府的无比痛恨之情，就连外国报纸也纷纷加以谴责。革命派办的报纸《中国日报》发表唁文说:“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当年9月，章太炎先生以义愤填膺的心情在革命派的报纸《浙江潮》上写了一首沉痛悼念沈荩的诗《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他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引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这首诗。

沈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年仅31岁。中国记者沈荩与英国记者莫理循的友谊 

近期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大型图册中,收有一张沈荩烈士的照片。照片原件用以墨绿色的卡衬,在照片卡衬的下方,烫金“清国天津山本诚阳”等字样,想必是日本人开的照相馆。照片洗印得相当考究。按常理,这样的照片应是沈荩烈士生前送给莫理循的。赠予照片,表示两人相互尊敬与友好。在照片的背面,有手写的英文“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沈荩”。查看莫理循日记中的手迹,照片背面的英文,是莫理循所写,只是一改他龙飞凤舞的写字习惯,写得异常工整。历史已匆匆走过了103年,我们能想象莫理循当时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几行字的吗?

照片上,沈荩的眉宇间凝结着睿智和忧郁。一介书生啊,何以让“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慈禧太后”(莫理循语)恼羞成怒,亲下手诏将他杖毙呢!

这是中国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这是用生命说真话的湖南汉子。1903年,沙俄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丧权辱国,欲与沙俄缔结《中俄密约》。密约事关中国的命运,沈荩以记者的正义,在签约之前把它昭示天下,阻止其签约。他将打探到的密约草稿立刻寄给天津英文《新闻报》。密约提前在报上发表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他也惹来杀身之祸,牺牲时年仅31岁。

1903年7月21日《大公报》刊出了沈荩被捕的消息,以后又连续发出了七篇报道,直到沈荩被残酷地立毙杖下。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

烈士牺牲得如此惨烈,激起了西方舆论的巨大的反应,1903年9月14日《大公报》披露:“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皇太后迫于各公使的压力,装出了鳄鱼流泪般的“仁慈”和“悔意”。烈士牺牲后,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可以想见,沈荩的牺牲也给了莫理循极大的心灵震撼。莫理循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他站在英国人利益的立场上,早已看不惯俄国在中国东北坐大的态势。在莫理循收藏的照片里,有在1901年前后的旅顺口照片,还有不少俄军驻扎在满洲地区的照片,就可见一斑。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沙俄乘人之危,以兵相胁,软硬兼施,逼迫中国地方官员密订《奉天交地且章程》,企图将中国东三省变成黄俄罗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获得情报,立即于1901年1月3日在《泰晤士报》上披露,引起国际舆论和清廷一片哗然,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拒签订约,斩钉截铁地对沙俄帝国说:“不!”使沙俄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阴谋没能得逞。

两年后,沈荩做的事,也是莫理循希望做的事,当他得知沈荩烈士牺牲时,在照片上工整的题字,满载着莫理循对同行的崇敬和对烈士牺牲的悲愤。这位牺牲的同行比他整整年少10岁。莫理循积极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呼吁俄国的天敌日本与俄国对决,以达到制衡,促成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但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莫理循又不满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罪恶行径,不惜与《泰晤士报》上司交恶,报道的笔端转向抨击日本,并提醒英国政府,日本威胁了英国在华利益,以至后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

1912年莫理循当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但他此前16年《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影响力,远此他当顾问的影响力大得多。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沈荩的冤死与英敛之办《大公报》

(一)

鲁迅在1936年10月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引章太炎1903年9月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两首诗。诗句悲愤填膺，溢于言表。其中一首是有关沈荩的，照录如下:

狱中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查阅《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记载:“沈荩，字禹希，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随后至武汉，致力自力军运动，为右军统领，活动于湖北新堤。事败后，赴上海，后潜往北京，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于报端，引发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群起反对，被逮捕杖杀。”

沈荩其人其事，至此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仍然有不够明确之处。

(二)

读1993年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大公报初创时期的报纸特色》一节中，我们有了更详尽的且互为印证的材料。文中说:“1903年，新闻记者沈荩被清政府残酷迫害致死，就是《大公报》揭露于世的。”

接着介绍了沈荩被捕和杖毙过程:沈荩潜居北京，应聘担任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1903年清廷与帝俄勾结，商定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政、税收及其他主权的《中俄密约》七条，沈荩从熟识的清廷亲贵大臣处获悉，发表在日本报纸上，引发群情汹涌。清廷恼羞成怒，于7月17日将沈荩逮捕。7月21日《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中刊出这一消息，以后又连续报道，直到沈荩被残酷地立毙杖下。

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作为献礼，《大公报》香港馆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共十册，其中有《大公报新闻案例选》一册，编入历年的一些重要报道。书的第二十一页赫然列有《杖毙沈荩》的标题，转录了当时报纸对此一事件的全部报道。现摘录如下(当时报纸无标点符号，转引时加上)。

1903年7月21日第一次报道:肃亲王于23日(编者按: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3年7月17日)奉旨交拿人犯三名，于虎坊桥地方拿获。其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俟访明再布。

7月23日报道:前日本报纪肃亲王奉旨交拿人犯一节，兹探悉，被拿者为沈某。系经某大员面奏，并牵涉戊戌之事云。

7月24日报道:沈某在北京被拿，已纪本报。兹得悉北京来函云，沈荩系江苏太湖洞庭山人。此次被拿之故，因无赖倪某向沈借银三百两，沈未诺，倪遂衔恨。故被诬告被拿云。

8月2日刊发沈荩之绝命词:前北京拘拿之沈荩，已于初八日被刑。今得其绝命诗四章，照录如下: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引者注:这里只录两首)。

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9月14日报道: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又闻发旨之先，有政务处某君面奏于皇太后云:万寿在迩，行刑似不吉祥，宜轻其罪。皇太后遂改旨速杖毙。政务处某君原为保全沈荩，见皇太后改旨，亦不敢抗奏……

七则报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闻记者，因为揭露清廷的卖国勾当，忠于职守而被杀害的全过程。镜头十分清晰地显示了牺牲者的无辜和勇敢，统治者的狡诈和凶残。

时下一些影剧中，频频出镜的“太后老佛爷”仪态万方，满面含春，迈着款款细步，把纤纤秀手搭在“小李子”的臂上，一付正人君子面孔。请大家务必不要忘记，她还在不时地发出“斩立决”、“立毙杖下”的旨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两面派。

这个蛇蝎心肠的独裁者，当一些外国公使夫人觐见谈到沈荩的冤抑时，竟然“颇有悔意”，真是虚伪至极，所谓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了。(三)

丁淦林教授在丛书《新闻案例选》的点评中写道:《大公报》报道了沈荩遇害的全过程，有绝命词和幕后决策等细节，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昨日的新闻，今天的历史。季羡林在给这套丛书的题词中说，《大公报》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对《大公报》来说是一种赞誉。并不是所有的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报纸的报道，歪曲事实，自毁声誉，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按照周雨所著《大公报史》的分期，刊登上述报道的报纸，处于创始时期，即我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英敛之担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的时期。他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以敢言著称，把那一时期的《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

1902年，英敛之三十五岁，东西南北奔走，艰辛地创办了《大公报》。在报纸创刊号上，作《大公报序》宣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救国救民之情，跃然纸上。创刊弁言中更宣布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

他不是口头革命派，创刊第五天发表“论说”(即“社论”)，题为《论归政之利》，公然宣称要太后归政。说只要归政，就有八利。文中指名道姓地骂刚毅，批驳刚毅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与家奴的谬论。骂旧党，骂宫禁左右，只有对慈禧不作正面攻击。在当时，即使报纸办在天津租界内，也可以说是大胆已极。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充斥其中。《大公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又把他们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毂木之蠹虫。指责吏治的腐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

他在天津办报，却敢于捋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虎须，和袁抗争了十年之久。

1905年，《大公报》支持反对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支持抵制美货，拒登美商广告，袁世凯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英敛之针锋相对，发表“论说”，题为“说官”，矛头直指袁世凯。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应拔除凶邪，洗涤当权大官，否则改革无望。其后袁世凯几次企图对他施以收买，均被严辞拒绝。

英敛之虽然主张君主立宪，提倡变法维新，反对共和革命，但却公开反对清廷镇压革命党人，报纸揭发清廷杀害沈荩一事，已如上述。1907年，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论说《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坚决加以谴责。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又剖其心，啖食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英敛之对于中外报纸作过认真的研究，主张报纸要办成国民的喉舌。其职责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强调报人要守正不阿，以身作则。

英敛之办《大公报》十年，颇多创新，成绩斐然，为当世所称颂。梁启超在所办的《新民丛报》上撰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严复赠对联一幅:“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历史学家陈垣称他为“豪杰之士”。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他悄然离开了《大公报》。此后潜心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1925年参加创办了公教大学。1926年逝世。

英敛之为《大公报》的续办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说也为后世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来源：环球网--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