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公元1875～1963年)，字衡山，浙江嘉兴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是清光绪甲辰年(公元1904年)的进士，次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沈钧儒的一生是和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初，沈钧儒参加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到杭州成立了临时省政府，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沈钧儒当时是省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在政策方面，沈钧儒总是和共产党的委员(比如宣中华等人)事前交换意见、密切协商，然后再按照国民党规定的纲领办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到了三月底，张静江得到蒋中正的命令到杭州和国民党右派策划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长在上海领取了蒋中正清党的密令，回到杭州深夜就开始宣布戒严了。11日上午开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华一度隐蔽起来，4月14日宣中华秘密赶往上海，在途中被捕，在经过残暴的审问之后遭到了杀害。沈钧儒当时也被拘留起来，因为国民党右派在宣中华的遗物中发现宣称沈钧儒为“真左派”。

沈钧儒被拘留了七天，到了4月21日早晨被押送到南京。蒋中正本来是想把沈钧儒押送到南京之后就枪毙的。但是为什么沈钧儒没有被枪毙而且还恢复了自由呢？这是因为沈钧儒过去的一个学生马文车恰好在蒋中正的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处的处长，当他看到要枪毙沈钧儒他们的文件之后，私自给压了下去，并积极进行活动营救沈钧儒。另外，蒋中正的老师庄崧甫当时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员，他找到蒋中正，说像沈钧儒这样享有很高社会威望的人，如果处决掉会对蒋中正很不利的，所以蒋中正只好把沈钧儒释放了。

1935年，沈钧儒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触怒当局而遭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00左右，在上海的沈钧儒忽然在住所遭遇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知道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六个人也一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被捕的当天下午，沈钧儒等人在法庭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到晚上8:00左右，七个人就都陆陆续续地获得了保释。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法庭再次下了拘票。沈钧儒到家没有多久，就又被带走了。在囚禁的过程中，沈钧儒与其他五位先生的饮食都是在一间屋子里。沈钧儒跟他们提出：六个人是一个人，要有“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经过商量，他们商议出三项原则：关于团体(指救国会)的事，应由团体解决；关于六个人共同的事，应由六个人共同决议解决；关于个人的事，应由个人自己负责。他们还商量好：如果当局把六个人分开羁押，那么大家就一致用绝食来抵抗。其他五位考虑到沈钧儒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沈钧儒却是怎么都不肯。

沈钧儒他们被捕前期，国民党为了阻止他们和外界联系，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人不允许探监。小孩子不在他们阻止的范围之内，当时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三家的孩子都在十岁左右，都曾经到监狱里给大人们送信或者取信出来。七君子事件经历了很多周折，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沈钧儒他们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监狱。

七君子事件之后，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沈钧儒先是到了上海，后来又到达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活动。沈钧儒到达南京之后，蒋中正单独找到沈钧儒，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是沈钧儒坚决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沈钧儒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沈钧儒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沈钧儒与中共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他跟周恩来的联系更多一些，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庆之后。在重庆，沈钧儒住的地方叫梁庄，住在他对面的是中共党员王炳南，王炳南经常跟周恩来联系，沈钧儒住在他对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沈钧儒自己也经常去找周恩来，常常跟他一起去的还有董必武。到了1939年，局势开始变得复杂了，虽然还在谈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还设置了防共委员会，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皖南事变”。这一期间，沈钧儒和他的朋友们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后来1941年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拒不出席，沈钧儒以及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

新中国建立之后，沈钧儒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并解散了救国会。后来周恩来得知救国会被解散，感到非常可惜，认为应该保留下来。在那个时期，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但是那时候他跟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沈钧儒每天都去打打太极拳，借此来锻炼身体，另外他还很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时事，沈钧儒非常关心，对于当时的书报阅读得非常认真，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经跟沈钧儒在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泽东崇拜得太厉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泽东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中共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

1963年1月2日是沈钧儒的八十八岁大寿，那一年的元旦，周恩来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宴会，招待北京七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负责人等老人，为沈钧儒祝寿，同时也算是给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在祝寿会上，周恩来说沈钧儒是“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这是对他一生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