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晋时期沈氏尚武的悲剧

据沈约《宋书》卷100“自序”记载，沈氏故里在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其家族的历史颇为悠久，至少在东汉初便定居江东了。沈氏定居江东的始祖是东汉光武帝时人沈戎，戎有三子：酆、浒、景。此后沈氏的嫡嗣宗支主要来自沈浒、沈景后人，如沈田子、沈林子、沈约一支出自沈浒；沈充、沈劲、沈演之、沈庆之、沈怀文等则出自沈景。从沈酆、沈景等人在东汉时期任职行事的情况看，他们与吴郡顾、陆诸族没有明显的差别①。不过，进入孙吴之后，与吴郡顾、陆诸族之全面得势，地位迅速上升的情况相比，沈氏则发展缓慢，没有出现什么突出的人物②，而且表现出尚武的特征。沈约《宋书·自序》中虽述及沈宪“才志显于吴朝”；沈矫“以节气立名”，“孙皓时，有将帅之称”，但实际上并无多少事迹，故无人得列《三国志》正传之中。
吴兴沈氏浮现到历史的前台，是在东晋。孙吴亡后，以吴郡陆氏为代表的江东旧族军事实力受到摧残，影响力有所下降，原本声望不著的义兴周氏与吴兴沈氏的军事实力便凸现出来，人称江东之豪“莫过周、沈”。不过，依照世族社会的传统，沈氏之“清望”是远不能与江东文化“旧族”相比的，在社会地位上自然要受到压制和贬抑。两晋之际，北人南徙，侨、旧文化世族联合，开创东南偏安之局。作为江东“土豪”的沈氏则无法进入权力中心，始终与东晋王朝的主流势力处于对抗状态，从而受到压抑。在这一背景下，沈氏人物不断制造、参与了一些旨在动摇、破坏当时统治秩序的祸乱，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沈氏也因此屡遭打击，酿成了一幕幕惨烈的悲剧。
第一出悲剧发生在东晋前期，其时沈氏代表人物是沈充。
司马睿立国，主要仰仗琅邪王导、王敦兄弟的支持，故立国之初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但是，随着东晋政局渐趋稳定，司马睿试图强化皇权，与王氏发生冲突。王敦不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而且企图凭依武力主宰统治大权。为了达到代晋自立的政治目的，王敦着意拉拢沈充，以之作为进位的奥援。晋廷的内争给沈充提供了机会。沈充希望通过支持王敦，打破现有的统治秩序，并借机消灭义兴周氏，从而为沈氏家族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王敦之乱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永昌元年(322)王敦起兵武昌，以诛刘隗、刁协等为名，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得到了世族社会的支持，很快取得了攻克京师的胜利。这也给王敦、沈充等人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东晋不堪一击。太宁二年(324)，王敦病重，再次下令起兵，并命沈充于吴兴响应。其实，此次王敦兴兵，他本人是有疑虑的，但沈充、钱凤等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晋书·王敦传附沈充传》载：“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凤)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遭父丧，外托还葬，而密为敦使，与充交构。”对沈充，晋明帝曾加以笼络，派其族人沈祯劝谕沈充，“许以司空”，同时又明示：“今此之举，将行篡弑耳，岂同于以往年乎？”其实，沈充何尝不知王敦此举的目的呢？他深知以自己的家世门望在现有政局中是不可能获取“非分”利益的，只有支持王敦变乱，才有可能登上权势的高峰。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晋廷的招诱，决定与王敦共同起事。沈充出征前对妻子说：“男儿不竖豹尾，终不还也！”《晋书·王敦传》末“史臣曰”也说王敦之乱“衅隙起自刁、刘，祸难成于钱、沈”。由此可见沈充在王敦之乱中所扮演的角色。沈充希望王敦谋篡获得成功，使他有机会成为开国元勋，提高其家族的地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由于王敦代晋有违门阀社会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有力地抵制，沈充也兵败被杀。
沈充助逆而死，这是覆家之祸。惟因当时晋廷衰弱，执行得不够严格。《晋书·忠义·沈劲传》载充子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尽管如此，禁锢之惩则是难免的。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呢？沈劲走的还是从军之路。当时吴兴郡将王胡之受命北守洛阳，上书请以沈劲为参军，“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这实际上是利用沈劲的影响来安抚、招募兵士，以戍守洛阳。当时鲜卑慕容氏进入中原，沈劲“自募壮士，得千余人”，助冠军将军陈祐守城，“频以寡制众”。后陈祐退师，以500人付劲，令其坚守洛阳。“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终于被俘遇害，“朝廷闻而嘉之，赠东阳太守”。沈劲之事入《忠义传》，与其父附入“贼臣传”，在名义上似有天壤之别，但就家族利益而言，沈劲之举，其目的与乃父有相通之处，即谋求家族的仕进与地位的上升。因为面对家族的禁锢，只有通过非常之举，才能改变晋廷对沈氏的态度。沈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其因在此。从其效果看，沈劲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其子孙获得了入仕的机会，不少人显名南朝，成为沈氏的显支之一。
东晋时期沈氏的另一显支代表沈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土豪特色，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宋书·自序》载警“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沈警一支，其人物多有强烈的进取意识。所谓“无仕进意”，恐怕主要是对现状不满意。沈警通过正常的仕进道路难以提升家族的地位，而其家族又有强大的财物与人力的支撑，这难免会生出是非祸乱。
沈警生活于东晋中后期，其时东晋门阀政治的危机已充分暴露出来，不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不断酿成严重的祸乱，而且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也越来越无法调和，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过程中，以五斗米道为组织形式的孙恩之乱便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事件。吴兴沈氏世奉五斗米道，尤以沈警及其子穆夫与杜子恭、孙恩等教主往来密切，不仅积极参与他们谋划推翻东晋统治的活动，而且直接投入了军事叛乱。《宋书·自序》载：
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再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之、吴兴太守丘尫，并见害，函首送京邑，事见《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预素无士行，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林子、虔子获全。
由此段所载，沈警是在对晋廷失望之后，全力参与五斗米道的活动，其子穆夫则成为孙恩的急先锋。如果孙恩起事终有所成，沈氏家族当会成为元勋，取得相应的政治利益。但是，形势并未朝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晋廷用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平叛，逐步消灭了孙恩势力。沈警家族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险些举族皆灭。

二、晋、宋之际沈氏武将的勃兴

东晋虽然依靠北府兵镇压了孙恩之乱，但既往门阀社会的统治秩序却再也无法恢复了，高级门阀世族的统治危机全面暴露出来。各集团间不断火并，竞相拉拢北府兵，北府兵成为晋末的历史主角。但北府兵首领多起自下层，受士族歧视，刘牢之便因此而死。此后，刘裕重创北府兵，并依之建立刘宋政权。刘裕建国，历经波折，征战多年，先后消灭门阀人物桓玄，孙恩余部卢循、徐道覆，北府兵旧属刘毅、诸葛长民等，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又屡兴北伐，征南燕、西秦及巴蜀，以立威望。于是，军旅之事成为当时的主题，尚武之人则成为当时的主角。这一变化给沈氏的兴起提供了机缘。考察刘裕诸功臣，沈氏人物甚为突出。
沈警、沈穆夫父子参与孙恩之乱，使沈氏遭受了灭顶之灾。《宋书·自序》载沈穆夫诸子的逃亡情况说：“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富强，志相陷灭。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时生业已尽，老弱甚多，东土饥荒，易子而食，外迫国纲，内畏强雠，沈伏山草，无所投厝。”时值刘裕奉命平叛，沈林子、沈田子兄弟于是投归刘裕。刘裕说：“君既是国家罪人，强雠又在乡里，唯当见随还京，可得无恙。”于是裕“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给焉”。沈氏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机。沈林子兄弟投依刘裕，当然是为了避祸，而刘裕收藏“国家罪人”，则是另有打算的：他看到晋末乱局，存心有所作为，而沈氏一门尚武，可为犬马之用。因此，沈氏与刘裕的结合是各有所图的③。
沈氏兄弟要振兴家道，惟一的出路便是效命刘裕，争取立功。在刘裕攻打桓玄、卢循、司马休之及北伐的诸次战役中，沈氏兄弟都担任了先锋重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仅以义熙十二年刘裕征伐后秦为例，沈田子领数百人先入关据青泥，后秦姚泓领数万人围之，田子激励将士曰：“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封侯之业，其在此乎！”沈田子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奠定了消灭后秦的基础。后来攻克长安，刘裕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沈林子也以能战著名，“高祖每征讨，林子辄摧锋居前，虽有营部，至于宵夕，辄敕还内侍”。刘裕北伐关中，以林子“统军为前锋”，与田子共击姚泓，“威声远闻，三辅震动，关中豪右，望风请附。……高祖以林子绥略有方，频赐书褒美，并令深慰纳之”④。刘裕出自寒门，他之所以能代晋自立，主要依靠武力征战。而在此过程中，沈田子、林子兄弟居功至伟。沈氏兄弟出生入死，除了报达刘裕收容之恩外，也有立功求赏、克振家声的目的。田子所谓“封侯之业，其在此乎”，确是肺腑之言。
不过，沈田子期望封侯的愿望并未实现。《宋书·自序》载刘裕撤师关中，令沈田子、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人共辅少子刘义真。但诸将争功，互有矛盾，沈田子一再进言刘裕，以为王镇恶乃关中人，“不可保信”。刘裕则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这是暗示沈田子可以借机杀王镇恶。田子心领神会，不久以谋反罪名诛王镇恶，而王修又杀田子，傅弘之则杀王修，留守诸将自相残杀。沈田子“初以功应封，因此事寝。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发狂易，不深罪也”。实际上，刘裕对留守诸将的安排本身便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诸人相互牵制，一如当年司马昭以邓艾、钟会等人讨伐蜀汉，是典型的一箭双雕。
沈林子似比乃兄稍为幸运一点，刘裕建宋后，林子“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但据《宋书·自序》，林子入宋后实际并未从政，“遭母忧，还东葬”，而且很快病死，情形颇令人生疑：“上寻不豫，(林子)被敕入侍医药，会疾动还外。永初三年，薨，时年四十六。群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实启，必有损恸，每见呼问，辄答疾病还家，或有中旨，亦假为其答。高祖寻崩，竟不知也。”刘裕病重命沈林子入侍，林子竟突然“疾动还外”，死于刘裕之前，这是很不正常的。联系刘裕一贯诛杀旧将的阴谋，可以推测林子死于刘裕的暗害，这真可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又据《宋书·自序》，沈田子、沈林子之兄渊子也投依刘裕，“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后“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时年三十五”。渊之是死于战场的。
晋、宋兴替之际，以沈田子、林子等为代表的沈氏武将追随刘裕，出生入死，企图以此实现“封侯之业”。他们或献身沙场，或死于权利争夺，或遭受暗害，少有功成名就者。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从此，沈氏获得了以正途入仕的权力⑤。《宋书·自序》载沈林子之子邵、璞等深得宋文帝提携，邵“袭爵，驸马都尉、奉朝请。太祖以旧恩召见，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胜。会强弩将军缺，上诏录尚书彭城王义康曰：‘沈邵人身不恶，吾与林子周旋异常，可以补选。’于是拜强驽将军。……邵疾病，使命累续，遣御医上药，异味远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绝。”可见宋文帝优遇沈邵，其因正在于“旧恩”。
　　　　三、宋、齐之际沈氏武将群体的得势及其家风的变化
南朝宋、齐两代沈氏武将势力达到了鼎盛的状态。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内外征战频繁，这给尚武的吴兴沈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表演机会，甚至有些人还在王朝内部易主或王朝更替之际，凭借他们的武装力量一度获取了控辖大局的特殊政治地位。此间沈氏人物之众、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是以往未有的，开辟了其家族历史的新局面。
刘宋时期第一位执掌大权的是沈演之。据《宋书》本传，演之乃叔任之子，“袭父别爵吉阳县五等侯”，颇得宋文帝信任。《南史》卷36本传略述其事云：“元嘉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先是刘湛、刘斌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义，与景仁素善，尽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义康出蕃，诛刘湛等，以演之为右卫将军。景仁寻卒，乃以后将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军旅，同参机密。寻加侍中，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演之参掌机密，善于体悟文帝的心意。如文帝“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演之赞成上意。及平，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后范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晔寻事发伏诛”，而演之地位则得到巩固，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虽未为宰相，任寄不异也”[1] (卷63《沈演之传》)。沈演之以功臣之子，参掌中枢机密，成为文帝的心腹，标志着沈氏家族政治地位的上升。《南史》卷36传论有言：“沈氏世传武节，而演之以业尚见知，绸缪帷幄，遂参机务。”李延寿看出了沈演之仕宦地位变化的意义，这是很深刻的。
刘宋时期另一位沈氏军事人物是沈庆之，其活动历经文帝、孝武帝及前废帝三朝。有关沈庆之祖、父辈的仕宦情况，《宋书》卷77本传无载。庆之之起，也缘于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孙恩之乱，遣人寇武康，庆之未冠，随乡族击之，由是以勇闻”，先后转投赵伦之、檀道济等北府名将，后檀道济向宋文帝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后因忠心文帝，助其收杀刘湛、刘斌等人，而得宋文帝的赏识和重用。
沈庆之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征讨荆、雍蛮族。据《宋书》本传，从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沈庆之受命围剿对西部诸蛮，组织了十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俘获蛮人20万。孝武帝孝建中，庆之又曾出兵征讨西阳五水蛮。史称“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这既壮大了刘宋国家的实力，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南朝的民族融合。纵观东晋南朝对蛮族的战争，沈庆之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深远。刘宋中期以后，荆、雍地区蛮人的反抗渐弱，经济开发水平不断提高，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此外，沈庆之在孝武帝继位及平定竟陵王刘诞之乱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得孝武帝信任。
与此同时，沈庆之的声望和地位不断上升，文帝任之为太子步兵校尉，孝武帝则任之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出为使持节、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等，后又进号镇北大将军，进督青、冀、幽三州，并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并欲进位司空，庆之固让，然“朝会位次司空”。孝武帝死，命沈庆之与柳元景“并受顾命，遗诏若有大军征讨，悉使委庆之”。在沈庆之的带动下，其兄弟子侄多人皆“有将用”，著名者有沈劭之、沈僧荣、沈法系、沈文秀等，史称“庆之群从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数十人”。李延寿《南史》卷37传论云：“沈庆之以武毅之姿，属殷忧之日，驱驰戎旅，所在见推。其戡难定功，盖亦宋之方、召。及勤王之业克举，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悬车，宦成名立……诸子才气，并有高风，将门有将，斯言得矣。”确实，沈庆之以其军功，在刘宋中期将其家族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沈庆之历经宋文、孝武、前废帝诸朝，随着其地位的上升，他在统治集团中所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前废帝时，其家族和个人卷入了纷争。当时沈庆之似可行废昏立明之事，有更大的作为。对此，沈氏子弟是有所图谋的。据《宋书·沈文秀传》，文秀，庆之侄，善武事，废帝景和元年迁督青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时帝狂悖无道，内外忧危”，文秀将出镇，屯兵白下，劝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将至，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此人性情无常，猜忌特甚，将来之祸，事又难测。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千载一时，万不可失。”文秀“固请非一，言辄流涕”，在他看来，庆之易帜，“图之易于反掌”，可见沈氏武力之盛及其进取欲望之强烈。如果沈庆之依文秀计行事，无论成功与否，都将是江东土著地方势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⑥。庆之作为顾命大臣，力求保全，但终于遭受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