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沈刚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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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这首传遍中外、众人皆知的诗句，是我国唐朝诗人李白形容西陵峡南岸黄牛岩之高大和逆水行舟之艰难。在这座耸入云天的大山背后，有个小地名绕围坡，因水绕山围故名。

如今，土三（土城至三斗坪）公路从村头穿过，给小山村增添了现代气息。从土三公路梅花处分岔，是一条直达绕围坡的乡村公路，向下行五分钟，便到了一个名叫学堂包的地方，这里地势平坦，是大山中难得的一块平地，也是这绕围坡上的一块风水宝地。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这里世居着一户耕读为本、孝友传家、五代书香的宜昌名儒沈达轩及其后代。解放初期，沈氏家族的故居曾作学校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拆出。现在这个小村子里，仍住着十多户沈氏后裔。

本文重点介绍沈达轩孙子沈刚伯先生的生平事迹。

沈刚伯先生的夷陵故居——三斗坪梅花村绕围坡沈家老屋，东为竹园，竹园旁有一小山包，名为学堂包，刚伯先生小时候就在这里嬉戏、学习；西多大石，前乃平畴，后有茂林；穿林陟山，可望长江。门对南山，横列若案。极目远眺，可见百里之外奇峰直立如笔。冬则积雪皑皑，映日生辉；夏则烟云谲诡，顷刻万变，景物之雄奇绚烂，陶冶了沈刚伯先生幼小心灵，提高了对大自然的欣赏能力，更养成探奇寻胜，栉风沐雨，不畏风霜的精神，同时也养成了眷恋乡村、厌恶城市的心理。

沈刚伯踏入社会后很少返乡，1941年因母亲病故，在家居丧一年左右，其余时间均身居闹市，车水马龙。特别是1948年以后，一直偏居台湾，事业卓著。虽然他长期远离故土，但他的思乡之情，未尝一日有减。

笔者经多方搜集，获得一些史料，整理成此文，让人们对沈刚伯先生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芸窗苦读  学富五车

沈刚伯（18961204～19770731），谱名大烈，字汝潜，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暮阳村九组（梅花）人。其祖父沈达轩，宜昌名儒。父亲沈明道日本弘文学院毕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沈刚伯先生的长兄沈汝毅18岁夭折，妹妹沈汝静比他小10岁。祖父沈达轩将小刚伯视若掌上明珠。小刚伯4岁时祖父教他识字，发蒙的书是《史鉴节要》，这是一本谈中国历史的四言诗。他开始每次教四句，然后由四而八，而十二，以致一次二十句。早饭后先教每个字的发音和意义，在逐句讲解，带着他念，等念顺了口，便另外用纸把那些字随意的一个一个地写出来让他认。字都认得了，意义也大致晓得了，便算功课完毕。这大概费时一个到两个小时。

此外，还教他一些云雨风电、草木鸟兽、耕耘收割有关知识、故事和神话。也往往讲一两首可以描写当时景物的短诗要他念。像这样时读时停，经过两年，他已经记得不少历代大事和五、七言绝句。

从六岁起，他才正式读书，开始写字。书仍然是他的祖父每天早晨断好句读（逗）后，讲给他听。讲过，祖父便不管了。而由另一位姓董的家庭教师监督他读、背和写。一段能读能背后再读第二段。每天从早饭后一直读到日落，上下午各休息两次，每次休息大约半个小时，夜课却是没有。

教他私塾的董先生当时已年近四十，是沈刚伯先生祖父门下一个最无成就的学生。曾经历几十次小考，连秀才都没有考上。董先生对小刚伯十分客气，小刚伯经常乘背书的机会，揪他的胡子，玩他的烟袋，甚至有时候把他的辫子系在椅子上，或是放个小虫子在他的衣袋里，董先生总是一笑了之，从来不责备他。

初读书的孩子，总是先读完第一部，再读第二部。要几年以后，才同时读两三种书。祖父教他读书的顺序：一是《朱子小学集解》；二是《孝经》；三是《论语》；四是《孟子》；五是《大学》；六是《中庸》；七是《诗经》；八是《书经》；九是《易经》。

这些书限在两年内读完，四书和诗书二经连注释也要背的。

沈刚伯七岁时，父亲沈明道从日本留学回国，任教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他们全家就在甲辰年初春移居省城。祖父每年夏天返乡度暑，年节往往返乡度岁，其余八个月全用来教孙子读书。

课程是上午读经，晚上读诗（用沈德潜编的《古诗源》做课本）。下午读古文（古文词类中选出），写大字一张，小字一百，逢三、八做文章一篇。祖父回乡时，仍是按时作文（题目是他预先出好留下）。两年内，除读诗文外，还依次读完了《左传》、《国语》、《国策》、《周礼》、《礼记》。

以后两年，每天早起温经书一卷。其余时间用来圈点公、谷二传和正续《资治通鉴》。每天点完若干页后，便呈祖父审阅，点错了地方，祖父便用墨笔改正。他在祖父的督责之下，两年内完成了这四部书的圈点工作。

沈刚伯十一岁时，考入湖北方言学堂，那时他的祖父已经六十五岁了，他从此返乡，不再涉足城市，也无法顾及孙子的学业了。沈刚伯在校三年，学习非常用功，废寝忘食，到了夜晚总是用微弱的灯光看书，以致将眼睛弄成了近视。他看完了《庄子》、《荀子》、《史记》、《文选》、《方舆记要》，乃至《金刚经》、《华严经》都看过。《六祖坛经》是看完了，他是当小说看的。这三年中，他曾经细加玩味过的书是《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和《新民丛报》。他说，他所学的一点知识都是从这四部书中得到的。

1911年，沈刚伯先生在湖北方言学堂毕业，时年十四岁。次年考入湖北文华高等学堂，刚上几个星期的课，武昌首义爆发。此后世道变了，学制也变了，便只身投入社会。他少时所受的教育，实际上到此为止。

1913年4月，沈刚伯先生接到父亲的来信，赴省城报考高等学校。他的理想是报考北大，由于时局未宁，其父不准北上，不得已只好报考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入校后，他写了一篇《述志》的短文，寄呈祖父，报告他选学师范学校的理由。原文如下：

叹天地之悠昧，伤邦国之杌隍。

争美景而学制，妄自扰之庸劣。

嗤夸父之饮河，哀望帝之啼血。

审事理之相乖，信义必之当绝。

临歧途而徘徊，怅去从之难决。

将量才以适性，岂苟图乎哺啜。

无开物之天工，乏和露之玉屑。

厌糟粕之韬铃，鄙迂陋之绵绝。

振木铎于文教，救玉兰之摧折。

姑舒卷而随时，从污隆以养掘。

讲学杏坛  届满周甲

1917年，沈刚伯（时年21岁）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即留校附中教授历史与英语。

1924年沈刚伯考取官费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进修三年半时间。

1927年毕业回国，经俞大维介绍，至中山大学任教。

1931年到南京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的一系列课程。当时能在中国大学里专门讲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历史课的国内尚无第二人，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且是一位有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的学者。他讲课娓娓道来，如同目击，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却又有条不紊。沈刚伯和地理系胡焕庸是当时中央大学最叫座的教授。

沈刚伯先后任湖北省教育厅秘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还在金陵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干部学校、政治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任教。

1932年，他的好友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劝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婉谢。沈刚伯曾先后应邀出任招生委员会委员，负责命题、主试和评卷工作，坚持以考绩为录取学生的准则。朱家骅改任交通部长时，又劝他出任交通部次长，亦被谢绝。

　　1942年秋，沈刚伯继金毓黻出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为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之研究，组织边疆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聘韩儒林讲新疆史、蒙古史，请金毓黻开“东北史”课程。所以，在国内大学的历史系中重视边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央大学历史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迁重庆，沈又应邀赴川省各校讲学。1944年，他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京临时大学，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任教，仍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后在国立编译馆工作。

任教时间最长的是中央大学，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历时14年。

1948年，沈刚伯已应胡适的聘请，拟赴北平大学任教。因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力邀，乃渡海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历史系主任，并代理教务长。

沈刚伯先生在主持台湾大学文学院期间，致力于院务的推进和学术水准的提高，不遗余力。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使台湾大学文学院有了六个系。

1949年增设文科研究所，后于1956年增扩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4个研究所，1966年又增设外国语研究所。1967年起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历史研究所的硕士班分为一般史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史三组。全力协助发展校务，安定师生生活，布置读书研究环境，校内混乱情势，顿时为之一清。

1950年11月，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病故，沈刚伯代理台大校长至次年4月。与钱思亮校长着力构建“台大精神”，为台湾大学校歌填词，台大校歌恢弘的气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台大人。

1954年3月，沈刚伯与在台史学家组织成立了台湾的中国史学会，任理事长，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中有胡适、张其昀、方豪、钱穆、李济、姚纵吾、罗家伦、蒋廷黻、萧一山、劳干、郭廷以、刘崇宏、张贵永、董作宾、毛学水、朱家骅、李宗侗、凌纯声等学者。

1957～1972年间，沈刚伯与李济在台湾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开展了东亚各国汉学家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许多学术活动，对台湾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了鼓励和推进作用。

1961年，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由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教授兼系主任。先生虽非专长于国学，但是对于充实该系之图书设备以及师资之延揽却十分注重，使得该系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优良的师资和设备之下茁状成长。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和蔼可亲，对同学均深致期许，常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

1965年6月，图书馆学系第一届毕业同学共25人，沈刚伯先生赠言曰：“图书馆学系是台湾大学的一个新系，我们要养成日新又新的精神，不断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方法、扩充新设备、培养新人才，以刷新发扬我们已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图书馆事业和学问。”

同年先生应邀赴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一年，回国后专任历
史系教授。

1970年沈刚伯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3年退休后，仍继续任教台湾大学并应聘为辅仁大学讲座教授。

沈先生晚年致力于国史及中国文化之阐发，并对中西上古学术思想作比较研究，解析入微，见地新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全心贡献教育事业。他赋性淡泊，不重修饰，长年一席长衫，一头乱发，一支香烟，被誉为“台大八景之一”，和那位大热天还穿长袍的学生李敖并列为“怪景”。对学生“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沈先生终生信守的箴言是：量才适性，敬业爱人。他说“惟有量才适性，才能成就其融贯古今，博通中外的大学问、大见识；惟有敬业爱人，才能讲学杏坛前后六十年，淡泊自甘，不改其乐，作育英才，功在国家。”

沈先生对如何办好大学教育是做过深入研究与实践的。他先后撰写的论著计有《五十年来的教育》、《今日之大学教育》、《今日的大学和社会》、《为学之道：博、贯、约》、《论大学入学考试》、《从新生入学考试到升学指导》、《德育的重点——对社会而言》、《如何鼓励青年从事本国古代史的研究》、《读史与修身》、《教师节后说教师》等等。这些论著，是我国教育史上极为珍贵的学术遗产。

沈先生虽然终身致力于大学教育，但是他最为关注的是小学教育。他说：“今日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学教育，而是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之急需充实、改进、扩充与加强。社会上的多数人偏值此而不顾，而苦谋大学的扩张，真未免太缓其所不当缓，而急起所不必急了。”他说：“根据我小时候读书的经验，深信小学教育之重要远在大学教育之上，因为一个人的志趣完全是在小时候培养成的，所以我认为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注入式的教育远不如鼓励儿童自动阅读之有益。

二是抽象的理论千万不可强迫儿童阅读，读了是会发生反作用的。

三是儿童读物务须文字简明优美，枯燥芜秽的作品绝不能教育学生攻读，写出来是白费纸笔，教起来更是浪费光阴。我从志学之年起，便想写一套富有启发性的儿童读物，然而年龄愈大，便愈觉下笔不易，世变愈急，更愈感选择材料之难，荏苒至今，而已，而已！”

沈刚伯先生终身以教学为乐而不改其志，精研历史终身不辍，主要原因是他接受了祖父的教育与熏陶。他说：“我对祖父十分崇拜，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如祖父生平痛恶抽鸦片和打牌赌博，我至今不打麻将；祖父主张童子不衣裘帛，我到了23岁才穿羊皮袍；祖父不恶衣恶食，我便习惯了衣履不整。祖父生平最痛恨贪官污吏，常说：书不可不读，不读书，便不能明理，不知做人；一作官，就得同流合污，纵不存心害人，也会无心误事。”

沈先生故居西首的一间房子，是祖父用来作书房的，落成时一个姓顾的太史公（即顾嘉蘅，二甲第五名进士、二品顶带花翎，曾任翰林院编修及五任南阳知府）题了“槐荫书屋”四字相送，沈达轩很不满意，后来改为“培桂植兰”，还把“面三槐，三公位也”的典故讲给他听。并说：“我不愿后人做王旦，所以才易槐为兰，希望子孙后代能以孝友传家，可使百世流芳，无异桂薰兰馥。”所以沈刚伯从小就没有作官的念头。

1932年，他的好友原中大校长朱家骅调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劝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婉谢。朱家骅改任交通部部长，又劝他出任交通部次长，亦被谢绝。

抗战时期，山河破碎，国土沧丧，有少数知识分子悲观情绪浓厚，思想消沉，便产生出家学佛的念头。他有一位好友原中大教授罗膺中先生来书劝其学佛，自然更遭沈先生的拒绝，并赋七律一首作答：

典却春衣自怯寒，来书读罢暗心酸。

忧时故应肝肠断，谋道空教智力殚。

彼岸终当参禅座，此身久已误儒冠。

相期莫问兴亡事，卧看飞花片片残。

抗战后期，一个初春的假日，朱家骅(时在任教育部部长)忽到沙坪坝中大宿舍，找他同往南开中学散步。彼时梅花初放，寒气颇重，池水澄清，游鱼可数。他们席地曝日，看翠鸟飞鸣，话宁城旧事，颇生感慨。朱家骅凝思良久，忽然说：“我这个诸葛亮，是失败定了，你这个文中子到底做得成绩如何呢?”沈刚伯笑答曰：“先生自可做诸葛孔明，幸勿拖我下水，我是身无大志之人，至多只想学学王通罢了!”

沈刚伯先生不是王通，却胜过王通，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学贯古今、博通中外的历史学家。他在《我幼时所受的教育》一文中写道：“我七年中所读所阅的书差不多全是历史，而且是古代历史。这使我从小就步入了古史之门。我点完《通鉴》之后，紧接着看《读资治通鉴》，立即觉得它文笔芜秽，几难卒读。因此我对北宋以后的历史永不感觉兴趣。‘九经’的本身原是我小时便能欣赏的，可是强记朱注，看尔雅的结果使我对文理训诂之学同样地生厌，所以我看经书只是从里面寻找史料，而不是探求哲理，只是欣赏文词，并不讲究训诂，真是看得六经皆史了。”

从上述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沈刚伯在幼年时期的历史知识已是相当渊博了。他成年之后，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专门攻读西洋史(包括英国史、埃及史和宪政史等)。他还到欧美洲许多国家，参观访问过各国几十所大学，也出席过不少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因此他对外国历史也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历届门人称沈刚伯先生是中外闻名、学识渊博的史学大师。

沈刚伯先生有一只装有重要手稿的从不示人的小箱子，学生称之为“八宝箱”。而他从不去出版专著，也不曾发表过一篇长篇的学术论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课和开设更多新课上，而他的学术业绩都在受业学生的笔记上。对此，他解释说：“学无止境，思想见解有不断演进，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经其余生，则全力以辨护（其）旧说；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认之勇气，结果（其）学问恒无进益。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

沈刚伯先生积六十年的教学经验和对史学的毕生研究，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历史、哲学与文学方面的论著。1976年沈刚伯先生80寿辰，学生为之编印《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著有《史学与世变》、《读史与修身》、《为学之道：博、贯、约》、《今天的大学和社会》等中西文论著数十篇。著有《说“史”》、《上古时代的史》、《古代中西文学的异同》、《从百余年史学风气的转变谈到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教学方针》、《从古代礼刑的运用探讨法家的来历》、《法家的渊源、演变及其影响》、《周室果有仁政乎》、《齐国建立的时期及其特殊的文化》、《秦、汉的儒》、《儒墨之争的评议》、《方孝懦的政治学说》、《少康》、《汤恩比的历史哲学》、《论语上所说的文、史与文学》、《从论语试探孔子的宗教态度》、《孔子在世界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孔子之道》、《试谈孔子的政治主张》、《中国古代思想探源》、《现代西方文化》、《希腊文化的特质》、《漫谈天人》、《论国民道德》等等，计49篇，近50万字，堪称巨著，均收录于《沈刚伯先生文集》。1982年10月由台湾《中央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成为真正代表沈刚伯其人的见解与思想。

沈刚伯纪念亭 位于溪头森林游乐区内 南投县鹿谷乡内湖村森林巷10号 

1977年7月31日，沈刚伯先生终因心脏衰竭而病逝，享年82岁。

沈刚伯先生逝世后，历届门人在台大溪头风光佳胜之地，建立“沈刚伯先生纪念亭”一座，以表达薪火相传、怀德不忘之情。纪念亭中，有一块高大的《刚伯亭碑记》碑刻。上面写到：“沈师应聘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数十年间，不仅保存了我国学术界应有的优良传统，兼收了西方新发展的人文科学的观点……他的心血灌溉了下一代幼苗，造就了学术界继起的人才。古人论兵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先生的奉献尤不止于六十年间鞠躬尽瘁，而更在默默耕耘之中，使中华学术传统昌明光大，永垂万世。”

“先生精研历史，终身不辍，六十年间，讲授西洋史，多为晚岁。尝谓一切历史的研究，俱是文化的探讨，通会古今之变易，综析中外之异同，识深思远，影响与贡献，犹不止史学而已!先生讲学不言时事，议论不涉及时人，然而他的每一句话都含有鉴往知来的深刻启示，对我们受业者具有永铭心版的影响。”

“亭记”中还写道：“沈师的文章与史识，久为当世所推崇，健笔雄文，四方传诵。沈师的口才和丰采，则唯有亲炙教诲者方能及身受益。先生上课，从不带参考书，条分缕析，如数家珍，微言大义，尽出自然，所以课堂座无虚席，走廊上也常有外班同学停立听讲。大家都觉得上沈先生的课，更是精神上的陶冶，知识上的提炼，潜移默化，信其自然。”

“亭记”最后写道：“宋代欧阳永叔，曾有名文，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晦明变化者，山川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刚伯亭俯瞰山木之胜，诚属人间幽境。后之来者，登临此亭，追慕前哲，永念教泽。沈师之风霜高洁，宁静淡泊，将为后世人所怀念。”

台大学子李青瑾作诗以表达对沈刚伯先生的怀念之情：

台大沈刚伯校长之一：刚强磊落如山峻，伯乐恩情似水长。

台大校长沈刚伯之二：刚风笔健龙吟水，伯乐才高马仰山。

附1： 

     向一代大师致意——

沈刚伯先生纪念亭简介

 台湾大学在台湾中部美丽山区有一片人间净土『溪头』，几乎台大人都造访过溪头森林游乐区。您，一定曾在大学池畔留影，或许也走过传统景点神木、竹庐、瞭望台；但是，有一个存在已逾四分之一世纪的纪念亭，您知道吗？

 那就是「沈刚伯先生纪念亭」。「沈刚伯先生纪念亭」建造于70年8月，是纪念台大文学院资历最深的院长，也是历史学鸿儒，沈刚伯先生。它不在园区主要干道，而是位于大学池至青年活动中心的森林步道上。清幽的小路旁，记载着学人的典范；值得大家在远离都市尘嚣后，再进一步舍弃游人如织的大众化观光步道，弯进林间小巷，进行一场身心灵的自然深呼吸。

附2：               

刚伯亭献辞——

前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长沈刚伯教授，治史于东西文化，盛衰得先之理参互考验，融会贯通，时标新义，卓然成一家说，非同小儒之拘墟，实乃士林之巨匠。尤以襟怀磊落，气度恢弘，贞不绝俗，介不忤物。秉清操以自持，处浊世而不淄，悲夫逝水不还。哲人长往，缅怀名德，高山仰止、多士景行。

中华民国七十年八月

【校史馆／张安明】

附3：

刚伯亭碑记——

史学大师沈刚伯先生于民国六十六年七月卅一日逝世台北，享年八十一岁。沈先生不仅是中外闻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更是深受世人景仰、学子敬爱的教育家。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人间。沈师终身信守的箴言就是量才适性、敬业爱人。惟其量才适性乃能成就其融贯古今、博通中外的大学问、大见识；惟其敬业爱人乃能讲学杏坛、前后六十年。淡泊自甘不改其乐，作育英才功在国家。

先生精研史学，终身不辍，六十年间，讲授西洋史为多。晚岁则致力于中国文化史，尝谓一切历史的研究，俱是文化的探讨，通会古今之变易，综析中外之异同，识远思深，影响与贡献，犹不止史学而已！先生讲学不言时事，议论不涉时人，然而他的每一句话都含有鉴往知来的深刻启示，对我们受业者具有永铭心版的影响。

沈师的文章与史识，久为当世所推崇，健笔雄文，四方争诵。沈师的口才与丰采，则唯有亲炙教诲者方能及身受益。先生上课，从不带参考书，亦不需片纸只字的资料，讲义条分缕析，如数家珍，微言大义，尽出自然，所以课堂上座无虚席，走廊上也常有外班的同学伫立听讲。大家都觉得上沈先生的课，不仅是研习史学方面的学问，更是精神上的陶冶，知识上的提炼，潜移默化，信其自然。

沈师早岁留学英伦于英国的政教文物，心得最深。英国知识分子重理性务实际是其所长，反映在实际政治上，遂以温和渐进的改革为尚，近代民主政治以英国为发皇地，殊非偶然。沈师每论及历代兴亡盛衰之理，常说这个问题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简，单简一词是先生的口语，其中自有深意。评析重大问题不仅要从全面着眼，更应从古今一贯的文化背景立论，方能守其正道得其真髓。这是沈师当年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教言，从而亦更可理解沈先生伟大的襟怀与超拔的眼光。

民国三十七年，沈师应聘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数十年间，不仅为中华民国保存了我国学术界固有的优良传统，更兼收了西方新发展的人文学科的教学观点，在此狂飙骤雨的时代，使台大成为自由学术的灯塔、文史研究的重镇。以他的心血灌溉了下一代的幼苗，造就了学术界继起的人才。古人论兵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先生的奉献尤不止于六十年间鞠躬尽瘁，而更在默默耕耘之中，使中华学术传统昌明光大，永垂万世！

宋代欧阳永叔，曾有名文，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晦明变化者，山川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刚伯亭俯瞰山木之胜，诚属人间幽境。后之来者，登临此亭，追慕前哲，永念教泽。沈师之风霜高洁，宁静淡泊，将为世人所怀念。

中华民国七十年八月

各校历届门人恭记

陈瑞庚敬书

附4：        

师恩永念——沈刚伯师周年祭 

沈先生仙逝已经快一周年了。去岁岁末返台，次日立刻去沈先生灵前致敬，房舍依旧，但是寝室已改为奉祀骨灰的灵堂。自从1949年入台大，沈先生的府上我去过无数次，但门口的小径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滑，台阶也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高。坐在客室中，凝视壁上的画像，总觉得门后随时会有一声沉重的咳嗽声，带出一个颀长的蓬发长者。可是我声声听的是师母在告诉我关于墓亭的计划。沈先生是去了。
    1949年，我考入台大。当时报考的是外文系，因此除了注册时见到文学院院长外，平时只听高班同学说起沈先生上课的谈锋及风采。直到一年级下学期，我打算转系入历史系，照规定须得院长的批准，我才进入院长室，拜见沈先生。当时沈先生仅说了一句：“你的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成绩都很好，你早就该转历史系了。”我也只有唯唯而退。第一次听沈先生谈话是在大一快结束时。我和几位同学，当时也不懂得事先须请求约见的基本礼貌，就贸然地叩门请见。沈先生自己出来开门，也就延客入门。这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是他老人家“讲”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学生只是聆听。当时印象，觉得沈先生对我们请见的几个同学的背景及功课成绩都相当清楚。那时候台大人数很少，文学院除了外文系是大系外，总人数也不多，师生之间可有相当的认识，不像现在的大学，人数以万计，师生的接触当然就困难了。

我记得那次晋谒沈先生，是为了文学院低班同学想组队参加学校的辩论比赛。沈先生谆谆训谕，一部分是有关辩论的基本技术，一部分是告诫我们参加而不必在乎胜败的运动精神。后来好像是我队败了，可是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当作参加了一场游戏，这与沈先生的训诫大约颇有关系。
    在台大历史系本科三年，我选修过沈先生的西洋上古史、希腊罗马史及英国史三门。沈先生讲演不用草稿，而出口成章，凡此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他讲课实在是做“史论”，引用史实上下古今中外，无不涉及，往往一堂课五十分钟，有三十五分钟至四十分钟用于说明一个论点，史实的叙述则在十分钟左右的剩余时间内匆匆带过。大约大学一二年级时，学生对这种“史论”式的讲演不十分欣赏，更兼沈先生不交代书目，学生们下课后连自修补充也不易做到。但是在三四年级时，学生自己知道得多了，也开始了解沈先生的见解和议论，于是一堂课听下来，觉得处处有发人深省之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举世都以为民主代议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时，沈先生竟可用好几堂课的时间，说明英美式民主政治可能产生的弊病，其中包括庸俗政客为了哗众取宠而轻举妄动，也包括平凡大众只能欣赏巧言令色之士，不能欣赏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沈先生所指斥的这些毛病，不幸而言中。后来我在美读书，亲见肯尼迪弟兄操纵民意以及塑造偶像，也亲见尼克松及其左右如何滥用民主政治。每见这二十年来美国政客之举止乖张，我总是会回想到沈先生的议论和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
    现在回想沈先生的“史论”讲演，我想沈先生基本上不赞成历史有一定演变方向的说法。沈先生似乎认为历史演变的趋势是一大堆事件互相牵制之后的轨迹。历史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历史的意义是后人赋与的。因此沈先生的讲演中对史事对人物都有褒贬。大致言之，沈先生对于失败的好汉多惋惜之词，对于成功的英雄却多求全责备的评论。对前者的惋惜也许意味一条正在发展的线索中断了，使历史少了一个可能性。对后者的批评，则是基于对人类有无限的期望。沈先生评论制度，备极细密，往往指出造法之初固可法良意美，演变之极，仍可导致其它弊病。我记得他在希腊罗马史的讲演中，常常提到这种现象。
    沈先生的史学观点，多少有点道家的味道，所以他认为凡事祸福相倚相伏，成败二字也未易肯定。但是沈先生终究也是儒家人物，所以对历史上重原则、守节义的人物，他总是给予极高的评语。大约由沈先生看来，历史原是“偶然”的总和，其中的成败未必有什么意义，倒是人类由人性中肯定的若干价值，值得那些历史人物为之奋斗，为之坚持，甚至为之抛头沥血。沈先生平日为人随和，似乎无可无不可，但在大原则上不肯迁就，我想与他的史学观念有相当的关系。
    沈先生性格的这一面，我在台大服务时期，深深能够体会到。沈先生在台大史学系系主任余又荪先生惨遇车祸后，征召我返系服务。前乎此时，他又约我参加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工作。是以我在台工作期间与沈先生接触甚为频繁。我在受命任史学系主任职务时，以年轻资浅为虑，他则以有事弟子服劳为谕。中途我出国一行，返国后即请求一卸仔肩，他又严词训谕，叫我不要以毁誉为念，继续为台大服务。其时我屡遭横逆，颇为心灰意冷，沈先生有一次特别召我长谈，提到明朝张江陵（居正）许下的心愿，愿以自己为草荐，任人践踏。说毕张氏的例子，他老人家对我正色告诫：“许倬云若如此以毁誉为念，岂不是我看错了人？”我当时内心酸苦感动，不能言状。自此之后，每逢自己出处进退的关头，我总记得沈先生当时的激动。沈先生平日言语，罕有激动的表情，这是我难得看到的一次，而竟是对学生给予终生必需奉行的责任。痛哉！
    1969年，曼丽与我结婚。沈先生和李济之师是双方的证婚人。沈先生特亲自挥毫，书长歌《丹凤吟》为贺，其词如下：

　　丹凤翔千仞，奋飞历八荒。
    羽族千万种，谁能与颉颃。
    超群虽意快，孤寂转神伤。
    嗒鸟如有失，浩然念故乡。
    昆丘舞金母，蓬岛遇鸾凰。
    缘早三生定，卜云五世昌。
    两美终相合，百人烦恼忘。
    再不夸鹏搏，怒飞凌风霜。
    再不斥鸡鹜，啁啾啄稻粱。
    但愿长相守，交颈效鸳鸯。
    年年方便好，三春日正长。
    寄语谢鹈，  无使草不芳。

文词典雅，寄思深远。其中谬比我为丹凤，固不敢当，然而勉励祝福之意出自师长，则只有敬谨拜受。其时沈先生自己已决定由文学院院长退休，不任行政工作，唯仍继续执教，我在知道沈先生退休打算后，曾对沈先生再请辞去系主任职务。沈先生考虑之后，于次日即告诉我：“你摆脱行政责任后，多点时间自己做学问，也好。”《丹凤吟》中后半段一方面诫我以谦抑，另一方面也表示赞成我自己耕耘，不管他人短长的意思。至于寄语谢鹈，则既寓对恶鸟之不满，又颂祝能逃过恶鸟之纠缠。长者胸襟，爱护勉励，诚可谓无所不至，师恩之深，又岂仅在授业而已。
    四年前，我们全家由美返台，又得机会，向沈先生请教。沈先生欢愉之状，至今在目。当时沈先生告以癌症已愈，并已戒绝烟酒，而看上去精神不错。我私自欣喜，以为再度返国，仍可拜谒师门，未意去年传来凶信。今年返台，竟只能拜谒灵前了。二十八年来先生的弟子中，有年长于我者，有成就高于我者，然而沈先生于课业以外，耳提面命，教诲无微不至者，我当为受恩最深的一人。先生骑鲸而去，我当心丧终生，岂仅期而已。

                                       （摘自《许倬云问学记》）

退而不休  忘我人生

沈刚伯先生于1973年自台大退休，时年77岁。“人活七十古来稀”，何况年近望八，理应安度晚年了。然而他却退而不休，继续讲学于台大，并应聘辅仁大学的讲座教授，不过他是以另一种观念，即“忘我人生”的观念而服务于社会。退休之前，他的人生观是：求知以期立己、立人——去服务社会以利人利己。这是效法管子式的人生观，即实仓廪、以兴礼义，足衣食而广教育。这样的工作与生活，他维持到退休为止。但是退休以后，使他在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正如他在“忘我人生”的文章中所写：

“它一方面解除你那些繁琐机械的工作，豁免你那种有名责实的任务，而给你较大的自由与较多的闲暇。另一方面却夺去你的专业职业，而仅许你偶然玩票，甚至于抹煞你那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去的精神。反敲响警钟，催促你去料理身后。总之，它切断你同社会建立了好几十年的关系，结束了你的公民生涯，而突然显现出你的个人。虽说一个人在有生之日，总是公民，但就实际工作而言，你原有的公民义务既已退尽，那你同这个社会的种种关系便应休止。你以后若是要活下去，像通常的客气话说退而不休，那你就得以另一种立场与这个社会建立关系。你当然可以学范蠡，改名易姓，跑到外国去发大财，也可以像疏广那样回故乡，日俱酒食，与乡党宗族欢聚。可惜我怀无计然之策，空有怀乡之痴愿，实在无法去效法那两位前贤，只好仍守本份，以学习与服务为我以后的生活目的。不过生活的观念自然而然地要加以改变。这新的观念我称之为忘我人生观。特别提出我字，以表示这是以我个人的立场来同这个大世界打交道，与以往用公民资格的作法是大异其趣的。”

这就是沈刚伯先生在退休以后仍继续服务于社会的主要原因。沈刚伯先生在退休后为什么持忘我人生观呢?他在文章中作了详细论述。他说：“我之所以生存于世，是因为有一具血肉做成的身体，可是一切大患却尽在于此。举几爱憎的烦恼，老病的痛苦，名利的枷锁，冻馁的恐怖，无一不是此身之所招致。不特此也，身体需要物资的营养维护，因此不能无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人与人争，常会弄得血流五步，两败俱伤；国与国争，则可以肉飞太空，血流海底。一手按钮，百万骨枯，祸福之难言盖有如此。所以孔子、佛陀俱‘毋我’。道家理想中的至人也是‘无己’。像这样超越常人的成就，我连如何下手去学也不知道，那敢妄作举鼎绝膑之一试?因此我不得而思其次，才努力做到忘我的地步。”

沈刚伯先生的“忘我”观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不以自我为宇宙中心来图一己之发展。要克己、寡欲，以实现民胞物与之精神，而时时以恕道待人，处处以俭德惜物……与世无争，不为富贵所淫，贫贱所移。

二、不存功利主义念头去为致用而求知，为图报而行善，为交利而爱人，为不朽而立德。

三、“反者道之动”，凡是念过初中物理课本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所以盛、衰、否、泰之循环来复，乃宇宙必然的现象，也是大自然制衡万物的妙用。人但当清虚自守，静变其变而求适应那新的境象，以坐收“生而不有”、“为而不持”之功能。

四、自从相对论被爱因斯坦证实阐明以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无不因此而推进一步，到了一种新的境界，今日我们深知人世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所以世俗常说的真、伪、美、恶都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比较之词。孔子深明此理，所以能“毋我”；佛陀也洞悉此理，所以说“法尚可舍”。

沈刚伯先生说：“自认这忘我主张在个人修养方面至少有两种益处：

一是比以前寡过。我学历史一向总是利用近人的方法，顾到今日的现实，去嵇古、论今、征文、考献，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自然会为时代与环境所囿，而不免有误古人，误论古事之处。现在改变方式，将个人的立场暂时忘即，而对于古人古事尽力作一种设身处地的想法、看法，可减少以前偏重主观的流弊。在讲授方面，则少用主观的分析、论辩，少作因果关系的研讨，更扫清各种历史哲学的偏见，而专就古时的形势来考证，解释原有的惩料，尽量显示出本来的面目，而让听者各凭其仁智之见，自作判断。”

“二是比以前更适意。我一向未尝营谋一己之私利，然而时常惹出麻烦。对人愈作自我牺牲，反而愈遭疑忌；对事愈求处理妥当而总难如意；连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愈谋保健而愈觉多病。今日追思往事，方知一切烦恼乃是我自招。因为人若时时觉得我就是我，则毁誉、得失、苦乐、生死的念头横在胸中，心多顾虑，意图求全，反而跋前、縼后，动辄则咎了。今除去心中之我，宛如虚舟随汛，听其飘浮，遇人则渡于风雨之中而不与共享安乐，随缘聚散，了无牵挂，自无恩怨之可言。遇物，则必明镜照形，显其毛发而不评其美丑，任其枯荣而不违其天性。事过境迁，毫不留影，更无所谓得失了。”

“至于身体，则须知‘我亦物也’，应顺其性以遂其生。难道人一定要健壮如牛，寿长似龟，何况‘生乃徭役，死乃休息’，实自然而然之事，又何苦于有生之年，常作无涯之戚?老子的‘后其身而先身，外其身而身存’真乃经验之谈。”

“我深信先忘却肉体的我，然后发展精神的我，以精神的立场看肉体我的生死，就应当同春秋代谢一样，不是惊，更不可怕了。这便是我在退休后采取忘我人生观所过着的一种泯功利、齐冤亲、同生死、一彭殇的生活，也可说是我近年来补过、养生的一种颇为逍遥的生活。”

五代为师 教育报国

沈刚伯先生的祖父沈达轩（1841～1921）是五代教育世家的传人，自幼勤学，中秀才后，在县城设馆执教，凡是要考秀才或是举人的学子，无不受业门下。

沈达轩终身办教育，特别重视读书，他经常告诫家人“官可以不做，而书不可不读”。其子沈明道，曾任枝江县知事，未及一年就令其返乡兴学。

沈达轩晚年极力支持其子沈明道赴日留学，寻求新思想，新文化。他主张女子接受教育，极力主张女子天足、男女平等，对进家门的儿媳们先令其读书识字，对十八岁就守寡的大儿媳主动提出让其改嫁，然其不顾人言，与亲家商量此事，后因儿媳自己坚持不嫁而未果。

沈达轩终生办教育，发展了地方的教育事业，也培养了自己的后代，。在他八十寿辰时，大总统黎元洪曾亲笔书赠“壶中日月”金色寿匾一块，一直保存到上世纪故居被拆。

从19世纪中叶到1985年的100多年中，已有五代14人从事大专教育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

　　沈刚伯先生父亲沈明道（1873～1941），字粹庵，弃官返乡从事教育。从小就读其父沈达轩上私塾，18岁中秀才，入湖北经心书院学习，主攻数学和中文，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官费保送至日本弘文书院攻读教育学。三年学成回国，从此致力湖北省的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文普通”中学堂，奉命筹办湖北省工业专科学校，并任首届校长。在“文普通”中学堂里，培养出了董必武、黄侃、石瑛等知名人士。1911年至1912年，经宋教仁推荐出任枝江县知事,未及一年奉父命辞官返乡。任期虽短，但政绩显著，备受县民颂赞。辞官后继续从事教育，后经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孝植相邀，任督学。

沈明道主张教育救国，任省督学十余年，奔走全省各地，一面查办贪污挪用教育经费的官僚乡绅，一面为民众筹资办学，推动湖北各地新兴学校。北伐战争结束时，遂返乡。1940年宜昌沦陷，沈悲愤欲绝，自认教育救国思想已经破灭，青年时赴日留学，如今反遭日本侵略，“国失人非事事休”。1941年郁郁而逝，享年六十八岁。

沈刚伯  家庭

沈刚伯的夫人曾祥和女士，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知名的西洋史学者。

自1943年迄今执教大学及研究所，春风化雨64年从无中辍。曾教授在1958年至1994年间，断断续续在台大法学院及文学院授课，共达29年之久。曾教授如今仍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

曾祥和祖籍湖北省京山县，1919年出生于北京。她生长于书香世家，曾祖父、祖父都具科举功名。外祖父是商会总理，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父亲北大毕业，曾任县长、办过报、担任过教职、公职，与政界人物素有往来。

曾女士于中央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后，受聘于女子师范学院、中央大学。1948年8月，随夫婿沈刚伯来台，在师大教授西洋史，后亦执教于台大、师大历史研究所、辅大等校。休假期间，曾赴美讲学，开设西洋史专题研究。

曾教授献身教育超过一甲子，诲人不倦，培育人才无数，台湾史学界有成者大多出自其门下。在妇女界中，可谓奇葩，无人出其右。除作育英才外，曾任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委员、人文社会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学教科书编辑委员等职。因刚伯先生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德国柏林大学，曾教授为感念两校对夫婿之礼遇，千里迢迢，以「财团法人沈刚伯先生学术基金会」名义，亲赴伦敦大学捐赠 4,000 美金，伦敦大学校长 Sir  Derek Roberts 因此特别将其列为校友。柏林大学因故未能成行，亦捐赠 5,000 美金。民国一百年（2011），就其多年来研究西洋史心得，对西洋民主政治发展的经过及其衍生问题的观察，撰成《西洋民主政治的治乱兴衰》一书，精义络绎，足供执政及治史者之置诸座右。

由于家学渊源，曾教授不仅有绵密的家族网络关系，也接触过不少当代政治人物，同时因历经抗战的洗礼，见证了中国现代史的变局。由于夫婿沈刚伯是中大、台大西洋史名教授，曾任台大文学院院长、并代理过台大校长，当选中研院院士，因此，她与学术界重要人物素有往来。她除了关怀台湾政局外，由于经常赴美探亲，对美国近年来民主、经济发展的困局也有深刻的观察。

曾教授一生澹泊，晚年为感念双亲培育之恩，将一半退休金捐作奖学金，以亲人名义捐赠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及台湾京山同乡会，以奖掖后进。

沈刚伯膝下两子三女，长子沈士弼，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现任南京医学院副教授、生化系教研室主任；次子沈士燮，大学毕业，现任成都无线电专科学校教师；大女沈孟昭，中央大学毕业，原江苏师范学院工作，终身未婚，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次女沈曾佑，中央大学毕业，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为上海市高级专家；小女沈念祖，为后夫人所生，随母居住台湾。长媳梅若兰，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沈汝静长子、刚伯外甥刘永坦，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院士。

纵观沈刚伯先生一家，高级知识分子多，可谓家学渊源；从事教育的多，可谓教育世家。

沈氏家族 源远流长

沈氏是夷陵区三斗坪的几个大姓之一。大部分聚居于梅花（绕围坡）、腰子淌、茶庄三个村。

如今，家族先辈已含笑九泉，成为史册中辉煌的一笔。但沈家传道授业、传播文明的红烛精神，在当地传为美谈，沈家祖屋所在的地方也被大家称为“学堂包”。

“学堂包”人才辈出。沈氏后裔沈文忠，199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就职于21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擅长于网络安全领域、数据库领域、大中型应用系统规划及开发实施，“北大三剑客”之一；沈士信就职于宜昌市三峡高中，中学高级教师；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刊载于《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乐在深山教跑学”的湖北省劳动模范沈宏铭老师……

虽然世代为师，家族没有大富大贵过，但教出的学生不计其数，在三斗坪当地，村民们对这一大家人格外尊敬与崇拜。在沈氏家族的影响下，如今学堂包所在的暮阳村教师辈出。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末三斗坪镇300多名教师中，暮阳村的教师超过半数。如今在三峡初中的83名老师中，暮阳教师达27人，这不能不说是教育世家沈氏家族留给家乡深远的影响。沈氏家族勤奋好学的美谈在当地耳熟能详，也激励了一代代年轻有为的人。

参考文献：

1、《夷陵区文史资料》第233-228页；

2、《夷陵国宝》；

3、《湖北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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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骞著《永嘉室杂文》之《怀念沈刚伯先生》第128-131页；

6、岳南著《南渡北归》第二部第031页；

7、《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略传》之刘敬坤著《著名历史学家沈刚伯先生》第115-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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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适与当代史学家》之逯耀东著《“量才适性”的沈刚伯先生》第309-328页 花果未飘零 365；四部绝唱379；百年俯仰感多端329

      11、《师恩永在，教泽常青——纪念恩师沈刚伯先生诞辰100周年》第329-335页；

12、《沈刚伯传记资料》朱传誉主编1985年台北天一出版社40页；

13、《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ISBN 7-5343-3010-6)209、694页；

14、孙德喜著《历史的误会》(ISBN 978-7-5436-7843-9)第6页；

15、《李敖大全集（卷17）》第57、293页；

16、《湖北革命知之录》张南先著002页；

17、老舍著《往事随想》之《抬头见喜》第4页(ISBN 7-220-04734-9/Y.712)；

18、《1940年新华日报索引》第173页《沈刚伯氏讲演对于欧战的观察》⑥7二；

19、《中国历史通论》第352-369页；

20、《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杜正胜著；

21、《1949大撤退》第265页；

22、《文史哲学报》第30期，1981年12月。《司马迁与黄老——纪念沈故刚伯先生八十六诞辰演讲稿》；

23、《巨河流》(ISBN 978-7-108-04018-3)第66、196页；

24、《历史学百年》刘新成主编307页；

25、《古代文化的现代意义》杜正胜著第447、448页；

26、《寒夜客来》逯耀东著第127、256-280页；（ISBN 978-7-108-04390-0）

27、《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285、296、297页；

28、《陶大镛先生的故事》第231页（ISBN 978-7-5112-3130-7）；

29、《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第22、121、284、349、357、386页（ISBN 978-7-5108-1765-6）；

30、《梦回青河》於梨华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31、《记忆之塔》第152页；

32、《宜昌县志》第843页；

33、《三十年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第203-206页；

34、《追怀沈刚伯先生》吴锡泽《湖北文献》49 1978年10月；

35、《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402页；

36、《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91页（ISBN 7-306-02689-5）；

37、《从历史看人物》22页（ISBN 978-7-5633-6421-3）；

38、《杂记赵家》214、216页(ISBN 7-5382-5062-X/I.292)；

39、《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出版年鉴》1121页；

40、《鄂西生态文化旅游概论》89页；

41、《竺可桢全集 第19卷》326页;

42、《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第290页(ISBN 7-302-10105-1)；

另外本书参阅了台大校史馆、国家图书馆、孔夫子图书馆资料以及网络等大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