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讯的日本留学生活
　　2000年1月25号深夜，我独自站在新宿歌舞伎町入口处，这是东京夜生活中最热闹的地方。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五彩闪烁的霓虹灯，诱人垂涎的烤肉香，打扮得奇形古怪的年轻男女，里边幽静小巷则是恋人的天堂……这一切似乎比往日显得更加耀眼和神秘。今天下午我已经办完了所有的离日手续，手里攥着明日一早返回北京的单程机票，我真的要走了。在东京，我闯荡了整整10年，此刻告别，酸甜苦辣的感受一齐涌上心头。眼晴中有一点涩，赶紧闭上，想挡住那一点点不舍，一丝丝感伤，四周的一切被揉成一团。再次睁开眼，一幕幕昔日动人的情景历历在日，忽见一个长发披肩的17岁的小女孩儿正迎面走来，那是十年前的我呀！ 　　“17岁，你在天空的那边想着这里——天真，浪漫，无邪。我等着你。 　　18岁，你来到了梦幻的世界，但现实使你从天堂直落地狱，从公主降为奴隶。快乐的天使变得千愁万虑，我陪伴着。 　　19岁，你在静静的深夜里学会了哭泣，在孤独与寂寞中学会了忍受，在暴风骤雨下学会了奋斗。加油——我为你加油。就这样你渡过了20岁。 　　21岁人生中有辛酸也有快乐——苦尽甘来。我为你高兴。 　　22岁，你终于靠自己，开拓了令许多人羡慕而忌妒的天地。在这块天地里，你自由飞翔。 　　23岁的今天衷心祝愿，亲爱的小妹：长相——花容月貌，异性——得意郎君，事业——天天向上，健康——万寿无疆。哈哈……” 　　这是我23岁生日，姐姐写给我的生日贺辞，它既表现了我们姐妹深情，又包含了多年来我留学东瀛的风风雨雨。90年9月，17岁，天真浪漫而略带些骄傲的我，初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我怀着一种自豪感通过“外国人通路”，带着5个超大型的旅行箱，饱览了绚丽夺目的东京夜景。到了姐姐家，我兴奋得直在床上打滚，比我早来一年的姐姐安详地望着我说：“早点睡吧，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不理解话中的意思。第二天一早，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嘛！我是来留学的，干嘛要像留案底似的。”我有点愤愤不平，姐姐却淡淡一笑：“是你自已要来日本的。不想按，回北京去！”我默默地伸出手。当时的心情就像电影中，穷人家的女儿在卖身契上按手印的感觉。在外人屋檐下，怎能不遵从？我自我安慰着。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日语学校开学了，从北京带来的钱，交了学费所剩无几，没钱就挣！挣钱我可是“老手”。14岁就进了电视台，拍一部戏比父母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都多。从上高中后，就从没有向他们伸过手。真巧一班上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我打扮一新，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应招。据他说，在不会日语的人当中，这个工作是最轻松的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清扫”。一个穿着和服和中年男人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对带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堆话。大意是说我太小，可能做不来。我怕工作泡汤，赶紧用刚学来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没关系）”结果我被分配到和一个40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1楼到18楼所有的厕所。扫厕所？我从小没有干过事。今天我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由于囊中羞涩，只好拿着拖把走进了厕所。10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又无空调，特别是女厕所扑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也呕出来。用手把一个一个“纸篓”中的脏东西掏掉后，再用抹布把便器旁溅出的粪尿擦净，泪水和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小，14岁进中央台做主持人，15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子中的一些唯名利“誓”图的作风，来了个拍拍屁股走人，咱们敬而远之。我推掉5部电视剧的片约，毅然东渡日本。 　　但是，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打扫厕所。和我一起干的日本老太（40来岁叫老太）生怕我偷懒，一直侧着眼盯着我。到了10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抽着烟，对我指手划脚地吆来喝去。就这样一干就是五个小时，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惊叫。在她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的一句“八格！”（混蛋）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 　　这时，一位40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当心！”我中文冲口而出。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攥着她妈妈美丽和服的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手印。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 　　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一把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涌上心头。我梗着脖子，当时真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日本人低头的“豪迈气概”。 　　阔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委屈和无奈。她招招手，意思好象是要我和她出去。“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随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起上午刚在日语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那位阔太太感到实在不能和我交流，于是从包中拿出两个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说：“可怜的孩子，好好干吧！”最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高傲的我，可以说是震耳发馈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刺痛我的自尊。我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走开，还没走到大门，只见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象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它丢进了垃圾筒，还回头看了我一眼。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紧张，手里捏着的那两个冰冷的饭团已经变了型。 　　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既不想听也听不懂。走进里面，反手插上了门。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扭，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天知道是怎么扫完这18层厕所的。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鼻中仍残留着“纸篓”中女人们用过的生理用品的恶臭，让我真是下辈子都不想做女人。心中也再无初到日本时的兴奋。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而我也不是在演戏，这就是现实。而这现实是我自己选择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就这样，我开始了日本的留学生涯。生活中已没有了掌声，没有了喝采，没有荧光灯。18岁的我，面前只有看不完的脸色，洗不完的便器，背不完的日语单词。随着日语水平的增高，我换了不少工作，但生活总是上学，打工，回家，三点一线。我尽量缩短睡眠时间来多背几个单词，多打几个小时工，几次差点昏倒在电车上，只有自己握紧拉环硬撑着才没有倒下。咬牙苦拚赢得了回报，我终于在1991年10月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有资格考大学了。 　　由于过度劳累在临考大学前我还是病倒了。血管瘤让我两次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麻醉药药性过后，我痛得死去活来。在四面漆黑一片的病床上我哭喊着“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拥抱我的只是透过窗帘射过来的温柔月光。一动也不能动，替我擦去泪水的只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信念。 　　由于我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只接到一所私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筹集120万日圆的入学费用，刚出院的我又开始了打工。端盘子时，托盘的重量曾经让我的伤口两次撕裂，血水、脓水和纱布黏连在一起，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味道。筹措不到昂贵的120万，我只有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擦去头上的冷汗，我又得笑面迎人，手中盘子却重似千斤。姐姐心疼得落泪，却也无能为力。 　　不知是不是我的这番苦拼感动了上苍，上大学不久，机会终于来了。NHK（日本广播协会）中国语讲座在招收新人，北京老乡修建说要带我去面试。当时我根本没有打算能进入日本的艺能圈，只是想在电视台打工，每小时的收入可能会高一点儿。我再一次穿上了当年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前去面试。很幸运一试即中。可是当我第一次走进NHK的演播厅时，不仅潸然泪下，积压在心中三年，不去想，不敢想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摄像机，闪光灯，麦克风一切似乎那么熟悉，又似乎那么陌生，我试着站在主持台前，心中那把熄灭了三年的火又燃烧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喜欢这个职业！ 　　我要在这儿完成在北京还没完成的梦！于是，我开始了在日本的荧屏生涯。所有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与日本的一家颇有名气的经纪人公司签了约，公司为我指派了一个经纪人，安排我的起居饮食，并为我配了化妆师和服装师。每次出门上节目都前呼后拥，风风光光。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倪萍在传记当中曾多次提到国外的明星如何被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中国主持人干的是一样的活，却什么都要自力更生。的确如此，在国外每一个环节的分工都很细致，很严格，而且人们对工作尽职到位。你头发乱了，化妆师会马上跑过来帮你梳理；鞋带儿开了，服装师会立刻跪在地上帮你系好；口渴了，只要你看一眼经纪人，就会有一杯冰凉的橘汁递到你的面前。我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明星式保护和待遇。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曾经让我手足无措，慢慢地我也习惯了日本艺能圈的这种“奢侈”，这种“奢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一个明星自信，虽然这种自信是不踏实的，飘渺的，甚至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可怕的。因为它太容易失去，而只靠青春美貌营生的人失去后就会无所适从，象从高楼上狠狠地摔下来一样。但是这种“众星捧月”却很实用，让人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有时甚至可以超水平发挥。这种表面文章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经纪人公司掌握着你所有的发展命脉，对一个新人来说，他们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就在这种“奢侈”和“旨意”下，我主持了一个又一个节目。其中包括NHK的教育节目和音乐直播节目《亚洲歌坛》。丑小鸭终于又变成了白天鹅。扫厕所的外国小女孩当上了NHK的节目主持人，我时常想起那位在厕所里给我饭团的日本阔太，不知她在电视上看见我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当年那个闯了祸，日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外国小女孩。三年间我在完成大学学业的同时，代表NHK在亚洲的上空飞翔着，盘旋着…… 　　三年之后，经纪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打好了基础，应该向“民放”电视台进军了。“民放”就是日本民间放送电视台，而NHK如同中央电视台一样，节目的知识性强，台风较为严谨。其资金来源是由国家预算拨款和观众听众交纳的视听费。“民放”则不同。它主要是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生计的。所以收视率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进了民放才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嫩”了！这里才是真正的竞争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艺能圈。 　　与中国的文艺界相比，日本艺能圈更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分明。每个“大腕”在节目中都有非常强的表现欲，很讲排场。在这个礼数要求极严的圈子里，我又一次以“外国人”这一独特的身份胡打莽撞地闯了过来。日本电视台的《亚洲观》，富士电视台的《Hey!Hey!Hey!》，东京电视台的《音乐大拍卖》等等，我主持过各色各样的节目，也见了五湖四海的人。人们开始庆贺我是在多家日本电视台有固定节目的唯一的中国籍主持人。 　　然而，对我人生影响最大，冲击最大的要算是从97年7月开始担任朝日电视台《今晚》的主持。97年7月，在完成NHK上海直播的节目之后，经纪人告诉我，朝日电视台的《今晚》节目要做亚洲特集，想找一个精通日、中、英三国语言的主持，希望我去试试。能跑遍亚洲各国我自然高兴，二话不说，跟着经纪人去了这家很有影响的电视台。铃木导演在会议室见了我，双方谈得很投机。最后他告诉我：“亚洲特集由于经费问题，要延期，如果你不介意，先和另一位主持山本晋也一起跑跑日本国内吧。先试三个月。”能周游日本各地，对外国人来对，自然也是一个难得的良机，我心中欢喜。接着铃木又问了我一句：“有些节目中可能会去一些风俗店采访，你是中国人，会不会介意对风俗店的小姐有所偏见？”我心中一惊，“风俗店不就是风月场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那不是好女孩子该去的地方。说实在话，来日本之后，一到夜晚看那满大街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百上千家的风俗店，成长在新中国的我不禁充满好奇心。日本如此发达，这些女孩子为什么会沦落成卖身女郎呢？这难道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这背后又有些什么不可昭示天下的凄惨故事呢？一大堆问题需要探索与答案，于是，我爽快地答应：“如果我自己无人身危险，只是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去和她们聊天谈心的话，我愿意接受。”铃木笑了："我们这个节目中，你是第一个中国人，希望你能给我们带来新鲜的空气。” 　　第二天起，我开始了工作，山本晋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很博学，很健谈，很可亲的小老头儿。他做这个节目已有17年之久，我这个当时还是一脸学生气的研究生，站在他身旁倒有几分滑稽。铃木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他正翻着我的简历，笑咪咪地看着我：“你是汉族人吗？”“纯种！”我也笑着说：“那您是大和民族吗？”“没错，汉族加大和族，咱们和平共处。”日本人工作起来不要命，众所周知。特别是艺能圈，在绚丽的外表下，藏着数不尽的辛苦和泪水。三个月的试用期转眼而过，由于山本晋也和司会石川次郎的赞誉，在竞争激烈的众多主持人中，我这个中国人也终于站稳了脚跟。在这三个月中，从东到西，山本晋也带着我跑遍了日本各地，并探访过五花八门的行业。虽然工作极其辛苦，但我暗自庆幸能经历这么多新鲜事，能拜访这么多高手名人。 　　然而最大的冲击还是来了，10月初各大电视台都在更新节目的这个节骨眼上争夺收视率，在剧组办公室的入口处挂上一块收视率的大牌，每一天的收视率和与纵向相比同一时段的其他节目的收视率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在50分钟的节目当中，每一分钟的收视率也用曲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如果某个单元的主持人的收视率连续几周不佳，他或她就会被刷下去。可以说这个时期是电视界各节目人人自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应对的时候。为了在收视率大战中稳操胜券，“TONIGHT 2”决定连续三个星期做有关报道风俗行业的节目。 　　虽然我已经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在采访风俗店的三个星期，那一幕幕赤裸裸使人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的风俗小姐的接客情景，让这个自认为可以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的我，依然瞠目结舌，羞得无地自容。虽然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对不起父母的事，但从小书香门第的教育，让我总觉得自己的工作难登大雅之堂。那时，上街总是带着墨镜，生怕给别人认出来。精神上包袱越来越重，终于决定向父母坦言相告。打给北京的电话已超过一个小时，妈妈在仔细地听完我详细说明后，竟然笑了，说：“傻孩子，你是作为一名记者去采访她们，自己又没有做坏事。你爸爸也是记者，年轻时也在南美采访过街头的卖身女郎，我很相信他！”听完这番话，我觉得好意外，但也好像吃了颗定心丸。 　　从此我安下心来努力工作，搭档山本晋也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他以为我在去过第一次采访之后就会逃掉，没想到我坚持了下来，我的存在对他触动很大。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如“道德观”“贞洁观”等等，很多是现在的日本人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甚至忘记的事情，经我不加修饰的指出反倒引起了他们的反思。这时我就会深深感谢在国内父母和老师留在我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同时也督促我在这复杂纷乱的领域中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做人做事都问心无愧。 　　同时我还利用在多家电视台工作的实际经验，赶写硕士毕业论文。仿佛又回到了在日语学校的时期，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除了出外景，就是坐在电脑前写论文。终于在1998年1月完成了题为《21世纪的亚洲媒体市场战略》的论文。这篇硕士论文主要是以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为中心，阐述了传媒和通讯的融合所带来的多频道化和双方向化。同时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传播媒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闻学和市场学之间的调和，正随着其他企业的加入和同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而逐渐崩溃。现在正处于巨大变革期的传媒界的动向，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市场学的优势。这篇论文得到了我的硕士导师横泽利昌教授的充分肯定，并以A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 　　拿到硕士学位的那一年，我的生活又起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母亲病重住院”的电话让远在海外的我们三姐妹心急如焚，分别从加拿大和日本同时赶回了北京。回到北京，看到病榻上的母亲，不禁泪水涟涟。妈妈真的老了，厚厚的纱布缠着她的双眼，医生说有失明的危险。而且由于过度劳累，妈妈的脖子里长了两个大血瘤。从左到右一条深深的长达12公分的刀痕让人触目惊心。半年之内，妈妈三次开刀。在这三进三出之中，那么坚强的妈妈，她的身体被彻底地击垮了。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白发苍苍的老爸也日渐不支。两个姐姐已经远嫁海外，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只有我是个自由人。于是我和经纪人商量适当减少在日的工作，经常回家探母，照顾双亲。 　　在日本很少能看到国内的媒体，回国的机会多了，也为了给病床上双目蒙纱的母亲解闷，我拿起了遥控器一边翻看各台的节目，一边为妈妈讲解。慢慢地，我不说话了，我惊奇于国内的频道之多，内容之丰富。虽然有很多节目我都似曾相识，因为它的形式是从某些日本节目中模仿出来的，但是，凭着专攻市场学的电视人的直觉我看到中国电视正趋于国际化的走向，而且这种势头是不可阻挡的。我动心了，看看病榻上的妈妈，再看看眼前的电视，我做了一个让自己都很吃惊的决定。 　　要撇下这么难才闯下的一片东瀛天空，的确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充满绿色的小岛上生活了这么久，长期的拼搏使我懂得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当我向经纪人提出要回北京的时候，她不住地对我说：“你冷静点儿，你冷静点儿！”我忽然想起了当初电影学院的老师劝我不要出国的情景。看到我坚毅的表情，相处了多年的经纪人明白了，我已是八匹千里马也拉不回来，她说什么都没用了。 　　从此我开始筹备回国的事，国内的最大的电视媒体首屈一指当然是中央电视台。在国外有人说“出国容易，回国难！”习惯了在国外的生活，想在国内谋得一个满意的工作的确不易。正巧《正大综艺》节目招聘主持人，很幸运，在严格的考试中，我获得了优秀成绩，正式成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的节目主持人。我真的要回国了！这个让我周围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终于要成为现实。 　　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从17岁到27岁，这段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我把它留在了日本，10年岁月曾经苦过也曾经乐过。但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怎样去拼搏，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不论在哪里，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劳苦的过程。因为只有通过劳苦来开拓快乐。“劳苦”和“快乐”的总和就是这10年的青春岁月。 　　在日本这10年让我最难受的就是那种寄人篱下的“三等公民”的感觉，但我坚信只要好好做事，好好做人，加上祖国一天天的强盛，早晚会让日本对我们另眼相看。在电视台，在生活中，“中国人”这一伟大的称号就是我最大的骄傲，我也真的想为中国人争气！ 　　现在我又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从零开始，我又要去面对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新环境。刚到日本的那一段艰苦岁月是我一生的财富。让我懂得思考，敢于判断，努力勇往直前。而今，我义无返顾地抛下在日本辛苦积攒下来的名和利，以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形象再一次为千千万万的中国观众主持他们喜爱的栏目。 　　从此，我已不会再去追求那种与青春同归于尽的美，而要在讴歌青春的同时，在我们祖国牢固地建立能持续一辈子幸福的基础。想到这里，看看手中的机票，环顾四周，不禁踌躇满志。这时，东方已出现影影红霞，旭日即将升起，跳上了一辆计程车直奔成田机场。银鹰腾空载我东去，“拥抱我吧，母亲！您的女儿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