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朱姓当代名人
民国政治家朱启钤：（1872～1964）
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 1872 年 11 月 12 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光绪举人。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朱启钤幼孤家贫。 1881 年寓居长沙，励志攻读。 1891 年随姨父瞿鸿机 ( 时奉督四川学政 ) 赴川，以捐府经历试仕川省，曾供职盐务局。 1894 年任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委员。越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 1902 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1908 年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1910年任津浦路北段总办。民国成立后，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在此期间，曾拆除北京正阳门瓮城，改建前门箭楼，开辟中央公园 ( 今中山公园 ) ，拆盘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为北京的市政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还曾计划修建环城铁路。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筹备洪宪帝制大典祸首之一遭通缉，引咎去职。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同年发起成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被推为会长，为海滨的开发与建设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辞职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1921 年游历欧美等国。 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1925 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 1930 年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任社长。这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对这项工作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930 年，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市长，未就任。
从 1917 年起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等企业任董事长 。北平解放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周恩来曾授意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写信给他，劝他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即派章文晋 ( 朱的外孙 ) 接他来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其他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 1950 年，朱氏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 56 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还先后将大量藏书分别捐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图书馆。 1952 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继任董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3 年 5 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 1961 年老人 90 寿辰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祝寿活动。 1964年2月26日病故，终年 92 岁。
著有《哲匠录》、《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 刊有宋李诫《营造法式》。1991 年 9 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

民主革命家朱执信：（1885-1920）
原名大符。广东番禹人，原籍浙江萧山。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为《民报》撰文，与改良派论战。1906年回国，任教广州，秘密在军队中开展活动。1908年，与赵声等密谋起义未果。1910年再与赵声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又失败。次年4月，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任“敢死队”，攻入督署。事败避居香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联络党人和军队，促成广东光复，担任军政府参议、审计院院长等职。1913年后，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世凯)斗争，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护法运动中，负责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工作。次年随孙中山到上海，任《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编辑，拥护“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思想激进。1920年奉孙中山命赴广东督军驱逐桂系军阀，9月21日在虎门对敌军策反时被杀害。有《朱执信集》。

中国“空战第一人”朱斌侯：（1885-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乌云笼罩了整个欧洲，在这场惨烈而血腥的战争中，飞机第一次成为战斗的主角。交战的两大阵营中涌现了1800名王牌飞行员，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朱斌侯，他用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将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书写到了世界空战史册上。
朱斌侯生于1885年，他的父亲曾开办过机械厂。受家庭影响，朱斌侯自小就对机械充满了兴趣。当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朱斌侯立刻被这种能在天上自由翱翔的铁家伙迷住了。为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朱斌侯于1913年前往法国学习飞行。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刺激的空中战场把具有冒险精神的朱斌侯吸引住了。1915年9月，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朱斌侯参加了法国外籍兵团，成为一名飞行员。经过半年多的战斗训练后，朱斌侯迎来他的第一个猎物。1916年7月10日，已经升为中士的朱斌侯正在驾机进行空中巡逻，突然遭遇德军飞机来袭，双方立刻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在战斗中他击落一架德军战机，成为第一位参加空战并取得战果的中国人。 1916年8月24日，朱斌侯在空战中再次大显身手，当时他的一位战友被3架敌机围攻，朱斌侯勇敢地冲入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编队，经过一番格斗，他不仅解救了战友，还迫降了一架敌机。9月12日，朱斌侯又击落了德军王牌飞行员、第三航空队司令官埃瓦尔德的座机。由于朱斌侯屡建战功，法军司令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并晋升其为少尉军官。1917年2月的一天，朱斌侯在对德军阵地进行空中侦察时，突遭6架敌机围攻，势单力薄的朱斌侯没有慌乱，他勇敢地与敌机周旋，反复冲杀，终于突出重围，但是他的飞机机翼也被敌机击伤。在操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朱斌侯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最终迫降成功，但此战过后，朱斌侯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告别了空中战场。 朱斌侯在法国外籍兵团航空队担任了1年多战斗机飞行员，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2架、迫降2架、击伤1架、击落气球1枚的战果。法军司令部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其“勇敢、机敏、忠诚”，“精力充沛，英勇善战”，“在飞行队中屡建战功”。 (网易历史http://news.163.com/history/)
一战结束后，朱斌侯回到上海，但他对飞行仍兴趣不减。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正大力招募人才，听说了朱斌侯的事迹后，卢永祥决定利用朱斌侯来为自己打造一支空中部队。1922年，卢永祥命令浙江督军公署在杭州笕桥组建航空教练所，请朱斌侯出任所长，招收学员进行飞行训练。 (网易历史http://news.163.com/history/)
1924年9月至10月，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福建督军孙传芳围攻。被两面夹击的卢永祥很快支撑不住，扔下自己的部队败逃日本。浙江航空队随后解散，飞机成了孙传芳军队的战利品，朱斌侯被迫回到上海。中国“空战第一人”朱斌侯就这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此后再无音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连队、支部为基础，注意总结推广新经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因伤病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仍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撰写了《朱德的扁担》等回忆文章。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1886-1976）
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9 - 1976）。

朱培德：(公元1889～1937年)，字益之，云南盐兴人。著名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
朱鼎卿：(公元1902～1982年），乳名万鋆
朱兆林：(公元1907～2003年)，四川平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　军：(公元1908～今)，河北景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玉庭：(公元1909～1997年)，湖北巴东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家璧：(公元1910～今)，云南龙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鹤云：(公元1912～1992年)，壮族，广西田东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虚之：(公元1912～2000年)，浙江临海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绍田：(公元1912～1992年)，湖南桑植人。
朱玉学：(公元1912～今)，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绍清：(公元1913～1989年)，湖南华容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士焕：(公元1913～今)，四川通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致平：(公元1914～今)，原名朱嗣兴，河南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家胜：(公元1914～今)，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声达：(公元1914～1985年)，湖北江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　光：(公元1914～2001年)，原名赵金城，山东聊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直光：(公元1915～1990年)，湖北阳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　烨：(公元1916～1968年)，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耀华：(公元1917～今)，江西瑞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春和：(公元1917～今)，山东寿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启祥：(公元1919～1977年)，又名朱德兴，江苏无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云谦：(公元1919～1989年)，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民族乐器演奏家朱英（1889-1954）
字荇青，号杏卿，平湖城关人。受教于琵琶名家李芳园，勤奋好学，技艺益精，曾赴美、日两国演奏。民国16年（1927）起，先后应聘在国立上海音乐院、湖北师范学校艺术系任国乐教授，执教十余年。对音乐理论、乐曲创作和琵琶演奏颇有研究。抗战期间，创作了不少激发爱国热情的琵琶乐曲，如《哀水灾》、《难忘曲》、《淞沪血战》等。抗战胜利后，返故里，执教于平湖县中。1953年，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聘他为特约琵琶演奏员。1954年，因喘病剧发，病逝故里。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朱家骅:（1893年－1963年）
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朱家骅是中统负责人，CC系大将。

朱凤美(1895-1970)
中国植物病理学家. 他在麦类黑穗病、线虫病、水稻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等防治方法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成果。他在研究小麦腥黑穗病的防治过程中，发现了生物拮抗作用，为生物防治开拓了新的领域；他首先将菌类分类与病害诊断研究结合起来，为病害防治研究奠定了基础。是我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是植病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1895年11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父母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其父曾任教于清华学校，1911年在沪创办大同大学。朱凤美少年受父母薰陶，对诗词颇有志趣；但他特别爱好植物，常在课余或假日采集花草植物压制标本，有时还进行观察分析。1913年他考取南京江苏第一农业学校，1917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18年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1921年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江苏第一农业学校、安徽第二农业学校教员，后在河北大学农科专门部、武昌大学、北平农学院等学校任教授。1927年再次去日本，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植物病理学。1930年回国，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浙江省昆虫局技师。1933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进行麦类病害防治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农业实验所内迁，1938年到贵阳，他兼任农林部贵州省推广繁殖站主任和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病虫害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农业实验所返南京，1947年任该所病虫害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病虫害系疏散到杭州，在杭州迎接解放，并即迁回南京继续留任。1950年原中央农业实验所改称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他一直在研究所工作。
　　朱凤美一生从事植病防治研究，在开拓我国植物病理学研究事业和农作物防治实践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创制的线虫汰除器，经大面积推广应用，控制了该病的流行。在1950年，农业部授予发明奖；他研究发现小麦拌种时，掺加油粕粉末防治小麦腥黑穗病和秆黑穗病；从油粕中分离出抗生菌能防治作物病害，为农作物防治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1950年农业部授予他爱国丰产奖状。60年代初期，他提出的“杜绝菌源为中心，秧田期防治为重点”的白叶枯病综合防治方案，首次有效地解决了白叶枯病的防治问题，1978年他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状。
　　人民为了表彰他在植物保护研究及生产中的贡献，1956年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先后被选为江苏省第二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聘他为学术委员会委员。

朱元鼎：（1896—1986）
字继炤，号经霖。浙江鄞县人，为中国水产科研和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著名鱼类学家、中国鱼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和水产教育家。1952年以后，历任上海水产学院教授、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鱼类研究室主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
1896年10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一个商人家庭里。7岁在当地念私塾，15岁被双亲送到宁波恒大钱庄当学徒。他见一些幼时私塾的同学在中学里念书，十分羡慕，总想有朝一日继续上学。在工作之余，他抓紧一切机会自学。当时辛亥革命胜利，进步思潮有力地影响了世代经商的朱家，在他一再恳求下，加之得到思想开明的叔父的支持，说服了父母，同意他结束学徒生活，进入宁波斐迪中学念书。 　　宁波是渔业繁盛的地区，又靠近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朱元鼎每天放学之后，总喜欢徜徉于码头、鱼肆，徘徊于甬江之滨。他爱海、爱鱼，爱这富饶的土地。恰恰就是鱼类资源问题，老师总是语焉不详，搞不清浙东海里到底有多少种鱼，因为那时还无人写过一部比较系统的有关中国鱼类的书籍。这就是朱元鼎后来同鱼类结下不解之缘的初因。 　　1916年中学毕业后，朱元鼎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由于他品学兼优，三年级被选为全校“丽译会”主席，每周举办演讲竞赛，专题辩论等有益于增长知识的活动，深得广大师生的好评。同时还被选为东吴大学学刊编委。在学业上朱元鼎受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东吴大学教授齐天锡（N．Gist Gee）影响颇深。直至他晚年还深情地向助手回忆齐天锡教授治学严谨，对学生谆谆教诲，既严格要求又热情栽培的情景。1919年朱元鼎发表了《藻类的经济价值》一文，这是他最早的关于水产方面的科学论文。 　　1920年朱元鼎大学毕业后，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1925年以学业优异，被学校选送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昆虫学，1926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并晋升为副教授。他除先后讲授昆虫学、鱼类学、遗传学、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等多门课程外，还坚持昆虫学的研究工作。在1928年后两年内先后发表昆虫分类学论文4篇，发现襀翅目昆虫2个新属和9个新种。 　　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年轻的朱元鼎目睹外国专家将在中国采集的大量鱼类标本带回国去，发表不少有关鱼类新种的文章，将许多中国渔业资源资料窃为己有，甚感痛心。面对中国丰富的鱼类资源，鱼类学的研究领域却被外国人把持，朱元鼎下定“我们要做中国渔业科学的主人”的决心，毅然放弃研究多年的昆虫学的工作，转而研究鱼类。193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中国鱼类学文献》。1931年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鱼类学专著《中国鱼类索引》。 　　1932年朱元鼎被选送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该校动物博物馆著名鱼类学家C．C．赫伯斯（Habbs）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努力，原定2年的进修任务，一年半就完成了。1934年2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圣约翰大学聘任为教授。1935年发表博士论文《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与其牙齿之比较研究》，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重视。 　　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余年中，尽管朱元鼎坚持开展鱼类的研究，但终因战局动荡，困难重重，收效甚微。 　　1952年，中国第一所水产高等院校——上海水产学院成立，朱元鼎担任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专心致力于鱼类的研究，不断做出新的成绩。1956年被推荐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次出席会议，宣读论文。 　　1957年朱元鼎被评为一级教授。11月，国务院任命他为上海水产学院院长。1959年，东海水产研究所成立后，他兼任所长和鱼类学研究室主任，更是全力投身于科研和教学事业。在1960—1963年的短短4年中，完成了《中国软骨鱼类志》、《南海鱼类志》、《东海鱼类志》、《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等专著，基本上摸清了中国沿海鱼类资源的种类和区系分布，为我国开发和利用海洋鱼类资源作出了贡献。在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院、所鱼类标本室不断得到扩充完善，成为中国研究鱼类的重要基地之一，深受国内外学者称羡。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完全剥夺了从事正常科研工作的权利。但朱元鼎还是排除了各种困难和干扰，默默地在家里继续进行研究，于1973年与王文宾合作完成了《中国动物图谱·鱼类》的编撰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朱元鼎不顾年迈多病，到处奔走，呼吁上海水产学院复校。终于在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迁回上海复校，他仍被任命为院长。1983年因年事过高卸任实职，而荣任名誉院长。朱元鼎十分痛惜过去十年失去的时间，他在美国的儿子想接他去休息，但他说：“工作未了，我不能去”，不顾垂暮之年，继续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在1977—1986年间，先后和助手、其他专家合作完成《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福建海洋经济鱼类》、《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福建鱼类志》等专著和论文25篇。 　　1986年11月，91岁高龄的朱元鼎卧床不起，虽病魔缠身，仍不忘《中国鱼类志》的研究工作，召集助手于病榻前研讨如何早日完成。12月初，某大学教授寄来一篇关于鳜鱼研究的论文请他审阅，此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但还坚持要助手将全文念给他听，并提出修改意见。这是他去世前二周审阅的最后一篇论文。1986年12月17日卒于上海。他生前把私人珍藏的图书、资料近2千份提供公用，身后全部献给了国家。有关单位为了表彰他献书的爱国热忱，给予5万元奖金，但家属深知朱老生前提携后生之宿愿，将全部款项捐献给了上海水产大学，建立朱元鼎奖学金基金，永志纪念。 　　朱元鼎曾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鱼类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水产分支》主编，《中国水产学报》主编等职。

中国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年）
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1897年9月19日生。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五四运动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1897年农历九月十九日，朱光潜诞生于安徽省桐城县其林区阳和乡吴庄(今属安徽省枞阳县)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朱文涛，字海门，是清朝的一个贡生，在乡村里教私塾，与桐城派古文作家吴汝纶(挚甫)颇有交谊。父亲朱子香，字若兰，也是一位乡村塾师。母亲左东宜，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朱光潜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大弟朱光澄，小弟朱光泽。朱光潜，字孟实。他没有什么小名，后来倒用了不少笔名，有盟石、蒙石、萌石、石等。他曾在晚年告诉青年朋友：孟实的“孟”字是老大的意思，因为他兄弟三人，他是大哥；“实”则是坚实、踏实的意思，那也是他做人的态度。后来用萌石等等，“实”改为“石”，那就是说，他更加坚硬了。
　　1932年，朱光潜到伦敦和奚今吾结婚。奚今吾，四川南充人。1907年10月4日生，比朱光潜小l0岁。其父亲与张澜有深交。奚今吾是朱光潜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执教时的中学部学生，当时在法国巴黎大学学数学。她对文学艺术十分爱好，法语水平甚高。两人异国相逢，志趣相投，遂由师生之情发展为恋情。
　　奚今吾为了支持与协助朱光潜进行学术研究，曾拒绝中法大学的招聘。她迟于朱光潜两年回国。与朱光潜数十年休戚与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她一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干过编辑工作。但更多的岁月与精力，则用于对朱光潜学术研究事业的支持与协助。中国美学的发展，有她一份贡献。

当代文学家朱东润：（1896－1988）
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大跃进”时期，有一次中文系召开了“跃进大会”，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干劲”，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学生、教师纷纷登台，决心要这个“提前”那个“提前”之后，大家把朱东润先生“促”上了讲台，要他表态。他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却如箭在弦上，不“跃进”一下便下不了台。踌躇再三，他终于在敦促的口口声声中开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狱似的。他说，原定5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这痛下决心的姿态依旧引起满堂哄笑。那时指出的指标，大家论月计天，一年尚嫌太长，何况3年！人们催逼着他再“鼓足劲”、再加快一点，他却再也不肯改口，只是无可奈何地叹道：“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也不能提前了！”
3年很快就过去了。“跃进”热潮消退之后，人们也早已忘却当年的豪情。但朱东润先生却如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
他的《诗经》研究，以“国风不出于民间说”最为著名。其《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一文，大抵就《国风》所言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论证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所歌咏之人，而其所言皆统治阶级之事，故其诗亦为统治阶级之诗。其反驳“国风出于民间论”的理据主要有三点：1、《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2、即以持“民歌说”者所认定的“民歌”代表作《关雎》、《葛覃》论之，《关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非民间之乐器；《葛覃》“师氏”，非民间所能有。3、后代之文化高于前代，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后世之民歌远不及矣？他又以下两个证据为补充：1、“《国语》所谓列士献诗，其义要当于统治阶级而已。”2、据《毛诗序》，凡作者可考而得其主名者69篇，而其作者皆为统治阶级。又考三家诗说，亦得4篇。其论证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就《诗》之本文，由名物章句而确考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80篇，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的“国风不出于民间”最为著名《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在当时出版是受到很多人的冷落,能回避就回避了,几乎在当时没造成巨大影响 。
朱东润年表：
1896年（一岁） 12月4日（旧历十月三十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城关功家巷旧宅。谱名属“世”字辈，名世溱。父石庵 公，母李氏，泰兴县人，是年皆四十一岁。兄三：世淦、世□、世潆。
1899年（四岁） 二哥因肺病夭折。父亲失业，家贫无以为生，赖典当度日。
1900年（五岁） 观《三国演义》绣像，父亲为之讲解，从父识字始。
1901年（六岁） 入私塾。读《龙文鞭影》等蒙学书。
1904年（九岁） 泰兴县创办初等小学，称蒙学堂。初入丙班，旋升乙班。
1905年（十岁） 入官办高等小学（时称东门大学堂，其前身为襟江书院）预备班。
旧历三月二十一日，父亲去世，终年五十一。
1906年（十一岁） 入幼幼小学（初等小学）甲班。从汪民甫先生读《左传》，甚得汪先生器重，并蒙字以“东润”。
《后汉书考索》写作完成。
1943年（四十八岁） 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教学以外，用力于传记文学研究与写作。《张居正大传》完成。由开明书店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史记考索》等著作，陆续由开明书店出版。
撰写《王守仁大传》（此书迄未出版，手稿后于十年动乱中散失）。
1945年（五十岁） 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泰兴第一次解放。
1946年（五十一岁） 6月，与中大师生集体复员返南京。于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又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课程。
泰兴第二次解放。
1947年（五十二岁） 秋，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
1948年（五十三岁） 春，二女秀若死于肺结核，年仅二十二岁。
秋，至江南大学兼课。
1949年（五十四岁） 春初，泰兴第三次解放。4月，无锡解放。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秋，脱离无锡国专，于江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0年（五十五岁） 春，江南大学成立师生员工联席会议，被推为主席，不久，遭校方解聘。 秋，撰成《楚辞》研究论文四篇：一、《楚歌及楚辞》，二、《离骚的作者》，三、《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四、《离骚以外的屈赋》。对《楚辞》作者及时代提出与众不同之意见。
1951年（五十六岁） 春，赴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未久，赴济南，工作于齐鲁大学历史系。 《楚辞》论文四篇，由叶圣陶后推荐，陆续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受到郭沫若等批评，未予论答。续写《“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史记·贾谊传>疏证》二文（未发表）。 秋，脱离齐鲁大学，往上海，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五十七岁）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月，因院系调整，转至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54年（五十九岁） 撰《左传选》，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就《左传》研究提出两个问题：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二、《左传》的作者及时代。
1955年（六十岁） 妻携孙女邦薇来沪定居。
1957年（六十二岁） 2月，聘任中文系主任。
1958年（六十三岁） 大跃进。 撰写《陆游传》、《陆游研究》和《陆游选集》。
1959年（六十四岁） 1月，回泰兴。提议捐献住宅，代地方办图书馆。
秋，有关陆游研究三部著作完成（1960-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0年（六十五岁） 2月，参加上海市西北建设职工慰问团，赴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四省，慰问支边职工。8月，参加新《辞海》审定工作。
1961年（六十六岁） 2月，出席全国大学文科教材会议，被指定为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主编。开始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合作编写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62年（六十七岁） 3月，应邀往苏州江苏师范学院讲学。
秋，复旦中文系承担编订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两册出版。
1963年（六十八岁） 转入梅尧臣研究。先编出《宛陵文集分卷编目表》，确定改编《苑陵文集》计划。4-10月，撰成《梅尧臣传》，随后又完成《梅尧臣诗选》，并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5月，应邀往合肥安徽大学讲学，并观摩博物馆所藏邓石如书法作品。
1964年（六十九岁） 8月，回泰兴，再与地方洽谈捐屋事宜。应邀往泰兴中学为全县高中语文教师作演讲。 12月，《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基本完成。考虑下一步传记写作计划，初拟撰写《苏轼传》，准备近一年后放弃，转而以杜甫、陈子龙为研究对象。
1965年（七十岁） 再次向泰兴县文教局提出捐屋办图书馆的建议。12月初（旧历十月底）七十岁生日，与妻同游南翔古漪园。
1966年（七十一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 6月，学校教学逐步停止。靠边，遭批判，取消教授工资待遇。
1967年（七十二岁） 先后被遣往宝山县长兴岛、罗店等农村改造。期间曾计划为一劳动妇女写传，以颂扬中国妇女坚忍刻苦品格。
1968年（七十三岁） 在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批判。 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与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孙女亦被遣往市郊农村插队落户。独自料理生活，备尝艰辛。
1969年（七十四岁） 又至罗店劳动，曾于半夜与青年学生一同急行军，天黑行痴，气喘几绝，顽强坚持，幸未仆倒。此后心脏病屡犯。
1970年（七十五岁） 在校劳动。恢复工资待遇。
1971年（七十六岁） 参加《二十四史》中《旧唐书》、《旧五代史》校点工作。
1974年（七十九岁） 《旧五代史》等校点结束，又参加《春秋左传》等书校点工作。
1976年（八十一岁） 粉碎“四人帮”。开始《杜甫叙论》写作。
1977年（八十二岁） 继续撰写《杜甫叙论》。
1978年（八十三岁） 获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恢复中文系系主任职务，重新主持中文系工作。招收唐宋文学研究生。修订有关梅尧臣研究之三部著作。
1979年（八十四岁） 1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及所在里弄为邹莲舫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5月，《梅尧臣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八十五岁） 10月，《梅尧臣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月，《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1年（八十六岁） 辞去中文系系主任职务，任名誉主任。3月，《杜甫叙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月修订后之《读诗四论》（改称《诗三百篇探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秋，赴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任文科评议组成员，并任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
修订历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为《中国文学论集》。准备《陈子龙及其时代》写作。泰兴县政府派员至沪，洽谈接受捐屋事宜。
1982年（八十七岁） 撰写《陈子龙及其时代》。 8月1日，泰兴县政府举行捐屋交接仪式。派三子君道、三女惠如为代表前往参加，无偿捐屋二十四羊、书刊四千余册及部分家具。
1983年（八十八岁） 3月，《中国文学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八十九岁） 1月，《陈子龙及其时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5年（九十岁） 开始《元好问传》写作准备。招收传记文学博士研究生。
1986年（九十一岁） 撰写《元好问传》。健康状况渐衰，教学著书，仍不稍懈。 12月6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泰兴县委及县政府假上学作协礼堂，联合举办“庆祝朱东润教授九十寿辰及执教七十年纪念会”。
1987年（九十二岁） 屡病住院，治疗出院后仍坚持工作，以“教师终于讲座”自励，继续博士生论文指导及传记写作。 12月初，《元好问》初步写成。18日，博士生李祥年毕业论文答辩通过。20日因全身黄疸，再入长海医院接受治疗。
1988年（九十三岁） 1月15日，由长海医院肝胆外科施行手术抢救。手术诊断：胃癌、肝门淋巴结转移，并发阻塞性黄疸。弥留之际，仍以工作未完成为念。2月10日下午4时49分，逝世。2月15日，于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著作书目：
《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上海 开明书店 民国36 [1947]
《左传选》朱东润选注，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 1957
《陆游研究》中华书局 1961
《陆游选集》（宋）陆游著，朱东润选注，中华书局 196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中华文史论丛》朱东润、钱伯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陆游传》上海古籍 1979，海南出版社 1993
《梅尧臣传》中华书局 1979
《梅尧臣诗选》（宋）梅尧臣著，朱东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中国历史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980
《梅尧臣集年校注》（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张居正大传》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81，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 1983
《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通用大学语文》复旦大学 1985
《古文鉴赏辞典》吴功正主编，叶圣陶、朱东润撰稿，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7
《张居正传》海南出版社 1993
《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年）
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
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

 

革命烈士朱少连 ：
湖南衡阳人，原名天资，字汉英，号孝莲。1912年毕业于湖北铁路学校。早年为株萍铁路管理局行车部总司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党，同年9月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路局主任、消费合作社副总经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株萍铁路总工会主任，中共株洲地委工委委员、宣传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和领导株洲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后在安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于萍乡。

当代史学家朱谦之：（1899年-1972年）
字牵情，福建福州市人。中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修佛学。1923年任厦门大学讲师。1924年-1928年客居杭州西湖，潜心著述。1929年东赴日本，研究哲学。
1932年回国。1932年-1951年，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
朱谦之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景教》等。

生物学家朱洗：（1900－1962）
浙江临海人。当代著名生物学家、科普作家。1920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1931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从此研究、写作不辍。在科研方面，以研究孤雌生殖闻名中外。在科普方面，其“现代生物学丛书”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中国大陆有关朱洗的传记，以陈阜《朱洗》一书最为完整，但讳言朱洗为无政府主义者。本文为陈阜《朱洗》一书补遗，藉以说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关系，及其身体力行的众多例。本文指出，朱洗一生奋斗不懈，与其无政府主义信仰有关。本文可补充大陆朱洗研究之不足。
一 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科技史界较前关注当代问题。江晓原曾有专文论述此事 [江晓原 2007]。但受限于意识形态，对于与官方论述相左的事物，往往故意回避或浮光掠影带过。这种学术上的“缺环”，可供吾人补遗、纠谬。
本文所探讨的朱洗（以下称先生）就是个例子。先生是著名生物学家、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自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和主张互助的无政府主义者互相诘难[1]。先生信奉无政府主义，而共产党人曾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大加批判，因此，大陆有关先生的研究，难免有隐讳之处。
笔者所经眼的大陆出版之先生传记，较有水平的有两种，作者皆为陈阜[2]。其一种为简传，约万余字，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生物学卷Ⅰ》[陈阜1996]；另一种《朱洗》，为专书，系河北教育出版社“科学巨匠”丛书之一 [陈阜2000]。陈阜之一文一书，皆讳言先生为无政府主义者。
先生笃信无政府主义，诚之于中，形之于外，除了译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著书立说亦随时引述克鲁泡特金言论。先生以互助精神在家乡办琳山学校、合作医院，实践无政府主义理念。即使大陆政权转换之后，其专书《生物的进化》亦不忘宣扬克鲁泡特金思想（详后）。本文为陈阜《朱洗》一书补遗，藉以说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身体力行事例。有关先生事略，主要根据陈阜《朱洗》一书，不注出处。在大陆思想渐趋开放但尚存某些禁忌之际，笔者尽管感到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如无缘接触先生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但不失其发表出来的意义，这是笔者在条件不足下率尔操觚的原因。
二 留法勤工俭学（1920－1932）
朱洗（1900－1962），字玉文，浙江临海人。早岁就读回浦学校（小学）、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前往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20年，蒙回浦学校校长陆翰文[3]引介，往见吴稚晖（1865－1953）[4]，与同学毕修勺（1902－1992）[5] 等得以参加留法勤工俭学。
吴稚晖1903年留英，接触无政府主义，成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曾撰《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6]，主张以教育作为革命的唯一内容与手段，为无政府主义重要文献。1906年，吴稚晖与李石曾（1881－1973）[7]、张静江（1877－1950）[8]在巴黎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宣扬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和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蔡元培（1868－1940），是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世界社以从事出版、研究、教育和社会事业为宗旨。在教育事业方面，分为“设立学校”和“介绍、组织留学”两方面，因而1912年在京成立“留法俭学会”。1917年，世界社在京创办法文预备学校及孔德学校，前者为中法大学前身。中法大学于1920年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利用庚子赔款所创[9]。
1915年，李石曾在巴黎成立“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李石曾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认为提倡勤工俭学，帮助他人求学，互助进化，以进大同世界，皆为《互助论》的实践[10]。
先生赴法时（1920），李石曾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先生旅法前五年，换过六个工厂，在1924年的日记写道：“到巴黎连生活都成问题，一共做了四年多任务，进了半年公学，钱尽了又去做工，可以说千挫百折，尝尽了人生的苦味。”
勤工俭学期间，先生很快就学会法文，可能因研读克鲁泡特金《互助论》[11]，立志学习生物学。1925年，先生利用仅有积蓄，考入蒙彼利埃大学生物系，师从以研究孤雌生殖闻名的实验胚胎学家巴特荣（J. F. Batallon）教授。巴特荣对先生说：“进化问题本极重要，但不是在实验室里所能研究的。……我们还是安心做实验胚胎学的研究吧！”[12]
一学期后学费用罄，蒙其师提供工读机会，1927年聘为助理。又蒙李石曾为之取得官费，始得完成学业。1931年以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人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如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李立三等，先生和好友毕修勺等则倾向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13]也心仪无政府主义，旅法期间与朱洗订交，确切时日待考。2005年巴金去世，在笔者所经眼的纪念文字中，只有日本学者山口守指出，巴金与朱洗间的友谊系植基于共同信仰[14]。
先生考入蒙彼利埃大学生物系之前，就反复阅读过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将之译出，于1939年出版。他在中译本的附录中说：“1923年我们几个朋友在巴黎格拉佛（J. Grave）[15] 家里，遇到克鲁泡特金夫人和她的女公子。言谈中间，我们提起以上几个疑问（即《互助论》为什么没举中国的例子）。当时克鲁泡特金夫人立即回答道：‘他写互助论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欧洲人知之甚少……’”[16] J. Grave为法国无政府主义领袖、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家、克鲁泡特金学说宣扬者，国际无整府主义网站“R. A. Forum”，说他曾“热情支持过当时留法的中国安那其人士的活动”。
三 学成归国至抗战（1932-1937）
1932年11月，先生离法返国，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据王荣福、朱恩论文[王荣福、朱恩2005][17]，船抵上海后俩人重逢，巴金随先生回临海省亲。先生出国前尊奉母命成婚，至此与妻阔别已十二载。其妻未受新式教育，有人劝说他在外另建家庭，先生表示，自己另结新欢不难，但其妻再嫁就不容易。陈阜《朱洗》一书谓先生1933年始首次返乡，不合事实，亦不合情理。
临海朱姓是个大族，1930年与蔡姓因争夺山林发生械斗，先生之弟中弹死亡。先生之母不肯发丧，要等先生回国赢得官司才作罢。当时获得洋博士学位不啻进士及第，但先生说服家人，先行安葬弟弟，继而劝说族人息争止讼，蔡姓族人大受感动，从此和睦相处。这是先生身体力行无政府主义反暴力思想的一个实例。
据王荣福、朱恩论文，翌年（1933）寒假过后，先生至广州应聘，巴金也在同年6月至广州，适逢广州某医生倡言自然发生之说，先生重复巴斯德实验予以驳斥，巴金加入论战，曾撰《关于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一文。暑假时，巴金与先生连袂返沪，先生除回乡探亲，并与巴金同游普陀。巴金和先生之友谊非比寻常。
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继续做无尾类（蛙、蟾蜍）孤雌生殖研究，并与同事张作人合作，根据法文教科书编译成《动物学》上中下三册（1937－38），该书印制精美，曾长期作为国内动物学教材。在广州时，另著科普读物《科学的生老病死观》（1936出版）。两书稿酬共两千余元，悉数寄回家乡兴学。
这时国立北平研究院[18]院长李石曾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学校，发展勤工俭学，邀请先生担任校长。先生应邀至北平，不意拟议中的学校没有办成。1935年春，李石曾安排先生到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另在中法大学生物系兼课，教授胚胎学、组织学。
当时日本侵华日亟，北平人心惶惶，先生希望有个较安定的环境，李石曾提议可至上海，在世界社下成立一生物研究机构。1937年春，先生至上海，成立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并参与编辑《世界学典》（无政府主义学典），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筚路蓝缕，艰难维持。
先生一到上海，就积极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该社由吴朗西、巴金等无政府主义文化人于1935年成立，吴朗西出资，巴金主持编务，陆蠡（圣泉）主持社务。另有伍禅、丽尼（郭安仁）等。先生加入后，成为该社重要成员。文革后，吴朗西曾接受学者陈思和访问，说到该社办社精神：“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陈思和2000]
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巴金撰《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19]一文，他回忆道：“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又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无政府主义关注自由和平等，主张互助，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与权威。无政府主义分成许多流派，先生服膺克鲁泡特金，巴金亦然，这从巴金的取名和主持编译《克鲁泡特金全集》[20]即可证明。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14年（1935－1949）、平明出版社约2年，《克鲁泡特金全集》即由后者出版。
“八一三”松沪会战之后，巴金、吴朗西先后去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留守的陆蠡遇害，先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地位愈加重要。1949年夏，该社协商增加董监事人数，“提名巴金、朱洗、吴朗西、毕修勺、章靳以为常务董事，朱洗为董事长，康嗣群为总经理，巴金为总编辑。”[21]195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遭到合并，巴金等无政府主义文化人以教育、出版改造社会的努力，至此被迫画下句号。
四 抗战时的研究与写作（1937－1945）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火很快就延烧到上海。在沪期间，先生住在法租界，与毕修勺比邻而居。“八一三”沪战爆发，先生将家眷送回家乡，并在家乡教过生物[22]。毕修勺携眷赴汉口主编《扫荡报》，巴金、吴朗西则先后去了重庆。先生之所以没离开上海，当与放不下手创的生物研究所有关。文化生活出版社由陆蠡留守，先生每周日下午照例去一次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好友畅谈，发泄郁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1942年，陆蠡被日军所杀。先生仍守着生物研究所，继续实验胚胎学研究。在《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第六册（最后一册）《爱情的来源》书后，有一篇他执笔的“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书后──纪念陆圣泉先生”（文末署三十五年二月八日），记述当时情形。先生写道：
“在七七事变未发生前，北平环境恶劣，不适于研究工作。上海世界社负责人李石曾先生特设上海生物学研究所于世界社内，一方面使我们有研究的机会，一方面筹备编辑《世界学典》。不久李先生去欧洲。八一三事变爆发，编辑所经费支绌，工作停顿。研究所只有陈兆熙、张果[23]和我三人，各人略支生活费，每月共二百五十元，工作仍能继续。我日里照常去实验室工作，晨晚在寓所写文稿。在这五年期间[24]，工作成果尚佳，有一部份已发表，中文稿也积起百万字以上。
“待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美日开战以后，上海环境逐日恶化……当时物价飞涨，我等的生活费渐渐变成只有象征的价值，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家眷早已回老家，独自一个，也无法生活！迫不得已，只有寄住在老友陈雪圃先生家里。陈家老太太慈仁慷慨，极诚优待，供我膳宿，不取分文，历三年之久。在这一期间，我写了三本书并完成“蛙卵人为成熟的研究”和“蚕卵分裂节奏的分散”等几种比较重要的工作。
“我的工作倘使对于学术界会有些微的贡献，那末，第一要感谢石曾先生，他为我设备一个足够数人工作的实验室；第二要感谢陈老太太善意容我寄生在她的大家庭里中，免有饥饿之苦……第三，特别要感谢陆圣泉先生。因为没有他的随时敦促，我这部书是决乎不会写成的。”陈阜《朱洗》一书也引述这段话，但只提到陈老太太，而不提李石曾。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提到1942年元月30日夜间鼻腔大出血，养病期间蒙陈老太太照顾，因知美日开战后在陈府“历三年之久”，是指1942年、1943年及1944年。陈阜《朱洗》一书说，先生于1942年逃回家乡办学，和先生自述不合。
五 兴办琳山学校（1932-1945？）
先生留学回国，初次返乡就说服宗亲，在祠堂里办起小学和民众夜校，先生以薪资挹注经费，被公推为校长。不久，以《动物学》及《科学的生老病死观》两书稿费，在县城西乡的琳山新建校社，成立高小部，兴办琳山小学。抗战时，先生的母校回埔中学（原为小学）及建成中学的一部份迁到琳山，加上由先生主导、1938年创办的琳山农校，成为小学、中学、农校三位一体的教育基地，统称琳山学校。
在“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书后——纪念陆圣泉先生”一文中，先生说：“去年八月初旬，我在浙东琳山农校，整理《爱情的来源》的草稿，当我重阅“人类的友爱”一章，忽于八月十号晚十时得悉日本降服……”，参考美日开战后先生在陈府“历三年之久”，推知先生可能于1945年初离开上海。换句话说，约有半年多的时光全力在家乡办学。寄居陈府的三年可能和往常一样，只在暑期返乡经管校务。
先生为琳山学校设计校徽，上有“心”、“手”、“工”三字，校歌起首“我艾琳山，且工且读，心手并劳”，无不彰显无政府主义者重视劳动的态度。校歌末两句“努力建设，人类家庭”，则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大同理想。
琳山小学从四年级开始，每天生产劳动一小时，农校则行半工半读，农忙时多劳动，农闲时多学习。琳山原是一座荒山，师生平山整地，开辟出上百亩果园。先生与师生一起劳动，一把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石斧，就是整地时发现的。师生劳动所得全部用作校务，充分体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劳动成果归公的共产理念[25]。
琳山学校每位学生每学期收“学米”一斗五升，贫困学生减免或缓缴。教师只领基本生活费用，先生更罄其所有，用来支持学校。先生的家人全部义务参与校务，只有二弟遗孀可以领些学米。鹕窖�校成为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实验所�?/div>
琳山学校的教师一般学历不高，但他们以先生为榜样，以互教、互学的互助精神发愤自强。在先生号召下，陆翰文、陆蠡、毕修勺、许天虹（翻译家）、叶之华（作家）等名流曾到琳山任教或讲学。先生更利用人脉，向社会人士及出版界募得大量图书。琳山学校成为战时浙东的知名学府。
1946年，叶之华曾在一本青少年刊物上写道：“在这学校里，没有一般士大夫的恶习气，没有一个被奴役的人，各人有他自己的人格。无论从服装上行动上，一个陌生人是不容易分辨出先生、学生及工友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和一切统治，琳山学校所彰显的，正是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精神。
先生除了办学，还在家乡兴办医院——合作医院，由好友吴金堤教授之妻盛静霞[26]医师主持。合作医院收费低廉，对贫民则施医施药。无政府主义关注自由平等，主张以互助、合作建立和谐社会，而非借助权威或统治。从医院的取名，就可以看出其意涵。
六 现代生物学丛书（1937-1945）
无政府主义者重视教育、文化，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一文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其主要即唤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于个人与社会之相互，而以舍弃一切权利，谋共同之幸乐。此实讲教育也，而非谈革命也。”吴氏更以章回小说体式，著成科普读物《上下古今谈》[27]。先生自平抵沪（1937年春），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仁谈到要出版一套现代科学丛书，先生提议编写《现代生物学丛书》，盖他在法国时就有这个计划。
《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共六册，先生在初版“总序”中写道：“本丛书编辑的目的是要使学术大众化，要把那些深藏于实验室、专门著作、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生物知识，循着发展的次序，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用畅达明确的文笔，写成系统丛书，可作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亦为其它科学所不可少的参考书。”
该丛书第六册为《爱情的来源》，先生于书后所附纪念陆圣泉一文中写道：“这部生物学丛书的第一集，就在这次大战期间，郁郁穷困的环境下写成的。”又说：“沪战发生后，巴（金）、吴（朗西）二先生先后去重庆，陆先生（陆蠡）留守上海。我当时每星期日下午照例去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次，大家畅谈半天，泄泄闷气。每次见面，他都问起‘书写得怎样？’他催得紧，我写得快。我写得快，他印得也快。第一本《蛋生人与人生蛋》竟于二十八年底印出，一年后再版。第二本《我们的祖先》于二十九年七月间出版。第三本《重女轻男》三十年四月出版。第四本《雌雄之辨》行将付印，陆先生遂遭不幸！”陆蠡于1942年4月13日被捕，后因抗节不屈遇害。
陆蠡被捕，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未停顿。《现代生物学丛书》第四册《雌雄之辨》及第五册《知识的来源》依序出版（确期待查），第六册《爱情的来源》1945年著成，1946年7月出版。在战时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完成一百数十万字的撰写计划，这是何等毅力！以先生的学术成就，努力从事科普写作，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份热忱固然和他的人格有关，也与其坚定的信仰有关。
《现代生物学丛书》不是根据通俗读物或教科书写的，而是根据原始文献和专书写的，这是第一等手眼，非学识极深极专，无以致此。其次，在这部书中，只要有机会，就会引述《互助论》的言论；压卷作《爱情的来源》，是借动物和人类的例证，宣扬“合群互助是应付不良环境最有效的方法”（该书导言），可视为《互助论》的普及本。
笔者大学时就看过“现代生物学丛书”，其后因倡导科普，尝撰《小道？大道？》[28]，引证先生这部科普巨著，指出科普绝非小道。又撰《通俗科学的层次》[29]，强调“层次的高低，不决定于内容的深浅、读者的高下，而决定于其哲学性的多寡。亦即能否以寻常言语说明事物之普遍原理，能否从科学出发而与人文、社会挂钩。”这段话正是“现代生物学丛书”的写照。大陆受限于意识形态，这部书迄今未重印，只有少数学者知道先生的科普成就。大陆学者锺少华在《科普──中国现代化的先导》[30] 一文中说：“中国近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笔者认为应献给中研院朱洗院士[31]。”这是不移之论。
先生一生发表论文82篇、专著6种、科普读物21种、编译和翻译4种，总字数达450万字。先生去世后，著名胚胎学家童第周撰文说：“有人估计自清朝末年以来，我国科学家用本国文字所写的科学书册最多的是朱先生，写通俗科普读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这并非过分之言。”[童第周1962；转引自陈阜2000，页338]
七 光复、内战及余生（1945－1962）
抗战胜利，辗转从云南迁回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1946年8月与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合并，改称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由先生任所长。当时内战方酣，社会动荡，学潮不断，先生于1948年7月号《科学时代》上发表杂文“生理的乱源”，內有这样一段话：“目前中国，遍地混乱，烽火漫天；既无明确战场，又无前线与后方；常常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主义口号，旁人看不清楚，旗鼓衣冠，旁人不易识别！……谁都推测不到最近的将来，谁都靠不住谁，而且靠不住自己！听传闻，言之不详，看书报，难得庐山真面目。这是一章什么现代史啊！”1946年冬，先生应台大校长陆志鸿之邀，到相对安定的台湾，担任台大动物系系主任（创系者为代理主任陈兼善）。
在台大期间，先生仍做他的孤雌生殖研究，暇时写作不辍，寒暑假期间则返回上海，照料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台大动物系技士陈进呈回忆道：“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也从来没有不高兴的表情，他是众人所尊敬的长者。”[32]又回忆道：“朱洗先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照例返上海的生理研究所，临走时说：‘回上海做一些实验，三月初开学以前赶回台大……。’没想到他永远没有再回来。”[陈进呈1988] 笔者认为，先生没回台大，一方面由于大局逆转，一方面由于放不下一手创立的研究所。
从光复到1949年，先生先后完成《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二集第一册《维他命与人类之健康》（1949年7月出版）及第二册《霍尔蒙与人类之生存》（1950年10月出版），两书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年又与国立编译馆签约，翻译比京大学A. Bracht的《脊椎动物发生学》（1953年出版）。这段期间社会是何等混乱，先生竟著述不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殆近于是。
1949年大陆政权转移之后，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先生任研究员，兼发生生理室主任。1958年4月起任所长。当时科研讲究实用，先生在蓖麻蚕驯化（1954）、家鱼人工繁殖（1958）方面都取得相当成就。实验胚胎学方面，培育出世界首例“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在孤雌生殖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共掌权之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比较严格。1951－52年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研究人员自我批判，还发动群众对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进行批判，许多基础研究被批为脱离实际。先生赖上海市长陈毅（留法勤工俭学生）支持，实验胚胎学研究才能继续 [熊卫民2005]。
1956年，毛泽东发动“除四害”运动（四害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先生敢披逆鳞，反对将麻雀列入四害。1957年的反右运动，赖所内党务干部保护，才免于被打成右派 [熊卫民2005]。1958年出版60余万字的巨著《生物的进化》，翌年遭一位中学教师投书中央宣传部，指称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观。
笔者案头有一部再版的《生物的进化》（1980），原版《生物的进化》尚未经眼，但陈阜《朱洗》一书以相当篇幅讨论了这次投书，并举证投书所引述的书文数则，如：“他（克鲁泡特金）用许许多多事实证实，要先有和平，先有安适，才有进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万的强敌……人类既是动物中的一种，当然不能例外。克氏认为同种相残是退化灭种的因素，互助友爱才是进化的大道”，以示投书者并非诬陷。
《生物的进化》前言中说，此书于1936年至1942年写成40万字。1956年夏，科学出版社允诺出版，于是“抓紧时间，进行修正和补充工作”。不到一年，“新添字数约二十多万字，删去三、四万字”。先生以“漏网右派”之身，竟未删除克鲁泡特金以动物事例引申人类社会、宣扬互助的观点，其信仰之坚定，令人肃然起敬。
研究巴金的陈思和，文革后曾对巴金、吴朗西、毕修勺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访谈。陈先生说：“巴金先生19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而“像毕修勺等人1950年代都遭受过极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33] 先生的信仰，应该和毕修勺等同样坚定。
投书事件足以将先生定罪，所幸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生）出面，于是大事化小，以自我批评结案。陈阜说，先生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后，做出自我批评。他也写道：“这份自我批评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出是言不由衷的。”
实验生物研究所前所务秘书罗登接受访谈时，针对《生物的进化》事件说：“朱洗这个人个性很强，让他做检讨可不容易。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写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能改。’他不肯做检讨，上面又一定要，怎么办？只好暗箱操作。……朱洗写了一个稿子给我看。我说不行，你这么写肯定通不过……只好由我来给他改。后来检讨终于通过了，这个事情才基本平息了下来。”[熊卫民2005]
至于如何消除《生物的进化》的社会影响？再版的“重印说明”中是这样写的：“重病中，他又一再叮嘱对那些借取动物界中局部的现象，引伸说明人类社会的错误观点，必须全部修改。”先生或许曾经这样交代，否则无法上市，但先生不可能认为要改的地方是“错误观点”。对此罗登接受访谈时说：
“聂总（聂荣臻）认为不好把朱洗的检讨公开发表啊，开会让他公开检讨也不好，怎么办呢？最后决定出一个修订版。当时朱洗的身体已经不好了，由谁来修订呢？最后这个工作落到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朱洗的学生王幽兰，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我，算是朱洗的半个学生。我们两个人改。业务内容，除了错别字外，没有什么改动；与政治关联的内容，不合适的就划掉；然后顺一顺相关联的言语。……1963年我们修改好了，送到科学出版社，他们没来得及印刷。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没法再出版。文革结束后修订版才正式出版。”[熊卫民2005]
这次再版拖延到1980年才面世，修改的部份为简体字（原版为繁体字，再版未重新排版），很容易看出哪些地方遭到窜改。
1961年秋，先生因长期咳嗽，检查出罹患肺癌。就医期间，在病榻上仍写作不辍。1962年7月24日病逝，享年62岁。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台大第一任校长罗宗洛挽之曰：
海外十年磨长剑，生涯半世历艰辛；
剧怜抱负无由展，死去应知目不瞑。
先生在世时，蒙陈毅、聂荣臻等人保护，未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却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1968年在九泉之下的他竟被人刨坟批斗。“死去应知目不瞑”，可谓一语成谶。
八 结语
光绪末年，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人兴起留学运动。日本因地利之便，前往留学者较早、较多；欧洲方面，1902年始有中国学生（李石曾、张静江等）前往。留日和留欧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1906年，东京和巴黎分别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34]，后者即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所创的世界社。
到了1920－30年代（特别是1920年代），无政府主义曾经盛极一时，这从国际无政府主义网站R. A. Forum“中文无政府主义书刊名录”[35]所列书刊之丰富就可看出端倪。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一致，因而颇能吸引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前，也曾一度倾心于无政府主义[36]。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受到青睐，与其强调自由、平等，反对权威的理想对有志救国的热血青年的吸引大有关系。
1920年，朱洗先生透过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所推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前往法国半工半读。赴法不久，就醉心无政府主义，这从赴法第三年（1923）就造访法国无政府主义领袖格拉佛，并已熟读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可以证明。此后终身信奉，并身体力行，从本文的论证来看，先生为无政府主义者已无庸置疑。
然而，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学囿于意识形态，对某一主义的教条式独尊势必导致对其他思想的压制。反映在大陆学者所撰写的传记中，人物往往红黑分明。若为官方钦定意识形态下的正面人物，就要讳言被视为负面的一切人、事、物；反之若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则通盘否定全无是处。在此政治高压下出版的近现代人物传记，能为传主传神写真者几希！陈阜《朱洗》一书就是个例子，先生与李石曾的过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与实践等等，都必须刻意避讳或加以曲解。笔者有幸为该书补遗，陈先生其知我、谅我乎？

 

地质学家兼古生物学家朱森：（1902-1942）
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大地构造学家、地质教育家。1902年1月15日生于湖南郴县。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34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考察美国和欧洲地质，并到莫斯科出席第1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1937年下半年返国。1938年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1938年任系主任。1941年任中央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42年7月6日在重庆病逝。
　　朱森的学术成就首先在区域地质与构造地质方面。1928－1929年他与李捷对北起陕鄂交界南至湖北兴山、襄阳间的地带进行了地质考察和地层古生物研究，合著有《秦岭中段南部地质》（1930），使对此区的地质调查达到新的高度。1932－1933年他参加了李四光领导的南岭和广西地质考察，发现并命名了“柳江运动”。他与李捷联名发表的“广西中部马平市附近地层并记述马平石灰岩”（1934）一文中对“柳江运动”有详尽说明。他与李毓尧联名发表的“湖南宜章艮口之地质及其与南岭造山作用之关系”（1934）一文中，创立了“湘粤运动”与“艮口运动”这两个地壳运动名称。他与李捷联名发表的“自湖南武岗至广西柳州之地质”及“南岭中、西段地质图”（1933）中亦反映了这次考察的成果，为李四光“广西山字型构造”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很多资料。1934年他参加了宁镇山脉地质调查，确认了该区主要造山运动时期。他与李毓尧、李捷合著的《宁镇山脉地质》专著（1935）中，创立了“茅山运动”、“金子运动”和“南象运动”三个地壳运动名称。此外，他还发表过“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之一”（1932）、“中国造山运动”（1937）、“四川龙门山地质”（1942）等著作。
　　朱森早年发表了“江苏西南部山脉之研究”（1929）一文，创立了“高骊山砂岩”和“和州灰岩”二地层名称。他又与李四光联合发表了“栖霞灰岩及其相关地层”（1930）、“黄龙灰岩及其动物群”（1930）一文，创立了“金陵灰岩”、“黄龙灰岩”两个地层名称。他还发表了重要古生物学专著《金陵石灰岩之珊瑚和腕足类化石》（1933），建立了新亚属——“始分喙石燕”（Eochoristites）以及12个新种。由于他在古生物学、地层学上的卓越建树，他逝世以后其他古生物学家分别创立了新属——“朱森蜒”（Chusenella）和“朱森珊瑚”（Chusenophyllum）来表示对他的纪念。
　　朱森在抗日战争艰苦年代里，领导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克勤克俭兴办地质教育事业，为祖国地质界培养了大批精英。

电子学家朱物华：(1902.1.3-1998.3.11)
无线电子学家、水声工程专家 。江苏扬州人。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24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顾问。从事教育、培养人才工作达68年，讲授过无线电原理、电视、信息论等21门课程。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对新技术也十分关注。开创性地编写了电信网络、无线电原理、电视学、电力传输、电力系统自动化、电气自动化、电力系统中的频率自动调整、信息论、水声工程原理和声全息技术等教材。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　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生。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　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连获硕士、博士学位。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　任中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　任交通大学教授、常务校务委员及工学院院长、校副教务长。
　　１９５５—１９６１年　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副校长。
　　１９６１—１９７７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副校长。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教授。
　　１９８０年—　任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顾问。
　　人生经历：
　　朱物华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扬州邵伯镇。5岁进私塾，学习经籍、古文。1909年转入扬州第一小学。1915年他考取扬州第八中学。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同时报考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交通大学，都被录取。父亲主张进师范，早毕业挣钱养家。但他的兴趣在理工科，想进交通大学深造。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哥朱自清认为兴趣是学习的推动力，况且考上交通大学也不容易，表示愿意节缩开支，支持弟弟上学。就这样，朱物华进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期间，他也始终保持好的成绩。1923年夏，朱物华大学毕业，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1920年8月，朱物华与冰心等乘轮船离开祖国赴美留学，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他选择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水银整流器的电耗计算，作为攻读硕士学位的课题。1924年，第一篇论文“水银整流器的管中电耗”顺利完成，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哈佛大学，经过两年的专心研究，1926年6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滤波器的瞬流”在当时是属于电子学科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研究内容引起了美国、日本科技界的重视。此论文曾在1928年日本东京万国会上宣读。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行了一年的考察访问，先后到了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9个国家参观了先进的实验室和工厂，大大开拓了眼界。1926年在英国期间，他曾到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E?甭?瑟福(Rutherford)的实验室学习了离子、电子及离子辐射理论。
　　1927年8月，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情，取道马赛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任物理系任教授，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1930年，他转到唐山交通大学，任电工与物理学教授。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迁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南迁，先后讲授电力传输和无线电原理等课程。他是国内传播电视知识的先驱者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应上海交通大学之聘，任电机系教授，开设了电视、电传真等课程。20世纪40年代中期，朱物华在国内大学任教时，指导研究生完成旨在解决阴极烧毁问题的《电子枪式磁控管分析与设计》课题，在理论上把电子源与Em作用空间分开，开辟了新方向。在50年代初，法国科学家才发表关于注入式磁控管的论文，而国际上的该类产品在50年代末才刚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交通大学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副教务长。1955年，他服从祖国的需要，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兼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1961年他被调回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校长，并任国家科委电子学组、声学组组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声学学会理事。在这10多年时间里，朱物华根据电力线路上测试的噪声频谱密度数据，提出用相对功率谱密度和逐段积分的计算方法，得出了相关系数ρ与相差时间τ的关系曲线，揭示出了使电力线路传输较高频率的载波信号不致降低信噪比的内在关系。朱物华还提出了计及电感分布电容来选取电路参数和提高滤波器性能的新设计方法。这些都为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拉大了我国电子科学技术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当时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战例，使朱物华深感要高度重视电子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撰写的“电子战争”论文鲜明地提出了在电子对抗设备中，其电子观察设备除了对敌方活动进行预警外，还要执行探测和识别目标的任务。而电子干扰设备则用来降低敌方兵器的效能，提高己方兵器的生存率。他的这个见解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多次应邀在有关会议上作报告，对发展我国电子对抗技术起了指导作用。
　　1978年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同年7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80年，他辞去校长职务，担任顾问，但仍继续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给研究生讲课、指导实验，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多名。1983年2月，朱物华赴美参加第二届国际离岸力学与极区工程学术讨论会，作了“数据处理在模型螺旋桨空化噪声测量和分析中的应用”的报告，受到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重视，会后，得克萨斯州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198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授予朱物华“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的荣誉证书，次年11月授予他荣誉奖章。
　　朱物华在任上海交大副校长、校长及至顾问期间，对建设和发展我国水声学科的贡献，还在于他对重要水声设备基础研究的重视上。1965年，他代表学校与其他单位一起承接的一项水声设备研制任务，在当时是一项国家重点工程的组成部分。在和有关研究所和工厂的联合试
　　制攻关下，经过3年的努力，所研制的样机通过了海上试验，该成果获得了1978年的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1970年10月，他又率领有关教师协同有关研究所与工厂一起研制一种综合声纳，制成的样机的战术技术性能，优于当时的类似仿制品，且功能齐全，综合性强，达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国际水平，获得了国防工业办公室授予的科技进步奖。
　　春深老树雯芳菲，一代宗师世所稀。教泽流长遍中外，无言桃李自成蹊。
　　这是朱物华的学生，在北京等地工作的25位专家、教授，于1992年联名庆贺他们的恩师朱物华教授执教65周年纪念会的颂诗。
　　朱物华自1927年开始教学和研究工作，6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材，学生中如杨振宁、马大猷、刘恢先、严恺、张维、邓稼先等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他在教学活动中十分重视基本功，认为从事科学技术的青年必须打好扎实基础，一要练好绘图功，培养画各种图
　　形的能力，要求把实在的物体形象描绘出来，不能走样；二要练好实验功，培养检验某种理论或假说的能力，要求亲自动手操作，不能眼高手低；三要练好运算功，培养按公式或原理计算的能力，要求迅速、准确、没有差错。此外就是外语功，掌握一门外语等于拿着一把进入科学殿堂的钥匙。如果缺少外文基础，眼界就会受到限制，深造就会感到困难，即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这些都是他多年来宝贵经验的总结。
　　1992年，在朱物华执教65年庆贺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函赞扬朱老“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题词称赞朱物华“严谨治学，桃李芬芳”，国家教委的贺电称赞他“严谨治学，辛勤育人，不愧为一代师范”。

民间工艺美术家朱可心：(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
朱 长,艺名可心,寓意”虚心者,可师也.”１５岁时拜汪升义为师,与呈云根,汪宝根结为师友.虚心好学,刻意求新, 壶艺初露锋芒,后经吴云根介绍,１９２７年被江苏省立宜兴陶瓷职业党校聘为窑业技工,此间创作紫砂咖啡茶具.１９３２年设计制作<<云龙鼎>>,高８４公分,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出,荣获特级 奖. 继有作品<<竹 鼎>>在上海蓬莱市场展出,被宋庆龄以５００英镑收藏.因技艺出色被提升为技师.八年抗战,学校停辨,１９４５年复校在校担任工艺教员.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应邀参加文化部举辨的”全国民间艺人观摹大会”携作品<<云龙壶>>,<<圆松竹梅壶>>.来自全国各地和艺人,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技测.其当时未带制作工具,便竹 ,铜笔代替,捏制巧作了一件梅椿笔架,娴熟的陶艺技法表演令观者无不赞叹,得文化部颁发的资金,奖品及奖章.
１９５４年夏季,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间美术研究班,在五个月的学习期间,聆听著名美术家黄宝虹,潘天寿告等讲授的美术理论,与来自华东五省一市民间艺人一起,相互交流创作经验和技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艺术素养,这对其后期的紫砂陶艺创伤发挥了巨大作用.结业后为挽救我国陶瓷工艺中享誉成名的工艺,动员分散在各地紫砂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蜀山业社紫砂工场”担任副主任.
１９５５年与另外几位艺人一起来开辨”紫砂工艺班”,培养新中国第一批有文化的紫砂艺徒完成国家征订的 品,展品和客户的订货.
１９５６年被命为紫砂成型技术辅导员,设计创作有<<圆松竹梅壶>>,<<松鼠葡萄>>,<<一节竹段>>,<<仿古竹提>>等被”中国工艺美术巡回展” 到斯裹 卡等展出,并获一等奖.这些伤品现藏于南京博物馆院.
１９５７年与任淦庭,顾景舟一起参加全国民间艺人代表大会.
１９５８年参加北京故宫 门城楼上举辨的”第一届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作品<<松鼠葡萄壶>>受到中外人士的赞赏,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高壮教授收藏.其参加北京十大建筑的讨论会,并设计紫砂茶具.
１９５９年精心仿制了南京博物馆珍藏的中家一级文物<<项思桃杯>>,费时４个多月,获殊荣.１９６０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从此进入创作的旺盛明期,设计了<<如意壶>>,<<云玉壶>>,<<高锋咖啡壶>>,<<迎宾洒具>>,<<奖杯壶>>,<<万寿壶>>,<<碗梅壶>>,<<可心梨式壶>>等,许多式样成为紫砂工艺陶畅销产品.
１９６４年精心仿制陈鸣远<<包袱壶>>,可以乱真,达到紫砂技艺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力作<<可寿壶>曾先后赠徐海东大将和毛泽东主席.
七十年代初期,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紫砂陶创作,前后设计制作了<< 色柿子壶>.,<<彩蝶壶>>,<<高 壶>>,<<报春壶>>,<<劲松壶>>,<<翠松壶>>.１９７３年,首创一种壶形,多种装饰和新形式,在状如 心形状壶 上,分;别雕青松,翠松,寒梅,古柏,碧桃等装饰,深受中外人士欢迎.精心制作的<<可心梨式壶>>被国务院定为 赠日本首相中角荣的国家礼品.
１９７８年评为 工艺美术师,先后担任江苏省文聊委员,宜兴 政协常委等职.１９７８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陶瓷美术创作设计”会议.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上海电视台拍摄电视片,其制作了<,仿古壶>>, 后又制作生前最后一件作品<<汉扁壶>>.
朱可心艺术造诣深,设计能力强,善于从自然界汲取创作灵感和题材,风格深厚淳 ,法度合宜.年轻时所作的<,云龙壶>>饰以夏日云彩,变幻[无穷,是气韵贯通.形象生动的成功之作.<<圆松竹梅壶>.跳出树椿形的框框,,删繁就简,美观实用.晚年力作<<彩蝶壶>>立意新颖,以简托繁,翠蝶作 纽,颇有画龙点睛之妙.其辛勤培育紫砂塑器的 多技艺人才,有建树者甚多.且经常作现场指教,使整个紫砂塑器技艺得以普遍提高.

民主革命家朱学范:　（1905～1996）
朱学范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浙江嘉善枫泾人(今上海金山枫泾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参加工人武装起义，后历任上海邮务工会常务委员、上海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区工会代表在汉口发起组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1944年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1945年9月出席世界工会大会，在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上被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1948年到解放区参加第六次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邮电部部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1996年1月7日逝世于北京。 　　现在在上海金山的枫泾镇新泾路200号有专门的朱学范生平成列馆。

革命家朱瑞：（1905-1948）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1905年生，江苏宿迁人。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2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同时指导恢复整顿中共直南、豫北特委，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1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夏，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时年43岁。

朱端钧：(1907-1978)
中国导演,戏剧教育家。浙江余姚人。早年参与领导辛酋剧社，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参加复旦剧社。抗战时期任上海剧艺社以及华艺、同茂等剧社导演。建国后任上海戏剧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导演剧目有《孔雀胆》、《上海屋檐下》、《关汉卿》、《年青的一代》等。著有《导演技巧对话》、《舞台创作技法》等。

朱学文:(1907年-2009)
四川绵阳市人， 中共党员，1933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历任警卫班长、政治侦察员、武工队队长、排长、政治指导、政工干事、副队长、特派员、侦察组长、兵役局副政委、雅安军分区民兵科长等职务，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被授予少校军衔。转业至地方后，担任原雅安地区新华书店副经理、党支部书记，1979年离休。原雅安地区新华书店、现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雅安市管理中心离休干部（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朱学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2日凌晨5时20分在雅安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生物学家朱壬葆(1909—1987)
金华岭下朱人。1932年，浙江大学心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考取公费留学，入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研究动物生理学。 　　1938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早年对内分泌生理有较深研究，阐明性激素、促进腺激素与甲状腺素作用的相互关系，被写进生理学专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医学院担任教授会主席，支持学生进步活动。1951年，筹建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理学系。主持进行的空胃运动和消化运动的规律及其神经机制研究，出血性和烧伤性休克研究、放射性病的基本性质和发病机理研究等，均获重大成就。6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抗辐射药物，完成中国放射病第一个药物预防方案。是中国造血干细胞实验研究的创始人，发表造血干细胞专题论文20余篇。带领科技人员在进行“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重大科研成果攻关过程中，作出卓越成绩。此成果于1985年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院专家组组长。担任《生理学报》、《生理科学进展》、《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放射医学和防护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等刊物编委以及《应用生理学杂志》主编。多次出国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早年生活
　　朱壬葆，英文名Chu Jen-pao。1909年2月8日生于浙江金华岭下朱一个农民家庭。自小在农村生活，经常帮助家里做些农活和家务。幼时家庭经济并不富裕，农业生产的年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生活，遇有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况，即须告贷度日。后来其叔任中学教师资助全家，家庭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但家庭人口日渐增多，经济情况始终未能好转。他4岁时上学，父母为了使他有更多时间学习，寒暑假或节假日都不让他参加农业劳动，但他仍尽一切可能抽出时间帮助家中车水放牛。12岁高小毕业，13岁进入金华浙江第七中学。1922～1928年（13～19岁）中学时代，他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去。1925年初中毕业，当时政局动荡不安，他的家庭日益贫困。因高中师范科可免费入学，故决定进入金华高中师范科。同年秋季蓬勃的革命运动波及到金华，一些带有进步思想的书籍和文艺作品也在学生中传播，他开始接触和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和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经历磨难
　　1928年19岁时他毕业于高中师范科，在姐夫资助下考入浙江大学教育系，后转到心理系学习。1931年他与沈霁春随心理系教授郭任远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借读。正值日寇侵略中国东三省，上海又发生“一·二八”事变，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出兵抗日，他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各种示威游行和声援活动。处在这个时期，他感到极端沉闷和失望，认为只有认真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使国家强盛起来才是救国之道。1932年大学毕业，为了求职而东奔西走，最后不得不回到杭州，得到贝时璋的同意留浙江大学生物系任助教。1932～1936年期间，他在贝时璋指导下在动物学各专业方面都打下全面坚实的基础。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担任了上海医学院工会主席。1951年参加上海郊区土改运动。朝鲜战争开始时，他以工会主席的名义积极动员各学科实验室支援药品器材，为组织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作出了努力。1951年9月，朱壬葆调至军事医学科学院，积极参加筹建工作。翌年生理实验室已初具规模，他即开始专题研究。
科研事业
　　朱壬葆50多年来在生理学和军事医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百篇。 　　朱壬葆既重视科研实践又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为人正直、胸襟宽阔。在学术上有民主作风。他对青年强调主动和自觉，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审阅修改论文时谨慎仔细，对标点符号也从不漏过，经他修改后的论文，逻辑性强，文字流畅简洁、文理通顺。 　　“文化大革命”中，朱壬葆受到迫害，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投入到科研事业中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他信心百倍地为中国生理科学和军事医学科学的进步而努力，他参与制订较长远的任务和规划。并曾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各种会议。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
　　朱壬葆1980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还担任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生理学报》、《生理科学进展》、《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放射医学》、《防护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等刊物的编委，《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主任编委。同时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学术委员会常委，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委员，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是英国内分泌学会成立时第一批参加的会员。
成就：
性激素功能和垂体、甲状腺、性腺的研究
　　1936年朱壬葆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两年中在A.W.Greenwood博士领导下研究甲状腺和性腺对家禽的羽毛和卵巢功能的影响。他用不同性别的来亨鸡的羽毛结构和色素为观察指标，了解它们与性激素的关系，以及甲状腺在这里所能起的作用。他观察到甲状腺切除后，母鸡的冠停止生长但它仍能继续排卵，从此得出一些新的见解和认识。1938 年9月他转到伦敦国立医学研究所随A.S.Parkes博士继续研究内分泌生理。这所英国医学科学最高研究机构条件较好，拥有一批知名科学家。他在该所一年期间，主要研究鸟类的雄性激素对睾丸的影响，观察到垂体切除后睾丸日渐萎缩时若注射雄性激素，睾丸又重新生长发育。这说明雄性激素不仅作用于雄性器官和雄性副性征，对睾丸的精子生成也可能起着调节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朱壬葆在四川成都继续从事内分泌生理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是性激素与性器官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甲状腺在垂体与性腺系统中的调节作用。他发现雄性激素不仅对睾丸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对卵泡发育也有同样的作用。这样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雄性激素的生理功能对雄性副性征的发育与睾丸精子生成都是不可缺少的；雌性动物的卵巢也能产生雄激素，它对卵泡的生长与成熟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观察到雌性家兔的甲状腺切除后，卵泡增生，但不排卵。这说明甲状腺对卵泡生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对排卵则有刺激作用，而且证明这种作用是通过垂体前叶所分泌的促卵泡成熟激素（FSH）和黄体生成激素（LH）表现出来的。因此他设想甲状腺在卵巢的周期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切除雌性家兔的甲状腺，并待卵泡增生到顶峰时再让它交配，随即注射垂体黄体生成激素使之排卵，这样就可产生多胎。但由于子宫中胎儿数目过多，难以保持正常生长，在受孕后不久大部分胎儿即被吸收。如果在交配后每日再喂以甲状腺粉末，则可使大部分胎儿维持至足月。这对垂体、甲状腺和性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增加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些规律性实验结果，已被写入一些生理学教科书。
消化生理方面的研究
　　1950年代后他研究空胃运动和消化性运动的规律及其神经机制。观察了空胃运动的特点及波型，分析了从安静期过渡到收缩期的四个阶段，并用各种不同小胃的运动方式作比较，认为正常周期性的空胃运动是反映神经中枢活动情况，而消化性运动则有别于空胃运动，它是一种连续不断快速而均匀的节律波并无周期性表现。同时认为从空胃运动转变到消化性运动是一个迅速抑制过程，反之，则为解除抑制过程；而消化性运动则可能是食物刺激胃壁神经丛产生局部反射的结果。同时他还证明假饲对空胃运动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后作用也很长且不易消退。食物性条件刺激对胃运动的抑制作用较弱，后作用也不稳定。为了阐明精神紧张对胃运动功能的影响，他观察到动物在过度紧张状态时，胃运动功能出现紊乱失调，活动规律也有所改变，表现在收缩波型、强度、时间以及胃肌紧张度等方面。这些变化因神经型的不同而有差异，并可持续很长时间。因此，他认为胃运动功能的失常与大脑皮质功能的改变密切相关。 　　为了了解电离辐射对胃分泌的影响，他还研究了射线对空胃分泌、食物性分泌和“组织胺分泌”的影响。他观察到射线非但能抑制胃的分泌功能，也能兴奋胃腺，引起分泌波动过程，此时分泌量和消化力的改变比胃酸改变更明显。如果动物受到重复照射，则变化较轻，恢复也较快。如果将去神经的海氏小胃与小弯小胃的分泌功能相比较，则可看到照射后海氏小胃的分泌功能渐渐增强，而小弯小胃出现严重抑制，这说明此时神经中枢受到抑制，从而引起小弯小胃分泌减少；而幽门产生的胃泌素可能增强，致使海氏小胃分泌亢进。因此，辐射对胃分泌的神经反射相是抑制，而对化学相则显著增强。他还研究了射线对胰液分泌的影响，见到不论在安静期还是注酸后胰分泌都减少，对酸反应潜伏期延长，胰淀粉酶和蛋白酶浓度下降，且效果可持续达半年之久。由于形势的需要，他还进行了出血性和灼伤性休克的研究，揭示其机制，并观察到用溴剂和咖啡碱、含氧白明胶、右旋糖酐等药物抗休克，都可降低死亡率和减轻休克症状。
放射生物学和血液学方面的成就
　　1960年代朱壬葆以主要精力从事抗辐射药物研究，并研究有效抗辐射药物的作用机制；他重点研究胺巯类药物，观察它们对大小动物的抗辐射效果、用药时间、用药剂量、毒副作用和对机体的影响等，获得大量和系统的实验资料。1970年代以来，他考虑到造血系统的损伤和破坏是造成急性放射病的一个中心环节，认为对造血干细胞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或在放射病治疗方面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在1970年代初他就开始收集文献，并写了多篇综述性论文，向国内介绍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最近的国外研究进展。1970年代中期起，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展了造血干细胞的实验研究，这是国内该领域中起步最早的。十余年来，他与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对造血干细胞的性能及其测试方法，在放射损伤中造血干细胞的数量变化及其恢复特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朱壬葆积极推进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研究，同时，他本人又特别重视造血干细胞的体外长期培养研究。他从事这项研究有三个目的，一是利用长期培养体系研究各类造血因子对造血干细胞增殖与分化的调控；二是利用体外长期培养体系在体外大量培养造血干细胞，开辟新的造血干细胞来源；三是利用体外长期培养体系清除骨髓中的活性淋巴细胞，克服或者减轻在同种异基因骨髓移植中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尽管这项研究难度很大，影响因素复杂，但他不畏艰险，指导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发表了8篇研究论文，增进了对骨髓体外长期培养中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1984年朱壬葆指导研究人员开展了小鼠胎肝造血干细胞体外长期培养和移植的实验研究。在国内外首次成功地培养和繁殖了胎肝造血干细胞，证明了经体外培养和繁殖的造血干细胞具有正常的生物学性能，并且用这些造血干细胞成功地治愈了重度急性骨髓型放射病，并用以克服或减轻GVHD的症状。
简历：　　1909年2月8日 出生于浙江金华岭下朱。 　　1928年 毕业于金华浙江第七中学高中师范科。 　　1929年 就读于浙江大学心理系。 　　1930年 借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系。 　　1931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系。 　　1932～1936年 任浙江大学生物学系助教。 　　1936～1939年 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生理学。 　　1940年 任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 　　1943年 任中央大学生理学系教授。 　　1946年 任上海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 　　1951年 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理系研究员。 　　1958年 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87年10月24日 病逝于北京。

毛里求斯华侨领袖朱梅嶙：（1911-1991年）
祖籍梅县，第二代华裔，朱梅麟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在英国殖民时期，他参与参议会，积极建立民主机制，被英国接纳，协助模国民主建国，终於在1968年独立，又协助政府发展经济，53岁被选为国会议员，56岁出任地区事务部部长。1991年去逝，享年八十二岁。毛里求斯国人感念其生前对国家的卓著贡献，特别将他的肖像印在钞票上，於1998与1999年发行二十五卢比钞票纪念，另外，还有一条街以朱梅麟的名字命名，堪称「客家之光」与「华人之光」。
祖籍梅县的第二代华裔陈念汀，199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出任该国司法与人权部长至今。
祖籍梅县的第二代华裔李国华，1993年他42岁时出任毛国旅游部长，现任毛国交通和环保部长顾问。
第二代祖籍梅县的华裔曾繁兴，从1995年至2000年任文化与艺术部部长。
杨钦俊，祖籍梅县，第二代华裔，2002年后成为该国4位首席大法官之一。
朱梅麟长女朱志筠于1999年初被任命为该国驻华大使。

 

朱熹25世孙 一代鉴定大师朱家溍：（1913-2003）
男，字季黄，浙江萧山人，生于１９１４年。2003年9月因癌症抢救无效在解放军３０５医院逝世，享年９０岁。
１９４１年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粮食部工作。于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参加故宫博物院工作。日本投降后回到北平，在故宫博物院任编纂职务，担任提集、整理、编目、陈列等工作。在工作中研究古代法书名画和工艺美术品以及古建筑、园林、明清历史、戏曲等。１９４９年任副研究员，担任各项文物大型陈列的设计和布置、依据档案恢复宫殿内部陈设原状的工作。“文革”后开始故宫藏书的鉴定工作朱家溍先生生前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文物专家和清史专家。他自幼即受著名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朱翼庵先生影响，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和文物，青年时代已能鉴定书画碑帖。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家溍先生到故宫博物院从事鉴定研究和陈列展览工作，１９９２年受国家文物局之约参加全国各省市县博物馆和考古所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全国各省市县呈报的一级文物。现在除西藏地区外，已鉴定完毕。主编《国宝》等大型图录十余册，发表论文数十篇，为文七十余万字。故宫及国家购买的许多珍贵文物字画，朱家溍都参与了鉴定工作，如《出师颂》。朱家溍还曾主持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的修复和原状复原工作。此外，朱老还将家藏的７００多种珍贵碑帖和古代家具等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朱家溍兄弟四人曾于１９５３年、１９７６年、１９９４年先后将父亲遗留的文物全部化私为公，无偿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避暑山庄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其全部藏品目录分别收录在《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欧斋藏碑帖目录》、《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并曾在《收藏家》第２期至第２９期连续刊载。作为文物鉴定家，他曾担任过故宫书画鉴定委员会委员、文物征集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为故宫文物的整理、征集、研究和鉴定划级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朱家溍先生博览群书，精通金石、书画、碑帖、善本、漆器及家具，他编著的《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历代著录法书目》和《故宫藏珍本丛刊》等成为故宫的标志性著作。而他主编的《国宝》一书，荣获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一流图书奖，成为我国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书之一。

朱亚杰（1914.12.4-1997.3.13）
化学工程学家，中国能源专家。江苏兴化人。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9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北京石油院筹委会委员、副院长、研究生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造石油专业；创建了粉煤流化床干馏工艺；首次在国内创建了褐煤及油页岩超临界流体抽提制取人造石油的研究等。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艰难求学路 朱亚杰1928年就读于扬州中学。他勤思好学，成绩优良。初中毕业前夕到镇江春游，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火车，高兴之余见火车头冒出滚滚黑烟，既浪费燃料，又污染环境。他心想，要是能改变这种状况，那该多好啊！这也许是朱亚杰终身致力于燃料化工和能源研究的最初原因。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即将辍学。这时朱亚杰向父母兄长表示决心，许下诺言：若能读至大学毕业，家中祖产片瓦不要。长辈见他意坚志明，受其感动，遂同意他升学读高中。
1934年，朱亚杰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朱亚杰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仍勤奋读书，希望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亚杰随校南迁长沙后赴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朱亚杰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赴长沙，在度过了抗日战争期间几度辗转的岁月，于1942年去昆明入云南大学，重返教学岗位。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出国留学，1947年夏赴英国留学，入曼彻斯特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研究生。1949年国民党驻英使馆撤消，第三年公费无着，不得已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意愿，于1947年7月完成论文，获硕士学位。旋即受聘于英国西蒙卡夫化工厂设计公司，任副工程师。1950年9月该公司提出以高薪续聘朱亚杰，但朱亚杰向往祖国，谢绝聘约，于1950年11月回到祖国，被聘为清华大学化工系副教授。
自主创新 50年代初，由于我国勘探水平落后，找不到深埋在地下的油层，被一顶贫油国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1952年，国内石油产量仅44.55万吨，人造石油就占了25万吨。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石油，加快勘探开发是重要的，人造石油同样不可轻视。于是，他受命在北京石油学院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造石油专业，并担任人造石油教研室主任，培养了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国人造石油得到了大发展，从1952年的25万吨年产量，发展到50年代末的97万吨。在找到并拿下大庆油田之前的10多年里，人造石油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50年代中期，朱亚杰创建了粉煤流化床干馏工艺，制取低温焦油，所得半焦，送到锅炉燃烧发电。这是既得油又得电的煤炭综合利用的新思想。在小装置上取得了满意结果后，本应逐步扩大，但受到当时“敢想敢干、土法上马”的潮流冲击，致使这个方法中途夭折。
60年代初，在响应党中央“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号召下，朱亚杰带领科研组搞空气氧化褐煤，生产腐植酸。它是一种植物生长刺激素，在初步取得小试的结果后，他又想如何缩短氧化时间提高效率，便果断地用加压氧化达到了目的。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化工界的一致好评。并引起了地方厂矿的兴趣，但正逢“文革”爆发，又是一个中途夭折。
1969年起朱亚杰任华东石油学院教授，1978～1984年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指导了油页岩裂解和组成结构以及太阳光水解制氢等研究。1979年起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开展了固体化石燃料的超临界流体萃取的研究。
8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兼任研究员时，首次在国内创建了褐煤及油页岩超临界流体抽提制取人造石油的研究。这项技术很快被移植到轻工业和重油加工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鉴于我国油页岩资源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尚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朱亚杰认为有必要以油页岩作为替代能源而继续有关油页岩的研究工作。他自1981年起即在京组织人力开展油页岩热性质、油页岩热解生烃和半焦燃烧动力学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成果和设计油页岩干馏炉所需要的工艺参数数据，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90年代初，朱亚杰院士积极创导并组织新能源，特别是氢能源的研究开发。在他的指导下，石油大学氢能源科研组开拓了硫化氢脱硫制氢的新工艺。“九五”期间，完成了小型脱硫工艺装置试验。
名扬海内外 1954年，祖国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工业，朱亚杰奉派主持石油五厂鲁奇式低温干馏炉的恢复和改造工作。图纸、技术资料在日军撤走前全部被焚毁，干馏炉也被破坏。朱亚杰的任务就是要使这台炉子重新启用。工作的难度有多大，能不能成功，朱亚杰并没有把握。他反复考察了炉子的现状，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发动同志们多动脑筋，群策群力，最终在炉内壁上部找到了燃烧室隐蔽入口，随即测绘出燃烧喷嘴的详细结构图，这是被称作炉体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还在原有胶皮带上新加抽风罩，用以协助排出灰尘和烟气，改善了操作环境，并试验成功。70年代初，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引进一台日本三菱式倒梯台炉用于裂解轻柴油制乙烯，要对裂解炉的热效率核算后才能开工，厂方登门请来朱亚杰。这个炉子的几何形状很怪，设备资料中也没给热幅射角度因子，以前国内没计算过这种炉子的热效率。但他凭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信心与另外两位教师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核算出了炉管排列与倒梯型炉壁间的热辐射因子，使原装置投入了生产。厂方对朱亚杰在没有足够的资料参考的情况下能核算出这样大难度的数据，表示很钦佩。
1975年，齐鲁二化肥厂从日本引进了生产30万吨尿素的装置。谈判时，日方要求化肥厂提供原料，即有关天然气组分的资料，但厂方当时没有，就报了四川天然气组分，日方按这个资料设计了装置运来，厂方担心天然气组分有差别影响开工，且日方借口加价，便到学校指名请朱亚杰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以前他没有碰到过，便找了一批老师、学生，大家从裂解造气到合成氨变成尿素的流程，对所有数据逐个计算，三个月，计算结果证明，这套装置用胜利油田的天然气基本上没有问题，只是该装置的二氧化碳脱碳塔处理量太紧。谈判之前，他把计算过程一一给化肥厂的技术人员讲解，让他们心里有数，有信心谈判。谈判时，化肥厂代表提出脱碳塔处理量问题，日方代表无话可说，同意放大塔的处理量。以后该装置顺利开工投产。齐鲁化肥厂对这次核算工作甚为满意。
此后，辽阳30万吨乙烯工程要对法国进口的一套设备进行审查，辽宁省政府有关部门请朱亚杰担任二线审查总负责人。在全体领导小组会上，朱亚杰对三个法方技术代表包揽解决九个大装置的能力表示怀疑。面对法方代表的傲慢情绪，有些同志也不以为然，他在思考该怎么对付。不几天，朱亚杰请一线谈判代表向法方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装置标记标明我方为“中国大陆”，这同国民党台湾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样的，朱亚杰坚决要求法方纠正政治上的错误；第二，我方核算炉子的热效率只有83%，而法方文件称热效率为87%，请法方计算给我们看；第三，针对法方所称这套装置的氢气加热炉是国际最先进的“法国王牌”，请上海高桥化工厂的一位老师傅，把有关部分的图纸挂在黑板上，让法方讲述开工运转过程。法方代表忙碌了一大阵，满头大汗，没能说清楚，老师傅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法国王牌”，在上海就已有了美国进口的这套装置。在这种情况下，法方代表承认图纸上标记搞错了，是政治上的疏忽。然而对中国人能核算出热效率为83%非常诧异，说“没想到中国人能算出来”，并承认他们在法国计算也只有83%。为出口创效益才称“最先进”，才称热效率为87%。他们承认三个人不能全部负责解决并连夜打电报回国，说应付不了这帮中国人，要求增派人员。这以后，审查工作才顺利进行。
“文革”后期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厂引进美国鲁姆斯(Lumps)公司30万吨乙烯设备，请朱亚杰参加核算裂解炉的数学模型。他在乙烷炉的核算中，发现国外某公司设计中乙烷气里含有1％的乙烯杂质，未经校正，致使热平衡数值有误，证实了外国设计未必无误的诊断，从而鼓舞设计人员的信心。齐鲁石化总公司由日本引进年产30万吨尿素化肥全套设备，特约朱亚杰率领小组对改换原料气后的全流程进行逐项核算研究，使我方对外谈判处于主动有利地位。这些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石油化工的发展，获得生产厂方的好评。朱亚杰正是这样以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为祖国做贡献。
朱亚杰一直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例如，约旦王国资源局曾委托西方国家进行油页岩试验研究，十几年来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业干馏炉型，于1987年转而委托中国方面研究。朱亚杰领受任务并在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组织开展了约旦油页岩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成功。这表明中国油页岩基础研究为生产实践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为推动生产起到了显著作用，也为中国干馏技术可能向国外出口做出贡献。
作为一个能源专家，他在为加快石油的发展而殚精竭虑的同时，更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未来资源问题而深深担忧。1983年，朱亚杰组织能源研究会的百余位专家写了《中国能源研究报告》，对能源危机的建议逐条论证。他是中国能源研究会的创始人，并最早提醒人们注意我国也存在能源危机的问题。1983年出版《中国能源状况和展望》，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院士思维 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朱亚杰刚直不阿的性格，在大学里有口皆碑。他对青年人的成长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告诫青年人三条：第一，学习时一定要打好基础，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就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第二，知识分子做人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盲目崇洋媚外；第三，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后才是考虑个人前途、个人利益。他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不谋私利、仗义执言、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崇高形象。
朱亚杰院士说：“‘信’的另一个涵义是讲信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首要的素质是待人以诚，遇事讲信用，不一定有求必应，但能做到的不要推辞，知道做不到的绝不能满口应允，要言而有信，不能为人不诚恳，油头滑脑，不老实。”
1984年起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1985年起任中国氢能协会主席，1986年起任中国煤炭转化协会理事长。他还是联合国亚太发展中心（APDC）能源顾问、国际氢能协会（I-AHE）常委。

朱祖祥(1916.10.5-1996.11.18)
土壤化学家。浙江宁波人。193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1946年、1948年先后获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名誉校长。早期研究影响土壤中交换态阳离子有效性的各种因子，提出饱和度效应，陪补离子效应和晶格结构效应等概念。通过土壤中磷的转化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养分位的实际涵义。对土壤和水稻营养障碍化学诊断的理论、方法及标准等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两度编写和主编土壤学教材，被广泛采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病毒学家朱既明：（1917-1998）
江苏宜兴人。193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1945年采用我国自己分离的菌种研制青霉素成功；发现甲型流感病毒丝状体，并首次在试管中将一个动物病毒（流感病毒）裂解为有生物活性的亚单位；发现流感病毒的β抑制素，被命名为“朱氏抑制素”，后又发现γ抑制素；先后于1957年、1968年及1977年发现引起世界性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的三个亚型；查明婴儿中毒性肺炎的病原(3型、7型腺病毒)；研制成功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发现并研究存在于自然界的毒力减弱的温度敏感株流感病毒；1981－1988年领导并参与研制成功乙型肝炎哺乳动物细胞基因工程疫苗。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履历：　　1917年9月12日 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城。 　　1933年 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附属高中。 　　1939年 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士学位。 　　1939～1940年 任昆明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助教。朱既明院士　　1945～1948年 在剑桥大学病理系及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病学院进修，1948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9～1950年 参加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世界流感中心工作。 　　1951～1955年 任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第二研究室主任兼检定科长。其间1951～1952年借调负责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工作。 　　1955～1963年 任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兼病毒研究室主任。 　　1963～1981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 　　1980年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81～1983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筹建病毒遗传研究室。 　　1983～1987年 被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 　　1984年 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科技顾问。 　　1985年 被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任《病毒学报》主编、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兼生物制品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7年 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8年1月6日 因患癌症于北京逝世。

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1917年2月8日—1992年11月4日)
出生于江苏宜兴。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朱洪元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和桥镇。父母都是德国汉诺威大学的毕业生，都被授予特许工程师学位。父母亲的勤奋刻苦、好学，对幼年的朱洪元有深远影响。朱洪元1921年入和桥镇养初小学，1927年入鼓城中学，1928年冬转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0年转入杭州高级中学。1933年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1934年入同济工学院机械工程系，1939年毕业。毕业后，先后任第50兵工厂技术员、同济大学助教、昆明无线电厂技术员等职。
朱洪元1944年在昆明考取英国文化协会的机械工程留英资助，1945年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入物理系。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有着光荣的历史，E�甭�瑟福(Rutherford)和N�辈６�(Bohr)曾在这里完成他们划时代的工作。这时的系主任是P�辈祭晨颂�(Blackett)教授，他在原子核物理、宇宙线、射电天文学、古磁学、物理学等学科在国防中的应用等多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并获得诺贝尔奖。朱洪元在布莱克特教授的指导下，对同步辐射及基本粒子进行研究，于1948年获曼彻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留校任物理系帝国化学工业科学基金会研究员，为期三年。
在朱洪元刚入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时，布莱克特教授提出一个想法：宇宙线中的高能电子在进入地球大气层前，由于地球磁场的影响，已经放出辐射，在经过地球大气层后，是否会在地球表面上产生一个特大范围的光电簇射。朱洪元经过详细的推导及周密的考虑，得到这种后来被称作同步辐射的能谱、角分布和极化的表达式，指出由于辐射集中在沿电子瞬时速度十分小的一个角度范围中，实际上是不会产生特大范围的光电簇射的。朱洪元的结果于1947年写成题为“论在磁场中的快速荷电粒子放出的辐射”的论文在英国发表。相同的结果由美国人J�毙砦赂�(Schwinger)在研究加速器中的电子辐射的性质得到，于1949年在美国发表。他们的工作结果至今仍被引用，是同步辐射应用的基础文献。
布莱克特在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还领导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宇宙线小组。就在1947年，G�甭蕹顾固�(Rochester)和C�卑吞乩�(Butler)在该系的地下室的云雾室中，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粒子的径迹。对此，朱洪元作了估计，最先指出衰变前这些粒子质量的下限为电子质量的900倍。这些粒子，后来被称为奇异粒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得悉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朱洪元于10月离英回国。1950年—1957年，朱洪元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1973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其中在1959年—1961年，参加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任高级研究员，并被选为1959年—1965年该所学者会议成员。1973年起，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1973—1981)、副所长(1973—1984)、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81—1987)等职。在这期间，他继续从事粒子物理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发表了由于中子跃迁而产生的电多极辐射内转换论文。
1958年，朱洪元从来访的苏联物理学家И�彼�姆(Тамм)处得知刚被提出的普适弱相互作用中的V—A理论，便立即领导其小组进行研究，讨论了介子和超子的衰变过程，并探讨了μ-介子在质子上的辐射俘获过程，发现一个严格的选择定则，即当始态的μ-介子和质子组成自旋为零的S态时，μ-的辐射俘获不会发生，只有当强作用的重正化效应存在时，才会发生μ-的辐射俘获。朱洪元后来进一步阐明其原因：在此过程中，V—A理论经变换后起作用的是标量及赝标量，它们禁戒了辐射俘获过程在自旋为零的S态中发生。
1959年—1961年，朱洪元在苏联杜布纳核子研究所期间，利用色散关系对π介子之间及π介子与核子之间的低能强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与其合作者发现当时流行的角动量分波展开引入了很大的误差，指出由此方法导得的方程含有不应有的奇异性质，从而否定了这个1959年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提出的流行一时的方案，并推导出不含发散积分的π—π及π—N低能散射方程。
1961年自苏联回国后，朱洪元从事包括光子、电子、中子和原子核在内的高温、高密度系统的输运过程、反应过程和流体力学过程方面的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在此领域研究的开端。
为了开拓强子结构的现象性理论研究，1965年，朱洪元首先将强子内部运动波函数及在动力学过程中强子内部运动波函数由于质心运动而引起的相对论性变换，以及相应于不同终态强子的波函数的重叠积分概念引入粒子物理的对称性研究中，并与胡宁共同领导一些学者与国际上同时提出并系统研究了“层子模型”理论，开辟了强子内部结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强子结构及强子过程的“层子模型”，突破了通常对称性理论中局限于静态力学量的研究。通过强子内部结构波函数及波函数的重叠积分，对一系列强子的电磁性质、电磁过程和弱作用过程作出统一的解释。“层子模型”理论的主要思想，发表在一篇题为“强相互作用粒子结构的相对论模型”的论文中，在1966年于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科学会议上，以及其后在国际高能物理学界中，“层子模型”理论受到高度的评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S�蔽虏�格(Weinberg)在他的著作《最初三分钟——宇宙起源的一种新的看法》中写道：“北京一小组理论物理学家长期以来坚持一种类型的夸克理论，但称之为‘层子’而不称之为夸克，因为这些粒子代表比普通强子更深一个层次的现实。”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S�备窭�肖(Glashow)在一个国际会议的报告上说：“夸克和轻子两者是否由一组共同的基本组元组成，许多中国物理学家创导这样一种观点。我想建议，将这种假设中的一切物理的组元称为‘毛子’，以表达对已故的毛主席的尊敬，他坚持自然界的内在统一。”由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这一科学会议的论文集未能出版，直到1980年关于“层子模型”的综述性论文才得以发表。1982年，“层子模型”理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朱洪元为在中国建立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中国物理研究事业、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决策、方案制定以及北京谱仪上物理目标的选定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底，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张文裕、朱洪元等18位科学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抓紧基础科学研究，建造中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此建议得到周总理的肯定及支持。1973年张文裕、朱洪元等率团考察美国各地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及瑞士的西欧核子研究中心(CERN)，其后逐渐形成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方案，最后在1983年，改定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在这一方案的论证和制定的过程中，凝聚着朱洪元的智慧和辛劳。
朱洪元为培养我国的理论物理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自1950年回国后，他即为建立中国的原子核理论及基本粒子理论队伍进行调研和培养人才。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量子场论”，次年，在青岛的“量子场论讲习班”上，为从全国各地前来的青年讲授“量子场论”，其专著《量子场论》一书成为我国几代粒子物理学者的教科书及参考书。
朱洪元不但在高能物理的理论研究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在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中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对于高能物理实验，从高山宇宙线的结果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可能进行的实验的分析，他都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见解。在钱三强及朱洪元建议下，于1977年创办了《高能物理及核物理》学术期刊，他担任第一任主编。该期刊至今仍是反映我国在这两个学科领域中的科研成就及交流各地的研究进展的主要刊物。
40多年来，朱洪元对所研究的问题的详尽周密的考虑与严谨的治学作风、丰富的学科知识与准确的科学判断，对他的助手及学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北京大学、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以及各处的讲习班上所培养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各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的中坚和我国科技发展的不同方面的学科带头人。

 

画家朱德群：1920年
生于安徽萧县白土镇(时属江苏）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医生世家，1935年进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画，1941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1945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1949年任教台北师大艺术系。1951至1955年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1955年定居巴黎，从事绘画创作。1980年入籍法国。1997年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士。朱德群先生是当今著名海外华人艺术家之一。
　　在评价人的创造成就时，有一个公约出来的标准：越不可替代，其成就就越高。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五十亿人中每年仅有十人左右获此荣誉；每个国家的民选总统是数年才选出一位；国际奥运会的金牌是四年才发出几百块；两个世纪来的法国治国思想库——法兰西学院（由拿破仑下令将法兰西研究院、理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道德与政治学院合并而成）——的终身院士则是总共只有250人，逝世一位才可选出一位递补上……凡此种种“稀有”，或者说是不可替代程度，便是公认的人的创造成就高度的标志。画家朱德群，不仅是在1997年12月17日被法兰西学院选为250名院士中的一员，而且是法兰西学院成立两百多年来的第一位华裔艺术院士，其成就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1920年10月24日，朱德群出生在安徽萧县白土镇的中医世家，家有不少历代名家的收藏，从小耳濡目染。他在十五岁（１９３５年）那年考取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留法的林凤眠大师任校长。朱德群比赵无极低一班，比吴冠中高一班，如今三位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师。这不是偶然。因为林凤眠让集国画大成的潘天寿教中国水墨画和书法，让饱学了法国现代艺术的方干明、吴大羽教素描和油画。学生们在学中华文化的同时还要学法语。朱德群等一开始的“艺术基因结构”，就是东西方两根“艺术文化链”组合起来的双螺旋结构，就像最富原创性的生命基因DNA的双螺旋链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朱德群等人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级大才的“生命智慧密码”。
　　朱德群在1941年的抗日烽火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母校当助教。1944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讲师。1951年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授。
　　这些人生历炼和阅历，使他的“中国艺术文化链”不断高级和精致。可是，他觉得在杭州美专获得的“西方艺术文化链”却没有充分发育。于是他毅然放弃在台湾已经有的艺术声名和学术地位，在1955年坐船经开罗、西班牙等“艺术之路”来到世界艺都巴黎。从此，他的“西方艺术文化链”迅猛茁壮，也像“中国链”一样高等而精致。就是这样的“双螺旋”，进行无穷的组合、突变，使他在法国进而在世界声名鹊起。他在世界各地开了五十多次个展，佳评如潮。他的作品被巴黎艺术博物馆、台北历史博物馆、美国圣路易大学、比利时现代美术馆、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基金会等二十多家国际著名博物馆收藏。他多次荣获艺术大奖。他的名字列入《国际传记辞典》、《欧洲名人录》，直到在名字前终身冠以“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士”的称号。无论是他的具象画还是抽象画，东西方评论家都众口一辞：朱德群是用油画画出了中国水墨画精神的大师，他用浓郁泼辣的色块轰入画的深层，追求深远的宇宙空间感和无限激情的笔墨之韵，超以象外得圜中。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苏利文曾问过朱德群创作时的感觉，朱德群答道：“看画和绘画，觉得在聆听宇宙的天籁。”这个“宇宙天籁”是什么？他在院士加冕的演说中说：“我是一个汉家子弟，可我一直在追求将西方的传统色彩与西方抽象画中的自由形态，用中国的阴阳和合的精神键组合成新的画种。在形而上方面，我在追求新的人文精神，将阳的宇宙和阴的人类描绘成共同进化的二元和合之体。”人类的人文主义，经历了混沌的“自然人文主义”、“科技人文主义”，现在人类正在追求崭新的人和宇宙共同进化的“生态人文主义”。朱德群的绘画，当是用丹青挥洒出的“生态人文主义”的夺人先声。由法兰西院士、著名雕塑家亚贝尔·费洛专门为朱德群设计的“法兰西院士宝剑”非常特别，剑柄上镶了四块中国传统文人借以抒发高洁情怀的玉石——一块汉白玉，两块扁平中空的绿松石，还有一块刻着战国时代兽面纹的琥珀。雕塑家说，用西方现代的不锈钢材质配东方古代的缤纷玉石所做成的剑柄，正是朱德群绘画风格的象征，是新的人文精神内涵的象征。
　　朱德群是一位画家，可是他带给人们的启迪已远不止是绘画方面。对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人们曾争论了一个世纪。对此，朱德群感叹说：“全盘西化说”再好，不过只是一条文化链；雄心万丈“要让中国文化领导二十一世纪世界潮流之说”，也只有一条文化链；为何这么傻，不学学生命智慧，将两条链组合成能无限突变的双螺旋呢？

朱德熙（1920-1992）
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教育家。江苏省苏州市人。1920年10月24日出生在南京政府财政部盐务局一个高级职员家庭, 家境富裕。早年习字、背诵古诗词，十一二岁起读古典小说。中学时代接受了进步思想，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数学、英语基础都很好。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1945年毕业后在昆明中法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加入民盟。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晋升副教授，同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国家委派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此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1979年晋升教授。1992年7月19日病逝于美国，享年72岁。朱德熙历任清华大学、昆明中法大学、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等知名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他先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北大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朱德熙无比热爱教学工作，对教学精益求精，教学艺术炉火纯青，以渊博的学识把枯燥的语法课讲得引人入胜。他一生正直纯粹，光明磊落，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爱虚荣，淡于名利，严以律己，严谨治学，为祖国、为语言学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为人谦虚质朴，温和敦厚，尊重前辈，笃于友情，喜爱音乐和绘画，尤爱昆曲，能笛，会唱。尤其擅长京剧，拉得一手好京胡，唱起来称得上是“字正腔圆"，在系里表演常常博得阵阵喝彩。
　　朱德熙是汉语语法学界伟大的语言学大师，是一位富于开创精神的杰出学者，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朱德熙在语法研究上以其独特的语法思想、科学的分析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语法现象，奠定了汉语描写语法的基础。他的丰富而深邃的语法思想是我们的宝贵遗产，对汉语语法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学术成就也让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保加利亚、美国、法国、泰国、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先后邀请他去讲学，做研究，出席会议。1986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为推动汉语走向世界，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社会兼职：中国语言学会及世界汉语教学会会长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大跃进”时期，有一次中文系召开了“跃进大会”，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干劲”，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学生、教师纷纷登台，决心要这个“提前”那个“提前”之后，大家把朱东润先生“促”上了讲台，要他表态。他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却如箭在弦上，不“跃进”一下便下不了台。踌躇再三，他终于在敦促的口口声声中开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狱似的。他说，原定5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这痛下决心的姿态依旧引起满堂哄笑。那时指出的指标，大家论月计天，一年尚嫌太长，何况3年！人们催逼着他再“鼓足劲”、再加快一点，他却再也不肯改口，只是无可奈何地叹道：“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也不能提前了！”
3年很快就过去了。“跃进”热潮消退之后，人们也早已忘却当年的豪情。但朱东润先生却如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

 

一代花儿王朱仲禄：（1922-）
2007年12月22日下午2：10,一代花儿王朱仲禄在青海西宁家中去世。当天，一则短短的消息，向关注他的人宣布了噩耗。85岁的花儿王朱仲禄走了，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也结束。
　　朱仲禄是把花儿推向世界的功臣。在他70多年的花儿演唱生涯中，鲜花与掌声相伴，牢狱与批斗相连，是一个时代民间艺人的真实写照，他见证了花儿由山沟走向世界的全过程。他创作的《花儿与少年》，《下四川》等曲调，至今，是花儿音乐中的经典作品。有人说，说到京剧人们就会想起梅兰芳，说到豫剧人们就会想起常香玉，那么要说到花儿就会想起朱仲禄，可见，朱仲禄对于花儿的巨大贡献。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　　2007年12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专门采访了音乐学院院长张君仁先生。张先生自2000年以来就致力于对朱仲禄的研究，也是朱仲禄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曾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一书（这本也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给我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朱仲禄先生的往事。他认为，朱仲禄是群众所公认的“花儿王”，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花儿艺术的杰出代表。
　　朱仲禄，1922年生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堡永安村。朱仲禄的祖父朱成林出生在甘肃河州大北源朱家坡，清末同治年间的战乱中逃亡到青海同仁，当时年仅13岁。
　　同仁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交流之地，也是花儿音乐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张君仁先生介绍：有三个人对朱仲禄的影响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朱仲禄的父亲朱端。朱端不仅擅长祖传的皮匠手艺，而且也是唱花儿的高手。张君仁先生说：“朱仲禄的父亲每每外出，都要将尕成娃（朱仲禄小名）带在身边，这便使他从小就接触了花儿，使得他对花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端教给朱仲禄的第一首歌就是河州大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
　　在永安村还有一个唱花儿的高手人称百歌阿爷，此人姓王，唱的花儿多且好听，不少研究朱仲禄的人都把他称之为王百歌。还有一个民间艺人瞎佛保，这位瞎佛保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跟着他朱仲禄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跟着这些民间艺人他唱花儿的水平迅速提高，少年时，就成为名扬四乡八里的花儿把势。
　　朱仲禄在12岁左右时上了村里的小学，几年后朱仲禄以作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同仁县办学堂，一年多后，又考入了青海西宁的昆仑中学。朱仲禄在这所中学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认识了在学校担任音乐教官的王洛宾。在昆仑中学朱仲禄创作了不少诗歌和小品，也填了一些花儿词。
　　张君仁先生认为：朱仲禄之所以能被称为花儿王，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密不可分，这得益于在昆仑中学的学习。
　　一曲高歌天下闻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不久，朱仲禄报名考入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学三分部（简称革大三部），这是一个专门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成立的速成机构，设在邓家花园。1950年8月，他们这一期革大学员就要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朱仲禄大展歌喉。他的歌声引起了参加毕业晚会的“西北文协采风团”成员音乐家关鹤岩、陈川静等人的兴趣。在他们的帮助引导下，朱仲禄对花儿这一民间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之前的1949年10月，朱仲禄就已被刚刚成立的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去进行直播演唱。这花儿第一次通过电波传向外面的世界。
　　“他不仅是一个好唱家，而且也是一个好作者和研究者。在他的一生中，正式发表于各种刊物的论文，评论至少在150篇以上。像朱仲禄这样集演唱、创作、研究于一身的三栖花儿内人，在花儿艺术史上前所未有。”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创造了多个花儿之最，1950年国庆，朱仲禄在北京先农坛举行的“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上，唱了他新编的青海花儿《毛主席如咱亲爹娘》，第一次将花儿带入了北京的正式场合。1952年，他为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配唱了三首花儿，第一次让花儿走上银幕。1953年，作为西北地区的代表，他将花儿唱入了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中国唱片出版社也发行了他演唱的花儿《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和酒曲《尕老汉》，这是花儿史上的第一张唱片，汇演后，他又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授了花儿，第一次将花儿带进了高等学府。1954年，他又选编了一本《花儿选》，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二本与花儿有关的书（第一本是张亚雄的《花儿集》）。
余音绕梁成绝唱 张君仁认为，朱仲禄之所以能被称为花儿王，与他所做的这些花儿之最的事密不可分，也和他对花儿进行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在关鹤岩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对花儿中流传最广、变体最多、影响最大的《河州令》进行了分类。这次分类，将《河州令》按照乐曲风格等进行了初步的类型划分。在朱仲禄的建议下原来的长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被命名为《河州大令》的同时，又把其他一些曲调分别划分为《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朱仲禄改编创作的众多花儿曲调中《下四川》和《花儿与少年》最引人注目。1956年夏，为了参加“聂耳音乐周”的演出，朱仲禄和作曲家刘烽共同创作了大合唱《下四川》。1956年冬天，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朱仲禄又与作曲家吕冰、舞蹈家章新民等人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这部抒情歌舞的基本素材取自于民间音乐。其中的舞蹈动作来自民间社火“八大光棍”，音乐则来自于民间小调《蓝桥相会》、《四季调》和《五更调》三首歌曲。
　　张君仁曾经多次采访花儿王朱仲禄。他说：“朱仲禄不仅很直，而且富有激情。我清楚地记得每次拜访朱仲禄先生的情景，走路腰板挺直，说话直爽且嗓门很大，但这并不是耳朵不灵敏，而是性格决定的。尤其是富有激情，容易动感情，像所有的具有天赋的音乐家那样，语言、演唱、手势并用，讲到感情激动时，往往声泪俱下。”
　　从张先生处得知，2007年4月，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朱仲禄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西北花儿王》，并获得了中国“金唱片”奖，这张由张君仁博士选编并撰稿的唱片，是对朱仲禄先生一生花儿演唱事业的总结。
　　如今，一代花儿王远离而去，留下的是响彻天地间的花儿曲调，远远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他的歌声：“哎吆吆……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一朵白牡丹。”

话剧演员朱琳(1923-)
　　朱琳，话剧女演员。江苏连云港人。１９３８年后参加抗敌演剧九队、新中国剧社，任演员。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中国剧协第三、四届理事。１９６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雷雨》、《武则天》、《洋麻将》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主演的《察文姬》已拍成舞台艺术片。 　　被誉为“中国话剧皇后”的朱琳，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整整度过了56个春秋，她主演过百余部话剧，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形象。在不久前的一次古诗词朗诵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朱琳，她朗诵了郭沫若的古体诗《重睹芳华》，并高歌了一曲蔡文姬的名曲《胡笳十八拍》的第十二拍。她的表演激情昂然，铿锵有力，听那韵律鲜明的朗诵，音域宽广的歌唱，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是出自一位古稀老人之口。 　　1923年，朱琳出生在江苏海州一个贫寒的家庭中，父亲给生不逢时的她起了一个药用植物的名字：云芳，意在希望她能够像这株植物一样祛除毒害，健康成长。但这个名字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运，只是有过几次大难不死的经历，但这也足以告慰老人最初的期望。 　　15 岁参加革命、登上话剧舞台的朱琳自1992年丈夫刁光覃病重后就基本告别了舞台。丈夫去世后，她很快从失去亲人的阴影中走出来，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记下了她色彩斑斓的舞台生涯，记下了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她的关怀，记下了她与丈夫相濡以沫的爱情……回忆起这段写作生涯，她说：“写回忆录并不轻松，我在其中投入了太苦的情感，写起来总觉得那支笔是沉重的。” 　　朱琳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是听音乐，有时还随着音乐的节拍唱上一曲，以此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在阳台上做一套由她自己编创的健身功，这套操是结合自身条件与舞台基本功而创作的，既锻炼了身体，又重温了舞台上的动作。做完操后再做呼吸练习。 　　朱琳至今也没有请保姆，上农贸市场去买菜，犹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看着青翠欲滴的蔬菜，会使人有一种好心情。买菜与散步相结合，既买了菜又健了身，练了腿，这是一举两得的事，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应在生活之中。 　　她还是一位足球迷，只要电视上有足球比赛播出，她几乎是场场不落。她说，自己喜欢看国家队和国奥队的比赛，由于地域观念，她对国安队的比赛很关注。她说：“足球赛场上的拼搏使人振奋，能够使人悟出努力向上的人生哲理，对于老年人是一种鼓励。”

　　朱光亚：（1924-）
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 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朱光亚受益于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朱光亚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他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原子弹之梦
　　朱光亚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李政道；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王瑞酰。 吴大猷先去了英国出席学术会议，后来抵达美国。朱光亚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女士与之同行。 　　到达美国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无心资助原子能事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制造原子弹的美梦，终于成为泡影。
求学密执安大学
　　朱光亚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遇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相识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在选择导师时，张文裕、王承书建议他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赤子情深
　　朱光亚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那时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在美国东部工作的华罗庚也抽暇来看望中国学生，亲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这时朱光亚结识了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女士。聪慧、稳重的许慧君出身名门，父亲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母亲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侄女；外公廖仲舒是中国驻日本公使，与廖仲恺是同胞兄弟。共同的情操与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鼓动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许慧君于朱光亚回国一年后，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朱光亚在视察 　　朱光亚1950年3月朱光亚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看着父母今非昔比的容貌，他很想尽尽孝心。然而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位25岁的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教学第一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勤奋工作。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原子弹。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亚与许慧君喜结良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绘制了一幅梅花国画相赠，并与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两人。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朱光亚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这时美国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朱光亚在这种情况下养成了开会时长时间耐心地听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 　　朝鲜战场上残酷的战争场面、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美国的核威胁，使朱光亚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中华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培养核事业人才
　　朱光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几年之内便使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如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院士等都是朱光亚教过的学生。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5月，朱光亚奉调与胡济民、虞福春等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当时由二机部领导，后改名技术物理系），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这是国家加快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五项措施之一。1956年夏，核物理专业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等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平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所长的赞赏。 朱光亚在讨论原子弹的问题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朱光亚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艰苦奋斗，研究原子弹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目标。部长宋任穷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深信，“中字辈”的朱光亚能够很好地挑起这副重担。7月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李觉所长、吴际霖副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有关专业人才也很少，加上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外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技术资料严加保密，对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极不容易。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同志一起，带领大家制定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 　　朱光亚在主持会议 　　朱光亚当初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霖等领导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来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朱光亚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朱光亚还敏锐地发现，从四面八方调来的青年组成的科研队伍，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尚不能适应国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务的要求。于是，他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比自己年长的著名专家、研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识，共同深入一线指导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共事，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就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各项工作都有效协同地运转了起来。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 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温家宝看望朱光亚 　　朱光亚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核力量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实现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还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履行政协职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他身体力行，努力为创造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会环境而奋斗。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年来，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同、交流的职能，努力实践，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积极进取，中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殆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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