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另类全球化的想象
2007年8月份，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去台湾参加一个名为另立全球化工作坊的活动，并且可以到台湾农村去参访，整个行程持续了十来天。机会之偶然，一曰事前我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此去台湾也就没有明确的目的；二曰此行活动的主题谓之另类全球化，一套我并不十分熟悉的话语体系，还有，本人也不知道从哪里道听途说，竟以为另类全球化比较后现代，一向对后现代本能式的拒绝理解，台湾此行也就显得心理上“偶然”了。
到台湾后，前三天主要是听演讲，演讲之内容相对全球经济自由化之主流来说，果然是很另类化的一些东西，很多听众觉得所讲之内容离现实生活及感受非常遥远。讲者有来自拉丁美洲的、印度的、韩国的、日本的以及台湾本地的，他们带来了另类生活的经验和理论，事实上演讲所蕴含的信息令人耳目一新，尽管看上去遥不可及。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提出的另立全球化工作坊的目的，就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识下，期望通过全球各地另类实践者的交流沟通，总结经验，形成理论，最终探索出一种另类的全球化。那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目前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既然要反对这样的全球化，那么它给我们的生活、文化、自然环境等等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呢？面对这样的破坏，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更令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另类化生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可资借鉴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和困惑，是在我听了前三天的演讲过后就一直萦绕于脑海之中的。在中国大陆，我主要关注和思考的是“三农问题”，但是出生于农村的我，即使是跑遍整个中国大陆的农村地区，恐怕也还是只缘生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被置于某种现代化的语境和氛围之中，我们受到学校的教育，家人的期待，我们耳濡目染的东西，我们自身从萧条闭塞的农村中亦步亦趋的走出来的经历，都在强化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要摆脱贫穷落后，要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与农村本土脱离，成为一个体面的现代人。以至于，在我已经形成的情感里，潜意识的拒绝农村本土化的生活方式，而在我的理论体系里，则是反射性的否定这种后现代似的小农田园诗般的幻想。台湾之行虽然给了我问题和困惑，但是也给了我新的视野和看问题的高度，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在各种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幌子下，要逃避的是什么，拒绝认识的是什么。我丝毫不想否定自己不满于现实而希望改变现状的意愿，但不想本能式的于冲突中盲动。
此次台湾之行活动的安排，对我来说非常合理，正好前三天的课堂学习给了我看待问题的理论架构和问题意识，后面将近一个星期的台湾农村实地探访则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感性和现象认识。
走出另立全球化工作坊的培训室，我们步入台湾农村的第一站是居住在日月潭附近的原住民部落——邵族。邵族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曾经有过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也有过自己的繁荣和昌盛，可惜目前却只剩下不足六百人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总得要有足够的人口来来承载，人口的逐步减少，文化的消亡，记忆的遗失，民族的历史也就没了。在台湾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和自由生活的观念意识深入人心，年轻人渐渐融入主流，纷纷离开家乡进入到城市，邵族也不例外。还坚守在故地的邵族人，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保持他们的安身之地，大资本，政府都想去开发日月潭那片宝地，邵族人面临着保卫家园的艰巨任务。邵族人中少部分有觉悟的精英，为了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当然还有世代居住的土地，他们要将本就人口单薄的族人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们在族人中重新开课推广本部落的语言文字，重新操办起祭祀祖灵的古老仪式，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了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团队，借此吸引游客观光，发展本部落的经济。他们请了专家学者专门研究部落的历史，并对外宣传。目前，如果能够依托日月潭这片土地，邵族人的生存并不是问题。整个台湾地区的经济属于高收入水平，因此，即使在农村、原住民部落都几乎是家家户户有私车。可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的侵袭时，失去的将不只是家园住地，邵族的文化、历史也必然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荡然无存。如果说每一个民族部落，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资本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那就是罪大恶极了。
可是，我们也不禁要问，象邵族这样的案例，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巧取豪夺、暴力破坏，还是邵族年轻人的自由选择、观念转变，而最终导致部落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呢？所谓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多样性及存在意义又怎样理解呢？事实上，在观看邵族特色文化歌舞表演的当天，就有台湾本地的人认为邵族歌舞不够文化而是商业化，我不想这么简单的判断这样一件涉及重大话语的事情，但当时情景也的确令人尴尬。
与邵族处境相似的是另一个原住民部落——司马库斯部落，部落的长老带领着他的族人过着一种近乎共产主义式的生活。他们曾经拒绝了带着三千万来收买长老的资本家，他们也曾到以色列去学习基布兹的组织管理方式……他们似乎不愿意卷入到资本主义那一整套的生产生活的链条中去，尽管那样他们会很有钱。这样的一个部落，目前在小心谨慎的保护着他们的资源、环境，抵御着外来一切不良的影响，防止部落内部可能出现的分歧，仅仅依据族人的需求知足的维持着他们的生活。他们非常明白，资本主义的侵害不仅会破坏部落所在山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同时也将会把他们无情的抛入到自由而残酷竞争的生存环境中。
台湾原住民部落与资本主义的直接接触和冲突是明显的，他们的反抗多少具有现实性。虽然同样是肯定文化的多样性，却与此不大一样的例子发生在秘鲁安第斯山中部的村落。在前三天的讲课中，有一位来自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的学者石泽宏博士，讲述了他们在当地少数部族所尝试的生活实践，他们把原住民的祭祀仪式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一种信仰的文化被人为的加强和加深。他们通过将宗教仪式和农业技术融入进生活，以此肯定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意义和价值。学者们用了一套远比西方知识传统体系更难理解的话语来表述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认识论，他们想要的做的尝试和期望达到的目标，然而安第斯山的人民是否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并且现实的生活于其中呢，这还是未知数。或者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保存少数部族弱势的文化，也算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扫荡一切的无声的抗议吧。与其说，这些学者或者思想者们所倡导的理念、文化是有意义、价值的，还不如说知识分子能够与底层人民相结合，这个实事本身具有更大的意义。
同样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另一位思想家学者路易斯，在墨西哥原住民部落从事着令人敬佩的工作，他倡导在原住民部落使用社区货币，尽管他们的实践举步维艰，甚至收效甚微，但是路易斯先生对现代西方金融的研究非常精深，他本人对这种可耻的金融体系的罪恶很清楚，因此，改变现有体系的目标是明确的，实践另一种社区货币则是尝试。可是，就我个人的意见，西方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清楚的显示，货币本身不是问题，它只是资本的某种表现形式，或许我们可以说，更加本质的东西是雇佣关系，是寻求利润的资本占有人民劳动的生产运动过程。如果说，一定要，迫不得已要改变现有的这种该死的剥削生产体系，至少我认为，选择实践社区货币并不是好办法，它无法指导人民达到理想的目标。它也许是达成目标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就像毛泽东在革命苏区搞武装割据斗争时，为着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配置物质资源，也一样的发行根据地（社区）货币。但是毛泽东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与敌人作坚决的武装斗争，而不是抱着货币金融理论不放。想到这里就多说几句而已，我一点也不想去贬低这些不可多得的、充满想象力而又勇气可嘉的社区实践。因为，既能够指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弊病，又能够以亲身实践去改造它的知识精英是凤毛麟角。更何况，这些实践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最终改变了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体系，而是在实践本身，在实践的所有参与主体的反思和觉悟。
我们这个时代，在理论体系和信仰方面，知识分子所遇到的最大困境莫过于，面临可憎可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集体的、暴力的颠覆行动似乎都失去了意义，所有冠与他的崇高意义都被解构。关于历史的决定论式的理论体系面临彻底破产，我们对自己能否设计出一套完美和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没有任何信心了。没有人再将希望寄托在民族、国家这根救命稻草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自由肆虐，无国界的阻隔，无民族的差别。可是，本土会成为人民新的救命稻草吗？即使我们可以一再强调本土化、在地化不是自闭自封，不是离群索居，但是它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游离于资本主义边缘的文化能够得意建构起来吗？这种文化的意义仅靠少数所谓觉醒者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就能够现实起来么？要知道，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资本主义是不会承认文化的多样性的，除了为利润的资本生产之外。事实上，在了解一些另类实践的经验后，对他们很多具体的做法我非常欣赏，也愿意去学，比如，有机农业技术，向自然学习，不过分依赖市场带来的技术、种子等，强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不要把自己完全绑在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以至于自己的劳动甚至本身被货币化……。
很多人强调马克思过时了，不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那一套分析社会、反思自身的话语范畴，马克思的被教条化、形式化的一套理论体系完全成了决定论式的，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框架下思考和感受，但这不是马克思的错，即使是本人也不愿意躲到历史决定论中去。但是，更多的人，无奈的接受了现有的这个不是最好、理论上可行且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想被历史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就跟着资本过日子去了。剩下的少部分，还未死心的知识分子则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边缘群体、对生态环境等等的关心上面，自己独自寻找和建构意义去了。关于这个困境，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形而上学的幻觉，原本，知识分子是渴望站在时代的前列，驾奴历史的潮流，可是现在却失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越来越看不清楚了，是非好坏善恶没有标准了。
上面胡乱的写了一些当前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的反应，更多的是从他们的理论分析、话语体系入手，了解他们的思维逻辑，包括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破坏，以及挽救危机的种种尝试。在现实社会中，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在主体情感上，真切的感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和压迫的其实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原住民，以及工人。他们这个最广大的群体，究竟又是以如何的、不同于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被压迫的感受呢？首先，既然是最底层的群众，那么可以肯定的说，他们显然不会借助概念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诉求，他们不具备应用知识体系的能力，否则他们就成知识分子了。然而，总有些生活无忧无虑的、不知柴米油盐酱醋的知识分子，却总是不自觉的用一套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幻想，还自以为是在为民请愿。对这些不同群体不同表达方式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借助黑格尔的“三分法”，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体验是现实，知识分子所谓知性描述的是社会现象，更进一层理性分析的是社会本质，更有起来反抗的群众的运动则是变革社会根本的实践了。通过阅读文本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从关于历史理论的形式逻辑中回到现实。对于急需改变现状的底层群众，对于希望改变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知识分子来说，实践无疑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的范畴。所以，对社会底层群众组织生活的考察相比诉求变革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分析同样重要，并且前者更能够把握社会运动的脉络。
尽管前三天的演讲给我带来了许多思想的灵感，但是我更期望去接触台湾的真实图景。对台湾农村的考察，我们通过朋友的引领和介绍，不仅了解到一些有关农村经济组织的概貌，而且接触到了最真实的台湾下层人民的生活。
对比台湾农村的所见所闻，无端生出如此感受，真切的感觉到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那一套又一套的说法的荒谬可笑。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就很少再为农民做实事了，美其名曰松绑放活；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国家把农民扔到自私自利的汪洋大海，说是给农民市场主体性；地方官员谋政绩垒大户傍大款，说是树立劳动致富榜样，侮蔑农民积极性不高；知识分子加官僚只顾享受了，说制度不行。一路改过来，制度、效率、自由、民主空话满天飞。总之，改来改去，理由就是农民有问题，道德不行，人格不行，积极性不行，能力不行。他们就一句真话，农民你再也不能等靠要了。他们占有了矿产、土地、稀有资源……他们贱买一切，只顾自己装满口袋；他们垄断一切能够提供的服务，吸尽人民的血汗；最后，他们连钞票也垄断，侮辱人民的无知。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剩下给十亿人民呢？资源没了，森林没了，矿产没了，土地污染了，生态破坏了，道德没了，文化没了……
在台湾，资本经济的发达和处于剥削链条的高端，资本的谎言还能蒙混一时，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人觉醒并行动起来。
台湾此行，我们拜访过大学教授、高级研究员、专业养猪农户、专业果农，以及有机农场、休闲农庄、社区大学、有机质肥料企业、原住民部落等等，结识了一批另类的人，有大知识分子，有小知识分子，有青年，有学生，有农民。他们身份地位、知识水平、年龄性别炯异，但是他们却能够很好的组成一个互相支持的网络，因此，至少在他们之中肯定是有某种共同的认识或者文化信念存在，我也一直在体会这究竟是什么。他们都不像我在大陆常见到的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无论从生活、从知识话语体系等都大不一样，他们和底层走在一起，透着一股民众气息，让人感觉亲切。他们不空谈什么民主、自由、制度……，而是踏踏实实的从事一些集体的事情，他们组成民间网络，形成社会运动，在资本猖獗的时代维护弱者的利益。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力量还很弱，但是让人看到一种希望，这种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不是来自他们理论的实证，也不是来自他们的许诺。总之，我是很喜欢那样的一群人！
二、台湾农村之行见闻
台湾之行，我们除了探访居住在日月潭附近的邵族原住民之外，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考察台湾中央山脉以西的农村地区，只是偶遇超级台风没能够去东部地区。关于台湾农村的风貌，跑过一些地方，看过一些地方后，着实让人惊讶。所谓农村，如果就生活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形式和产业来界定这个概念，台湾农村和大陆农村没什么差别，一般种植业和养殖业居主导地位，只是生产规模、信息传播利用和技术应用程度要大、要高得多。但如果就生活环境、经济水平、观念文化等方面来看，台湾农村和城市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那里的农村从外貌上来看，和大陆的一般县城城区街道差不多。台湾，即使在其农村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私家车。从我们所接触的一些人士那里获知，台湾地区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农业人口比重约为10％，农业产值占比却只有1.8％左右。整个台湾的经济有高端的电子、信息技术等产业，但主要经济体是由中小企业组成。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内，这样的一种经济结构是很能吸纳劳动力的，提供了比较好的就业岗位。台湾农民还是比较容易找到非农工作，他们的收入也不主要是靠农业。
台湾的农业，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处于一种“以农补工”的状态。最早，台湾农业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平均每户人家可以耕作的土地约一公顷，其粮食产量足够满足台湾本地区人的需求，略有剩余。可是，种植水稻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低，尽管台湾政府以各种形式给予了大量的补贴，种植水稻的农民越来越少，他们都不得不进入城市找工作养家糊口。与中国大陆目前所遇到的困境不同的是，在十多年中台湾经济体比较好的吸纳了这些从农村出走的劳动力，没有形成令人绝望的“三农问题”。或许，按照我们大陆政府、人民所期望的标准来看，台湾那些所谓农村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水准，充分显示出他们已经现代化了吧。台湾农民的生活水平或许就是我们大陆农民梦寐以求的一种状况。
近年来，随着资本全球化自由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限制越来越少，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第二产业都转移到大陆去了。台湾以前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社会，比较稳定和谐，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中产阶级正在慢慢消失，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橄榄型社会正在向M型社会转变。毫无疑问，台湾也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受灾区”。
目前，除了欧美那些大型的农场能够存活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所有的小农家庭式农业都面临着破产的绝境。单纯农业领域内的竞争还不是唯一根本原因，虽然那些欧美大农业资本家无疑在挤压小农家庭农业，但是农业本身特有的属性就决定了其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它不能有效的货币化、资本化。台湾的农业现在就是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但不意味着台湾的农民生存有什么大问题。即使没有农业，如果不考虑社会问题的话，台湾鼎盛时期的经济足以养着所有的农民，农业产值不到2％，可有可无。我们在台湾农村参观时，就发现休耕、荒废的稻田随处可见。据悉，大部分的水稻耕地目前都休耕，少量的用于发展有机农业和观光农业。政府政策鼓励休耕，鼓励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台湾现在的粮食需求几乎全部靠进口。台湾并没有严格的保护耕地的制度，农用耕地上可以搞基建，也因此本来不名一文的耕地，目前还是很有市价的。面对如此情况，我们倒是有必要想想，自由交换贸易的市场经济究竟是怎样解决农业农民问题的？
在台湾，中央政府设有农业委员会，中央以下各县设有农业局，县以下各镇设有农会，但农会是独立的，县农业局只能监督管理，没有权利行政节制。台湾也是有村这一行政级别的，只不过村这一级形同虚设，它实际上没有什么职能，每个村只有一村长及一名助理，由政府养着。农会，可以说是台湾农村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先不说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代表农民的组织，但至少，它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农民。农会在台湾有很长的历史，曾经有过辉煌，发挥了非常大作用。台湾农会是蒋介石割据时所设立的制度，它的前身是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农复会。据说，日本占领台湾的时期还是非常重视农业的，所以有建立农复会这样的农村制度。蒋介石时期，台湾政府设立的农会，主要特点是农民入股农会，农会所有资产由农民所有，有关农业发展各方面（如农技推广、信息传播等）的费用是由政府承担。到70年代后，农会发生重大改制。据我们采访的人说，政府是为了甩包袱，将股份制的农会改为会员制的农会，取消农民入股的权利，甚至，很多农民的股金都没能拿回来。改制后，农会资产自有，各项经营自负盈亏，农会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农会自己负责，并规定农会盈余的60％必须用于农业推广服务等，因此政府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但一直没变的是，政府对农业的补贴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农会这个组织下发。但因为农会资产自有，与农民事实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关系，所以慢慢的，农民再也不怎么关心农会的发展了。自从2000年国民党下台，民进党上台执政一直到现在，当局考虑到农会是由国民党一手抓起来的，属于国民党的选票范围，因此，民进党为了选举之利，欲砍掉农会组织，至少是对农会的扶持力度下降。当然，台湾政党之所以可以如此随意处置摆弄农会，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明农会制度在台湾经济中并不很重要，农会对农民的帮助也就并不是不可或缺的。目前，台湾运作比较好的农会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我们在台湾只探访过高雄美浓镇农会和彰化二林镇农会，这是两个运作比较好的、且具一定代表性的农会。台湾的农会一般都是综合性的经济实体，涉及生产加工、流通运输、储藏、技术推广服务、信用保险等等多个方面。因为只是朋友引见，时间难免仓促，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些美浓镇与二林镇农会的情况。下面综合两个农会的情况作一些介绍。美浓镇农会下设多个职能部门，其中有四个主要的部门：信用部，产销部，技术服务推广部，保险部。农会的产销部一般不直接与单个农户对接，而是与产销班对接。所谓产销班，就是利益相关的农户自愿组织起来的小团体，其组织比较松散。每个产销班一般由10～20个农户组成，每户至少要拥有3亩土地。产销部最大的作用就是为减小给农民生产及销售提供服务的交易成本。产销班农会种植的农产品经过农会集中进入到台湾的大型果菜批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农会仅仅只是起着组织的作用，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经营的利益主体。因为农户产品的最终价格是到大型果菜批发市场后才确定的，这个价格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台湾市场的成熟，信息传播快速及时，整个生产销售运作畅通，因此市场反应灵敏，即使是农产品价格也随市场波动频繁。这种状况可能就是那些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在这里，没有大资本来垄断农产品市场，台湾农民之幸。除了上面所说的内销这种模式之外，农会还组织外销模式帮助农户销售产品，也就是所谓的出口。按照二林镇农会负责人的说法，政府主导农会曾经操作过契约农业这种对农民极为有力的模式，后来政府放弃了。所谓契约农业就是我们常说的订单农业，只不过在以前的台湾，是由政府负责操办，政府有信誉有保证，因此在不亏待农民的同时就解决了农民产品销售的问题。但后来这一模式没有延续下去，具体原因不详。
想想中国大陆，多少年来，农产品收购几乎是被垄断的，并且是利益团体打着国家的名义谋私立，价格一直被他们压着，甚至下降，而产品销售终端的价格却稳中有升。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储藏、销售是分为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而农民只能控制生产，其他环节都被资本所控制。但是，真正有利润的环节却是后面的各环节，生产又因为农资的供给被资本或官僚控制而价格其高，变得毫无利润。台湾的情况就不一样，据我们了解，很多产销班，特别是有机种植的，直接想办法与消费者建立长期的合作关心。再就是，他们通过农会的帮助直接进入终端批发市场。同样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里，大陆与台湾不一样的状况其实并不矛盾，在一切都为市场主体利润服务的逻辑下，大陆现在农业市场运作体系的状况就是必然的，台湾之所以状况比较好，那就是人为的原因，是台湾有限政府支持的结果，并且是政府能够支付得起的结果。
在中国大陆，最近一两年，尤其这半年来，各种农产品其价格一路疯长。以猪肉为代表，其价格已经长了一倍有余，而毛猪收购价格却仅仅随后缓慢上升，并且涨幅大大的小于猪肉出售价格。这一轮的普遍涨价，其原因是供求不平衡吗？是原料及运输成本上升吗？是流动性过剩吗？和台湾的农产品市场运转情况作一对比，真实原因就很清楚了，无非是权力加资本的垄断。
农会的产销部除了提供纯粹的服务之外，还可以自己开店销售农资，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有农会搞农产品初级加工的，大概只要条件容许又有利润可赚，什么都可以经营吧。
农会下的技术服务推广部和保险部一般都是弱势部门，看到这两个农会的员工表就知道一二，这两部门人数最少。技术服务推广部门，几乎是不赢利的，他们的经费来源是农会的盈余和政府的补贴。农会提供的技术服务以及其他补贴，往往要靠农民自己去申请，不是个人，多以产销班为单位。我们了解到二林镇农会就有一个评鉴制度，就是对各农民产销班提交上来的申请报告进行评定，然后再决定哪些产销班的申请能够获得批准。保险部门经营的业务比一般商业保险公司差很多，他们实力和市场要弱得多，也就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并且农会的保险业务一般不保农民的农业生产，只有农民的人身安全、财产保险等等。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考察农民的反映，也就不知道这两个部门工作的实际效果如何，是否真能够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服务。
除此之外，农会最重要的部门无疑就是信用部了，初到美浓镇农会开办的信用社，虽然建筑外表看来不如商业银行那样富丽堂皇，但是进去之后的感觉就是，它的服务种类之全，经营方式等都很像是商业银行。经我们了解后，果然美浓镇农会的信用部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类似的商业银行运作模式。以美浓镇农会为例，信用部是农会赢利能力最大的部门，其他三个部门就是鸡肋，其功能也就有弱化的趋势。该农会信用部可以合法的向社会吸收储蓄和借贷，不仅仅是面向农民，只不过给农会会员提供的贷款利率低一些，所要求的抵押仅仅是3亩土地而已。信用部还投资股票和基金，经营其他商业银行所经营的业务。政府对农会信用部是有支持和补助的，前提也就是农会要为农民提供所承诺得服务。据朋友的介绍，台湾很多农会都慢慢只剩下金融服务这块功能了，就是说退化成一个银行，并且时有农会银行发生工作人员渎职事件，卷款潜逃。
以上所述这四块职能部门几乎是每一个农会都具备的，农会经营自负盈亏，而农会的经营也只有这四个方面是有收益的。小农户种植经营大都分散且规模又小，给他们提供服务或者是与他们交易，必定过程繁琐细化，时间周期过长，不可预见的意外麻烦频出等等，总的说来就是成本极高，且无法内部化。即使是农会愿意真心真意的为农户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这个对接过程也是难以持续存在下去的。尽管台湾农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台湾农会对农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帮助肯定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也不能指望农会能够在任何时代任何经济环境下解决农民所有的问题。台湾农会历史颇长，能够发展到现在，本身就说明其价值。
除了考察农会之外，我们还探访了几个台湾农村的社区大学。整个台湾地区社区大学中只有5％是农村社区大学，总共不超过十所，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我们访谈的几所农村社区大学都有他们各自的独特发展历史和一贯秉持的理念。比如，美浓反水库事件以及旗美社区大学在这个过程中的发展历史，即使写上一大本书也说不完道不尽。这里，我只是关注社区大学作为与农民相关的某种生活文化组织，在台湾农村占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开办一所社区大学，台湾政府有专门的政策支持，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向政府申请，二是办学自身的收益，三是社会各界的捐助和支持。向政府申请资金不仅是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并且也很方便。但是台湾农村的社区大学数量极少，所起到的作用一般还是给农民开一些课，多限于日常生活方面得服务。像美浓反水库事件的例子是非常偶然的，这个事件的意义也超出了社区大学的承载范围，它更多的体现的是觉醒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资本所主导的经济发展对当地人民的危害是实实在在的。美浓镇水库的建设只反映了大资本集团的短期利润要求，全然不顾水库对当地生态环境长期的破坏，对当地人民未来生存的影响。在这个反抗的过程中，他们提出本土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保护当地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护当地特殊的生态文化。可能与社区大学比较类似的就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文建会发起了社区总体营造，号召和支持各地的社区建设。我们也探访过这样的村子，他们从文建会申请资金，从认识本地的历史和文化开始，引起大家对自己家园，生态环境，生活教育等等的关注。
了解到台湾的这些情况，至少从表面上看，作为一个大陆关注农村的人来说，至少是羡慕的。大陆农村面临着三大要素——土地、资金、人力——大量流出，而政府又实质上只按回很少的资源返回农村。自2006年11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法颁布后，陆续有农民合作社成立，可是却极少能得到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在台湾则不然，无论是农会、产销班还是落户农村的社区大学和社区整体营造项目都能够得到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陆农村人口庞大，政府补不起，但问题是目前政府采取的转移支付、扶贫等方式提供给农民的补贴绝大部分到不料位，这至少说明这种补贴方式是有问题的。
目前在台湾农村，农会，产销班应该算是与农民相关的组织了，由于农会是独立的主体，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都不代表农民；产销班是农民自愿形成的非正规、松散型的农民微型组织，但它的功能和作用非常有限。社区大学和相关的社区营造项目则更是关涉文化和教育方面，算不上代表农民的正规组织。所以，即使是台湾，农民也是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不能紧密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权利和得到承认及保障。那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下，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就是必然的了。台湾农民的种稻产业算是破产了，进口粮食已经占领市场。为了生存，应对市场竞争，很多农民只能极力发展水果产业。原本台湾的地理气候条件是非常适合各类水果生长的，宝岛之称名副其实啊。尽管如此，很多专业的果农多少年来也一直变换着自己的种植产品种类，从香蕉、莲雾、荔枝到槟榔，他们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而做出调整。结果是，农民的种植技术水平一流，每每大丰收时市场价格却急剧降低，所有果农一起亏。因此，不少农民就有这样的心态，台风来了好啊，刮倒一大片，剩下的就能够卖个好价钱，至少大家不全完蛋。正如我们采访的一位农民所说，台湾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就没有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农业政策或者农业发展战略，完全让农民陷于自由市场的风险之中。现在加入WTO，农场品市场放开了，政府除了大量补贴之外就是鼓励什么休闲农业、旅游农业之类的，治标不治本。可以说，台湾农村的现代化完全不是靠种地种出来的，恰好又是资本经济的发展附带着将农村现代化了，农业也就无关紧要了。想到中国大陆的农村，不禁唏嘘，如此庞大的地域和人口，资本能够顺带着把它现代化吗？我想，对现代化谎言的解构是必然的，也是时候了。



日期：2008年7月22日 | 来源：《乡村中国观察周刊》总第 36 期 | 国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