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7日，中共早期党员何孟雄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他短暂的一生，可谓命运诡谲、迭宕：因抵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两度遭到批判和打击，但依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在被捕后，他没有投降求生、背叛自己的信仰，而是立场坚定，宁死不屈，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

　　坚持真理　错遭批判

　　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中共党员之一。他曾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第一任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后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何孟雄于1927年10月奉调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

　　何孟雄是一个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党员，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坚持真理，提出自己的正确见解，可以说他是最早抵制党内“左”倾路线的共产党人。

　　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何孟雄作为省委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李立三作为中央代表全程参加会议，此次大会实际上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李立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政治结论》，全面地推行他的“左”倾冒险错误。对于会议中出现“左”倾路线倾向，何孟雄在会上毫不隐瞒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进行抵制。对于李立三等认为当时革命形势是“成熟的复兴”，何孟雄认为“当前革命形势还是开始复兴，并没有成熟的复兴”；李立三等认为目前党的路线应该是“进攻路线”，何孟雄则认为党的路线不应该是进攻路线，也不应该是取消派所主张的退守路线，而是“准备进攻”；李立三等人认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是“封建势力占优势”，何孟雄则认为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相持的局面，资产阶级为其领导。何孟雄的这些意见，在会上遭到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对，被扣上“调和派”的帽子。最后，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对何孟雄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何孟雄从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出发，表示服从决议，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此次大会上，何孟雄被免除省委常委职务，选举为省委候补委员。

　　1930年4月15日，何孟雄化名周子敬，给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写了一封信，在党内较早地明确提出了占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举行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从而使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事关全局和前途的关键时刻，何孟雄先后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江苏省委会议、上海区委和产业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沪中区委会议、市政委员会会议和上海活动分子会议等场合，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抵制和坚决的斗争。何孟雄指出，“中央违反了国际路线”，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中央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他批评占领长沙，再发展下去就会葬送中国革命，呼吁制止李立三的错误，提出“中央第六次大会以来领导群众的路线已经破产”，“中央路线的破产，就是立三主义领导的破产”， “要在拥护国际路线下，反对中央”。

　　对于李立三路线提出的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何孟雄则强调争取大多数群众。他认为同盟罢工、政治罢工如果不是组织了大多数工人在赤色工会之内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多次发动大示威大罢工，企图以一个全国大罢工，推翻国民党政权，可是这些行动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暴露在反动当局面前，招致党组织被破坏，损失了大部分革命力量。9月1日，在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产业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公开揭露和反对“立三路线”，引起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不满。

　　9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江苏总行委撤销了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何孟雄为维护党的利益，将2万余言的《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于1930年9月8日交给江苏省总行委转中央政治局，从12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9月10日，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专门批判何孟雄的所谓“一贯的调和主义路线”和“隐藏在党内的取消派暗探作用”。会后不久，党报《红旗》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何孟雄的文章。9月22日，《红旗》发表社论《右倾机会主义对于正确路线的进攻》；9月24日，发表社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以“专载”形式发表了《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暗探作用---罗迈同志在活动分子会上报告（9月某日）》。在全党内通报：“在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现在，党没有放弃任何机会与孟雄的机会主义思想斗争，希望挽救他回到党的路线之下来，可是他在党内的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他从调和主义成熟了十足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且扩大他在党内客观上取消派的暗探的作用，进行破坏党，破坏中央领导的小组织活动”。

　　9月24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会议又错误地集中火力批评何孟雄，指出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国际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是完全正确的”。于是，10月12日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91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指出：“何孟雄同志利用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加以造谣污蔑，公开的向中央进攻，这完全是取消派在党内暗探的作用”，并将何孟雄说成是“一贯的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党必须“集中火力去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在10月12日《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再次强调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比如江苏的何孟雄，事实上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涨，根本否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和组织革命战争的路线”，再次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实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反对右倾和加强右倾立场的‘左’倾，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三中全会后中央撤销了何孟雄的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的职务。对此，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作过这样的评论：“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些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面对如此猛烈的批判和沉重打击，何孟雄非常坚强，仍然坚持正确意见，反对错误主张。10月1日、10月9日，他接连向中共中央提交第二次、第三次政治意见书，称“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打击毫无问题，我还要很努力很勇敢为党工作”。当然，他在意见书中也承认自己有时存在着考虑不周密，提法不准确，斗争方式欠妥当等缺点，表示今后要在实践中加以改正。这种既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态度，不仅表现了何孟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觉悟，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且表现了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高贵品格。

　　11月16日，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传到中国，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发出《中央紧急通告》（即中央通告第96号），承认李立三犯下的“路线错误”。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何孟雄同志的意见一般的是正确的，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江苏省委当时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的罪名和撤销他的省委工作“是很大的错误的”，“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在反对李立三路线中，王明等曾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合一致，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但王明出尔反尔，玩弄阴谋手段，暗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策划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不择手段扶持王明上台，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何孟雄作为15位非中央委员之一被邀参会。他反对四中全会如此召开，并在发言中从9个方面批判“立三路线”以及“调和路线”的错误。会后，何孟雄参加了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重大斗争，结果被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等罪名。王明等人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 》、《中央政治局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利用反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我们无时无刻不要忘记右倾危险，不要忘记公开的暗藏的取消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要危险的时候”。同时，1月23 日和24日，《红旗》接连发表《四中扩大会议的意义》和《反对右倾》的社论，号召“全党同志，应当起来坚决反对右倾，反对分裂党，为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接着，中央通过中央宣传部又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大纲》，提出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首领罗章龙何孟雄”，党内要“集中火力去打击右倾机会主义这种无原则联盟的反攻”，在全党错误发动了一场针对何孟雄的“反右倾”的斗争。

　　经受过反“立三路线”考验，又领教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何孟雄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毋庸讳言，何孟雄身上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情绪偏激、打击面过宽、不讲斗争策略、不考虑党的组织纪律等不足，但他始终以党和革命事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未跟随罗章龙走分裂道路。因此，何孟雄反对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和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功不可没。

威武不屈　惨遭杀害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筚路蓝缕中成长了10年，也是中国革命激烈动荡的一年。党的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了对中央的统治，党内出现反对四中全会的风潮，罗章龙等人打着为反对四中全会而斗争的旗号，搞“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等分裂党的活动。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从党的利益考虑的共产党人，反对四中全会，坚持党内斗争，反对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这些同志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审时度势，洞察“左”倾路线的危害和错误，为了避免革命误入歧途，1931年1月中旬，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人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秘密开会，商讨抵制王明错误领导的对策。由于叛徒唐虞的告密，一场生死危机正悄悄地向他们袭来。

　　1月17日下午13时40分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据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密报和要求，集中警力，突袭了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31号室，逮捕了正在开会的7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没收了在桌子上的文件资料，这些资料足以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党干部。同日，租界警察对其中一名被捕者的居所进行搜查，发现许多共产党书籍、文件。狡猾的密探通过对这一地方的监视，又继续逮捕了前来此处的4名中国人。在天津路中山旅社6号室里，警方逮捕了“陈方”等7名中国人。

　　租界反动当局的搜捕活动并没有停止，仍然在肆无忌惮地逮捕共产党人。是夜，他们又继续在昆明路325号逮捕1名“共产党嫌疑”，华德路152号逮捕2名，华德路明园坊11号逮捕2名，发现并没收大量共产党文书资料。警察又根据逮捕活动中所掌握的情报，突袭了杨树浦路2618号住居和华德路75号的华德小学，搜出许多共产党文件，逮捕了该小学的1名男子和2名女子，又通过继续监视逮捕1名前来此处的中国人。18日夜，在对汉壁礼路1225号的中国人住宅进行搜查时，发现共产党文件书籍，遂将1名中国人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租界反动当局的逮捕活动也波及到了上海日租界。日租界当局依据情报，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同意，搜查了武昌路650号的东京日华洋行上海支店，在二楼发现2名湖南长沙籍贯的女子。尽管她们说她们与洋行无关，只是租借此处居住而已，可是警察从这里搜出大量共产党文件资料，并且通过对邻居调查询问得知此处常在凌晨两三点开会，因此将2人逮捕。

　　从17日到2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共逮捕35名“共产党嫌疑者”。应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将其中32名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同时因证据不足而释放了3人（其中两名女子）。那么被捕的这些共产党人到底是谁呢？当时他们被捕时，都使用了化名。随着机密档案的解密，被捕引渡者32人的名单得以清晰。

　　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捕的：陈方，即何孟雄，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是开创北方革命运动和恢复江苏工农革命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立安，即欧阳立安，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赵子芝，即段楠，化名阿刚，中共党员，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处秘书。李文斌，即蔡博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吴惠英，即伍仲文，蔡博真之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五明石，即龙大道，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及党团书记。(待续)

2012-05-15 14:41:36 　来源：人民网 　编辑：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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