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等地方被捕的11人：李少堂，即林育南，中共党员，历任团中央书记、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秘书长等职。胡迪生，即恽雨棠，中共党员，历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刊发行部主任、上海市政工会主席、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伟森，即李秋实，中共党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蒋文翰，即胡也频，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王子绾，即王青士，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中共太原特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赵少雄，即柔石，中共党员，原名赵平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李文，恽雨棠之妻，先后在《红旗》报机关、市政工会担任党的机要工作。刘后春，即彭砚耕，中共党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秘书。冯梅岭（女），即冯铿，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徐英，即殷夫，原名徐祖华，又名徐白、白莽，曾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编辑，1930年参加“左联”。孙玉法，或名孙玉堂，情况不详。

　　在昆明路325号被捕的黄昆，即汤士伦，中共党员，中共江安区委书记、如皋县委负责人，红军第十四军干部。

　　在华德路152号被捕的王阿金，即汤士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如皋县委委员，红军第十四军干部，为汤士伦之弟。

　　在华德路明园坊11号被捕的两人：费德甫，即费达夫，中共党员，上海工会联合会沪东办事处主任。王小妹，即王凤珠，女。

　　在华德路75号被捕的两人：贺林隶，即贺治平，中共党员，中共沪东区华德小学支部委员。王和鼎，即刘争，中共党员，上海反帝同盟东区支部秘书。

　　在武昌路650号被捕的陈铁如，即梅大东，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干部。

　　此外，还有郑里阁、李宜兹、李云卿、王孙氏（女）、廖王氏（女）等人因使用化名，情况不详。

　　这些人引渡给中国上海公安局后，国民党反动派便露出了狰狞面目，立即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讯，并报告给南京国民政府，结果依据国民政府指令，2月7日，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残忍地将何孟雄等23人杀害。他们分别是：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雨棠、李文、龙大道、蔡博真、伍仲文、欧阳立安、王青士、费达夫、汤士伦、汤士佺、彭砚耕、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段楠、刘争、李云卿、孙玉法、贺治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共产党人之举，一时间使上海呈现空前的白色恐怖。

　　4月下旬，鲁迅得知林育南及“左联”5位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消息后，非常愤慨。4月25日，他和茅盾、史沫莱特共同发表了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宣言。宣言中说，国民党用了活埋和枪毙的毒刑，连资产阶级的法律手续也不曾有过，到现在也不宣布。鲁迅还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悼念诗《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何孟雄死后，儿子何重九、女儿何小英也被关押。一年后被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日军攻打上海，两个孩子在战乱中失散。之后，党组织虽经多方寻找，毫无结果，下落不明。

　　何孟雄等烈士生前经受了王明路线的错误批判，可谓极尽沧桑，但他们在被捕之后，气节凛然，铁骨铮铮，保持了共产党员可贵的忠诚，也体现了意志如钢铁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何孟雄等23人牺牲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群众日报》在1931年3月12日发表了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来控诉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忍行径。文中写道：“国民党又惨杀我们23个同志”，并肯定了“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英勇的阶级斗争历史”。尽管王明等人在何孟雄同志牺牲后，仅一定程度上肯定何孟雄，没有停止对何孟雄烈士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但是，在其后王明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指出孟雄同志对党的立场与罗章龙等还是有极大差别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改正错误的。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作了很高的评价：“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这个决议是给烈士们最好的告慰。

2012-05-15 14:41:36 　来源：人民网 　编辑：金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