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1917~~2012.6.7)
著名历史学家，2012年6月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95岁

台湾“中央研究院”昨天发布信息，历史学界泰斗、人文组院士何炳棣在美国西部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95岁。
消息传来，很多曾受益于何炳棣学术的学者和读者纷纷在微博上留言表达哀思。作家岳南说：“此人算是美籍华人中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 一位署名邹永华的旅美华人如此描述对何炳棣其人其书的印象：“何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适合打算走中规中矩道路的学生阅读。……简单讲，他（何炳棣）从小设计的道路是考清华为出国；博士攻读西洋史为的是毕业后研究中国史。很少见到人生规划那么长远并且坚持的人。”包括《文化纵横》主编高超群、《南方都市报》阅读版编辑戴新伟等大陆学者、媒体人，纷纷对何炳棣的去世感到惋惜。何炳棣是继黄仁宇、唐德刚后，又一去世的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名教授学习。何炳棣在晚年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
何炳棣曾在一次接受《新京报》越洋电话专访中，陈述清华学派或者说清华精神对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是在蒋廷黻先生（1895-1965；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权威，1935年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任外交要职）主持下发展的。蒋师认为治史需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攫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国史上的大课题。治中国史应该考据与综合并重。当时考据方面有19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陈寅恪。综合方面，蒋师请到清华学堂出身、任职武汉大学的雷海宗先生（1902-1962，1927年芝加哥大学博士）主授宏观中国通史。雷师西洋上、中、近古及宗教史、历史哲学的根基深厚，对当时风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应用于国史的分期与诠释，更能启沃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正是清华大学优良的教育，为何炳棣日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裔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1938年,何炳棣大学毕业后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6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 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何炳棣1966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
20世纪50、60年代，何炳棣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1962)两书，已为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径，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其研究方法为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建立最重要典范。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何炳棣的兴趣转移到中国古代史，其中国文化的起源之两本力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均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中研院”认为，何炳棣的治学眼光非比寻常，对中国历史文化关注广阔，气象浩瀚；解释屡创新意，撼动学界。他对学术研究热忱，数十年如一日，临终前，仍于病榻中校阅其有关老子研究论文。
何炳棣生前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其人生观是如何被塑造的：“身教言教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太太。”外祖母在他幼年时所说的一句话，他终生铭记在心。小时候，每次吃饭时，外祖母就会对他说：“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何炳棣认为，祖母这句话让他终生受益。直到晚年，想到祖母的教训，他仍不由得大为感慨，说：“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祖母这句话，使何炳棣一生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论何时，不论做何事，他都要做到敬始慎终，一丝不苟。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所以，幼年起，何炳棣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加压，磨炼意志。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后风行一时，成为很多史学青年乃至知识青年的必读书之一.其中涉及的1930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氛围和史学训练方法，隔着遥远的时空再度激荡着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精神世界.而何炳棣在书中呈现出来的民国大学的风貌，尤其是其中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让民国范儿更加细致入微地根植到时人的心灵.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彰显出来的一个学术青年如何一步一步按照人生规划，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实现学术理想的奋斗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单世联曾经在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的书评中如此阐述其对《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理解：“何先生的回忆录大量叙述其家世背景、校园生活、社会交往、学术形势、学术论争等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社会文化方面的材料。对何先生个人来说，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对于读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学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发展史，对研究现代中国文教史、海外中国研究史的具有重要价值。”
从《读史阅世六十年》可见，何炳棣幼承庭训，整个家庭生活都给他以良好的影响。少年时代其父就激励他的上进心：“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何先生是幸运的，他的家庭供得起他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他受到了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抱定两个愿望：“首先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与师友们的讨论，尽力了解国际上哪几位近现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紧接着博士后全部投入国史研究时必要跳出的‘汉学’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刊物--这才是国史研撰较高较难的试金石。”
读史阅世六十年，始终萦绕于何何炳棣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夜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他总会从心里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正如单世联指出的那样，优秀的学者不少，用功的学者很多，但始终如一地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已并确实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极少。何先生经历过于考试的挫败、博士论文计划受创、论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长期任教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竞争，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学问、成第一流学者的理想。
何炳棣特别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师友交往中学习别人的长处，完善自己的人格。1950年代，何炳棣曾在胡适的寓所做客六天，六天的朝夕相处，何炳棣获益良多。一天早上，有位来客递名片求见，胡适看名片时流露出对此人的不满，但略一思索，他还是决定见客。当客人进客厅时，胡适朗声说道：“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说完，两人同时笑起来。
这件事对何炳棣很有触动，他后来回忆说：“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何炳棣和哈佛有过几次不快的交往，所以谈到哈佛，他会不自觉地语中带刺，一次，在和友人谈到哈佛最近五年聘请的经济学人才不及芝大和哥大，何炳棣说：“这是哈佛习惯上的自满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造成的。”旁边的舒尔茨先生（后出任美国国务卿）插话道：“哈佛确有自大自满的积习，也确有某段时间某一方面所聘请的人才不是一流的，但哈佛的优点是，知错必改，一旦事后醒悟，他们会不惜工本罗掘相关方面的杰出人才的。”何炳棣听了这番话，大为震动，说：“如此深刻、客观、平衡、睿智的话让我终身难忘。”由此，何炳棣懂得，有一颗包容的心才会有平和的态度，对他人的短处喋喋不休反而暴露了自身的狭隘和苛刻。
何炳棣先生与上海学术界、考古学界有着密切的互动。1997年，年届八十的何炳棣曾经应邀到上海进行学术访问，在沪期间他作了多次学术演讲。10月15日下午，他向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师生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学者主讲了题为《华夏人文主义的渊源、特征及意义》的学术演讲。他引发仰韶文化等考古资料以及中国古文献，认为华夏人文主义起源于中原和华北的农村经济。华夏人文主义的特征是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以人文取代神文，关怀人文关怀现实，关怀生命延续而又推己及彼，这是华夏人文主义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尚的美德。华夏人文主义的奠基人是周公和孔子。在未来的21世纪，弘扬华夏人文主义传统将大有裨于世界性难题的解决，也是现代化中国文明建设所不可忽视的。
何炳棣还先后参观访问了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开发区、上海马桥镇旗忠村。他称赞上海博物馆是一流水准的历史博物馆。他看到浦东的巨大变化，十分感慨。在旗忠村豪华的文化馆和民居前，当得知很多外国元首和领导人也前来参观访问时，这位年已八旬的历史学家颇为激动。10月17日晚，何炳棣还游览了上海外滩。在沪期间，何炳棣还专程拜访了冯契夫人、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赵芳瑛。他称赞冯契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再三叮咛老同学珍重身体。赵芳瑛向何炳棣赠送了冯契的文集和一帧相片。
何炳棣更晚近的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91岁高龄时，当时采访的记者对何炳棣印象极其深刻。满头银发的何思维缜密，言语之间逻辑性极强。他的记忆十分清晰，许多数字往往脱口而出，没有丝毫迟疑，甚至记得自己每一篇作品的发表日期；而对一些深奥的学术命题，则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可作出生动的说明。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学问广深如海的老人，依然保持着他个性的桀傲和对学术研究的较真。说到激动处，他会双手拍案，怒颜斥骂。而在谈到一个学术问题时，他特别用纯熟的英语强调了“温哥华”的翻译并不准确，差异只在一个字母的发音。一个半小时的长聊，何炳棣未显疲态。更衣赴宴前，特地问记者：“我看起来还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兴地笑了。
在推崇胡适学术成就之际，何炳棣也一针见血地揭示胡适之“短”：“我是从来不记日记的，日子总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记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他是以日记来”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
何炳棣个性孤介，甚至有点狂狷之气，却也心直口快，喜欢在文章与访问中臧否同时代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何炳棣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曾经对胡适为他题写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称赞。他说胡适很是用心写，词好书法好。这幅书法一直挂在何炳棣书房，原打算捐赠给台湾胡适纪念馆保存，家乡建何氏三杰陈列馆，就把它捐给家乡了。对吴晗因写《海瑞罢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万千：这是太惨了！但何炳棣也不隐瞒他对吴晗学术上一些难以苟同之处。抗战时期，何炳棣和吴晗一起在昆明度过了西南联大的艰辛岁月。何炳棣说，吴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对《资治通鉴》，几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于这些基础。但吴晗在昆明时不用功。那时他的一个亲戚就和吴晗住在同一幢楼，吴晗常常打牌。何炳棣还认为对吴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适度。
何炳棣无疑是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但是正如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描述的那样，这样一个从小就立志成著名学者的人物，其目标性太强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却也往往容易引起那些散淡人生的学人的某种不屑甚至不满。不过不管对于何炳棣的个人人格如何评价，他的代表性作品《明初以降的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等却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何炳棣经常引用美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和创始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的一句话：“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何炳棣说这当然有点夸张了，但是他们西方第一流的记者、学者错误都很多，我要有“三分随便”，早就可以打他们了。但是，在中国历史方面，能写过我的人很少了。我学英语，没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学出来的。在清华大学时，天没亮就到草地上去背。
有学者在评论何炳棣的其人其学时这样概括道：“读其书想其人，何先生的学问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羡慕的，却绝不是轻松悠闲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难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其学术上的努力，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等等。中国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热门’学科，惟其如此，从事此一研究的多为优秀学者，加上资料丰富，学术自由，所以竞争激烈，欲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确乎是一场战斗。
从少年立志到青年发奋，从壮岁苦斗到暮年再战，何先生敢于战斗、善于战斗、最终赢得了胜利。学者的战斗是一个人的战斗，辉煌的背后是寂寞、忍耐、甚至愤郁，何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孤军作战’--但他所收获的，却属于全部炎黄子孙。中华复兴赖学术，战斗正未有穷期，何先生的回忆录召唤着更多的人来继续这种‘一个人的战斗’。” 何炳棣先生虽然已经驾鹤西游，但他留下的作品和人格，却必将激励着一代代华夏学人继续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作者 文/田波澜 发表于2012-06-09 03:04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