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被世界史学界誉为历史学界的泰斗。浙江金华罗店镇后溪河村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 何炳棣
[1]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及西欧史，1952年他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颁博士学位。 　　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嗣往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任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 　　其族兄何炳松，1935年-1946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亦在史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著有：《通史新义》《新史学》《历史研究法》《历史教育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秦始皇帝》《近世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程朱辩异》等十多部专著，其它零篇散幅，为数更多。 　　

何炳棣在美国西部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享年95岁。[2]
本段经典著作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何院士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 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两书，已为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径，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中国会馆史论》(1966)则是何院士第一本中文专着。考证出会馆的创设年代为明永乐年间(1403－24)，比日本学者先前所说的嘉靖39年(1560)，要早出约140年：同时更针对前此各国学人，特别是日本学者所提会馆制为‘民族小群观念特盛’表现的论断，指出它实际是起了‘促进畛域观念的消融与大群意识的产生’作用。六、七十年代以后，何院士的兴趣转移到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两本力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The Cradle of the East：A n Indigenous Origins o{TechniqtteS and Ideas of NeoE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1975)均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八十年代何院士就中国古今土地数字不实的各种原因，详加考证剖析，撰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一书：数年后，以该书为基础，另撰《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1955)一书，所持见解已成为学界定论。

主要荣誉
　　何炳棣院士著作弘富，为历史学界泰斗。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相当于院士)。由于学术贡献厥伟，更曾于1975－76年被会员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此外，并受香港中文大学(1975)、劳伦斯(Lawrence)大学(1978)及丹尼森(Dennison)大学(1988)赠予荣誉法学及人文科学博士的学位。

何炳棣对别人的评价 　　有关胡适。在推崇胡适学术成就之际，何炳棣也一针见血地揭示胡适之“短”：“我是从来不记日记的，日子总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记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他是以日记来“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何炳棣对胡适为他题写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称赞。他说胡适很是用心写，词好书法好。这幅书法一直挂在何炳棣书房，原打算捐赠给台湾胡适纪念馆保存，家乡建何氏三杰陈列馆，就把它捐给家乡了。 　　有关吴晗。对吴晗因写《海瑞罢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万千：这是太惨了！但何炳棣也不隐瞒他对吴晗学术上一些难以苟同之处。抗战时期，何炳棣和吴晗一起在昆明度过了西南联大的艰辛岁月。何炳棣说，吴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对《资治通鉴》，几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于这些基础。但吴晗在昆明时不用功。那时他的一个亲戚就和吴晗住在同一幢楼，吴晗常常打牌。何炳棣还认为对吴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适度。无独有偶。著名诗人艾青生前也向何炳棣“批评”过吴晗，与他同在金华中学时，骑马、打麻将、抽大烟，学校打算开除，因为吴晗语文特别好，100分，才保了下来。不过，我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在于是是是，非是非，不要人为地去“捧”，也不要人为地去“打”，对于历史和历史学家，都应是这样。[3]

何氏家族的巨大影响 不少人注意到何炳棣先生的个性，他的雄心万丈、坚忍负重，等等，他自己在书中也多次说立愿宏大一类的话。这可能跟他的家族有关，这个家族的功能直到何炳棣在美国成家立业、成功名后仍在发挥作用，这种家族的影响是巨大的。何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留美归国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是何家的希望，也是何炳棣小时心中的“英雄”。何的堂侄何德奎先生跟蒋廷黻先生曾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何德奎曾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两位家族里的“成功者”成功后一直不忘接济扶持家族的亲人，这种报答、反哺或说扶持的家族正义、善缘和伦理在今天的中国也并不多见。何炳棣自己也从中得益，并继承了这种家族传统：“我生也晚，要等到海外立足之后才能顾及族务……”家族教育给予人的影响是一生的。何自承：“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 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但何认为，家族的主要目的是在制造”成功者“。 何父一生怀才不遇，他把何氏一家的前途寄托在何炳松身上，希望何炳松能成为美国威尔逊这样的人物；何父对儿子的教育用心更称良苦，带他见世面，向他阐发写文章的真谛，教他如何立志。这种家教正处于中国传统教育崩坏之际，但何氏一家的家教本质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科举制取消了，但在他们眼中的“功利”世界没有消失，“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何父向儿子坦承，能供得起他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他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他出洋留学，“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因此可以理解，在那样国难深重的年代里，尽管何炳棣有血气方刚的一面，他仍会刻苦读书。因为家教的健全有无，使得学生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除了各自的家教支配的社会教育外，还有学校教育，这个学校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当时中国教育和学术共同体的坚实，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和西南联大等无数的校长、教授们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同体。在那样困难的时代里，进入这一共同体里的学生多有良好的问学和人生收获。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