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因病离逝 享年86岁
- 中华何氏网 2012年11月6日 东方早报
2012年11月06日 06:49 来源：东方早报
·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0月9日21：20离逝，享年86岁。遗瞩说：“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不通知学校，身上不盖东西”。
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例行体检中查出胃癌晚期，何伟平静地接受现实并决定：保守治疗；完成最后一本著作《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9月4日，10余万字遗作初稿完成。何伟将出版事宜托付给好友。
何伟病逝后的这一个月里，他的爱女郝奇志，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珏、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原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副秘书长李小宁，“关门弟子”杨思远等，向《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讲述了这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先驱、卓越的改革理论家、终身捍卫公共利益的伟大公民、著名经济学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语）的为人与治学。韩志国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敢立潮头迎大风》。
经郝奇志女士授权，我们在此刊登《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书稿第三编《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思潮博弈中前进》的第十章《全民所有制的改革》、第十一章《中国改革在两种思潮博弈中前进》、第十三章《树立新的世界观》。听何伟最后的呐喊。
陈良飞
2012年10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庆祝其建校75周年的热闹声中，86岁的何伟走了。
何伟，原名何荣甲，河北赵县人，1926年生。其生前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离休教授。
何伟逝世后，其生平的两位作者更为详细地概括了这位学者的一生尤其是30多年来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何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教训，发表了诸多论文和专著，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提出了不少创见性的理论和意见，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生平作者进一步写道，这自然不容于某些左派人士，因此受到不公正的责骂，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秉笔直书，即使身患重疾、生命危在旦夕，仍坚持奋笔疾书，终于病重不起。
何伟女儿郝奇志说，父亲是自己丧礼的“总导演”，在身前已经交代并安排好了一切。
何伟对女儿提出了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不通知学校等“六不”遗言。他叮嘱女儿，死后就在医院里找一个最小的灵堂，灵堂里的横幅上写上“走了一位何伟”。
他也没有忘记在家里服务了十几年的小时工，遗嘱的最后一条是：“善待小霞。”
最后一次住院前，他还在自己抽屉里仔细放置了两张之前去世老朋友的丧卡。等到自己去世后，孩子们可以这两张丧卡为蓝本，做一张他的丧卡寄送给亲友们，告诉他们，何伟走了。
与马列主义结缘
66年前的一天晚上，河北张家口，踏着夜色乘着风，三个年轻人边走边热烈地描绘着自己的未来。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
年轻的心仍为刚刚看过的一部苏联卫国战争故事片激动不已。影片中主人公畅想战争结束后如何投入国家建设的情节引发了他们对未来的无尽向往。
20岁的兵站站长郝荣甲为未来设定目标：“革命成功后，我要当一名教授，为祖国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这就是后来因抗日工作更名的何伟。
1949年，国共内战基本结束，何伟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的教授“梦想”了。
抗战爆发后，正在上小学的何伟就失学了，连年的战争中，他只在1945年到冀中军区教导团（即后来的抗大二分校）青年队受过训，此外就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了。转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河北省业余速成中学补习文化。
1951年，25岁的他终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本科，开学一个多月就调入会计教研室当研究生，1952年初任教。
1953年秋，何伟又转入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政治经济学分班攻读研究生学位，从此与政治经济学结下了一世之缘。
何伟后来回忆说，自己1944年参加革命，目的就是为了抗日，不当亡国奴，对什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认为参加八路军就是参加共产党。以后行军打仗，也没有学习过理论，“这在当时大有人在”。
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共建国后设立的第一所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编注：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正式命名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培养红色专家，学校教学内容和制度完全照搬自莫斯科大学。
比何伟早两年攻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叙了当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
在宋养琰回忆里，当时给他们讲大课的都是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大都是从苏联各高校优秀教师中选派出来的。在这期间，苏联专家也经常调换，就经济学教研室来说，前后换了三四位之多，如莫斯科大学教授阿马佐夫、讲师然敏等，他们都学有专长。
“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才高八斗、学贯中西的老师，是‘师中之师’。”宋养琰说，“我们的辅导教师也大都是中国的红色知识分子，如宋涛、苏星、侯大乾、徐禾等，当时教和学都很认真，如果同现在的研究生相比，不论在哪方面都有天壤之别。”
这些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们学什么呢？宋养琰回忆，除继续学习俄语外，研究生主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又把重点放在四部书上：《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以《资本论》为重头戏。
除了这些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还读了由苏联科学院一些院士编写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讲义》，后来还增添了由斯大林修订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这些书当时我们也都奉为经典。”
郝奇志说，父亲这一代人对《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实在是太熟悉了，直到晚年，父亲还可以大段背诵其中的章节。
“在近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读《资本论》上面了，先后通读了三遍，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反复地读，还有一些重要的典故、脚注、诗句，至今仍可朗朗背诵。”宋养琰说。
2011年年底，何伟曾著专文对于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进行了回忆与反思。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回忆》一文中，何伟写道，受1917年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非常憧憬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实现，非常渺茫。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少，1919年才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8年才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即便是这些很少的马克思著作，在当时也是禁书，只有很少数人才能看到。
“后来在敌后游击区，也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刚解放时，在书店、火车上卖的是苏联出版的中文《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也没有马克思的著作。”
何伟认为，自己当年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专家传授的斯大林版本，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变成斯大林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要内容是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科学社会主义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主要是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领袖的作用，树立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
“这样就形成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误认为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凡是与这一理论不一致的，一律被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何伟说。
与何伟一样，几十年以后，宋养琰也从另一方面对这段学习生涯进行了反思：“说实话，我们这时候的学习，是信什么学什么，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我们唯一相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马恩的著作上，即使看点西方的（其他）东西，也大都是在上级指定的范围内作为反面教材在批判中学习的。”
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
1956年，何伟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很快地，他开始经受一场比一场激烈且凶猛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一次也没落下。
在第二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定了4名“右派”，不久后经济系有20多人被下放到北京郊区中捷友好合作社南营村参加劳动锻炼，何伟担任了队长一职，“带领大家参加了大跃进、水利化、轴承化、深翻土地、密植高产田、大兵团作战，也经历了公社化、大办食堂”。
何伟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景象“既兴奋又担心”，在当时还说了“别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话。
1958年冬天，何伟回校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还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何伟此前说的“别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话就被作为“白旗”拔掉了。
时针很快拨到了1959年。当年夏天，何伟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教研室任党支部副书记，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上面讲，中央正在庐山开会，需要人大政治经济教研室派两名教员去庐山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解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做准备等待通知。
不过等呀等呀，通知一直没来。有一天，何伟突然接到通知说庐山不去了，形势已经变了，“不是‘纠左’，而是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后来又有消息传出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的人民公社调查组在庐山会议被点了名，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要作为重点进行批判。一时气氛非常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不久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就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主要限在党内由总支直接领导，具体做法是抽取少数出身好的、政治觉悟高的党员学生和党总支选派部分教师，组成小组进行“三查”，即查学生听课笔记，查老师讲课讲稿，查发表的文章。查出问题后立即向学校党委汇报，党委认为是“右”倾观点的，就定为批判对象。
根据当时的政策，批判分为三个级别，有的放在全校批判，有的在党总支批判，有的在小组内批判，前两者批判对象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者是犯了“右”倾错误，定为“内部右倾分子”。不过，很快地，一个“怪”的现象就出现了，凡不上课、不写文章的人就没有东西可查，就成了没有错误的积极分子，而有问题的都是教学任务重、不断写文章的人，不干工作的人批判干工作的人。
何伟刚开始还是小组领导成员，后来就变成了有问题的人，划为“内部右倾分子”，要在小组内进行检查和批判。
“开始并不告诉你有什么问题，让自己检查。我在检查中只能谈一些抽象的原则问题。”何伟多年后回忆说，“但批判我检查不深刻、不具体，不能过关”。
后来，审查小组告诉何伟，他的具体错误有两条：一条是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时，讲到两条腿走路要有前有后，不断交替才能前进，另外两条腿应该长短相当才能平稳前进。这篇文章被定为反对“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反对大跃进的罪证。另一条是何伟在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中提到人民公社应吸收原来农业合作社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如记工分，强调责任制，要精打细收等一些具体问题。这些观点被定为反对人民公社。
在被要求小组检查的那段时间里，何伟不准再给学生上课。“在当时那种高压下，我只好违心地进行检查。”何伟说。
多年以后，何伟还是不止一次地和女儿谈到过去的这些经历并当成“引以为耻的事”。
何伟对女儿坦承，自己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发言，不痛哭流涕的检讨是通不过的。何伟还告诉女儿，自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围观过对于老（作者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批斗，并且深以为耻。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深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批判人的人也查出有问题，也成为批判对象，除少数不做工作的人，绝大多数党员都有“右”倾言论，彼此一样。
“于是开批判会，进行检查，都成了应付上边。大家心照不宣地在领导面前认真来演这场戏。”何伟后来回忆说。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只不过是后来历次党内运动的“小试牛刀”，更多更猛烈的运动在等着何伟们，就连中国人民大学也在1970年被关闭停办了。早在停办之前，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已经到了江西省余江县人大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何伟后来回忆，干校非常苦，还要搞运动，经济系的一位老教授就自杀了，“在揭批‘5·16’分子时，系里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又自杀了”。1973年等到人大师生从干校回北京后，也被切块解散，何伟等人星散四地。
很多年以后，何伟在自己的文章中讲述了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些经历。1960年代初，孙冶方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从1962年至1964年，何伟任经济系两个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班主任，就请孙冶方给研究生讲社会主义经济专题，每次讲课何伟都组织人记录，以后整理打印。
在讲课中，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牛鼻子”。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在“文革”开始前，有关部门组织的双周座谈会已经对孙冶方进行批判，还专门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资料室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油印稿要了去，以供批判用。
“文革”开始后，孙冶方因这一观点首当其冲，被定为修正主义，中国的“利别尔曼”（作者注：前苏联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是利润刺激，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鼓励企业接受计划，挖掘生产潜力），被关在监狱达7年之久。
2002年，是何伟从教50周年，学生们要给他办一个从教50年的纪念活动，他却自认“名不副实”。他在总结这50年的前25年时称，除了3年研究生学习外，其余22年间基本上是搞政治运动，教学放在了一个很从属的地位，“原指望经过系统学习《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在教学和科研中能做出一点儿成就，但频繁的政治运动使这一理想很难实现”。
人大另类“三剑客”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何伟重新回到了人大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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