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同学、好朋友、现任我国驻外陆海空三军武官的甄中兴先生，日前回国出差时跟我说，其父甄德圣先生的新著《邢台甄氏考辨》已完稿，嘱我作序，我感到万分惶恐。德圣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辈，记得三十一年前我到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报到时，见到德圣先生亲自送公子上学。当时的印象是，德圣先生气宇轩昂，言谈举止总透着一股凛然正气而又能让人即之温然，有大记者、大文人的风范，在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子眼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这种印象后来越来越鲜明，因为不时地从中兴兄那里得知甄先生频频取得的新成就，并且在中兴兄身上也能充分感受到乃父之风。今天，让一个末学后生，换句现在时髦的话说，让一个“粉丝”为他的明星长辈作序，“万分惶恐”是自然的。再者，我研究佛学，于姓氏学完全是外行，为人作序如何敢当！出于无奈，我提出为老先生把门站岗，即斗胆为先生的大作题签。但中兴兄执意不肯，竟不松口，再三鼓励我非作序不可。秀才遇到兵，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但总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感。

依我的浅见，姓氏文化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一向重视历史，这表明中国人是想从历史的借鉴中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历代修史从不间断。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国史、地方志、家谱一应俱全。相对来说，有些民族，比如我们的邻国印度，其历史就是一本糊涂账。章太炎先生曾惋惜道：“余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的确，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详实的历史记载，必然会削弱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古今中外的史实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征服另一个民族，攻城掠地只是暂时的，“攻心”——即精神上的征服——才是上策；而精神上的征服莫过于淡化其历史，所以秦灭六国时即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日本占领韩国，亦秘其史籍，不让韩人寓目。由此可见，历史之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

还是依我的浅见，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人总想弄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我是什么”、“我应该是什么”、“我将会是什么”等等，哲学、宗教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人类其他方面的知识归根结底也是在探究这些问题。贵为天子的顺治皇帝也曾苦苦思寻：“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某种意义上讲，姓氏文化就是对人的生命轨迹的记录，就是要让人弄清来龙去脉，从而达到对先祖的认同、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趋势的把握。“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寻根问祖是全人类——尤其是中国人——不懈的追求。

就中国历史来看，姓氏文化与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是同步演进的，也就是说，姓氏文化是华夏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人的自觉意识的特殊表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富强的凝聚力和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多灾多难，但总是长盛不衰，并不断地充实新的活力。这个大家庭人口众多，从涓涓细流汇聚成公元初年的六千多万，再到今天的十多亿人；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荻发展到今天五十六个民族济济一堂，以姓氏为载体的精神纽带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诚然，姓氏以血缘为基础，是氏族融合的象征。屈原在《离骚》中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姓氏追踪到太古时期的先贤。我就曾看见我家的祖谱上赫然将我的祖先追溯到周文王那里。实际上，无论是华夏诸族还是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可以将自己的姓氏同炎黄古帝联系起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

我认为，这种“本是同根生”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今天和平崛起并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江泽民同志曾称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我看来，这种凝聚力、向心力则是中国人精神的脊梁。我想，德圣先生花甲之年仍矢志于姓氏文化研究，哪怕是从自己的“甄”姓开始，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全民族挺起脊梁，焕发精神，阔步向前。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感想。惭愧的是于姓氏学完全外行的我，面对德圣先生的华章竟不能赞叹一词；当然，当读者诸君手捧这本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的大作时，又何须他人来评头论足！

2010年10月5日于游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