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的作者何亚福。   

    南都首席记者 姜英爽 实习生 张嘉    按中国的情况，我估计会先开放二胎政策，最乐观的当然是全面开放二胎。    这本《人口危局》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尺度最大、最全面直接的。所以我想，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也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将会改革的一个信号。    因为超生，湛江市的英语翻译何亚福变成了一个人口学者，他把十年来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在中国人口研究上，来呼吁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5月初，他写的《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中国何时会改革计生政策？目前计生政策的弊端是什么？中国人口太多了吗？就业难是因为人口太多吗？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重男轻女还是计划生育？针对这些问题，南都记者姜英爽专访了何亚福。    超生被抓就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叫板计生政策    姜英爽：你的工作和人口学好像并不搭界，怎么会把精力转移到这方面？    何亚福：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计划生育”这回事，是在初中三年级。那是1981年，我们班突然换了一位化学老师，我和几位同学向班主任打听原来的化学老师到哪去了？班主任回答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他还要生两个孩子，所以被停职了。”    初中毕业后，我也曾回过几次母校，但都没再见过他，不知他是否已被学校开除了？不知他是否被征收巨额的超生罚款？我想，假如没有计划生育，他将仍然是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    可以说，莫言的《蛙》中描写的很多计生事件，我都耳闻目睹过。这些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就有一股力量驱动我去研究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    姜英爽：据说你也超生了……    何亚福：对，我对人口学比较专心的研究应该说跟我第二个孩子有关，因为我的(第二个)孩子是2001年生的，直到2003年下半年，计生委把我抓去待了一天，就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叫板计生政策。当然我不是说公报私仇，打个比方，强盗抢了一个过路人的钱，过路人去追赶强盗，当然这个强盗不能说“哦，你抓我是因为我抢你的钱，你这是公报私仇”。以前计生支持者就这样子讲，他们说我反对计划生育，是因为我有第二个孩子，是公报私仇。抓强盗不能说是公报私仇，因为强盗本身就是违法的。    我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写关于人口的文章，很多网友也给了更多的信息，很多事情可以说太多了。    姜英爽：现在，类似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吗？    何亚福：我现在还是陆续接到很多网友发来这方面的材料，虽然不能直接帮助他们，可是我也联系很多记者，帮他们记录。我只能尽我自己所能，为他们呼吁一下。    改革建议如果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计生政策就名存实亡    姜英爽：你后悔过自己生这第二个孩子吗？    何亚福：我从来没后悔，也没后悔我把近10年来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都放在人口研究上。因为到现在，我还看到很多网友的悲剧和血泪经历，(很难过)。    姜英爽：你觉得现在是时候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吗？    何亚福：如果从1973年算起，计划生育政策实施40年了，只不过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可以生两个；1980年以后就是一胎制。如果从1980年的一胎制算起，到现在计划生育是实施了33年。    姜英爽：你提到“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只要存在计生政策，这个制度就不会取消。    何亚福：如果废除了社会抚养费制度，计生政策就名存实亡，就没有了强制力量了。    姜英爽：国家有没有对社会抚养费的去向有一个审计？    何亚福：没有。有文章报道，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超过200亿元，记者采访国家计生委问“社会抚养费全国征收总额是多少？做什么用的？”，计生委都统统不回答，没有公开透明。    30年来，平均每个超生的罚1万元，如果说有大概两亿的超生人口，就有两万亿元的社会抚养费。我的《计生部门的两个财源》这篇文章中，提到计生委有两个财源，一个是社会抚养费，另一个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是公开的，当时2010年一年拨了500多亿元，2011年是600多亿元，因为这个费用是国家财政拨款的，数据很清晰。可是社会抚养费因为是基层征收的，谁也不知道具体数据是多少，也不知道这笔钱是怎样花的，它不透明。    生育意愿大概70%的人愿生两个，我也是这样    姜英爽：你曾说过，国家的贫富和人均资源没有必然联系？    何亚福：对，实际上没有必然联系。你看看日本就知道了。    姜英爽：你提到“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示要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提高生育率就比较难了”这句话怎么理解？    何亚福：我是从世界各国人口发展史来看的，比如以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地区为例。中国大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0年整个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是5 .8，而到1979年，一下子下降到2.7，到1980年下降到2.24。韩国、台湾地区没有搞强制计划生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软性计划生育，鼓励少生政策，生育率也下降很快，可是现在韩国、台湾地区都在鼓励生育，就是没办法提高生育率。所以说，降低容易，但提高就不容易了。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般国家几乎都在鼓励生育，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很多国家都面临人口负增长，德国、意大利都花很大本钱提高生育率，可是他们的人口负增长。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把一个人从小抚养大，要花费很多金钱和精力。    姜英爽：你说过中国的相对人口量在减少，这是什么意思？    何亚福：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是相对量，中国人口的绝对量虽然是在增加，比如说人口数量在增长。中国人口到了13亿时，占世界人口22%，现在中国人口只占19%。再放长一点时间看，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3。所以中国人的相对量在减少。    姜英爽：我看到你文章中提到你的生育意愿，大多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一般是两个，是这样吗？    何亚福：我自己做过调查，这样的调查网上也有，大概70%的人愿意生两个，我也是这样。也有5%左右的人是一个也不要，大概25%想生一个。但中国不孕不育的人口是12%，所以中国人生育意愿是1.8左右，就算废除计生政策，让人们自由生育，大家的生育意愿实际上也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    姜英爽：这个是不是也支持了你的一个观念，放开以后大家也不会一股脑地生很多？    何亚福：按照我的观点，如果真的有生育高峰，我认为是好事。有两点好处，首先因为现在多生孩子，一举两得，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因为妇女生孩子了，肯定有一段时间不能出去工作，在家带小孩子。而且可以促进婴儿服装、乳业这些产业的发展。第二个好处是可以缓解未来养老压力。    政策争议韩国不搞强制，他们是软性的    姜英爽：目前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你主张用增加生育来冲淡社会老龄化进程，是吗？    何亚福：所有国家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就是提倡生育。计生委官员杨玉学说提高生育率来防止人口老龄化是饮鸩止渴。所有国家，除了中国以外，都是提高生育率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姜英爽：政府是不是担心一旦取消了计划生育，目前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    何亚福：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提到了韩国人口政策转变时，引发一场大争论，最后采纳了反对计生政策一方的建议，鼓励生育。虽然这样，韩国的生育率也没有上升。韩国计生政策不搞强制，他们是软性的，包括印度、台湾地区等。    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生育政策，而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俄罗斯100多年以来，都是一直在鼓励生育的，可现在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印度的计划生育从1950年开始，应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但生育率还是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所以不是说女人所占的比例多，生育率就会上升，也不是说鼓励少生，生育率就下降。当然有一点影响，可是根本原因生育率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计生政策是鼓励少生还是鼓励多生，不是主要原因。现在很多国家，日本、韩国、西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方都鼓励多生，生越多奖励越多，可是他们生育率还是很低。    改革前景我估计会先开放二胎政策    姜英爽：如果国家进行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是不是还会从开放二胎，从“单独”(单个独生子女)家庭入手？    何亚福：这要分两点情况来看。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当然是越早改革计生政策越好，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不那么乐观。除非有什么现实的意外发生，通常来说的路径应该是，中国的计生政策可能从少数人开放二胎到全部开放二胎到彻底废除限制生育，再到后来去鼓励生育。    姜英爽：你觉得这个口子会什么时候放开呢？    何亚福：这个“单独”开放二胎本来要在2010年推行，在2009年底的时候，我就听到了风声。可是因为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以后，脚步又拖住了。现在的高层领导还没有专门讨论过人口政策问题，是否改革和怎么改革，相关领导还没有表态。    姜英爽：你对计划生育政策在近一两年内改革的信心如何？    何亚福：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可是我个人认为不会一下子改革。我个人的愿望是越早废除越好。按中国的情况，我估计会先开放二胎政策，最乐观的当然是全面开放二胎。    姜英爽：你这本书的出版，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    何亚福：没有。这本《人口危局》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尺度最大、最全面直接的。所以我想，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也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将会改革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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