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第一版)则告诉我们：我度过了美好的十年。相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何先生当然不算幸运；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他已经够让我们羡慕的了。

   包括他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以及在西南联大学习的七年。

   民国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935-1937）之间，何兆武14岁到16岁，在北平上初二到高一。这三年时间给何先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按照何先生自己的说法，他从初中二年级以后，逐渐脱离愚騃无知的少年时代，似乎有点开窍了，知道欣赏和体味真正美好的东西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包括阅读、电影、音乐，乃至浓浓的人情味。

   当时，到图书馆借书非常方便。那时候何兆武知识初开，阅读速度快，消化也快，两三年的时间里读了不少好书。他阅读范围极广，开阔了视野，自我感觉美好极了。何先生清清楚楚地记得：北平图书馆房子漂亮，环境优美，也很幽静，刚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还神往不已。

   这期间何兆武还看了不少电影(主要是一些好莱坞电影，也有一些国产电影)。印象深刻的有：《蝴蝶夫人》、《倾国倾城》、《仲夏夜之梦》等。印象最深、至今难忘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何先生说：“那时候我十几岁了，思想刚刚开窍，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

   当时，何兆武还听了很多很美的音乐。比如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何先生听了真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至于舒伯特的《小夜曲》，何先生的评价是：“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听了舒伯特的《圣母颂》，何先生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而托马斯歌剧M ignon中的一曲《你是否知道那个地方？》，则使得何先生感觉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

   让何兆武感到美好的，还有当时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何先生清楚记得：他家对门有个小商店，经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门前停下来歇脚。这些人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酒递给他，并拿些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一边喝酒吃花生，一边和掌柜的聊天，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却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这样东拉西扯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种浓浓的人情味让何兆武非常感动。因此，这样的场景以后多次出现在何先生的记忆中，并且使何先生感慨：这种人情味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

   民国二十八年到民国三十五年（1939-1946）之间，何兆武18岁到25岁。这7年时间何先生都是在西南联合大学度过的，前4年读本科，后3年是研究生，先后换了四个系。当时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是对于何兆武来说，最值得怀念的，就是那7年了，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

   让何兆武感觉美好的，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希望。

   西南联大一向有自由散漫的作风。这非常符合何兆武的胃口。何先生说：“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何先生认为，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何兆武认为，人的幸福有两个条件：一是个人有希望，你必须觉得个人的前途是美好的、光明的；二是社会有希望，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当时是战争年代，所以很多人都直觉地、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

   1947年到1949年，何兆武在湖南老家闲居。当时，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身体有病，交通也不方便，虽然成功申请了欧洲的学校，却无法成行。二是因为，本来以为抗战胜利后会是一个和平康乐的世界，结果还是乱糟糟的。所以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说，希望都落空了。他经常一个人到岳阳楼上闲坐，不由得想起了杜甫逃难到四川百无聊赖时的一句诗：“日日江楼坐翠微”。近者曰“翠”，远者为“微”：对于何兆武来说，那渐渐模糊的远山正像是渐渐远去的希望和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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