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介书生，却无谓大洋风浪，驰骋在深海大洋；从业21年，15次远航太平洋，6次担任中国大洋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

他是中国海洋地质人的杰出代表，从中国大洋科考工作的一线，到中国战略资源外交谈判的一线，他的人生，和中国深海大洋矿产资源勘查事业紧紧相连。

他是何高文，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2013年，中国在西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获得第一块3000平方公里的具有专属勘探权的富钴结壳矿区，何高文是矿区申请的主要编写者。

21载坚守大洋科考一线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地勘行业整体低迷，地勘单位陷入低谷、地质专业人才纷纷转行。就在这样的时期，何高文从长春地质学院矿床学专业硕士毕业，来到了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幸运的是，何高文所在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还承担着一项国家重要任务，每隔一年即组织科考船开展一个航次的中国大洋科学考察，何高文到远洋分队的第一年，队里绝大部分的同事已出海了，每次一走就是半年多，“人都没认识几个”，他就在队里埋头查看科技文献。

第二年，何高文的大洋科考旅程才正式开始。1994年6月，一个临时补缺的机会给予何高文，他随局代表团出访国际组织“海金联”，并接着参加大洋科考。这是一个长长的航程，先是从广州启程，到北京转莫斯科，再飞赴波兰华沙，到什切青访问“海金联”，之后，他单独飞赴夏威夷，登上了“海洋四号”船，开始在太平洋的科学考察，直到11月底才回到广州。整个行程持续了大半年，整整绕了地球一个圈，这仿佛预示着何高文未来长长的航线。

那个时期，正是中国在东太平洋开展多金属结核专属勘探区调查的重要关头。勤学钻研的何高文，连续6年，一边积极参加大洋科考野外工作，回来后紧接着参与到室内科研，拟写成果报告，他很快崭露头角，并被委以重任，参与到中国多金属结核矿区申请的文书编写这一重要任务。

1999年，经国际海底管理局核准，我国在东太平洋拥有一块7.5万平方公里、拥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这是几代大洋人，20多年持续努力，十个航次远洋科考的重要成果，为人口众多、资源不均的中国最终在国际海底获得了一块蓝色战略矿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何高文看到了自己的工作所承载的国家价值和宏大舞台。

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任凭大洋科考工作如何的跌宕起伏，或是高潮或是低谷，或是历尽磨难，如今又再创辉煌，何高文宠辱不惊，从未停止对这一事业追求的脚步，从一位普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大洋首席科学家。从业21年，他累计参加了15次大洋科学考察，先后6次担任航次的首席科学家。

15年亲历中国富钴结壳矿区申请

在完成多金属结核资源矿区申请后，富钴结壳资源成为中国大洋矿产资源勘查的新起点，这也成为了何高文大洋人生的新高点。

1997年，广海局“海洋四号”船第一次开始在太平洋开始富钴结壳资源的调查，到2012年中国率先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3000平方公里的富钴结壳资源矿区，历时15年，何高文至始至终是这一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003年，年仅34岁的何高文首次受命出任首席科学家，担任“海洋四号”大洋航次最后一个航段的首席科学家，率队圆满完成任务，返回广州。其后，他先后担任了“大洋一号”、“海洋六号”等大洋航次的首席科学家。

但何高文的工作不止于此，出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期间，他分别担任多个大洋富钴结壳资源项目的责任科学家，并在中国富钴结壳矿区申请工作中担任了申请书编写等一系列更为重要的工作。

“说实话，原来一直忙着出海科考，写调查报告，周而复始，以为再辛苦的工作都不过如此。”何高文说。直到2010年，他才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对国家是多么重要。

那年，何高文作为技术顾问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国际海底管理局第16届会议，为富钴结壳勘探规章外交谈判提供技术支持，这一去就是连续四年参会。当时，我国正为申请富钴结壳专属勘探区积极努力。

当时，国际海底管理局拟通过的富钴结壳勘探规章，原规定每个申请者只允许最多保留500平方公里矿区。基于多年实际调查和分析数据，何高文和他的团队建立了自己的模型，认为至少要保留1000平方公里才能满足将来的开采需要，并据此提出建议修改勘探规章中的面积条款。

在2011年的第17届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就此提交了以扩大矿区面积为主的修正案文，要求对原有规章进行修改。为配合外交工作，何高文作了针对面积问题的专题学术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极大关注。

2012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第18届年会最终通过了《富钴结壳勘探规章》，其中采纳了中国建议案文的关键内容。此后，在占有大量科考资料的基础上，我国在第一时间提出矿区申请，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同时拥有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三种主要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专属勘探矿区的国家。

何高文笑言，对自己多年的工作实际上没人需要，除了国家。“这难道还不够吗？”他把手一挥，反问到：“我们的外交官们在国际舞台上唇枪舌剑，为国家争取利益。而他们据理力争的依据，正是我们在深海大洋里辛苦工作的成果。能为国家和民族做点事情，是我辈的荣耀。”

全身心融入大洋科考事业

何高文是个执着的、简单的人，他面容清瘦，温和儒雅，近视镜片后的目光安详而稳重，说起这20多年来与海洋地质工作的缘分，他的话很平淡：“机缘巧合而已。” 这一机缘将何高文与中国大洋科考和海洋地质事业一线相牵，便再也没有分开。

2003年，何高文第一次出任大洋首席科学家，顺利完成任务返航，但因船舶严重老化，“海洋四号”就此退出了大洋科考舞台。此后的整整8年，广海局除了派出少数人员参加外系统的大洋科考，承担部分研究工作外，一批大洋工作人员转行或调离。

伴随着事业的低谷，却常常是周边走出去的风光。收入的差距，再加上事业的低迷，何高文也曾徘徊，“尤其是在单位没船出海那几年，”何高文很坦率，“但想归想，好像背后一直有一只大手，推着我往前走，一走就是21年。”何高文坚持了下来。“大洋科考是个苦差事。每次出海都要几个月，最多得半年多，回来还要搞内业。你说，我哪有时间有其他想法？”

何高文谨记一位前辈“要坐得冷板凳”的提醒，坚持了下来。期间，女儿升学、妻子考研，在加上自己读博，家庭工作事务极其繁忙，何高文就把在老家的父母接到广州。他克服一切困难，坚守并努力担起大洋科考的重担。

和陆地地质工作相比，海洋地质工作，在艰苦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晕船的痛苦，而大洋科考，则意味着在这些艰苦和痛苦之上，再增加一份远离祖国亲人的感伤。

“和家人聚少离多，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大多放到了女人的肩上。可是没办法啊！”这种责任，是对国家的责任，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责任。

2011年，重返大洋的梦想重新被点燃。在结束国际海底管理局第17届年会后，何高文赶赴夏威夷，参加“海洋六号”科考船首航太平洋的新征程。作为第2-3航段的首席科学家，在余下的80多天科考航程中，何高文带领全船60多位平均年龄不足35岁的远洋科考队员，同舟共济、攻坚克难，克服了新船、新设备、新科考队员等需要磨合众多不利条件，出色完成了任务，并为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7000米深海试验选取了合适的试验区。大洋协会专门为“海洋六号”船颁发了“首航深海大洋 科考业绩显著”的匾牌。

其后，何高文连续3年担任首席科学家，带领“海洋六号”完成了富钴结壳矿区申请的勘察任务，创造出大洋科考新的辉煌。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2014年初，何高文入选国家中青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成为2013年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此前，他相继获得过国土资源科技奖二等奖两项，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奖一项，第十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中国大洋协会“突出贡献奖”，“中国大洋科学考察先进工作者”，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科学考察先进工作者”，并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2009年春节前夕，他作为大洋科考队员代表，受到国务院领导李克强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和慰问。

如今的何高文，没有停下大洋新资源探索的征程。2013年开始，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了大洋稀土资源的调查。作为此项工作的总体组织协调人，连续两年，何高文带领项目组人员，并担任航次首席科学家，开展了太平洋深海稀土等新资源潜力探查，选定靶区，正在为圈定深海稀土资源成矿远景区开展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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