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援建新疆抗战女兵96岁高龄何琦女士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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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新疆网6月27日电（张永梅 钟英帆）2016年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记者拜访了居住在新疆伊宁市的抗战老兵何琦女士。身穿大红色毛衣外套，精神矍铄地倚靠在客厅沙发上的何女士对记者露出如孩童般天真的微笑。慈祥的面容，谦逊的态度拉近彼此的距离。“我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贡献，你们评价太高了，不敢当。”因为年事已高，交流时需要在她耳边大声讲话才能听清。老人的讲述比较零散，她的儿媳在一旁不时提醒、补充。从学生到士兵，从香港到大陆，何琦用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个抗战女兵的传奇经历。

出生民族资本大家庭

1921年11月何琦出生于香港，华侨之乡广东省台山县是她祖辈生活之地。父亲陆怡薰靠着勤劳、节俭在香港成为富商民族资本家，父亲与母亲何润莲育有三男三女六个子女，何琦排行老五，父亲给她起名“悦凤”，寓意令人喜欢而美丽的凤凰，这是一个吉祥而姣姣好的名字。遗憾的是1932年，在她十岁时，年仅40岁母亲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跟随哥哥奔赴延安

1937年秋，何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华侨男女中学，填写报考登记表时，她觉得“陆悦凤”这个名字显得太文弱，像千金小姐，她渴望做秋瑾那样的女中豪杰，自作主张改名“陆瑾”。

华侨中学是一个思想激进、政治敏感度较高的学校，学校里有很多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林觉夫同学（即后来著名的散文家秦牧）就是其中一位。他敢作敢为，爱读善写，吃苦耐劳，经常介绍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类的进步书籍给同学们读，对何琦的精神世界影响很大。

1938年的秋，日寇铁蹄踏破了祖国的半壁江山，恰在这时，《新华日报》公开刊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招生广告，“有为青年到延安去、到前线去、到陕北去”等口号弥漫着港岛的长空。为寻求真理，为抗日救亡，一群志同道合的香港华侨男女中学的同学选择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何琦同陈远高、陈宏、文迅、王仕强、陆荆（何琦四哥）及工人宋镛等七人，在何琦的三哥陆琦的指点帮助下，通过廖承志及所在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8月，离开香港。

历时一个半月，穿越5个省区抵达延安。“这是我人生旅途的根本转折点。我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何琦老人说。老人边说边翻开相册，笔者看到18岁时的何琦，头戴军帽、身着军装、面带笑容的年轻女兵，老人看着照片，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的年代。

1938年9月16日深夜，一行人到达陕北公学，迎接他们的是把夜空照得通红的火把、口号声、歌声响彻陕北高原。陕北公学是由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统一战线学校，女生队的一排排窑洞层叠在一座大山的山腰，每个窑洞内有一个大炕，可以睡七、八个人，学员们集体生活，来去自由。学校的生活紧张有序，每天天刚亮听军号起床，操练、上课、唱歌、吃饭都是集体行动；课外组织学员去附近帮助老乡收割庄稼，晚上开讨论会，每周一次文艺晚会。在这里，何琦结识了老乡----广东海南人陈延，她们亲如姐妹，两姐妹自编自演舞蹈，登台唱抗战歌曲，充满了无限的欢乐。1938年11月何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个月的紧张训练结束后，她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调入中央军委总参二局从事机要工作，根据纪律要求机要人员不得使用原名，为了纪念母亲和三哥琦兄，她分别从他们的名字中取一个字，改名叫何琦。

在何琦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地记得到达延安“陕北公学”的第三天，也是离家之后的第一个中秋之夜，学校组织了各种文体活动，非常热闹。望着夜空中的月亮，却异常想家、想亲人，她的眼角湿润了。倔强的她偷偷擦干眼泪，又和大家一起憧憬新生活的美好。

烽火年代痛失亲人

当时的陕北，生活物资十分匮乏。大家的主食主要是小米和‘黑馒头’，副食是白菜或‘黑豆腐’，数量有限。“军装两年才发一套，衣服上补丁加补丁；生活极其艰难，清水煮黑豆、野菜，时常用菜糊糊充饥；我们还要早出到几十里外的大山沟拾柴，回来时已经是傍晚。随着战争的残酷进行，我们的战士每天不仅要忍受着饥饿，而且时常要急行军，勇敢与敌人战斗。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斗志始终都是高昂的，都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个小山村，何琦也曾产生过退缩的念头，但很快就被救国的坚强信念所取代，重新燃起抗日的革命斗志。”何琦老人说。

“我还活着，但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的哥哥也死在了前线。”

何琦的四哥陆荆，思想进步，爱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正在香港华侨男女中学读高三的他同何琦一起奔赴延安，入陕北洛川“抗大分校”学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诗画、散文、排球、唱歌、跳舞皆优，还写得一手好字，在抗大有“青年诗人”之称。1939年毕业时响应党“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与部队行至黄河边，不幸身染伤寒，退回延安，住在离延安二十华里的干部疗养所治病。

何琦说：“我和四哥陆荆在延安分属于不同单位，参加革命后我们只见过一面。“哥哥在前线染上伤寒，没有药物，没救过来。可是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知道他去世的事是在一个月以后。哥哥很有才气，但是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23岁的宝贵生命。经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胡耀邦批准，由他生前所在机关为他立了一块高四尺，宽二尺的石碑，并将他生前写的部份诗歌、散文交给我。只可惜1945年过敌人封锁线同莆路时，为轻装前进，组织上决定丢弃和烧毁了几乎所有的个人财物，结果这仅有的遗作也被全部烧毁了，遗憾之极啊！这是他来我单位看我时留下的合影照，也是我们最后的一张合影照。”何琦指着她和哥哥的一张合影照对记者说。

延安圣地喜结连理

在中央军委总参二局二科，何琦负责监听接收日伪电台密码，工作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昼夜与假日，她一年365天基本不休息。在这里，他结识了在二局三科，专门负责密码破译工作的孙辰同志。因特殊机缘的安排，志同道合，兴趣相投，1942年5月1日，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喜庆的节日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在战争年代，他俩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在和平岁月，他俩是携手同行70年的人生伴侣。

孙辰同志1916年出生在河北省遵化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31年起，先后在河北遵化、北京、安徽芜湖等地中学读书，曾因参加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1938年2月，孙辰在徐州做过3个多月的党内交通员。

1938年5月，党组织选派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表现突出，1939年5月，在延安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亲自将一枚“模范青年奖章”颁发给他。1939年冬，孙辰调入中央军委总参机要机关工作。他学习过日语，工作努力，刻苦钻研，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1944年成功破译日本机要密码，并掌握了日军电报密码的编码思路，为中央军委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态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该局抗日第一大捷，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的亲切接见，朱德总司令亲笔提词：“孙辰同志：埋头研究，善理乱丝”，被授予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军委特等劳模，并颁发了奖状、奖章、奖金。

何琦家中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他爱人孙辰的照片和一张特别的奖状——1944年孙辰作为“特等劳动模范”所获得的荣誉。

扶老携幼到新疆

1949年，何琦随聂荣臻部队进北京。她和爱人孙辰均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三部，主要在学校从事培训机要人员的工作。1955年4月，何琦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北京市人事局工作；爱人孙辰则在外交部工作。5月，党中央号召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支援边疆经济建设。支边人员统一由中央分批（每批百十来人不等）分配到全国各边疆省份和自治区。此时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孙辰，服从党的需要，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去新疆支边。何琦从支援边疆的大局出发，不惜谢绝了领导的好意挽留，放弃了首都好地方、好单位、好工作和好生活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割舍了机会难得的子女们都在北京部队学校、幼儿园接受文化教育和生活的良好条件。他们夫妇毅然决然地挽扶着六十多岁的婆婆，领着从两岁到十一岁的五个孩子，扶老携幼，于1955年8月离开了祖国的首都北京，作出了她人生旅途的又一次历史选择。

何琦夫妇被分配到新疆阿勒泰地委工作，孙辰被任命为阿勒泰地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何琦则被任命为阿勒泰地区党委副秘书长（秘书长暂缺）。深知在地区领导机关工作，比北京市人事局的专业工作要求的面更高、更广、更深、更棘手。工作对象、工作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面对民族同志和地方工作，必须从原来的行政命令式工作方法向民主协商式转变。何琦下定决心，给自己约法如下：一、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二、虚心谨慎，甘当小学生；三、重视同上下级、同级特别是同民族同志之间的团结，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四、走群众路线，深入部、委、办，密切联系群众，置身于群众之中；五，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地委常委会的工作上来。

秘书长的工作头绪多端，并且繁杂。上到原则大事，诸如贯彻执行上级党委、地委决议，下达指示，起草文件，呈上转下，制定地委机关各种规章制度等等；下至具体工作，大小会议服务，接送招待内外来宾，吃喝拉撒睡，无所不管，无所不问。工作无时限，节假日不休息，经常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特别在剿匪期间，召开重大会议或处理重大问题时，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更顾不上家，只能由保姆代劳。经过努力和摸索，她逐渐熟悉了原来不熟悉的人和事，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人事关系。办公室主任说：“何秘书长的水平不低”。

1958年爱人孙辰调到伊犁地区党委讲师团任副团长，何琦随后被调到伊犁地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干部科科长和文教卫生体育系统基层党委书记，她及时贯彻执行上级党委的决定、指示和工作安排，组织政治学习，开展各种活动，召开现场会和经验交流会，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突发事件。在日常工作中我不以领导者自居，吃苦在前，身先士卒各项工作很出色。

“区党委田星伍书记曾在干部大会上表扬我是‘女干将’。同志们对我都很熟悉，威望较高，当时我还小有名气呢！”回忆起这段往事，何琦老人很自豪地说道。

1960年夏天，伊宁市普降暴雨，导致山洪咆啸，河水暴涨，有的河堤被冲开缺口，洪水上岸，严重危及到位于伊犁河边的上海造船厂，危及到伊宁市区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区党委向全市发出紧急动员，发动全市干部、职工和学校师生，投身到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千余名学生排成长长的人龙，搬运树枝、木头、铁丝、石头、麻袋等抢救物资，绵延不断、络绎不绝，何琦与全市军民一道，用自己的身躯构成了人体长城，保卫了伊宁市，保卫了造船厂。

“从北京到新疆，这一来，我们的后半辈子就交给这里了。新疆已经是我们的故乡了。

我和爱人既是战争的幸存者，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生活优越忆故人，比起那些没有报酬，没有索取，没有享受过人生的早已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我们够幸福了，够知足了，够欣慰了。”这是何琦老人的肺腑之言。

无论是从香港到延安，还是从北京到伊犁，70多年来，何琦艰苦朴素、奋斗终生的革命人生观不曾改变，对党和国家的赤诚之心不曾改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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