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读家风|读何叔衡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信

    中华何氏网 2016年10月16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此身合是“忘家客” 道是无情却有情

——读何叔衡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信

新九阅悉:

接十一月祖父冥寿期,由葆(指袁葆华——引者注)代笔之信,甚为感慰。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其中情节,谁也难得揣料。惟至此时,或者也有人料得到了!现在我不妨说一说给你听:一、因你身瘠弱,将来只可作轻松一点的工作﹔二、将桃媳早收进来﹔三、你只能过乡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亲终老。至于我本身,当你过继结婚时,即已当亲友声明,我是绝对不靠你给养的。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此数言请你注意。我挂念你母亲,并非怕她饿死、冻死、惨死,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怜悯,只知泣涕。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实罢了。1.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2.每日总要有点蔬菜吃﹔3.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4.打长要喂一个猪﹔5.看相、算命、求神、问卦,及一切用香烛钱纸的事(敬祖亦在内),一切废除﹔6.凡亲戚朋友,站在帮助解救疾病死亡、天灾人祸的观点上去行动,绝对不要作些虚伪的应酬﹔7.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你就应当不延挨、不畏难的去做,如我及芳宾等你不能顾及的,就不要操空心了﹔8.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9.凡一次遇见你大伯、三伯、周姑丈、袁姐夫、陈一哥等,要就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种、畜牧、事母、教子诸法,每一月要到周姑丈处走问一次,每半月到大伯、七婶处走一次,每一次到你七婶处,就要替她担水、提柴、买零碎东西才走,十九女可常请你母亲带了,你三伯发火时你不要怕,要近前去解释、去慰问﹔10.你自己要学算、写字、看书、打拳、打鸟枪、吹笛、扯琴、唱歌。够了!不要忘记呀!我(你)接此信后,要请葆华来(要你母亲自己讲,她的口气,我认得的),请她写一些零碎的事给我。

二月三号(十二月二十三日)笔

这是1929年2月3日(农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何叔衡从莫斯科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一封家书。1928年,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何叔衡十分惦念家中的亲人,关心着家里的一切,在信中用朴实的语言表达着他的关爱之情。

何新九是何叔衡的养子。1898年,22岁的何叔衡与袁少娥结为夫妻。袁少娥比何叔衡大3岁,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她虽是文盲,却通情达理,勤劳俭朴。二人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但是婚后夫妻感情甚笃。然而,命途多舛,他俩所生的两个男孩都不幸夭折,只留下两个女儿,1908年袁少娥又生了一个女孩,父亲及亲朋友人怕何叔衡绝后,联合起来劝他纳“二房”,以延续何家香火。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平常的事,但何叔衡坚决不答应,说女孩也一样是传代人,并以实际行动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发起挑战,他将刚出生的三女儿取名实嗣,意为何家的实际继承人。后来实在不愿太过违逆父亲延续何家香火的心愿,便将侄子何新九过继为子。这一点,何叔衡在这封信中向儿子作了明确说明:“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并且,他还向何新九进一步解释了过继他的3条缘由,既有何新九自身的身体原因,也有为何新九成家立业的考虑,还有对他侍母终老的期望。如此简明直接地向养子坦白自己的心迹,一方面反映了何叔衡坦坦荡荡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使何新九明白父亲的心意,拉近父子二人的关系。

何新九虽然是何叔衡遵从父命过继来的养子,但是何叔衡对他的教育却很耐心、细致,认真负责。信中给何新九交代的10件事情,看似很琐碎,但都是日常生活中做人做事的方法和原则。第一,做事要未雨绸缪,为长远打算。何叔衡在信中嘱咐新九的“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打长要喂一个猪”等,都是为较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做准备的,以备不时之需。第二,反对一切封建迷信。何叔衡要求何新九在家里废除包括敬祖在内的“看相、算命、求神、问卦及一切用香烛钱纸的事”,这与他一贯地反对封建礼教、倡导新文化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三,真诚地对待亲戚朋友。何叔衡教导儿子对亲戚朋友,“绝对不要作虚伪的应酬”,而是在亲戚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疾病死亡、非难横祸”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要做雪中送炭的人,而不是虚与委蛇的人。第四,敢于去做,敢于去尝试。何叔衡鼓励儿子,“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就要勇敢地去做,去尝试,不要“延挨”“畏难”。第五,要坚强地面对生活。何叔衡告诫儿子“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因为这样是毫无意义的,是懦弱的表现。第六,多向长辈学习,孝顺长辈。何叔衡教导儿子向经验丰富的长辈学习“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种、畜牧、事母、教子诸法”,同时要孝顺长辈,为长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七,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何叔衡嘱咐儿子平时要“学算、写字、看书、打拳、打鸟枪、吹笛、扯琴、唱歌”,从学习文化知识、加强身体锻炼和陶冶艺术情操等方面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尽管何叔衡说“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情罢了”,但实际上这些“可做的事情”却蕴含着“高深的理论”。

此信虽然是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何叔衡对妻子袁少娥的关心和爱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何叔衡也常惦记着家中辛勤劳动的贤妻,并设身处地地为她考虑,包括过继何新九,也是因为他“只能过乡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亲终老”。何叔衡的3个女儿,除了长女何实懿嫁在当地的一户普通农家,二女儿何实山和三女儿何实嗣都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在充满白色恐怖的年代,父女三人随时可能为革命献出生命。长期在外无法陪伴妻子,反而还让妻子时常担心自己和女儿们的安危,何叔衡心里充满了歉疚。他还曾经写信向妻子表示说:“我是要永远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啊!……我要问您,假使我遭了危险,您还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您答复我。”所以,他对妻子的挂念,“并非怕她饿死、冻死、惨死,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怜悯,只知泣涕”。尽管有长女可以时常回家探望母亲,但他还希望儿子何新九也能够给母亲多一点关心和陪伴,从精神上慰借母亲。他多么体谅妻子啊!难怪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同时,在何叔衡心里,妻子并不是一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而是一个贴心人。在信的最后,他交代儿子,让妻子请别人代笔给自己写几句话来,讲一些零碎的事,还特别说明妻子的口气,他是认得的。浓浓的爱意跃然纸上,伉俪情深,读之令人动容。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宁乡杓子冲老家的日子日见艰难,农事全靠何新九支撑着。由于何叔衡父女三人长期在外闹革命,家里人不仅要忍受生活的艰难,还要忍受地方反动落后豪绅们的迫害、歧视和一些人的白眼。最重要的是,袁少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何叔衡父女的安全,但又无法劝他们放弃革命工作回家来,因为她明白丈夫的心志,“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

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省立第一师范),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校校长陈夙荒问他:“你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干什么?”他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从此,何叔衡远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革命天地。

一师毕业后,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回到家乡去教书。何叔衡认为,现在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要改变这个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于是,他选择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衡办事,可当大局”。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一大后,毛、何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党组织。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何叔衡在宁乡听到消息,不仅没有畏缩躲避,反而以赴汤蹈火的勇气,直奔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寻找党组织。旋即,自称“忘家客”的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莫斯科,后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为了革命需要,他刻苦学习,有时为了熟记一个俄语单词,要读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在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最终学通了俄语。1930年他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他又进入江西瑞金,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后因他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死刑,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

1934年秋红军长征,未带何叔衡这位年近花甲的建党元老随队,留他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何叔衡心里虽失望和难过,但仍然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每日拄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早出晚归。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去闽西,再经广东、香港去上海从事白区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邓子恢等。他们一行于2月24日到达福建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被敌匪发觉包围。为了不拖累部队,他纵身跳下悬崖,身负重伤,躺倒在山下的一块水田里,被两个匪兵发现,以为他已身死,在搜他身时,何叔衡奋力反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在家书中说:“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这充满豪情壮志、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何叔衡留给后人的,也成为何氏一门重要的家训。大女儿何实懿,虽然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沙田,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继承了父亲的秉性,甘为革命充当后盾,尽心照顾母亲、爷爷,为这个革命家庭默默奉献了一生。1932年春夏之交,何实懿不慎感染风寒,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小山村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年仅29岁。二女儿何实山、三女儿何实嗣追随父亲参加革命,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何实山的第一任丈夫,时任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的夏尺冰由于叛徒告密而于1931年在长沙被捕,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7岁﹔何实嗣为倾注全力献身革命,将三儿子送进育婴堂,以后再也未能找回来,1937年又因环境险恶失去已满6岁的二儿子﹔何实山、何实嗣两人也曾被捕入狱,但都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坚定。接连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并未击垮何实山和何实嗣,她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积极做好革命工作,践行着父亲对她们的教诲:“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坚决和敌人斗,流血牺牲是难免的,不要庸庸碌碌地老死在病床上,而是为革命死在大马路上。”

儿子何新九及其后代都留在老家务农,曾孙何盛明、何光华等人都是憨厚淳朴的农民,何盛明这一辈的子女也大都已成年,虽然大部分进城务工,但身份还是杓子冲村的村民。何氏后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何叔衡的精神和教诲,始终坚持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踏实做人做事,保持勤勉的家风。(陈红)

时间:2016年10月14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含图片)原载于《湘潮》2016年第9期,系《湘潮》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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