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岐严氏宗祠，仓山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建，1988年重修。宗祠占地572平方米，坐东向西。

目录
建筑布局
人文历史

建筑布局

　　宗祠坐东向西，二进，依山而建，前后递升，两边设封火墙，内有门廊、屏门、前天井、前厅、后天井、后堂、边房等。前厅面阔三间，进深六间，用七柱，前廊后堂，穿斗式木结构，双坡顶。后天井铺石，后堂建于高台上，三开间，用五柱，双坡顶。

人文历史

严氏宗系
　　据《阳岐严氏宗系略记》载，严氏先祖严怀英自唐末随王审知入闽，就择居于侯官县辖之阳岐乡，是为阳岐严氏开基始祖。世世相绳，历宋、元、明、清数朝迄于今，代有人才，可谓世家矣！至二十七世严复。严复(1845-1921)字传初，号又陵，又号几道，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进入仕途后改名“复”，晚年号愈老人。严复生活在清末民国之交的时期，社会动荡，清庭腐败至衰亡，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都给了这位敏感的学人以巨大的冲击。他利用在国外所学到学说理论，开始从事大量的著述和翻译工作，力主“自由”、“平等”，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更鲜明喊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频繁见诸报端，1898年，他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极力宣扬“与天争胜”、“保种进化”，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之声。严复的翻译工作十分严谨，提出“信、达、雅”三个标准，至今译界视为圭璧，其所译之西方巨著，有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论》、穆勒塞的《名学》、《群已权界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等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里，不失为唤醒同胞，挽救国家、民族的积极之举，严复不愧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启蒙思想家”。
　　严氏而今外迁颇多，分布于祖国大陆各地，以及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现代较负声名的有严叔夏（严复子）、严倬云（辜振甫妻）及作家严停云（笔名：华严）等人。

严复生平

　　★清贫的家庭
　　严复，福建省侯官县阳歧乡人，1854年(咸丰四年)1月8日生。初名体乾，入马江船政学堂时，易名宗光，字又陵，后又字几道。父祖两代皆业中医，设医寓于福州南台苍霞洲。他的父亲振先给他启蒙教育，7岁时进私塾，9岁回乡在胞叔厚甫私塾读书，ll岁再至省垣，师事义序黄宗彝(少岩)。黄是个宿儒，著有《闽方言》一书，熟悉明东林掌故。他因平日求医，与严复的父亲成为好友。黄督课很严，所授不限于经书，但有抽大烟癖，严复日课毕后，常侍坐烟榻之侧，饱聆老师谈说宋、元、明学案及典籍，为尔后寻究学术打下基础。13岁时，黄少岩先生去世，病重时自荐其子孟修来家就馆。孟修幼承父学，此时已中了拔贡。教学未及一年，严复结了婚．接着父亲死了，家贫无力延师。
严复秉承父母之命与王家结亲。王家素慕其父振先先生的医术，遂以女配之。1868年春间完娶。同年6月，振先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振先先生国学造诣很深，幼从其父学医，富有临床经验，所以自他继承父业之后，声名鹊起，有“严半仙”之称。
　　当时南台岛一带乡人遇有疑难病症，无不踵门求医。据前一辈老人谈述，振先为人疏财宽厚，对于穷苦人家急症求诊的，从不计较报酬。他每天出诊各乡，途中须经过一座石桥，附近贫苦病人经常群集桥头，等着他的轿子到来，请求施诊，后竟成惯例。对于无力买药的入，他常常代付药费，有还就收，不还也不索讨。但他好赌博，时时进出赌场，由于赌术欠佳，有赌必输，结果弄得囊无余钱。
　　当时南台岛各乡人家有发生急症的，常常雇轿夤夜来请他，到他家找不着，只得将轿子抬到赌场。有时正遇他输得无法脱身之际，病家只好替他理清赌债，拥他上轿而去。
　　严复父亲死时，家里当尽卖光，还有余债，如何经办丧葬，确实难为了严家母子。他们在乡里没有一块田产，亲族中也没有谁肯借钱给他，幸好其父生前的病家，闻讯纷纷送些钱来，才解决了困难。当时好事者中还流传说，振先原是“医仙”，死后100天内那灵前的香灰，还可以治病。因此许多无知的乡民都来请香灰，照例送些香火费给遗属。
　　父亲死后，严复和母亲陈氏、妻子王氏以及两个妹妹因生活难以为继，只得摒挡一切，全家搬回阳歧乡居住。在上歧一处狭窄河边，有祖遗房屋一座，他们分得两间住下，由母亲和妻子替人家绣花缝纫，得些工钱来维持生活。两妹此时年仅十一二岁，其妻王氏也只有十四五岁。严复平生对幼年丧父的回忆，一直是饱含酸楚的。民国初年，他曾为周养庵(肇祥)的《篝灯纺织图》题了一首诗，诗的前半段是：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 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这是当时情况的写实。

 　　★进身海军界
　　严复一家搬回家乡居住还没有几个月，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学堂招生，考取者衣食住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还可以领到4两纹银的津贴。当时一般子弟以猎取功名为目标，多半不肯报名应试。严复以家境窘困，前往报考，他母亲和妻子也都认为这是一条出路。考生除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外，还须有个绅商出具保结。
　　严复出身平微，家庭与官商向无交往，只有他的胞叔厚甫是在乡举人，恰是“乡绅”身份，母子就去求他。不料这举人怕惹事，竟无情地予以拒绝。幸亏族中有个前辈给他们母子献个计，说厚甫是你们的胞叔，三代直系，祖宗相同，可蹒着他将三代名讳职业和厚甫本人功名经历照填保结，加上他一个私印呈送上去。若有对保查询，他是胞叔，怎敢当众否认。母子就按这个办法做了。
　　据说后来此事终被这位举人发觉，曾破口大骂，扬言要具禀退保。母子为此痛哭跪求，才告平息。入学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新蒙丧父之痛，作了一篇情文并茂的论文，得到沈葆桢的激赏，以第一名录取入学。入学后，他按月将4两纹银的津贴，以2两供应家庭，2两留着自用。他和家庭勉强过着清贫的生活。22岁时生长子璩(号伯玉)。
　　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马江船政学堂毕业，派在“建威”帆船任练习生，这一年我国船政局自制的“扬武”军舰下水，严复调到该舰练习，遍历国内及日本各重要口岸。
　　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学，先进抱士德学院，后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1879年学成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今之教务长)，以道员吴仲翔任总办(相当于校长)。按当时官场惯例，总教习之类官职须以具有府道资格者充任，严复当时官阶仅是都司，但负学校行政及教学的实际责任。
　　1889年，他报捐同知，经过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派为会办(相当于副校长)，第二年提升为总办。
　　1892年又经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李鸿章对水师学堂期望甚殷，责成严复悉力整顿，事繁任重。但他总感仕途蹭蹬，心中郁郁不乐，准备着手介绍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照他向所主张的“信、达、雅”三个标准，从事译述工作。在此期间，他连续三次科场失败，后于1893年返闽，应光绪癸巳乡试，希望博得一第，变为科举出身。
　　正如他的长子伯玉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所述：“府君自游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守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但遗憾的是，第四次科场又失败了。前此，他失去夫人王氏，中年失偶，加以国事蜩螗，自己又怀才不遇，用心益苦，神力交瘁。
　　严复生前旅居在外，除乙酉、癸巳两次回乡应乡试外，一直奉母并携妻子(王氏死后，继娶江氏，又娶朱氏)住在天津。阳歧乡严氏族人过去读书的极少，多数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只有一两家开设小酒店或油盐店。
　　自严复任职天津后，弟侄辈由于他的关系，出外就学的才多了起来。庚子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严复全家由天津避难上海，那时随行的除了堂弟又甫外，还有族侄伯鋆、伯勋、家井、培南及阳歧同乡毛姓青年等。
　　伯鋆曾留美专攻数学，后任唐山大学数学系教授、山西盐务管理局局长、福建盐务管理局局长等职；伯勋后来加入同盟会，曾和汪精卫等人谋刺过清摄政王，北伐后在国民政府海军部任上校科长；家井在京津开设“一和洋行”，经营铁路枕木及五金、纸张等进口业，发过大财，后因北洋军阀失败被交通部拖欠大批款项无法收回而宣告破产；培南以数学见长，民国元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他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这些人大多是远族。他们随严复赴津时还都是青少年，均被安置在武城学堂肄业。
　　由于这些人互相援引，族人就学就业于京、津、沪各地以及海军和铁路的，不断增多起来。至于和严复年龄相若的弟兄，则被荐入海军舰艇工作。但他们都因幼年失学，识字无多，知识有限，只好做枪炮生或伙夫之类的杂役。阳歧乡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占地仅6分 (阳歧土地向以6分为单位，称为“一工”)。自耕农受到土地限制，生活极端贫困，一遇天灾人祸即无所措手足。由于严复及其同乡弟子的援引，离乡外出的人日多，由同族扩大到同乡，后来在外的人远较在乡的为多，有些人在外已历数代了。

 　　★治学严待人宽
　　严复治学严谨，每晚他以打牌为消遣，散局后，照例要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或写作，至午夜始息。1895年译成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此书原为授课之用，后公开行世。此书用进化论观点论述人类社会的演进，对当时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以后又有大量译述行世。
　　他对后辈的要求也很严格，无论读书写字，都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反对躺着读书，歪欹写字，衣服要洁净，用具要排列整齐。并常以“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来告诫后辈。他提倡按部就班地学习数学，认为数学不仅是研究自然科学不可缺少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数学，可以训练思想．使之条理化。
　　他曾说，学过数学的人，尽管后来全忘掉了，但因头脑已得到了训练，谈话、写作和推理时就不至颠倒紊乱。一次，他的三子叔夏写信向他陈述在福州的读书情况，说正在阅读《近思录》，并准备用七年时间读毕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云云。
　　他复信说：“甚好，但此书不是胡乱看得，非用过功夫人不知所言着落也。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尽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则大矣’(引《孟子》)，苟践此语，殆可独步中西，恐未必见诸事实耳。但细思之亦无甚难做，俗谚有云：‘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屠终有合尖之日。且此事必须三十以前为之，四十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几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吾儿果有此志，请今从中国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书而志，似不如由陈(《三国志》)而范(《后汉书》)，由班(《汉书》)而马(《史记》)。此顾虎头所谓倒啖蔗也。”(按：晋顾恺之字虎头。)
　　他认为无论从事哪一门学问，都要有真正的知识，反对出言无实，陈腔滥调。叔夏少时有一次评介某青年诗人的作品，说嫌其太滑。先生曾就此发挥说：“言其滑，固然。但请问诗如何然后为滑?夫滑者，徒唱虚腔而无作意之谓也。诗有真意便不为滑。使无真意，学东坡固滑，学山谷亦滑，江西派乃更多不耐恶调也。”
　　他晚年时，子女除叔夏留闽外，其余都在他身边，他和叔夏经常通信，要叔夏经常写家信，并答应他有信必复。叔夏写信署的日期，有时用公历，有时用旧历。
　　他就在回信中指出：“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信，用新则纯新，用旧则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旧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严复还经常告诫乡族子弟，不要游手好闲，不可作不务正业的惰民。
　　他对有力而懒惰的人如乞丐、流氓以及僧道之流，都视为“国之惰民”，决不施舍分文。而对于无告的孤寡，却深为怜恤。1919年我父亲去世(他生前由海军炮手升至长江南北岸炮台台长)，死时已欠饷多月，薪俸恤金都支领不到，索债临门，无法应付。
　　翌年，严复回闽终老，见到我时，老泪横流，当即写一信给福建督军李厚基，述说我家寡母孤儿处境之苦。李厚基之任福建督军，是由海军总长刘冠雄荐于袁世凯的，而严复是刘冠雄最尊敬的一位老师。李接信，立即派人将款送来，清了债务。此时他还两次查问我的课业，并亲自教我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和王勃的《滕王阁序》。
　　严复在家内颇能纳言。一天，他的一只专用饭碗(精美细致，可能是个古董)被仆人不小心打破了，他顿时发起火来，斥责仆人，唠叨不休。他的次女琴(当时才十五六岁)见状，反问他；“大大(子女对他的昵称)，天下有没有不破的磁器?”他顿时改容，不再说什么了。事后还着实夸奖这个女儿能“规父之过”。
　　他对孩子们所表现的某种率真的举动，也会采取谅解的态度。例如，一个冬天的晚上，他的四儿璇(16岁)晚饭后踱进父亲书房，见案上放着一函《金瓶梅》(明版，共有三函)，便倚案看了几页，心里有些不自在，暗想：这莫不是坏书，父亲为什么看它?便一声不响地把书扔进房内取暖的煤炉里。
　　先生在外屋(正在叉麻将)发现有烟雾漫出，便向房里喊话，但不见回应(严璇已一声不响地溜走了)。我在北京读书时，发现先生放在书橱中的《金瓶梅》只剩了两函，一直不解短缺一函的原因，至后来严璇自国外回来对我说了上述的这件事，我始明白。严璇说父亲对此事后来并未追问责备。

 　　★晚年思想倒退
　　严复晚年思想开了倒车，列名“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来送严璇去唐山大学肄业，时值五四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他却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的主张。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曾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他主张婚姻要遵古制，认为婚姻的目的，主要在于“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故必须承父母之命”。他对自己子女婚姻也按此办理，致使长子璩(伯玉)和三子琥(叔夏)都因包办婚姻而受到终身痛苦。其他子女都在严复死后才结婚，次女华严因信仰天主教进了修道院。
　　严复早年相信“人定胜天”的道理，但对宗教、鬼神、命相、卜筮等事，却半信半疑，态度暧昧。从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佛教所持的观念。他写道：“无惧真为宝，非兹不得生。禅门讲座下，所得尽平平。国破犹能战，家亡尚力耕。升天成佛者，皆是有牺牲。”
　　一次，伯玉为亡母王夫人忌日在北京法源寺设奠做道场，其弟严璇、严玷不肯接受和尚的使唤，不愿行跪拜礼，还说了一些牢骚话(受五四运动影响，反对封建迷信)。伯玉心中不快，写信到上海告诉他的父亲。
　　严复即去信给璇、玷两子，大意说：凡事在还不能证其必有、也未能断其必无的时候，只能取存疑态度，不应简单地给予否定或肯定。做道场失礼，说明你们无知。信中最后说，此类事须“均衡判断”，“之所以难能可贵者在此”。
　　我还听家人说，庚子义和团事起的那年，严复由天津逃出，避地上海，他的次子献于途中染病，由跟随的人轮流抱着逃难，奄奄一息，杯水难寻，在极度慌困的时候，严复时而喃喃念佛，时而向菩萨许愿，时而又静默祈祷上帝保佑。严复究竟崇奉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只是在无可奈何之际找个精神安慰罢了。
　　他有个族弟彬亭，供职于海军界，以占卜著名。彬亭身故之后，严复在给三子叔夏的信中感叹道“从此无起课最灵人矣”。他63岁添孙，闻讯喜不能寐，立即悬灯燃烛，焚香拜祖。类似举动，不一而足。
　　1917年6月1日，天空有一颗新星出现于牛女之间，光芒焕发，过于一等星。他明明懂得“自晚近星学家言之，固若无与于人事”，可是接着又说，“而其所可异者，独见于此时而已”，并吟出“可是耶和(指上帝)欲现形”的句子来。

　　★怀恋阳歧故乡
　　严复对故乡极为留恋，他到66岁才得重返故乡。在此之前，他曾有《怀阳歧》一诗，表达了他对家乡景物的怀念。这首诗是：“不返阳歧廿载强，李垞依旧挂斜阳。鹅头山好浮佳气，碕角风徵簇野航。水鸟飞来还径去，黄梅香远最难忘。何从更作莼鲈语，东海如今已种桑。”他居北京时，还有“长安作客垂十年，梦想阳歧山一逻”的诗句。
　　他和王夫人的墓，就选择在鹅头山。这块墓地是其长子伯玉在清朝任福建财政正监理官时为父母卜择的“牛眠”之地。伯玉亲自监督营建了这块墓地工程，到1912年底才将他母亲的灵柩安葬在这里。严复因事未得回闽，亲自写了“清严几道先生寿域”一块墓碑，直到他回福州，才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圹。
　　王氏葬后，先生就想回家看墓，尤以“洪宪”失败，因有声名之累，居常抑郁寡欢。1916年除夕，寄陈石遗一首诗有“乡思如潮不可缄”的句子。他回福州后，经常居乡，住在我家。居乡时经常拄杖在桔林河边散步，和父老们谈家常，讲农事。乡人求字，有求必应。当时阳歧有一家“福记”杂货店，因为先生在乡，竞由福州采办一批宣纸回乡应市，一时传为佳话。
　　在阳歧乡，他徇乡人请求，倡议重建“尚书祖庙”，庙祀南宋参政陈文龙(南宋殉国忠臣，宋史有传)。他为建庙捐了1000元。督军李厚基以和他的关系，也捐了3000元，严复并为该庙撰写了许多楹联。庙门横额“尚书祖庙”四个大字，是他亲题的。倡建新庙的本意，只是鉴于阳歧乡地少人多，群众生活困难，通过营建庙宇工程和以后赛神演戏等事，可为本乡群众增加一些收入而已。这个庙里的神，是南台岛渔民最迷信的偶像，每年各乡渔民都要来阳歧祖庙进香祈福。
　　严复于1921年逝世，时年67岁，诸子均未在侧，仅次女华严随侍。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敦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已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严复的墓志铭，为其挚友陈宝琛所撰。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胡适之曾和我说过：“以几道先生在近代学术文化上的贡献，绝非清代遗老如陈宝琛辈所能窥测想象。伯玉以墓志铭之作，委诸陈老先生，殊不可解。”解放后，严复的鹅头山坟墓，经人民政府出资修葺一新，列为国家文物，予以保管，传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