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古代名人】“奸相”严嵩质疑
- 中华严氏网 2014年4月10日 村学究
导语：笔者茶余饭后每每与朋友谈及姓氏历史文化名人的话题，总想躲避某个严姓历史名人，但不言及又如鲠在喉，而朋友聊着聊着则大都会提及到这个人，他就是严嵩。相信很多严姓的宗亲，也有过我相类似的尴尬经历，大家会发问：为什么这么出名的严姓大人物偏偏就带着“奸”的色彩？在这里，我给大家村学究先生的一篇好文《“奸相”严嵩质疑》，对严嵩所谓的“奸”提出质疑，为其“拨乱反正”。以下为正文：
嘉靖朝是朱明王朝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因此,研究明史不可不研究嘉靖朝。
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因此，研究嘉靖朝不能不研究严嵩。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传列于<<明史·奸臣>>中。而“奸臣”条下有“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生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之语。这便是对“奸臣传”传主们的判词，分宜不幸，落入彀中。然检读记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严嵩不应列入“奸臣传”。奈何众口铄金，己成定谳。一代名相严嵩究是奸相、贤相亦或庸相，实在是应该重新认识的。
一、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洪武十七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大学士制，秩正五品（六部尚书正二品），侍从左右，只备顾问，“不得平章军国事”（《春明梦余录·内阁》）。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朱棣是遵祖制，未授予内阁以丞相之权责的。因此，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不过是代笔之人、制诰之官而已。“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太祖实录》卷110）有明一代，还不曾有哪一朝天子违背过明太祖的这一政治设计的。《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又称“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威柄下移、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亦有相类记载，称其“晚年留意玄理，筑斋宫于西内居之，乃宸衷惕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意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醮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又如《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八》载，嘉靖十八年时，世宗南幸承天府，在卫辉行宫住宿时不慎夜起大火，侍卫官陆炳从火中背负世宗而出，于是世宗对陆炳信任有加，当即授都指挥使，继擢升至锦衣都督。陆炳不过一介武夫，凭借世宗对他的宠信，竟能“独其阴操吏、兵二部，每文武大选，岳牧进退，时时与之。而给事、御史、翰林、吏部多有出其门下者。”严嵩倒台之后，也未见清理出多少严党，王世贞的上述记载，恰恰是对严嵩所谓“私擅爵赏”再好不过的注脚。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分宜为密戚，会吏部尚书缺，当推补。严欲欧阳得之，┅┅遂推必进居首，上果大怒，掷之于地。”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二、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又曰：“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这说明在世宗这种极端的皇权专制之下，有操守的臣工是很难跟进的。《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的潜台词无异于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这就是说，皇帝刚愎自用，臣下难以有所作为，甚至背了黑锅，也不能诉之于人。从以上情节来看，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严嵩对世宗的谀媚又是善始善终的，不像世宗的末任首辅徐阶，徐在世宗生前力赞玄修，而世宗死后尸骨未寒，在其代拟的遗诏中，对世宗崇道修玄大加批判。当时朝臣对徐阶的前后不一、大耍政治手腕多有指斥；大学士郭朴甚而说“徐公谤先帝，可斩也。”从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认识到严嵩性格的另一面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 明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是颇善严嵩的。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污秽不堪，本无所谓忠奸；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三、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何谓 “忠良”，其实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不确定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将中国人的思维按“价值二元”的文化取向训练，使得一些中国人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往往会扭曲事实，令历史失真。所谓严嵩“屠害忠良”，正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结下的令国人至今还在咀嚼的一枚历史的苦涩之果！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如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嘉靖二十九年北虏逼近京师，“致书乞贡。”世宗令廷臣议，沈炼附议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事后严嵩劝世蕃不要与沈炼往来，说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详文本传中有载。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思想者”或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借口杀之，时年三十六岁。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
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戍（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狂傲、不安份、意气用事等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
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忘身许国，不回不挠，使满世间脂韦淟涊全躯保禄之士，闻风缩颈，羞愧不暇。执事之志则然，而才足济之。自丹阳奉晤，令人叹羡不己。然窃有少致爱助于执事者。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实则是一封规劝信，暗示杨的才识不足，很见诚挚。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详文见《明经世文编·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并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继盛为兵部高官，一不了解行政程序，枉控严嵩，二不理解帝王心态，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嘉靖三十四年，杨与张经、李天宠同处决西市，时年四十，令人惋惜。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之悖谬在于，一是还不甚了解世宗，二是时至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证支持。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夏言在嵩之前曾二度出任首辅，与严嵩在内阁共事。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有司报告世蕃“通赂遗，且代输户转纳钱谷，多所朘削。言知之，欲以上闻。嵩惧甚，挈世蕃诣言求哀。言称疾不出…..嵩父子愈恨之。”又，“言凡所拟旨，行意而巳，不复顾问嵩，嵩亦唯唯。虽斥逐其党，不敢救，心甚恨之。”知言、嵩间颇多龉龊。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纪事本末》称“明杀辅臣，始于夏言；明杀谏官，始于继盛。”知此为震动朝野的大事。《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至于出诸何种动机且置而不论，至少说明嵩没有必要置言于死地，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事载《明史》本传。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史料正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令严嵩身前身后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国民不仅认同了严嵩之“恶”，而且接受了“鉴识”忠、奸的认识论。
四、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朱元璋推翻元朝，驱蒙古于大漠，北方边患困扰明朝竟二百余年。蒙元北迁之后，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明史纪事本末· 故元遗兵》），这始终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朱元璋曾数次用兵，把蒙古兵驱赶至陕、甘、宁一线以北，但始终未能消灭北元的军事力量。几次征伐，损伤惨重，耗资甚巨。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不易，因而改变策略，以防御为主，在长城以北置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以阻蒙古南下。成祖继位后，曾五次御驾亲征，亦未摧毁其游牧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而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蒙汉关系，甚至有时关系异常紧张，以至后来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影响着蒙古人的生计。据《明史·鞑靼传》等载，蒙古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釜锅、衣帛等全赖边贸甚至掠夺供给，当时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其时蒙古首领俺答也说，“生齿日多”，因“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这对牧民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自孝宗时起，当时的蒙古首领达延汗就多次遣使求贡；至嘉靖十三年起，蒙古首领俺答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并保证“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世宗实录》卷251）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企图迫使明廷让步，以达通贡互市之目的。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戍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伏蒙密谕，中国屡被狄侵，不可不振，欲一大败其类。圣谕诚是也。今抱忠怀赤之臣，岂亦无此念！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且太上曰：‘佳兵不祥’之器；自古帝王治世，夷狄之患，亦不能无。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以戍守京城的军力变化为例，土木之变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明史·于谦传》）自此明朝守卫京城的军力损失惨重，因大伤元气而每况愈下。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盔太重”、“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试想，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十万精骑一击！这也是严嵩不让丁汝夔出兵迎战俺答的理由。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请诛贼臣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谚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沿海民众向以海上贸易维持生计，明初以降，实行“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严禁民众出海贸易，这无异于断绝其生计，也激化了社会矛盾，诱使民众（也包含豪强、官宦、商人等）铤而走险违禁从事海上贸易。《明史·职官志》：“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后为首辅）奏，倭寇起于市舶，遂撤浙江、福建二市舶司。”嘉靖朝倭患由是而滋。撤市舶司的后果是夏言辈始料不及的，如万历时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所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都御使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都御使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鉴于此，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死前曾悲叹曰：“纵天子不杀我，闽浙人亦必死我。”（《明史·朱纨传》）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顾江南当兵兴时，士享承平，人习豢养，因循玩愒，无肯为朝廷出气力者。以故师老兵疲，地方残创益甚。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事见“癸丑疏”（《赵提督奏疏》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偻平定后，如戚继光等调到边关重镇，成为抵御北虏的重要将领，而这些将领又多是主张解除海禁的。
五、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严嵩之贪在正史中颇多记载。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有一门官窥见其间发蓝金银美人高二尺五寸者，并金银溺器，狼籍桌下，皆云南之物，而远集于此。”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袁柚［木田］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舒卷无异细［糸由］绢，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比比可征。然仅贪污一项，是不足以论奸、忠的。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上籍没逆犯严世蕃江西家产数：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时间稍久，事情便更为明暸。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至今疮痍未起，哀怨未平。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尝有叛状而徒流毒江西一省之民。论者亦尝谓其时大臣未能为圣祖一言之者，臣等每窃恨之┅┅”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为此，他规劝神宗以前事为鉴：“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今人心愤恨，言常过当，而圣意所向，鲜克有持，万一复有世蕃往日之事，则其所得，当不及世蕃十分之一。若加搜索，恐贻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受害的不仅是严氏家族，而且株连江西一省无辜之民。这便是被《明史》称为“贤相”徐阶的“善政”。
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于慎行《谷山笔尘》卷4记之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
《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六、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少师当国日，江西士绅以生辰致贺。少师身长耸立，诸公侧身趋谒，高新郑拱旁睨而笑，少师问故，新郑曰：‘偶思韩昌黎斗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然待。是以失笑耳。’京师人称江西人曰‘鸡’，相与哄堂而散。”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诗文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亦算随和。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尹耕）字子莘，嘉靖壬辰进士。尝谓汉之患在外戚，唐之患在藩镇，而本朝则以备虏为急；当以有宋为殷鉴，盖痛乎其言之也。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是否意味着严嵩还有一种人格魅力呢？这是颇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严嵩并非恶人，又家有贤内助，能坏到何等地步？！
七、余 论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徐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先圣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吾辈读史，感慨良多。在极端专制王权之下遑论忠奸！是故读中国古史，大可不必以“史”来读，而以“文化”来读如何？以本文所论及的严嵩、徐阶二位名相，其文化的意味难道不比历史的意味更有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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