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祠堂记》是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名作之一。 约写于范仲淹出任睦州太守时期。文章短小精悍，仅二百多字。主题明确，议论充分，节奏明快，感情充沛。它虽不似作者自己写的《岳阳楼记》那样浩瀚雄浑，也不似刘禹锡的《陋室铭》那般纤巧明丽。但却以诚挚质朴的情愫，使人为之感动。作品中所写的严先生便是大名鼎鼎东汉名士严子陵，其亦为范仲淹所敬重，可见严子陵的品行之高影响至后世。

一、原文：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二、赏析：

   文章一开始交待出“先生，光武之故人也”。仅八个字，便把两个人物及他们间的关系简单明确地告诉读者。“相尚以道”仅仅四字，开宗明义，点明主题，并以此统领全篇，可谓惜墨如金之至。

  “道”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品格操守以及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长期为人们所称道和推崇。下面作者以鲜明的节奏，紧扣“相尚以道”的主题，分三层逐次展开论述。作者把严子陵与光武帝两两对照、相互映衬，在突出严子陵的同时，使“相尚以道”的主题得以深化。

   “及帝握赤符， 乘六龙， 得圣人之时， 臣妾亿兆， 天下孰加焉?”“既而动星象， 归江湖， 得圣人之清， 泥涂轩冕， 天下孰加焉?”两句问话， 道出严子陵、光武天下无人可比的两种性格： 光武是君临天下， 统治万民的一国之尊， 严子陵则是放浪不羁， 藐视权贵的一介寒儒。然而子陵之于光武能“以节高之”， 表现了自己不事权贵的高尚操守; 光武之于严子陵， 亦可“以礼下之”， 表现了一个开国之君礼贤下士的博大胸怀。这是他们“相尚以道”的具体体现。文章至此为本段的第一层。

   这里的两个反问句， 勾勒出了两个性格、地位迥异的人物形象。《后汉书·光武记》 中记载， 建武元年“光武先在长安时， 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 囚夷云集龙斗野， 囚七之际火为主。’”光武得符， 后果登帝位。其“乘六龙”，“臣妾亿兆”是何等宣赫。相传地上的要人在天上都有与之相应的星宿。据说， 严子陵与光武共卧， 子陵将脚放在光武腹上。次日， 太史奏有客星犯帝座甚急， 以为不祥， 光武却笑着说：“我不过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而已。”以后严子陵归隐江湖，“泥涂轩冕”， 这又是何等清高。“相尚以道”正是对他们二人关系的高度概括。

   下面作者以《易》上的爻辞， 为二人的交往找到理论依据， 对他们各自的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严子陵能在“众方有为”之际， 在众人奔走钻营的情况下，“而独‘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光武帝则能以“阳德方亨”的得意时刻， 不逞骄奢、虚怀若谷，“以贵下贱， 大得民也”。这对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来说， 实为难能可贵。此为第二层。

   在对事实和理论加以阐释之后， 作者直接发表议论“盖先生之心， 出乎日月之上; 光武之量， 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 微光武， 岂能遂先生之高哉?”两两对照， 犹如工整匀称的对仗句式， 音韵铿锵， 使二人“相尚以道”的关系在优美的文字之间得以升华。至此为本段的第三层。

逐层论述之后， 总论一句：“而使贪夫廉， 懦夫立， 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指出严子陵与光武帝的交谊对世人的教益和影响， 可以使贪者廉， 弱者强， 这是有很大教化作用的。

至此， 不仅将严先生的为人品格， 及他与光武“相尚以道”的交谊写足。同时， 所以“构堂而奠焉”的初衷也如水到渠成一般， 尽在其中。

   文章以歌颂严子陵人品的歌辞作结：“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作者把读者的视线， 从祠堂引向无限广大的天地之间。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飘于苍莽云山之间， 荡乎浩浩江水之上， 世代相传， 与高山流水长在。开阔的意境， 深远的旨趣， 隽智的文字， 使读者在怀念先生之风的同时， 产生无尽的联想。全文从介绍严子陵的身份起笔， 以赞颂子陵的高风亮节收束， 整个文章前后遥相呼应， 一气呵成， 气势不凡， 别有一番神韵。

   作品行文质朴，不事雕琢，犹如严先生拙朴的人品;文字明白晓畅，但并非枯燥无味，这又如严先生含蓄深沉的性格。外部形式与所表达的内容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

   范仲淹生活的北宋王朝，内忧外患日趋严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目标自警。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他于庆历年间主持变法，不久因保守派反对而失败;又因议论朝政，屡遭谪贬，一生郁郁不得志。这篇《严先生祠堂记》通过对严子陵、汉光武帝之间“相尚以道”的交谊的赞颂，表现了他对明君贤臣的清平政治的渴望，同时透出政治上失意之人的淡淡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