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在各方面都落后的“蛮夷之地”贵阳，也吹进了洋务运动之风，华氏家族在“自强”运动中兴起，引入以蒸气为动力的大型机器创办文通书局，这是近代工业在贵州的标志。
　　老贵阳人流传着“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的说法。华氏家族从经营川盐起家，又开办酒房树立了贵州茅台的世界名酒地位，并以百万巨富之身家和“振兴失业，以济民生”的抱负，接受西学和新思潮中的积极因素，在贫穷闭塞的贵州办实业、兴文教，对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寻访华家后人

　　本以为寻访华家的后人一定是件曲折的事。然而运气出奇的好，闲聊中得知，华家居住在贵阳最年长的一位后人华树人老先生，就与记者的一位朋友是邻居。

　　“华老先生已经86岁了，身体很硬朗。每天清晨从我们二楼走廊到一楼通道会传来刷刷刷的声音，那就是华公公在扫地，”这是朋友给华老的第一印象。

　　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华老家，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房子是1979年贵阳市政府专门分配给我们家的，”华老很响亮的介绍道。

　　华老正在看“新闻联播”，简朴而洁净的屋子里最显眼的是电视机上方墙上挂的一幅颇为艺术的人像。“这是我父亲华问渠的照片。当老师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有不少能干的学生，这幅照片就是我的学生——《贵州画报》的编辑室李必录给翻拍的。”华老在教育界教了33年的书，曾连续被选为贵阳市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华老说这是祖父华之鸿对子孙常说的一句话。所以在忠烈街9号三进厢房的“华宅”里，华老从小就没有大富人家孩子的骄纵，总是鸡鸣而起，到唐家的私塾去读书。

　　中学时华老为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骨子里要力争上游的血气所涌动，从家里拿了100块大洋，独自一人辗转从独山到柳州，经广东、香港，乘轮船到达上海。投奔当时在上海文化协会工作的表兄，并在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念完高中；在那儿上课是用英语，这使华老受益匪浅，为以后在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俄语和读大夏大学经济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如今，华老每天早上爬了东山之后，闲时就练毛笔，下围棋和看《英语学习》。

　　华老说他也曾参加过文通书局的出版工作，1946年他还只身到广州开办文通书局广州分局。1950年中央出版总署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就是他与父亲一同到北京参加的。

　　说到祖辈在两个世纪百余年间创下的伟业，华老说自己的感受是从外界而来的。因为去年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及贵州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华家在贵州近代史上的作用”学术研讨会，肯定了华家对贵州近代工业、教育、出版印刷、社会、慈善等事业作出的开拓性重大贡献。

　　华老说，听到这样有史为据的肯定，对华氏后代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目前华氏家族的后代和亲属很多都在欧洲、美洲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其中大都是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学土、硕士、博土，有的还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和专家，这是对华氏父辈教育“兴国”的最好呼应，华老说，一定要让他们为祖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作出贡献和发挥作用。

　　人——富甲三代

　　华联辉：出身于且耕且读之家。1862年举家从遵义迁到贵阳，经营盐业，十来年间就积累白银数万两，常赈济乡邻。1875—1908年，受四川总督丁宝桢的邀请协助改革盐政。

　　华之鸿：华联辉之子，14岁父亲去世即主管盐号永隆裕。使盐号所属铺面数百家，布满大半个贵州。清末民初，又创办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等多个企业，是华氏家族领军式人物。

　　华问渠：华之鸿之子，1931年接替父亲全面主管华氏商务，在火灾及人祸双重煎熬、负债累累的处境中，于废墟上重建文通书局、成义酒房，规模比以前更加扩大。

　　盐——发家财宝

　　“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盐具有重要的意义。华家的先辈于康熙年间来贵州经商，就是由贩盐致富的。

　　贵州缺盐，过去食用四川的盐，贫困的农家往往用线吊起一块拳头大的盐块，吃饭时把这块盐很快地往辣椒水中一蘸，就算用盐调过味了。如果有人把盐块在蘸水中多放了一会，就会被骂斥：“你打死盐巴客了吧！”

　　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丁为贵州人，深知川盐运销的弊病，决心改革盐政，特聘请华联辉任盐法道总文案，协助推行“官运商销”新盐法。当时盐政的情况是：“私枭横行，破坏盐法；奸商暴利，贪官中饱；以致盐价猛涨，斗米斤盐，贫困农民常年淡食，苦不堪言。”华联辉主张扫除旧法，在泸州设盐务总局，在产盐地区设置厂局以收购食盐，又在一些地区分设岸局等机构，把食盐有序地销往贵州、云南和湖北。新法畅行后，“商无私估，官无外取，引无留滞，课无责逋，利归公家，而市无腾踊之患”。

　　华氏家族从贩盐起家，后又参与改革盐政，推行新法，而且经营盐业有方，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为此后发展“华茅”、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等新式民族工商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盐”在华氏家族的兴起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教——教育救国

　　清朝末年，欧风东渐，有识之士意识到：科教不发达会处处受制于西方列强，主张“教育救国”。华家最先接受新思潮的熏陶，在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1905年起，华之鸿积极捐资，参与创办多所学校。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优极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贵州公学分校、遵义中学堂、团溪两等小学堂等等。华问渠也出资参与兴办了私立毅成中学。

　　贵州省公立中学堂校舍（即现在的贵阳一中）修建时，华之鸿“亲往督工、晨出暮归，无间寒暑，逾年校舍落成。崇宏壮丽、为全省冠。”而且，华之鸿还担任省公立中学堂和宪群学堂监督（校长）多年，直接参与办学。

　　这些学校使成千上万的学子受益，不少人成为贵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坚力量。

　　钱——天地公物

　　华家以钱多而著名，清末民初时人称“华百万”。据粗略估计，华家投资办厂，捐银赈济，捐资助学，助饱以及被当时的政府和军队索要和借用合计超过二三百万两，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当在亿元以上，的确是当时贵州省最富有的民族工商业者。

　　华氏家族的著名人物，不仅长于聚财，而且善于理财，华联辉、华国英兄弟经营盐业，办理业务、筹资赈济等，过手的钱财无数，然而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清楚明白，华联辉的儿子华之鸿更留心财务，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经济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华之鸿担任贵州商会会长，民国初年，又任贵州省财政部长，财政司长和贵州省银行总理等职务，主持当时贵州省的理财工作，掌握财政、金融命脉。

　　华家非常有钱，但却并不乱花钱。例如，华之鸿就自奉俭朴，烟赌不沾，对饮食也不讲究，他曾说：“钱财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祸福当善自选择”，有人评价说：“华家的祖孙三代，虽处丰裕，而寒素家风，自安淡泊，于时俗声色玩好皆一无所染”。

　　酒——国酒源流

　　“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清代著名诗人郑珍的诗句让我们知道，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贵州茅台已是人们公认的名酒。

　　据《贵阳文史》等资料记载，传说中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因“一掷”而“酒香四溢”一举摘取金奖成为酒中之冠的，正是当时华家“成义酒房”和王家“荣和烧房”酿制的茅台老窖。

　　华联辉创办“成义酒房”时，正值1854年贵州黄、白号武装起义的农民战争之后，这次战争遍及全省，延时10多年，茅台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基本上被毁掉了，茅酒的生产也中断。

　　华联辉为什么会在当时到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的废墟中建立酒房呢？据华问渠在世时口述的资料记载，当时华联辉的祖母彭氏在一次闲谈中，回忆起年轻时曾喝过茅台的酒，觉得味道很好，很想再尝尝这种酒，就令华联辉前去采购。华联辉到茅台，买下已夷为平地的酿酒作坊，找到旧时的酒师，在原址上建起作坊试行酿制。酿出的酒经彭氏品尝，确定这正是她年轻时喝过的酒，于是中断多年的茅酒生产就这样恢复了。

　　最初大约10年间华氏的酒仅供家庭饮用和馈赠、款待亲友。谁知亲友们交口称赞，纷纷要求按价退让，求酒者接踵而至，于是华联辉才决定将酒房扩建，正式对外营业，并将酒房定为“成义酒房”，酒名定为“回沙茅酒”。

　　随后，华氏祖孙着手对茅酒进行包装，将原先的陶罐装改成陶质筒形瓶装，成为茅酒的特有瓶形。还在商标中附印文字说明，打出在巴拿马获得世界名酒荣誉的字样和引用郑珍“酒冠黔人国”的诗句。一时茅酒声誉四起。

　　1937年抗战后，贵阳成为西南公路交通枢纽，被誉为“东方的日内瓦”，社会对茅酒的需求量大为增加，于是“赖茅”、“王茅”、“金茅”一一产生，但购买者还是以“华茅”为首选。

　　1944年，成义酒房被焚，华问渠迅速筹款扩建，使年产量由以前的9000斤增到4万斤。1951年，成义酒房由政府作价收买，与“赖茅”、“王茅”两家合并改为贵州茅台酒厂。

　　书——名流编审

　　到贵州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或者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翻阅古旧图书，你会发现它们绝大多数是贵阳文通书局印制的。这些书令我们获益颇丰，而这正是让文通书局的创办人在另一个世界里深感欣慰的。

　　“一艺一能皆可成绩可观，将来出其所学能获利以赡身家，不求于人而足以自立”“黔之富强将以诸生为嚆矢”。一百多年前华之鸿为创办文通书局对徒生作《训词》时曾这样告诫。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贵州的史学研究家们对当时文通书局的评价是：它是贵州近代工业的典型代表，是清末民初集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等方面全盘使用资本主义模式而卓有成效的贵州地方唯一一家使用动力的企业。

　　华之鸿开办文通书局的初衷是：“贵州地瘠民贫，交通阻塞，新知识的传播旷日持久，若放任自然，那么贵州文化将永远落后于全国之后。”1908年（光绪34年），华之鸿派遵义人田庆霖远赴日本购置机器，并带人前往学习。当时购买的机器、材料、纸张等，由日本经上海，由长江溯流轮运到重庆，之后人抬马驮运到贵阳，前期工作3年之久。到1911年书局开工，完全采用先进的铅印、石印、彩印全套机器生产，招收工人百多人，是当时西南最大的印刷厂。能印刷书籍、报纸、杂志、标语、五彩式挂图、商标、广告、名片、信笺等。

　　为了满足书局的用纸，1914年（民国三年）起，华之鸿投资银60万元，几经周折派人到日本购买造纸机器，学习造纸技术，1919年在贵阳创办了第二个大企业永丰抄纸厂。所造纸张品质优良，可与舶来品媲美，所以远销川、滇、湘、桂等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出版单位迁来西南，出版印刷行业竞争空前剧烈。继承父业的华问渠在许多专家、学者、作家、教授云集贵阳之际，迅速设立新的机构——编辑所，使文通成为集编辑、出版社、发行为一体的完整出版体系。

　　文通编辑所领导都是特聘颇有声望的学者名流担任，如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历史学家顾颉刚、历史学家白寿彝，著名诗人臧克家。又聘请了竺可桢、茅以升、冯友兰、张奚若、王伯群、任可澄等112位专家、教授、名流为编审委员，产生了强烈的名人效应。

　　在这一时期，文通出版各类图书400多种，发行遍及全国。同时，又争得国定中小学课本的印刷发行权，从而跻身全国七家大书局之列。文通的分局在遵义、重庆、成都、昆明、长沙、广州、苏州、上海等地先后设立。编印的茅盾《近代短篇小说选》、穆木天译《巴尔扎克全集》、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朱厚焜译《文苑外史》等书畅销全国。

　　文通书局1952年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1938年，永丰抄纸厂改为西南造纸厂，贵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该厂，后改组为贵阳造纸厂。

相关链接

　　华家阁楼：位于贵阳东门电台接的华家阁楼是1924年华之鸿出资修建的一座仿古式佛楼建筑，高20多米，共5层，楼内曾塑铸钟，藏经楼内还藏有佛教经典著作“极沙大藏经”，并曾有名僧在此当住持。

　　据华树人老先生说，建造华家阁楼曾有不少趣事。一是当时特别聘请四川的木工严师傅，修建前他也不绘图，而是随手制成高1米左右的阁楼模型，照此建成的阁楼挺拔秀丽，被誉为贵阳的奇观美景。

　　铸钟时还曾令旁观的人们大惊失色。因为第一次铸钟失败，第二次又请了高明的钟匠，当铁水浇铸完时，钟匠赤足到钟的顶部，将通红的铁水夷平，让大家很为他的赤脚担心。铸好的钟约2米高，上面刻有“心经”全文。

　　文革期间，楼内的大钟以及“极沙大藏经”都被焚毁。

　　华家山：贵阳西部罗汉营附近有一座华家山。过去山上曾大树成林，古木参天，南面山下祠堂后还有一株近百年的大桂花树，开花时满树金黄。而到杨梅成熟季节则遍山皆红，成为当时贵阳观花游览的胜地。

　　华家山是1917年华之鸿购买的祖茔山地，各种林木也是他出资逐年种植的，抗战时期，日机几次轰炸贵阳，一有警报，市民就前往山上躲避空袭。华家山还成为一些进步地下组织的联络开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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