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中前期出现第一个画派—浙派开始，在江南地区先后产生了一系列在一定时间内具有巨大影响的地方性画派。这些画派基本上都出现在当时的经济发达地区，吴派如此，松江派如此，新安派、虞山派、娄东派、常州派、金陵派也莫不如此。明清时期的扬州，濒海临江，兼盐米桑麻之利，得水陆交通之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吸引了大批客商，尤其是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这些富商巨贾一方面带来了扬州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扬州的文化发达，因而在清代中前期，扬州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繁荣的大都会。“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大戏剧家孔尚任的诗句是对17、18世纪扬州的最恰当描写。
　　当时在扬州的两淮盐商，主要是明清两大商业势力晋商和徽商。尤其是徽商，从明代中叶来到扬州以后，对扬州的繁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既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文化艺术发展的主要影响力量和赞助人。徽商“亦贾、亦儒、亦政”的生存方式，对清代中前期扬州的文化艺术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扬州八怪”就是在这个“亦商亦儒”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他们反对“四王、吴、恽”的所谓正统画风，继承并发展石涛、八大山人等的风格和思想，勇于反叛，大胆创新，在死气沉沉的清代画坛上带来一股生气，对整个中国绘画史来说，也起了推陈出新、承前启后的作用。当时及后来被称为“扬州画派”的画家有15人，除陈撰(1678～1758)外，华岩是其中年龄最长，也是影响较大的一位。
　　家在上杭白沙村
　　华岩，原名德嵩，字秋岳，福建上杭白沙村人。因上杭在晋代称为新罗，故华岩在流寓他乡之后，为了“不忘桑梓之乡”(清·华时中记《新罗山人〈离垢集〉卷后》)，自号新罗山人，又因华家世代布衣，所以又号布衣生。
　　关于华岩的生年，历来研究者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如《辞海》、《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宋元明清画家年表》、《扬州八怪年表》以及《华岩研究》等，皆持此说。其依据主要是《离垢集》卷五的诗题：“辛未(1751年)余年七十仍客广陵员氏之渊雅堂，艾林以芹酒为寿，因赋是诗。”二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日人川上泾在华岩的《秋声赋意图》中持此说，根据是《离垢集》卷三中的诗题“癸亥(1743年)十月七日过故友员果堂墓，感其生平，交悲以成诗”及诗句“一黄土依林莽，六十衰翁礼故人”和诗下注“是日余六十贱辰”；川上泾按照西历的算法，癸亥为1743年，从此年上推60年，即为1683年。三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如《中国美术辞典》、《历代人物生卒年表》、《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其依据也是“是日余六十贱辰”，是按照中国的年龄计算方法，即中国人常说的虚岁，比实际年龄多算一岁；吴湖帆在跋华岩的《山水册》十六帧(现藏无锡市博物馆)时也称：“作于乾隆六年辛酉(1741年)，时五十八岁”。细看三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可置而不论。第一种以“辛未余年七十……”为据，研究华岩的专家薛永年先生在《华岩研究》、《华岩年谱》等著述中皆持此说，并佐以《天山积雪图》款“乙亥春……时年七十有四”、《听松图》款“丙子夏……时年七十有五”和《海棠禽兔图》款“丙子春……时年七十有五”等作品年款，断定为1682年。但正如薛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有增减岁数的习俗，因为民间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所以增损年龄一般是70岁以后的事，白石老人等都有此做法，由此可见，以70以后的年款作为推算年龄的依据，是不太可信的。倒是“癸亥十月七日……悲以成诗”中有“六十衰翁礼故人”句和“是日余六十贱辰”的下注，既有月、日，又有年龄，诗句和注脚相互证实，可见是严肃的；60岁(实年59岁)年纪虽不算小，但也没到需要在“阎王”面前隐瞒的时候，所以笔者认为，以乾隆癸亥(1743年)上推59年即1684年为华岩生年，是比较恰当的。吴湖帆题跋虽不知依据何在，但必有其缘由，也可作为佐证。
　　据《闽汀华氏族谱》，华岩祖父名国兰，字庭修，配周氏；生子三人，长子常五，次子亨五，三子丁五。常五即华岩之父，配邱氏；生子三人，东升、岩、德丰。在白沙村华家是比较贫寒的，叔父丁五、长兄东升都为生计而远离故里，到江浙一带谋生。
　　华岩的家乡上杭,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耕地少而山地多。山上盛产毛竹，当地山民多以造纸为生，故上杭的造纸业很兴盛。土法造纸业又始于白沙村，华家亭附近“峰回岫复，水秀山明”(《闽汀华氏族谱·华家亭记》)，到处生长毛竹，为生产粗纸的作坊提供了充足而优质的原料。富户可藉此生财，贫家也赖以维持生计。华岩之父常五便是以土法造纸为业的。
　　家贫弃学习丹青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人生价值观。华岩的父母也希望儿子长大后能通过科举考试而光宗耀祖，改变家族的境遇。据《闽汀华氏族谱》记载，华岩童年时代“性灵慧，当就傅时，即矢口成声，涉笔生趣”。能“成声”、“涉笔”，可见华岩是接受过启蒙教育的。至今在他的故乡还有不少关于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传闻，说他在五六岁时，父亲就带他到离家四里远的麻姑岭手工造纸作坊帮助挟纸角、背纸，空闲时就到麻姑岭玩耍。麻姑岭的景色非常优美，飘渺的云雾，淙淙的溪流，还有翠竹苍松、花香鸟语。这些自然美景，激起了少年华岩描绘它们的冲动，他常用树枝在地上画山、画水、画树、画竹、画花、画鸟，后来又用笔在烤纸的墙壁上画，将墙壁涂得黑黑的，致使父亲无法烤纸，便遭到父亲的责打。在惩罚过华岩之后，父亲又开始考虑儿子的前途了：在当时，专门从事绘画的画工的社会地位很低，不比读书做官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如果让华岩这样涂墙地画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儿子读书。①以华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自家延请塾师坐馆，所以华岩就读的应该是族学或村塾。
　　贫寒的家境和过人的天资，使华岩从小就有出人头地的远大抱负，立志要“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所以他刻苦勤奋，读书之外还学习骑马、射箭。后来他在《题画马》一诗里写道：“少年好骑射，意气自飞扬”(载《离垢集》卷一)，怀念少年时代的这段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并没有伴随华岩的整个少年时代，窘困的家庭终于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失学后的华岩，曾在造纸作坊为工。贫困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没有消磨华岩的志气，反而更坚定了他改变命运的决心。在务工之余，继续读书、练习骑射，又游览家乡的山山水水，并自称“岩穴之士”。
　　①据赖其昌、阎建红：《华岩青少年时期的传说》，载《闽西文丛》，1982.4。
　　在失学后，华岩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向民间画师学习绘画。据华家亭一带的民间传说，少年华岩曾在家乡的阴桥路亭里画了一头牛，因技法尚不成熟，故而比例略显不当，把牛肚子画大了，恰好被两个路过的画师看到，指出其不足；华岩听后，略加思索，在牛的侧面画了一棵大树，似牛正倚树蹭痒，这样牛肚偏大的毛病就被掩盖了。两位画师见后，对华岩的天资和灵气深为赏识，便收他为徒，授以画艺。这段故事虽未见于文献，但华岩绘画的启蒙老师是民间画工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华家亭至今传说华岩在二十岁左右,族中重修华氏宗祠，他未经族人许可即绘就宗祠正厅的四铺壁画，因此遭到族中富户的反对。可见华岩此时画艺已经相当不错，否则没有擅自作画的胆量和信心；而遭到族人的反对，也说明他的画技并非师出名门，应该是得自不太有名的民间画师的传授。
　　关于华岩画壁的故事，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沙村集资修建文昌阁(遗址在今华家村文峰山下)，富户豪绅向各家摊粮派款，并请了数位当地有名的画师来为新阁绘制壁画。华岩自度能完成壁画的绘制，同时也可为乡亲们减轻点负担，就主动提出承担此一工作。乡亲们对此表示赞同，而富豪们根本看不起华岩，非但拒绝了这一建议，还将他羞辱了一顿。从小心气很高的华岩很气愤，在一天夜晚偷偷进入文昌阁，用木炭条画成四幅壁画，画完后就躲出村外。后来听说村里豪绅要将他捉拿送官，不得不离开家乡。
　　离乡背井游江浙
　　由于华家亭地处闽西南山区，交通闭塞，经济发展较落后，所以从康熙年间开始，这里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的境地，陆续北上苏杭，以贩运纸料为业。华岩的叔父丁五、长兄东升就先后远离故里，到了苏州、杭州一带，他们的谋生之路对华岩后来的人生旅途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华岩离家后，辗转经过大池、龙岩、漳平、龙游、南平、建瓯、浦城等地，一路卖画、乞讨，最后来到杭州，这一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杭州地处钱塘江入海口，濒临杭州湾，背倚杭嘉湖平原，自古兼鱼盐桑粮之利，经济、文化发达；自五代钱建立吴越开始，杭州就成为南方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11世纪南宋建都之后，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更显重要。元明清三代杭州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具备了良好的艺术氛围和文化市场。南宋院体画风给这里的绘画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明代浙派绘画开创了艺术市场化的先河，对整个明清两代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画家靠卖画为生，自此形成风气。华岩到杭州后，便以卖画维持生计，而且终生以画为业。
　　杭州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使华岩大开眼界，也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实现出人头地的人生理想，华岩“学书学剑”，但是，独自背井离乡的他，人地两生，而先行来杭经商的叔父、长兄也没有足够的实力供他读书应举(否则，他也不会在少年时代就失学，更不会漂泊他乡了)。窘迫的经济境况，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多年的梦想，只能靠卖画维持生活，成了一个职业画家。“踯躅于田，安得缗钱？知我者以为我长叹，不知我者吾将独往而谁攀?!”①“田”者，砚田也，是他赖以笔墨耕耘的本钱。这是他对当时自己穷困无助而不得不勉力于书画以求温饱的慨叹。
　　①见《离垢集》卷一《寒夜吟》。以下有关华岩的生平内容，凡引自《离垢集》者不再注明出处。
　　当然，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消磨华岩的志气，他勤奋地习文、作画。杭州有着深厚的书画传统，可供他广采博学。他聪明、好学，早年就“矢口成声，涉笔生趣”，加上有在家乡时从民间画师那里获得的基础知识，使他的文才、画艺都有了飞速的进步，因此得到当时杭州一些文化名人的赏识，而且成了终生的朋友。徐逢吉、蒋雪樵、吴石仓、厉鹗等，都是他在刚到杭州不久后结识的。
　　徐逢吉(1655～1740)，字紫山，家住西湖南屏山下清波门外湖滨，“乐贫著书，垂老不倦”，著有《摇鞭集》、《微笑集》、《黄雪山房诗集》等；华岩到达杭州的第一年，就与年长自己29岁的徐逢吉相识，成为忘年交；30年后，徐氏为华岩《离垢集》题词有云：“忆康熙癸未岁华君由闽来浙，余即与之友，迄今三十载。”蒋雪樵，名静山，厉鹗在《蒋雪樵诗序》中称其：“家居无他嗜好，喜读书为诗以自适。”吴石仓，名允嘉，字志上，厉鹗称之为“青山旧名士，白发老潜夫”，有《石甑山房集》、《吴越顺存集》行世，曾辑《武林耆旧集》等。厉鹗，字太鸿，号樊榭，幼贫力学，康熙五十年(1710年)中举，应博学鸿词科不第，在诗文、学术方面造诣精深，名闻于时，著有《辽史拾遗》、《樊榭山房集》和《南宋院画录》等。
　　华岩是如何与这些人物相识的，尚无史料可考，但相似的性格、相近的遭遇，是他们相交、相契的根本原因。厉鹗是一个命运坎坷、失意落泊的文人；徐、蒋、吴虽年长华岩不少，也都是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文化人；他们虽身处经济得到恢复、社会趋向繁荣的康熙盛世，但民族、社会、经济的矛盾依然很严重，所以他们“日适吟咏”，以诗文、书画为寄，与世无争，潜心著述，“老去尤能奋，著书无间日”(华岩题《吴石仓小像》诗)。谈道参禅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华岩称吴石仓“山人惟好道，自制芙蓉裳”；在与徐、吴一起登石笋峰赏秋时称：“愿借维摩榻，谈经坐小楼。”几位忘年交的朋友对华岩的生活、习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之后，他与出家人有了广泛的接触，经常到斑竹庵拜访雪松和尚，又赋诗寄赠紫金山道士，书短歌赠和炼师等，这对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风格影响至深。所以，在小他八岁的厉鹗心目中，华岩是一个淡泊高洁、超然出群的人物：
　　我爱秋岳(华岩字)子，萧寥烟鹤姿。
　　自开方溜室，高吟游仙诗。
　　云壁可一往，风泉无四时。
　　沧州画成趣，倘要故人知。①
　　①《樊榭山房集》卷六《题华秋岳画卷》。
　　读书鬻画居钱塘
　　其实，华岩并没有完全沉湎于佛道，少年时代的梦想在热衷功名的朋友的感染下，又死灰复燃了。他发愤读书，企望能在科举之路上做一番拼搏。徐逢吉在雍正九年(1731年)说他：“壮年苦读书，句多奇拔。近益好学，长歌短吟，无不入妙。”华岩不仅读书作诗，而且坚持少年时代习武的习惯，后来他有诗句回忆这一段时光：“昔当壮岁血性豪，学书学剑云可恃。”可见卖画只是他维持生计的手段，并非他的人生理想。他学书、学剑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当道者的重用，能藉此实现他的远大抱负。他的朋友厉鹗也有同样的人生理想，他出身和华岩一样贫寒，但也不甘寂寞，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几次应举，却一无所获，直至终老，最后客死天津友人家中。华岩读书、习武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生活理想——“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但命运不济，造化弄人，他还是得以书画作为安身立命的手段。
　　白居易、苏轼这两位大文豪曾在杭州为官，对杭州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这里留下了很好的文化氛围。南宋定都杭州更奠定了杭州在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南宋画院又给这里培育了深厚的艺术土壤。院体画风一经建立，就一直在发生影响，从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马和之到王绎，从戴进到蓝瑛、陈洪绶，雄强、清刚、劲爽的杭州绘画(浙派)保持了与潇洒、柔和、温润的苏州绘画(吴派)在风格上的区别，形成了中国绘画的两大风格体系。清代前期杭州仍然有良好的绘画气氛，略早于华岩的禹之鼎(1647～1716)，取法马和之的兰叶描(又称蚂蝗描)而成一代名家；陈洪绶的画风在杭州也有不少承继者，与华岩同时而稍早的杭州籍著名画家王树(1649～1731)便是其中之一；而从现藏无锡市博物馆的《爱鹤图轴》看，华岩似乎曾受王氏指点或影响。清初六家之一的恽寿平在抗清复明的梦想破灭之后，“抗志养亲，每至杭，必寓东园高云阁上，又尝自号东园生。”(《瓯香馆集·附集·附录》)后来华岩将自己的居所名为小东园，也以“东园生”为号，大概与此不无关系，又因为华岩一直喜欢恽的画风，曾经仿其笔意作过不少画。本来就有绘画天赋和一定基础的华岩，在这样的环境里，真可谓如鱼得水，因为这里除了有良好的氛围以外，更有大量的前人画迹可资摹习、借鉴，还有不少水平较高的画家可以趋前请教，并探讨、学习他们的画艺。在杭州，除了徐逢吉、吴石仓、厉鹗等诗文之友外，还有郑岱等画友。据《墨林今话》记载：“郑岱，字在东，号淡泉，又号端石山人，与秋岳友善。秋岳以逸胜，淡泉以能胜。”
　　得前人画迹的滋养，与同道的相互切磋，获前辈画家的指点，加上杭州优美的湖光山色，使华岩的画艺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早年从民间画师处习得的粗俗之气一扫而光。他的画不仅被称之为逸品，甚至有人认为可以与倪瓒比肩，厉鹗曾有诗赞曰：“华君墨戏今倪瓒，下笔烟云互凌乱。”在杭州住了三四年后，有了一定的名气，开始有人向他订购或专门请他作画，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应周念修之邀为之作肖像画《啖荔图卷》，即是明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曾在江西巡抚郎廷极家中观看倪瓒、王蒙合作的《竹石图》，可见由于绘画上的名气，华岩还结交了一些地方官员，得以出入官宦之门，这一方面可以观摩他们收藏的古代名画，另一方面也希望得一进身之阶，侍机步入仕途。
　　此时华岩大概就是以卖画为生，并且在维持生计之外还较宽裕，所以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前后，与蒋雪樵之女蒋妍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并生一子，但生后不久即夭亡。这对生活刚较安定的华岩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暂时摆脱丧子的悲痛，也为了探望近十年未见的老母亲(父亲在华岩离家后不久即病逝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华岩辞别妻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家乡封闭、落后的面貌没有任何改观，母亲、弟弟依旧过着贫穷的生活，族中的富户大室仍旧把持着村里的一切。就在华岩回乡后不久，族里修建宗祠“寅山祠”，像十年前一样准备请名画师作壁画。华岩以为自己今非昔比，就自告奋勇无偿为祠堂画壁画，却再一次遭到断然拒绝，伤心、愤懑的他又一次在夜间绘就壁画，然后愤然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他的衣胞之地。
　　远游京师授县丞
　　回到杭州，华岩依旧作画、读书，并把自己的书斋名为“静安斋”，希望过一种平静、安闲的生活。他在杭州有一定名气，生活也有所好转，然而好景不长，大约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相濡以沫的妻子蒋妍病故，这对华岩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忆蒋妍内子作诗哭之》一诗中哀叹：“八年荆布俭，一病玉颜摧”；又在《为亡妇追写小景因制长歌言怀》中悲啼：“……试将红粉调清雨，恍是当年见新妇。凄凄哭傍明镜台，泪眼模糊隔春雾。……天长地久情还在，不许鸳鸯有断群。”
　　妻子亡故，使得华岩又恢复了婚前“夜堂春不到，冷雨杂风来”的孤苦飘零的生活。他本来已把清静、安适定为自己对生活的追求，但妻子早逝将他的生活理想粉碎了，杭州也和家乡一样成了他的伤心之地。他客居杭州，按照科举考试的规定，他要应举就必须在家乡福建参加考试，而不能在杭州应考，那样就会占去浙江的名额，而他是为躲避官司离开家乡的，所以回乡应试已无可能。然而华岩步入仕途的渴望在丧妻后又一次勃发，所以他希望通过科举以外的途径来实现人生理想，于是在妻子死后不久，和友人一起开始了“北马南船几度秋”的游历。
　　在离开杭州之前，华岩曾自书《武林之下留别诸友》诗一首，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离心惊骇，声近劳歌，送我东行客。东风吹觞酒华碧，抚赝茫茫对瑶席。绣橐不成装，宝刀流金液。感此明月光，梨花满园白。华月淡春空，春生柳岸风。蒲塘三月水，莎草绿茸茸。别君千里去，归梦冷云中。愁魂却被冷云封，梦隔关山几万重。
　　他怀着一腔悲愤和无限的幻想，北上京都，企望遇到一个“伯乐”，从而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据《闽汀华氏族谱》记载，华岩到了北京后，结识了当时权重位高的“当路巨公”；在“巨公”的推荐下，得到康熙皇帝特旨召试的机会，他的才能得到康熙的赏识，授予“县丞”衔。但县丞只是虚衔，并未授实缺，华岩没有能如愿实现出人头地的夙愿，甚至他的出众的绘画才能也没有得到当道的承认。成为宫廷画师是明清画家特别是清代画家退而求其次的仕途选择，当时有不少知名画家如王原祁、禹之鼎、陈枚、丁观鹏、唐岱等都曾供奉内廷，“扬州八怪”之一的李就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被任命为宫廷画师。可是一直以自己的画艺自恃的华岩，非但没能进入宫廷，就连他精心绘制的作品也被人作为包装纸了。这一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本来就人地两疏的华岩痛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家乡的老母亲，杭州的朋友们，客居吴门的兄弟，引起了他无限的思念，深感北京不是他的理想居所，于是再一次选择了离开。
　　华岩带着仅列八品，连郑板桥弃去的“七品官耳”的知县都不如的“县丞”的虚衔，离开繁华又令人心伤的京城，先后游历了热河、天津、会稽和泰山、庐山等地。这次壮游，使他饱览了各地的山川丘壑(“万壑千岩罗胸膈”)，了解了各处的风土人情(“大块文章都入抱”)。在广阔的自然和社会里，他体味了自然的美妙、神奇与伟大，也感受到了民生的艰辛与社会的污浊，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笔端刷却世间尘”。这次经历对他此后的生活态度、诗文格调与绘画风格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生活上更加“安贫守素”，诗文更加平淡天真，画风也更为清雅秀逸。到康熙末年，华岩已经在杭州享有盛名，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钱塘知县魏纂修《钱塘县志》，收入清代前期著名画家六人，华岩与蓝瑛、章谷、谢彬等并列其间。华岩条记曰：“字秋岳，临汀人，自幼学，慕西湖之胜，遂家钱塘，工人物、山水，能诗，善书，人称三绝。”
　　琴诗书画伴鸥眠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华岩回到杭州，继续过着抚琴、赋诗、作书、绘画，与朋友们相互酬唱的生活。好友厉鹗为他的小像题的一首词《高阳台——题华秋岳横琴小像》，可作这一时期华岩生活的贴切写照：剑气横秋，诗肠涤雪，风尘湖海年年。三径归来，慵将身世戕天。草堂不著，樱桃寄梦，疏狂菊涧梅边。想清游，如此须眉，如此山川。枯桐在膝，冰徽冷纵，一弦虽设，亦似无弦。世外音希，更求何处成连？几时与子苏堤去采花，小艇衔烟。笑平生忘了心机，合伴鸥眠。
　　华岩初回杭州，就应越中名流陈六观之邀，游陈氏北园，又“陪诸君子渡江造胜，饱饫林峦；复探禹陵、南镇、兰亭、曹山诸奇，爰归梦想弗置，得五言诗数首，以志平生游览之盛”。除了游览、作诗，作为画家，华岩的主要活动还是作画，并以画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慨与态度。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他作《钟馗聆曲图轴》，并自题：“酒畔多情弹一曲，终南进士也知音。”从中不难看出，他是以钟馗自况，也可见他对浑浊的世事的不满。这一年冬天，他又仿恽寿平笔意绘制《松鼠啄栗图轴》，并题诗一首。次年四月，为老友吴石仓绘制小像，并题诗一首：“昨来秋气清，杲日明山户。展幅发霜毫，为君扫眉宇。先生近七十，白发满头出。老去尤能勤，著书无间日。粗粗大布袍，秀骨也相称。抑膝向高天，悠然多逸兴。空处白翻翻，冷云飞渐起。两株石上松，合罩秋潭水。”好友徐逢吉、厉鹗也题诗于上，从中可见他们意气相投的友情和相近的人生态度。这一年，华岩还作《山水册》八帧、《山水人物花卉册》十二帧，且每帧都题有诗句；又有《牧童图》横幅和《竹菊图轴》等作品。就在这一年，他为友人金志章(字绘卣，号江声)绘制《剩声草堂图》，厉鹗有《题金绘卣江声草堂图》诗一首：
　　江声主人江上住，范轩西去缘江路。
　　草堂仿佛木香村，竹坞依稀铁炉步。
　　门前江色晴黏天，屋角岚霏昼摇树。
　　柳絮落水鱼正肥，花片入帘燕新乳。
　　主人急装将远游，风光似此盍少留。
　　尘中知己苦寂寂，邹生枚叟徒沉浮。
　　为言频年役衣食，人生识字宁无忧？
　　有田四十我将老，息壤在彼盟诸鸥。
　　华君墨戏今倪瓒，下笔烟云互凌乱。
　　归来旧径在眼中，隔浦低桥青不断。
　　贫无送子双玉瓶，展画吟诗乃复看。
　　他时相约力著书，钓石犹堪置柔翰。
　　诗中除描述江声草堂外，还叙述了当时这些贫寒朋友的境况，更对华岩的画大加赞赏，并相互勉励：即使不能在官场上一展身手，也要在学术和艺术的道路上勤奋跋涉，并有一番作为，从而名留史册。
　　与其说厉鹗诗中描绘的是金江声的生活，不如说是华岩此时的生活写照。因为次年金氏即中举人，不久便出任地方官，而华岩一直过着寂寥而悠闲的半隐居生活，正如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所作《山水图轴》上题写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青霜染就一林红，秋水云山古木中。买得渔舟且垂钓，寒江薄暮听归鸿。”
　　在从京城回杭州后，华岩孤身一人，形影相吊，生活非常不便，就在旅馆内寄诗徐逢吉：“焦桐鼓罢想离鸾，四壁灯青韵未干。莫使孤弦长寂寞，满帘湘水压栏干。”(见香港王南屏藏《华岩行楷书册》)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是请老友为自己作伐。不久，他续娶蒋媛为妻，并生二子礼、浚。由于康熙末至雍正初江淮水灾严重，杭州的经济衰退，卖画出现困难，常常是“闭门无事蒙头眠，眠到日高还懒起”，所以他经常过着“闲共妻孥饮粥糜，茹盘瓜果熙清肥”的生活。虽然华岩“平生志不慕荣利”，即使一家人只能靠食粥维持生存，他还以为快乐：“贫家自有真风味，富贵之人哪得知？但使心地恒快适，何用甘鲜黏牙齿？”甘守时穷使华岩赢得“不慕荣华”、“志趣超群”的清誉，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从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他就奔走于杭州和扬州之间，以售书画和坐馆课徒的收入维持家用，也从此告别了清静闲适的生活。
　　北游广陵为生计
　　华岩的好友兼学生张四教在所绘《新罗山人像》的长题中记曰：“雍正初，余杭华秋岳先生来扬州，先君一见如旧相识，教甫六岁，固未望见先生颜色也。后侍先君客游将十载，归而卜居郡城之北，则先生主员果堂先生家。员氏，余世戚而比邻者。于是，肃衣冠拜先生于渊雅堂中……”据此可知，华岩初到扬州是在雍正初年，即1724年前后。又据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栖云竹阁图轴》上华岩自题：“余自橐笔江湖，恣情山水，每有奇观，便心领神悟。甲辰岁，客游淮阳……”甲辰即雍正二年(1724年)，所以华岩正式到扬州谋生当是在该年，时年41岁。
　　明末清初的扬州就有很好的书画传统，如陈洪绶由北京回乡路过扬州逗留时曾留下不少画作，清初大画家石涛也曾侨居扬州，这两位举足轻重的大艺术家对扬州书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康熙末至雍正初，由于两淮盐商的聚集，当时的扬州经济尤其是商贸经济日益发展，繁华冠于东南，艺术品市场也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艺术家聚居地，吸引了各地的书画名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金农游扬州；雍正初年，黄慎自福建侨居扬州；雍正五年(1727年)，郑燮、李在扬州天宁寺相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前后华岩北上京师，可能曾路过扬州，对这里的浓郁的艺术和市场气氛有所感受；也许就是因为受这种浓郁的书画气氛和成熟的艺术市场的吸引，华岩离妻别子，北赴扬州，希望能得到更多更好的卖画机遇。
　　在扬州，华岩结识了布衣名士员果堂，得到员氏的优遇与关照，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员氏的渊雅堂中。为了生计，他除卖画外，还教员氏子弟读书(见前引张四教《新罗山人像》长题)。此外，他还为人家画铜器、灯笼等，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盐商徐氏家藏有扬州最古的金石之一——周太仆铜鬲，“华秋岳绘画，扬己军法书”。华岩在杭州时已是很有名气的书画家，但在扬州还得在书画之外画铜器、画灯、课徒，可见他的画并不很受扬州藏家的赏识与欢迎。这可能与他的画风太“古”、太“雅”有关。与“扬州八怪”同时的画家兼论家汪(1816～？)在《扬州画苑录》中，对当时很受欢迎的“八怪”画风大加贬低：“惜同时并举，另出偏师，怪以八名(原注：如李复堂、啸村之类)，画非一体，……率汰三笔五笔，覆酱嫌粗；胡诌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无异趣，适赴歧途。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乎百里。”对华岩的画却大加赞赏：“幸来闽叟(原注：新罗山人)，力挽颓波。毫拈则魔障一空，纸落则烟云四出。空中有画，着处无痕。会冥契于天倪，参微茫于大造。化俗为雅，写生即生；寓繁于疏，不古而古。世第羡其超脱，人鲜测其高深。”于此可见刚到扬州时华岩虽然以卖画为生，但他并不迎合时好，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这又使得他在扬州的卖画生涯很不顺利，不得不在晚年的二十余年间一直奔波于杭州与扬州两地，为了生计而艰难跋涉。
　　他的朋友员氏一家除了为他提供居所外，还经常在经济上给予不少资助，感情上也给他很多关心和慰藉。庚申(1740年)除夕，华岩因卖画不顺，无法回钱塘与妻子团聚，员果堂就留他在家过年，并以压岁金相赠。感时伤事，华岩作诗二首，述思家之情,其一为：“去家八百里，讵不念妻孥？惜此岁华谢，悲其道路殊。飘云成独往，归鸟互相呼。欲讯东阳瘦，吟腰似老夫。”二年后，他再次因经济窘迫，不得不滞留员家过年，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与员果堂寒襟相对，凄凉之情景可以想见。从《离垢集》中记述扬州生活的诗文及其友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华岩在扬州的境遇是比较窘困的，如雍正八年(1730年)答蒋担斯诗：“新罗山人贫且病，头面不洗三月余。半张竹榻卧老骨，寂看梅雨收菖蒲……”乾隆四年(1739年)作《客春小饮有感》：“老矣扬州路，春归客未还。遥怜小子女，耐玩隔江山。衣食从人急，琴书对我闲。耽贫无止酒，聊可解愁烦。”
　　奔波杭扬二州间
　　约从雍正二年(1724年)左右初到扬州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华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奔波于杭州与扬州两地之间：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妻小都居于此，而且杭州有很多故旧，如徐逢吉、吴石仓、蒋雪樵、厉鹗等，还有不少书画的买主。但杭州的书画买卖无法满足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所以他不得不到扬州寻找更多的买家，但他的画在扬州的行情并不十分看好，不能靠在扬州的卖画收入维持一家的生计，故而他只能拖着年老病弱的身体，辗转于杭州、扬州两地。从他的书画题跋及《离垢集》中的诗文可知，从雍正二年到乾隆十七年，除乾隆五年(1740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两年除夕因川资拮据羁留扬州外，华岩每年都来往于两地之间，有时在杭州居住的时间长些，有时则住扬州的时日较多，如雍正二年(1724年)初到扬州后不久，即回杭州；雍正八年(1730年)再至扬州，结识员果堂，并与员氏一家相交近二十年，每至扬州即住员家，同年又回杭州；次年，又来扬州，不久又回杭州；雍正十年(1732年)初在杭州，闰五月到扬州，为李《松萱瓜瓞图轴》题四言诗四句：“惟桂有子，惟兰有孙。松萱同寿，瓜瓞连登。”冬日返杭州，途中得风寒，第二年初在杭养病，三、四月间复至扬州。
　　在杭州，华岩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解馆，意即“解得天”，即探究到大自然的奥妙。近代印人寿石工题华岩的《花卉》图卷有句：“天解尽见天机，纷红骇绿笔端涌”，便是对解馆的注解；另一层意思是，“”即“韬”，就是韬略之意，指为人处世的计谋，解去“”，就是做人、处世、作画都追求质朴，摒弃虚华。也许正是因为他为人质朴、真率，所以他没有结交富有的朋友，没有豪门给予他经济上的资助(扬州的好友员果堂赠他压岁金，也仅三百文铜钱)；他的画太质朴无华，也同样得不到贪慕豪华的富商巨室的青睐，所以卖画所得就相当有限了。以至于他还为润笔问题写信给好友员获亭，以求得多一点的银钱：“蒙赐，谢谢！但知己良友不当较论。六数，弟仅得本耳，非敢赚先生之利也。今九申即九色矣！希大云概全其数，则叨惠殊深。走笔赧颜，惶恐，惶恐！获亭先生，同学弟华岩顿首。”(载《明清画苑尺牍》)
　　员获亭者，乃华岩在扬州结交的朋友员果堂的弟弟或从弟。员果堂是华岩晚年最重要的知心朋友，也是他主要的资助者，华岩到扬州几乎都住在员家的渊雅堂。雍正十年壬子(1732年)冬，华岩自扬州返杭，过长江时得风寒，抵家卧床三月余，自度来日无多，便伏枕作遗书，将妻儿托付给员果堂；月余后，病渐见好转，一家人饥寒难耐，不得不拖着虚弱的身体，离家赴扬州谋衣食之资，居员果堂家。除果堂和获亭外，员氏族中与华岩关系密切者尚有员艾林、员双屋、员十二(名字不详)、员裳亭、员青衢、员周南等，他们都曾给华岩不少的帮助，可能就是华岩在扬州的书画经纪人。通过员果堂，华岩又结识了员家的邻居兼亲戚张瓠谷，成为莫逆之交；瓠谷由陕西来扬经商，后定居扬州，其子四教长成后，拜华岩为师习书画。
　　华岩与当时在扬州的知名书画家如郑燮、高翔、李、金农、许滨、李志然、程兆熊等，同行之间并不是卖画的对手，而是相互切磋、合作，结下很深的友谊。此外，华岩在扬州还结识了好与文人雅士交往的马曰、马曰璐兄弟。马氏兄弟皆工诗文，人称“扬州二马”。曰璐曾举博学鸿词，不就，筑有“小玲珑山馆”，藏书百橱，是扬州的文化名流。华岩虽然结识了不少朋友，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以诗文书画为生的安贫乐道的文人、普通的市民和下层的商贾，并没有在经济上给他更多的帮助，所以晚年的华岩作画、写诗更为勤奋。奔波于杭州、扬州之间的二三十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一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留下的。
　　晚年贫病似饥鸿
　　杭州、扬州两地的奔波经营，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的衣食。乾隆六年(1741年)华岩58岁时，他的第二个妻子蒋媛病故，子女尚幼，但为了生计，他只能抛下年幼的孩子远赴扬州，继续他的卖画生涯。然而，乾隆八年(1743年)曾给予他很大帮助的挚友员果堂去世，员家也渐渐衰败，虽然仍给他不少照顾，如他到扬州仍住员家，但员家已经到了“卜居东里傍城隅，草草三椽结构粗。木榻纸窗非避俗，蒲羹蕨饭自甘吾”(华岩诗句)的地步，能给他的资助便十分有限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冬，寄居员家的华岩大病一场，但前来探望的仅张四教与汪学轩二人而已，凄凉之景可以想见。张四教曾回忆当时的情景：“一日，雪中问先生之疾，时先君(指瓠谷)客豫章，员氏移居城之东隅。先生慨然曰：‘平素索我画者踵相接也，今天寒岁暮，阒无人至，子独怜我远来，用心良厚。吾前后至扬州二十年，老友汪学轩时来调药，少年中惟子问讯不绝，扬之可交者两人而已。’”
　　贫病之中的华岩，对远在杭州的孩子愈发思念：“望楼思二子，泪下不能收。”乾隆十七年(1752年)，病体稍显好转，69岁的他终于回到杭州，与儿子在一起，直至终老。
　　虽然年轻时曾练过武功，但由于长期奔波操劳、伏案作画，生活也极不稳定，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健康。回到杭州后的华岩已经“手颤眼花，举动维艰”(见华岩致张四教信札)，但他仍然“雪窗烘冻作画”；自己不能亲自到扬州卖画，就由三子华岩浚送去，托张瓠谷父子代售。他在最后几年间给张四教的几封书信中所述几乎都是此事：“……弟自春间一病，几至颓废，调理半年，尚不能复元为苦！……承嘱《松鹤图》，应命奉到……弟晚年作此幅，运笔甚是艰苦，至于润笔，绝不敢较论，望于令友处转致增惠一二，则老人叨良友之爱多矣！”“……《美人》幅因汪学兄抱疾，尚未与人看，今取回奉上，意中倘有赏音者或得高价与之。此种笔墨弟以后不能作矣……”年老体衰、生活拮据之状跃然纸上。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冬，华岩终于停下了他的画笔，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由家人葬于杭州钱干埠岭之上。他留给后人的除了数千幅书画杰作外，还有诗文集《离垢集》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