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家发迹的故事，不少文献上都有记载。《南浔镇暴发户“四象八牛”概况》中这样写道：“金桐，世居南浔镇，是南浔最早的富家，洪杨乱后，避居上海。同治元年回浔，在老屋载德堂废墟里，掘金窖得制钱四百串，就开设了‘金嘉记’丝行致富，资财雄厚，开设典当，购董宗伯旧第，建造花园住宅，人称‘小金山’”。而《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则云：“金家是南浔最早的富户，远在洪杨起义达到江南之前已经富极一时。至洪杨时期，金家人员四散，家产荡尽。直到洪杨失败之后，回南浔故居，掘窖得钱四百钱，于是东山再起。到金沁园时，开设‘金承德’丝经行，营业大振，资财雄厚，合股开设典当，号称‘小金山’”。这两段文字大同小异，从此看来，金桐似乎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得了“制钱四百串”这天降之财才暴发的，号称“小金山”，那么这个雅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为了解100多年前金桐发家的过程，笔者采访了部分金氏后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多数人已经不及记忆。直到我看到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古籍线装书《竹庭金公遗像》和远寄自美国的金绍堂晚年口述历史之后，才对金桐的生平事迹和创业过程有了全新的认识。
金桐（1820-1887），字竹庭，行三，故人称“小金三”。本生母谢氏在其出生40余日即逝，生父伏生公继娶张氏为续弦，又得二子。后来伏生公也因病去世，生即丧母、少又丧父的金桐，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因此，他虽少好读书，但因家贫，只得废学就贾。
金桐在载德堂生父家时，景况甚窘。起初在南浔镇上一小店当学徒，店中不供伙食，每日需回家午餐，但家中又不一定举火，故金桐先望烟囱，有烟乃敢回家，因怕继母责骂，所以很多时候要忍饥挨饿。
稍长，由人介绍至双林蜡烛店学生意，做了仅一年多时间就出了一件大事。某年的五月十三日双林大火，泱及蜡烛店。这天他的同店伙计们都喝酒喝得迷瞪大醉，唯有金桐因素戒烟酒而清醒。发现火灾后，他冒险将店中的重要薄籍、私物取出，为东家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经过此事之后，他更受东家器重，学会了不少生意经。后来，金桐承继给族叔——承德堂子安公为嗣，乃回故乡南浔。
子安公金禹甸之父原为南浔“张源泰”丝行（张佩绅祖上开设）之老伙计，年俸四百银圆，合纹银近三百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高之报酬。“张源泰”乃南浔从事丝业贸易之先驱，早在上海开埠前，张佩绅之祖已将南浔的辑里湖丝贩至广州销售，获利颇丰。上海开埠后，便将重点转向了上海。金桐回南浔后，就子承父业，在“张源泰”丝行做伙计。
由于金桐为人勤快，又聪明能干，很快被提升为押运员，负责将南浔的生丝运输到上海的丝栈。当时的运丝船名“陶墩船”，仓深而盛货多且不漏水，用时向船主计价雇用，一般不必自备。可是在南浔至上海的运输线路上关卡林立，遇到关卡就必须按照生丝数量多少来缴纳税金。为了逃避这种税金，丝商们可谓想尽了各种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把船边走道上的竹柱子挖空，将一部分生丝藏在里面。如此一来就可以少缴一部分税金，而这藏在竹子里的丝就叫“走私丝”。无疑，当押运员的经历，对于金桐日后发迹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渐渐地，经常往返于沪浔两地的金桐发现，经上海出口的生丝，虽多来自江浙，特别是家乡湖州，但经手买货之人却多为广东帮，湖州人不能与洋商直接论价。于是，有心的金桐就谙习各国语言文字，悉心研究，数年后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并成为上海早期有名的丝通事（丝翻译）。
“洋泾浜”是上海最早开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华洋杂处，语言繁多。但中国人不懂英语，外国人也不懂中文，双方接触之后，慢慢发展出了一种沟通方式。这种夹杂着葡、法、西各国语言成分的英语并不通顺，只是断断续续的单字缀连在一起，外国称之为“Pidgcone English”，上海一带的人称之为“洋泾浜英语”。有人以为洋泾浜英语是英文单字配上中文文法，其实不然，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文法，也没有单字，记住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完全靠意会，但洋人也可以了解。
那么金桐的洋泾浜英语又是怎么学会的呢？外国人说话，金桐琢磨出意思之后，就把英文字的发音逐个用中文记录在一个小册子上，默诵熟记。然后当即实践，与洋商对话交流，用“困而知之”的方法学会了这种语言。
直到现在，金桐的后人还能讲上几句这种“洋泾浜英语”。例如，一块钱是“弯搭拉”（One dollar），半块钱是“弯搭拉叽咕叽咕”，“叽咕叽咕”是锯东西的声音，意思是把一块钱用锯子锯掉一半，就是半块钱了。再比如，“吱唔吱唔too much，喵喵no got”，“ 吱唔吱唔”是老鼠的叫声，“喵喵”是猫的叫声，意思是耗子太多了，猫很少。而谢谢你是“森克油”（Thank you）,小姐是“密斯”（Miss）……现今，这种英语仍然使用，如“时髦”我们讲“摩登”，其实就是“Mondern”的音译。西人所雇佣之女佣或是与外国人交易之小贩所用的英语，应该和一百多年前 “丝通事”所用的差不多。
“通事”基本上是依靠洋泾浜英语、业务经验、字号品牌和人事关系而存在的。他们在那时特定的中外贸易关系格局中能量和职权都很大，是上海开埠初期一股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通事”常以货主代表的身份直接与对方谈判交易，并签订买卖合约，负责交货和经手货款的接收，他们往来于雇主与雇主之间，神通广大，往往左右着交易的命运。金桐就是利用“通事”的特殊身份闻名沪上，成为这方面的先驱人物。
据金氏后人回忆，当时上海有自设栈房者，一般客货到达上海后先入丝栈，由栈主先垫付八成货款，余下部分则要等到货物成交后清算。因此，丝商既可得垫款又可卖丝，资金周转便利。而“通事”所得报酬则是千分之四、五的佣金和垫银的利息，各栈主于清算时计数扣佣。一般说来，“通事”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金桐通过做“丝通事”积累了资金后，便抓住蚕丝贸易的战略机遇期，自立门户，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在上海开设了协隆丝栈，既做买卖又做翻译，生意滔滔，获利丰厚。不数年，即成为南浔“八牛”之一。后来，金家又开设了金嘉记丝行，其子金焘继承祖业，拓展经营领域与范围，扩大了家业，南浔民间便以“小金山”来形容金家之富。
金家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呢？百岁老人周子美在《丝业小史》中说，金桐约有遗产三十万两。而更多的老南浔则说金家资产达百万之巨，尤其是金焘时代，更是南浔出了名的富户。金家到底有多少资产，现今已很难查考，因为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有谁会对外公布自己的财产呢？但在清末，金焘供几个子女游学英国并周游世界，他自己后来也出国游历，单这笔费用就要近10万白银，其富有程度从这点就可以管中窥豹了；到了民国时期，金家三房的金绍基更是被人称为 “金百万”，金家整体的实力可想而知。
由金桐的发家过程看来，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任何人想要成功，都要经历一番“苦其心志，牢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金桐非但不是由那四百串天降之财而起家，也不是在太平天国以后（1864年）才开设丝栈的。从“小金三”到“小金山”的转变，实际上是金桐由一个打工仔向成功商人的蜕变，这个过程中，创业之始的艰苦与辛劳，其中的百般滋味真是苦乐自知了。
“十里洋场”给了金桐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他的商界人格和才华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成为上海滩“丝通事”中当之无愧的前辈，统领风骚。

曾听我祖父讲过一个关于金家的故事：有一天，有两个人到金家偷米，刚刚得手准备离开的时候，恰巧被金桐撞了个正着，两个人惊慌失措，背着米翻墙逃跑，慌乱间连鞋子都落在金家的宅院里。几个家丁正要追赶，金桐制止道：“让他们俩去吧！”家丁满脸疑惑。一个星期后，在南浔的大街上又正巧碰到了这两个偷米的人，原本可以再次把他们抓获的金桐却视而不见。这回跟在一旁的家丁再也憋不住了，问道：“老爷，这两人就是当日偷米之人，老爷当日阻止小的当场捉脏，今日为何又装作不见呢？”金桐想了想，回答说：“倘若他们家尚能勉强度日，断不至于为了点米而做贼”。
类似的故事，我在金氏后人口中也听说过一个：有一次，有个伙计私取丝栈中银元宝一的锭，金桐发现后，非但没有责备追究，反而为那个伙计代为补实，还替他保密。账房先生进言：“这样的事情不应放任，亟宜彻查，以观后效”。金桐则言：“此人一向老实，或不得已而为之，宜示以自新之路，俾自愧自悔；若举发之，彼将终生不能为人矣！”后来此人经此刺激，对丝栈尽心尽力，果真得以善言终。这和电视剧《大宅门》中白景琦处理内贼石元祥方式如出一辙。
从这两个小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金家老太爷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性格，这或许正是他能凝聚人心、发家致富的原因之一。金桐的成功，除了在于他把握了天时、地利之外，还和他的性格特点、人格魅力即“人和”有莫大关系。其成功之道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勤劳刻苦，敢为人先。刻苦勤劳是每个创业者共有品德，无需多言，而敢为人先这一点却很特别。金桐来到上海后，敢为人先，谙习各国语言文字，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尝到了螃蟹的美味。当时一般中国人学习外语尚无正式管道，官方设立的“同文馆”迟至1862年才正式设立。人们要学习外语，接触西方文化只能通过贸易，结识外国人或者信教。金桐通过自身努力，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得与洋商直接会话交易。
其二是经纪有方，诚信为本。由于金桐言必有信，概不后悔，故深得外商信任和尊重。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金桐殁后若干年，金桐的孙辈们留学英国时，在伦敦的丝业商会会所内，还见到金桐的肖像，上题——诚实的商人。
其三是着眼长远，双赢原则。南浔的很多丝商在经营中首先考虑客商的利益，重视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而不为眼前的小钱小利斤斤计较。金桐认为他做翻译只是在交易时说几句话而矣，多卖并不费事，所以在与洋商交易和结账时往往抹零收整，而内地的丝商则以为此虽为小利亦乐得收之，故商家群趋“小金三”。
其四是广取节用，薄己厚人。金桐白手起家，自知一切来之不易，故向来节俭。他最恨人铺张浪费，常说：“惜食之有食吃，惜衣之有衣穿，即使无意损坏亦属暴殄天物也。”至于薄己厚人这一点，亦可举例说明。金桐少时在双林蜡烛店学生意，因怕家中被子不够用，刚到店中就把家里带来的被子托航船寄回，并转告家人说，店中已有卧具。而实际上，他每晚卷褥子以束腰间，将就过夜。要知道，那时可没有什么空调、暖气，真不知道一个个刺骨的寒夜他是如何度过的。
其五是广交朋友，洁身自好。金桐不仅与洋商交往，还与同乡同行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和刘镛、张佩绅、邱仙槎、庞云鏳等丝商巨头既是生意上的伙伴，也是私下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子孙还相互通婚，成了非亲即戚的姻亲关系，建立起了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网络为金家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保障。有的商人，财富聚散匆匆，不是由于生意上的失败，而是因不良嗜好而自毁长城。金桐一向戒烟戒酒，恶赌远色，平日只喜品兰茶艺，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孙，金家故而产业日丰。
金桐在上海发迹后，并没有为富不仁，而是“所获资财，壹以济物以务。”据史料记载，他回家乡南浔后，独力重建毁于战火的“载德堂”祖宅以安顿族人，凡结丧赡养、营葬、祭祀费用皆由金桐供应，并全力资助慈善公益事业。
光绪初年，山西、河南奇荒，金桐捐资近万。又与刘镛、庞云鏳、邱仙槎等人创建洗心局，按年捐钱五百捌拾千文。还拟办义庄、积谷仓等公益场所……
金桐因自己早年家贫而失学，所以对读书人特别看中。对于那些因贫困而无力应举的寒儒学子，他不但经常鼓励他们踊跃应试，还独力加帮宾兴（赶考学生）每人银洋五元，公交车费每人三十元，直至科举结束为止。他的这种捐资助学，或许算得上是现今“希望工程”的早期雏形了。
对于金桐的善行义举，樊恭煦在《竹庭先生金公暨元配冯宜人墓志铭》中说：“乡里善举，锐身坚行，凡桥梁道路有不便于人者，无不修。年岁饥疫，有活人之事，无不为。粟米钱帛，衣褥药饵，有可给人之物，无不畜。”他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出资以数万计；更难能可贵的是，金桐屡次捐款赈灾，本可受政府嘉奖，他却皆力辞不受；不但做善事不留名，还唯恐人知，如此宽弘肚量实在少有。他常说：“苟富贵，毋相忘。”唐文治在《金竹庭先生家传》中云：“先生者，力能致富，而又善于处富，斯所以富矣”，可谓一语中的。
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称赞说：“……百行无不修，实自孝弟始。敦睦被族姻，施与逮邻里。节用而博施，厚人而薄己。不发人之私，乐成人之美。至今被往者，感泣遒未已。如君之所为，岂非古君子。儒先语录书，无白不在几。商而有士行，非日隐于市……” 梁启超在题竹庭先生遗像时亦云：“共识南浔宅，还过阮四圩。梁祠瞻画像，汉诏禁乘车。潜德终难閟，遗经老自畲。诸孙玉树秀，驷马溢门闾”。
家风所及，金桐后代皆以其为榜样，个个都乐善好施：
1877年，河南大水，金桐次女捐资输赈。
1902年，直隶发生水灾，金桐长子金焘捐巨资助赈，受到清帝嘉奖，并颁赐坊额。
1917年，直隶等地发生水灾，金桐孙金绍城开书画展，义卖助赈。
1918年，北方降冰雹，又发大水，金桐孙女金简捐五千金赈灾区，得政府颁“乐善好施”匾额。
1933年，金桐曾孙金开藩在上海举办赈灾画展，售得画款一万余元，悉为赈济之用……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