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科学体系的构成，不少学者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就是历史学；两翼，就是方志学和谱牒学。所以说，谱牒是中国特有的古文化珍品。许多历史问题，尤其是人物传记，在正史中无考，而在氏族谱牒中可找到。陶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的许多史实，在<秀溪陶氏族谱>中(以下简称<陶谱>记载得一清二楚。该谱不但辑修时间较早，始修于宋宝祜六年(1258)，朝散郎知瑞州府事庐陵天文祥为谱作序；而且编辑内容较广，在卷首中就有历世派行、屋基图、遗像、修谱义例十八条、靖节公家传、靖节公胜迹并诗、秀溪八景等37个方面。正如南开大学邓安生教授所说：“在众多的陶氏家谱中，秀溪陶氏家谱无疑最为重要。因不但此谱年代较早，而且现存各家谱实多系此谱所繁衍，堪称祖谱。”也正因为如此，当代陶学界、史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陶谱>从多方面进行过剖析。如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的
<陶渊明年谱汇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龚彬教授的〈<陶渊明集校笺附录三》，邓安生教授的《陶渊明里居辩证》，以及邓钟伯的《陶渊明故里再说》、李文初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地区性陶渊明研究述评>等，对<陶谱>提出了一些疑点，这对我们研究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很有帮助。现根据各位专家、学者的一些评说，对<陶谱>作些新的甜析，就教于方家。
一、渊明之父，非陶回，75陶敏也
宣统三年(1911)七修<陶谱>“宗支之源”中记载：丹，字炯文。仕东吴有功，吴侯孙权拜扬武将军。封柴桑侯。薨葬九江府德化县四十都鹤问乡西北山下。原配谢氏夫人，子一，债；继娶新淦湛氏夫人，子一，侃。侃，字士行。丹次子，母湛氏。公东晋时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州军事、封长沙公、赠大司马，谥日桓。生于蜀汉景耀二年己卯(259)；薨于晋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六月乙卯日(334)、寿七十有六。配龚氏，赠清河大夫人，子五，长日夏、次日瞻、三日茂、四日洪、五日岱。女一适晋征西大将军长史江夏鄂人孟嘉；继聚钟氏等生子十二。茂，侃三子，母龚氏，公居浔阳之柴桑，任武昌太守，赠大司徒，配在城朱氏，子一回，继娶刘氏，子一延，为伏波将军。回，名麟，字若愚，茂公长子，公为姿城太守，晋征西大将军长史江夏鄂人孟嘉以二女妻之，之三，长日注、次日渊明、三日敬远承继胞弟延。
上述世系中“茂长子回、姿城太守”的记载明显与史传及诸谱不符。而这一记载，我们认为始于二修<陶谱>。将仕郎直隶广平府儒学教授李辅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为二修(陶谱>撰的序中日：“秀溪陶氏，吾邑世族也。自晋渊明始家宜丰，居故里，邑之有陶从兹日方矣。再传而佟，卜徙南山。南山秀溪北隅也。书台、墨池、祠堂胜迹，星罗宿列，以故郡邑两志甚悉。而宋宝禧六年(1258)所辑宗谱，又经刚翁、昆秀两先生手定，其源委说明，直可方诸欧苏。无何，戾气流行，遭家不造、匪人和则、机乘元季红巾之乱、纠勇助虐，睚眦小忿者，靡不报复，祸至毁舍灾庐。以改族内人人自危、隐身脱避，即世则先生亦挈家远避袁属矣。基宇瓦砾榛芜，久经二十余年。逮我太祖鼎定升平，世则先生方旅
故境、披荆葺屋，强理田畴，繇是族属之四散者，闻而渐次归复,叨太平圣泽、业安生宁，先乃首务辑谱，追寻附绪。”由此可知，始修<陶谱>除文天祥所撰的始修谱序和一些遗迹遗址的序、记等得以保存下来外，其它在红巾之乱中已遗失或被焚毁。二修之谱则是由世则先生召集族人追寻而成的。到明万历丁亥岁(1587)，赐进士第中议大夫知瑞州府章润，则把二修谱的世系写入他为三修谱所撰的序中。从此“茂之子回、回之子渊明字元亮”则一直沿袭到一九九四年的八修<陶谱>。但这种记载，对陶渊明为秀溪陶氏一世祖与始家宜丰并不抵牾。
“回”是何人，我们先赴省图书馆和九江、彭泽、星子、奉新、进贤等地查阅史料及浔阳家谱，在家谱中未发现有陶回的记戴。而在<江西通志>卷四十三“封爵表”中载有<康乐伯陶回>：丹阳人，苏峻之役，回收合义军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晃，以功封康乐伯，咸和二年卒，谥日威，子汪嗣。”为进一步弄清陶回其人，我们又到安徽的当涂丹阳等地查阅方志和丹阳系陶氏家谱。终于在当涂新市镇陶庄的<姑孰陶氏宗谱>“人物志”中查到了<陶回传>，府、县志与家谱传记内容大体相同，均日：“陶回，父抗，王导引为从事中郎迁司马。苏峻叛回收合义军千余为前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晃，封康乐伯。吴兴太守时，大饥谷贵，三吴尤甚，回上疏不待报，辄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
以救。子四，汪、陋、隐、无忌。汪嗣爵，位至辅国将军”。这与《晋书》列传四十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也，父抗，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贼，又别破韩晃，以功封康乐伯。”以及<江西通志>卷四十三“封爵表”中的<康乐伯陶回>的记载是一致的。同时，在陶维墀先生编著的．(陶氏史记>第三章中又载有：“基三子抗，抗子回。亦播族于丹阳，有上元、有武进后肖、有江宁、亦有江西宜丰康乐伯封地”。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秀溪<陶谱>中所指的陶回，即康乐伯陶回。那么康乐县又在何处呢?<读史方舆记要>卷八十四、江西二，(新昌)康乐城条下：“县东二十里，本建成县志，孙吴黄武中析置阳乐县，晋东二十里，本建成县地，仍属豫章郡……齐亦日康乐县，梁陈因之。”在万载县条下：“康乐城县东三十里，邑志县东隅有康乐城，元末红巾刘仁据县时筑周五里即此城也。洪武刘仁弟敬来归来，遂废。”<太平环宇记>卷之一百六中载：“阳乐县城在州西北八十里义钧乡，吴大帝时始于上蔡县管分置，唐武德五年(622)属靖州，八年废。”<大清一统志>古迹条下：“阳乐废县，在新昌东，唐武德五年属靖州，八年省入高安县。‘<明一统志>在新昌县东二十里。’(按吴阳乐即晋宋康乐县。今袁州府万载县界自唐初所置，非孙吴设县也。)”<万载县志>历代封爵条下：“东晋康乐伯陶回，丹阳人，成帝咸和中以破韩晃，功封，子汪袭。按筠志及一统志，清江、高安、上高、新昌、万载俱汉建城地。高安有建成侯，新昌有康乐伯、康乐公、康乐侯，则万载故与高安、新昌同辖。”从以上所引史料证实，康乐县故城就在原新昌县之义钧乡境内，今宜丰县棠浦镇高家村则是康乐县治之地，至今尚保存着护城河、土城墙、城墙等故迹。今居此故城址的高姓在<高氏五修族谱>旧序中也明确指出：“夫族于吾盐以东者浦。……邑故老云，志载东晋康乐故城在此。……我祖行三，常游学于新邑棠浦，见其地辽阔，田肥美，俗敦厚，足以安庐舍，而长子孙爰择爽，古为康乐城者卜吉徙居。康熙五十七年戊戌，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内廷侍直漆绍文顿首拜撰。”更为有力的物证，则是八十年代我县文物普查时，在县内查到了原元康观一口重1200斤的铁钟，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铸成的。该钟铭文明确记载：“邑古康乐”。此钟现存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宣民教授一九九九年秋考察高家村和古钟后说：“康乐敝城址在此无疑。至今尚保存这么完整的古城墙在全国也少有。’’
综合以上所列之史实，我们的判断是：秀溪<陶谱>中所载的“渊明父回”则是指以功封康乐伯的丹阳陶回与陶侃是族兄弟，是渊明的族祖。而将陶回列为渊明之父的来由是：陶回咸和四年(329)封康乐伯，食邑宜丰，咸康二年(336)卒后由长子汪袭，他的一部分后裔从丹阳徙居于此地。这样义钧乡之十五、十六都便成为丹阳系陶伺的后裔与浔阳系渊明父的后裔混居在同一地，到秀溪二修谱时，已千年之久。在此期间，丹阳世系逐渐融为浔阳系渊明父的后裔混居在同一地，到秀溪二修谱时，已千年之外。在此期间，丹阳世系逐渐融为浔阳世系，而始修族谱在红巾之乱中已焚毁，秀溪陶姓人外逃二十余年，到明永乐十九年(1421)世则先生召族人追寻，而成二修谱，这样便出现了世系上的一些误载。
既然陶回非渊明之父，而渊明之父又是谁呢?他为什么会来到宜丰呢?陶渊明在<宋书>、<南史>、<晋书>中皆有传，可都未言及他的父亲。渊明在<命子>诗中也只说了“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么几句。说明他的父亲秉性恬淡，薄视功名，做官也不过是“寄迹”而已，不以官位得失为怀。对他父亲的死也极少提及，只是四十一岁(411)写的<祭从弟敬远文>中隐约涉及：，相及龆齿，并罹偏咎”。谓自己与从弟陶敬远同在八岁龄并遭丧父之难。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渊明刚八岁、童蒙才开启，父亲便溘然撒手而去。故后人对渊明的父亲多数日名位无考，但有三点则是一致的：一是娶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嘉四女为妻。<晋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二是父早逝，对父不愿述明，渊明有苦衷；三是父亲曾出仕，但官职不高，官运不佳，有所沉浮、蹬蹭。渊明在诗中一再说“弱冠逢世阻”，“弱年逢家乏”，这不仅是指经济上的贫
乏，而且也是指政治上的某种牵连。有的学者通过考证则认定了渊明父的官职。李公焕注：“父：资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载”。唐满先注：“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一类的官”。邓安生<陶渊明归隐新论》中云：“陶渊明祖父和父亲也都做过太守”。在上述考证的基础上，我们查阅了江西彭泽<定山陶氏家谱>、都昌<西源陶氏宗谱)、星子《栗里陶氏会谱》、奉新<仰山陶氏宗谱>、宜丰<新溪陶氏宗谱>、湖南《澄潭陶氏宗谱》、<资江陶氏族谱>、重庆市九龙坡<西彭陶氏族谱>、安徽当涂<姑孰陶氏宗谱>、<黟南陶氏宗谱>以及<陶氏史记>等。家谱垒垒。历历在目，各谱皆谓渊明父乃陶敏、姿城太守。考晋、宋志皆无姿城，〈晋书>卷十五荆州条下：“末帝孙皓(元公264年)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阳立始兴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长沙立安成郡。”“安成郡吴置，统县七，户三千。平都、宜春、新余、永新、安复、萍乡、广兴。”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割杨州之豫章、鄱阳、庐江、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置江州。〈<中国通史〉>(范文澜著)在晋州郡简图中亦有安成郡之名。故陶澍<年谱考异>以安成为是。这是对渊明父敏
出任安成太守的一个方面的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安福县(原安成郡治)遣迹故址为证。<安福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版卷首一(舆地、山)中载：“书冈山在荆山南十里，两峰屹立平田中，顶趾皆怪石，中滨江，西为鸭翼湖，上有平台，相传陶渊明读书之所。冈下溪流石处名陶潜潭，元周景昌为之记。”在康熙癸已重修县志有：“南为渊明读书台，五柳之芳躅在焉。北瞻华封，西顽武功石城，其胜迹所留，千古如新”的记载。这些都说明渊明幼小时父任安城太守，他随父去过此地。陶澍也有：“或幼随父任、读书于此耶?”之说。其三有宜丰康乐伯封地的遗迹故址，证实陶敏徙居宜丰。首先从安成故址来看。在故里陶园的南面，秀溪西北面，有一座呈南北走向延绵约7华里、东西面约3华里的丘山，名日七里山。在七里山的南端有个村庄自古至今叫安成，旧址尚存，且环安成村落筑有土垣，在村旧址的前面叫安成垴，今仍是陶姓人居住，代代相传这是他们一世祖陶渊明父亲的居住地，故有其家训日：“卖尽田芝哨，不卖安成垴”。(其意是卖了安城垴，等于出卖了老祖宗)，为了证实此安成村落是否建于晋，我们与当地群众勘探了村旧址，发现了晋代的屋墙砖块。可见这个安成则是建于晋并以渊明父为安成太守而名的，符合学者、注家：“渊明父当过太守”和众多阿氏家谱的“渊明父敏、安成太守”的记载。那么，陶敏为什么会徙居安成?原因有二：一为避战乱。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326—399年)，东晋朝正是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先后发生了苏峻叛乱、恒温篡夺事件等战乱，浔阳柴桑首当其冲生无宁日。二为躲家难。陶侃于晋咸和七年(332)逝世后，他的儿子陶夏、陶斌、陶称等为了财产相互拥兵仇杀，敏父陶茂感到莫大耻辱，而又无法制止，便愤而辞去了武昌太守之职，过着隐居生活。在上述二个方面的影响下，陶敏便徙居与他祖父侃并肩作战的康乐伯陶回封地(陶回于咸和二年死后，由长子汪袭)。其次，从古代的军事设施——“营盘”遗址来看，1999年，我们在七里山发现了四个被当地群众称之为营盘的古代驻军练兵的场所。一个在安成村的东面，距村约1华里，该营盘是一座丘山山顶部由人工整平，绕山脚挖成宽约4米、低于山头2米左右的壕沟。壤沟为驯马之跑道，山间平地则是驻军操练的场所，现被林木杂草所覆盖。绕营盘一周，约1公里，距营盘10多米的南面有一山埚，地面平坦，三面有沟，平面约3000平方米，当地群众称为棚子里，实为驻军之地。另一个在距安成营盘约1华里的石嘴自然村宅后，还有一个在距石嘴约1华里的松田自然村。这三个营盘成一字型南北分列，与七里山西北面枧卞村的一个营盘成为一个品字型状，这与古代驻军呈畸角之势的规则相符合。同时，这些营盘的附近都有二、三百亩或四、五百亩良田，具有“亦兵亦垦”的格局。这说明，曾任安成太守的渊明父陶敏在安成居住时拥有“家兵”。其三从出土的晋代有太守出巡图的墓砖来看。在七里山的对面，上首为笔架山，下首为南山，中为藏贤山。2000年一月，我们在藏贤山枥坑嘴发现了一座晋代的墓穴，出土了有出巡车马与骑士图案的墓砖。这与1982年我县一位文物研究爱好者在七里山故里村得到一块有“太守”二字和出巡图的晋墓砖基本相似，只有渊明父陶敏出任过安成太守。因此，上述之安成故址，驻军营盘，晋代太守墓砖构成了陶敏居住在安成，渊明出生在安成，陶敏驻兵在七里山，死后葬在藏贤山的佐证。
二、渊明宜丰故里故迹，非“陶姓贤者误为渊明也"
． 渊明故里在原新昌县义钧乡之十五都和十六都，即今之澄塘镇黄坪村的陶家园至敖桥乡茶头村的蔡家，南北相距9公里。这里。渊明的遗迹故址星罗棋布，自宋至清有朝廷宰相、大学士、状元、文学家、史学家等40多位名人，先后来到故里寻迹采风，拜谒考察。他们写下了记、序10多篇，留下吟咏故里遗迹遗址的诗词50余首。但由于渊明故里地处极偏，交通不便，不说古代的学士、名儒不可能对其遗迹遗址作全面的考证，就是近代和当今的陶学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来宜丰故里考察其遗迹遗址者也为数无几。因此，对渊明宜丰故里的遗迹遗址，有的学者说成“陶姓而贤者，误以为渊明也”，对历代名人儒士论证“渊明始家宜丰”称之为“想当然之臆说”。此说不知出自何处?有的说是<瑞州府志>编者之言，而查<瑞州府志>则明确记载：“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因为此说影响十分之大，我们不得不把渊明宜丰故里遗迹遗址弄个明白。从去冬至今春二月我们采取考证与挖掘、辩证与辨伪、考证文字记载与考证现存文物、学者考证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和史料记载对照家谱记载、文字记载对照当地群众传说、记载与传说对照遗迹遗址现场的方法，对渊明宜丰故里遗迹遗址作了全面、系统、求真、务实的考察，并绘制出了<陶渊明宜丰故里遗迹遗址分布图>，使渊明出仕前所为的19处、后人所建的11处遗迹遗址一目了然。通过这次考证和剖析，我们认为渊明宜丰故里的遗迹遗址，不但是非“陶姓而贤者，误以为渊明也”，而且是渊明始家宜丰之可靠佐证。
第一，遗迹遗址的名称、方位、尚存的场地与文物证明，“非陶姓贤者，误以为渊明也”。渊明宜丰故里的遗迹遗址不像其他里居之说的一块醉石、一座五柳馆、一处靖节祠，也不只是几处、十几处，而是有30处之多。在这些遗迹遗址中，有读书堂、赋诗湾、东皋岭、醉卧石、桂林山、潜慧寺、东篱下、松菊园、菊轩、柳斋、石室、藏书墩、洗笔池、柳斋棋局、南山、秀溪、陶家园、陶家坪、安成等19处乃渊明出仕前在故里所为之物，所游、所栖、所居、所劳之地；有藏贤山、故里东头、故里桥、靖下桥、靖节桥、延禧观侧靖节祠、崇贞观左侧靖节祠、对门象形山嘴靖节祠、秀溪村头靖节祠、顾渊石等11处乃后人所称之名、所建之物。由此看出，不存在“陶姓贤者，误为渊明也”的问题。’同时，每处遗迹遗址的来龙去脉、地理方位以及建造时的记、序和后人拜仰留下的诗文，在<陶谱>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新析<陶谱)时尚未发现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之嫌。(详见<陶渊明研究>总第四期凌诚沛<陶渊明宜丰故里遗迹遗址新考>)这里仅列以下几处遗迹遗址予以说明。
陶渊明读书堂。秀溪<陶谱>中载：“晋太元庚寅冬(390)，先生燕游予义钧乡之十五都浒溪山延禧琳宇，见溪流环抱，林木林蔚，辛卯冬(391)遂构书堂于其侧。后绍兴甲子(1144)郡守赵廉裔偕黄梅令邦义公将堂旧基新作祠宇，每岁重九辰，将佟公所写先生遗像悬其中而祀之。”<江西通志>载：“秀溪在(新昌)县十五都，一名渣溪，……。有渊明读书堂……遗址。”<瑞州府志>、<新昌县志>宜丰的邻县<上高县志>都有渊明读书堂的记载。宋太祖八世孙、著名文魁赵师秀有<延禧观>诗一首：“寂寞古仙宫，松林常有风。鹅毛和雪下，井气与云通。背日苔砖紫，多年粉壁红。”明况叔祺(贵州提学佥事)，著有(考古辞宗>)也有<读书堂>诗一首：“谁将德教化南方，元亮声华久更彰。柳叶尚含彭泽绿，菊花犹喷太和香。壁奎耿耿云初敛，弦诵洋洋日正长。千载高风人共仰，至今遗迹尚流芳。”的确如此，当今浒溪山面貌依旧，延禧观、读书堂后的两棵千年古樟伴随着当地群众仍称为书堂的遗址尚存。这可以说明“非陶姓贤者，误为渊明”吧。
崇贞观左侧靖节祠。秀溪<陶谱>在<靖节公祠通记)中载：“宋绍定六年(1233)邑宰李以制买地崇贞观之左改建之。淳祜六年(1246)邑宰赵与揣重修之，清江傅实之记。”康熙癸亥<新昌县志>卷之二，载有宋从侍郎袁州分宜簿清江傅实之的<重修靖节堂记>。宋观文阁大学士曾渊子有<初春过崇贞观拜靖节先生祠>诗一首：“峭寒挟痴云，陇亩阴色静。劝农戒征夫，早诣招提境。前有隐者祠，我欲事谒靖。云扔吉我来，遮引入幽胜。而况黄冠贤，四筵洽佳听。三年醉簿书，烂漫唤不醒。笑与山君期，聊以适吾兴。先生旷达人，一归百味永。如何家柴桑，故里久不省。涕唾轩级荣，一饭恩炯炯。彼我形役心，而乃秫二顷。寥寥千余年，史岂不足证。云木书保堂，花露笔池冷。高风邈难追，悠然发孤咏。”该遗址地处今澄塘镇黄坪村观前自然村(观即崇贞观、前则为崇贞观之前)；2000年冬我们在该村发现了有“崇贞观”三个字的古墙砖。这充分证明<陶谱)中记载靖节祠建在崇贞观左侧是无可置疑的，更“非陶姓贤者，误以为渊明也”。
故里桥。在秀溪<陶谱>、<新昌县志>里都有：“故里者何里?人喜其归而名也。里何以名?故志故乡也。先生耻折腰，飘然归来，稚子候门、僮仆欢迎，故不胜其喜也。故里在筠之宜丰东，距城约二十里，乡日义钧，而里名故里也。至今有桥，一以故里名，一以瑞芝名。傍有柳斋棋局……。”故里桥，此桥始修无考，元至大庚戌(1310)重修，最后一次重修是清代嘉庆庚午(1810)，桥正中一侧嵌有石刻“故里桥”三个楷体字。清胡纬民的<渊明故里>诗便谈到此桥和咫尺相映的瑞芝桥：“冥鸿高举万层霄，谁识吾村旧隐陶。名迹多留康乐壤，清风犹想义熙朝。书声台古终难冷，墨浪池香久未消。小子何缘居得近，时寻五柳过双桥。”里名、桥名、诗文都明明白白地说明，是为思念和纪念五柳先生之回归，那有以“陶姓贤者，误以为渊明”之处呢?
第二，遗迹遗址的文字记载，<陶谱>与方志的一致性，证明非“陶姓贤者，误以为渊明也”。秀溪<陶谱>记载30处渊明宜丰故里的遗迹遗址，在<江西通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名胜录>、<舆图备考>、毛晋<绿君亭陶集杂附>、王谟<考古录>、<豫章十代文件略>、陶默<仰止录>中载有：桂林山，秀溪一名渣溪(陂)，渊明读书堂、靖节桥、渊明旧宅、洗墨池、藏书土郭、七里山，渊明故里、南山、南山靖节祠等11处；在<瑞州府志>中载有：“渊明洞即石室、藏贤山、洗笔池、顾渊石、渊明醉石、秀溪今名潭、溪、靖节桥、秀溪村头靖节祠、菊轩、柳斋、渊明洞即石室，藏贤山、洗笔池、顾渊石、渊明醉石，秀溪今名渣溪，清节桥、秀溪村头靖节祠、菊轩、柳斋、渊明故宅、七里山、读书堂、藏书墩、晋陶渊明墓、柳斋棋局等16处；<新昌县志>则与<陶谱>中所载的大体相同。由此看出，证明陶渊明始家宜丰的遗迹遗址，<陶谱>的记载与县志、府志、省志的记载是一致的。这又足以说明渊明宜丰故里的遗迹遗址非“陶姓贤者，误以为渊明也”。为了进一步证实渊明宜丰故里的遗迹遗址，秀溪<陶谱>与方志记载的一致性，现列举以下四例：
一是桂林山。<江西通志>(清光绪六年修)卷五o_载：“桂林山在(新昌)县东南二十里，旧传晋陶渊明尝居此。”<陶谱>中载：“桂林山上建有桂林寺，在县之东二十里义钧乡十四都(按：今敖桥乡大塘村)，相传靖节公建于晋太元壬辰(392)冬。宋治平中(1066)改额日‘彰圣寺’。元至元中(1282左右)寺僧清逸，游主至都，居白塔圣寿万安寺7年，领受仙经法旨，归寺开讲不懈，戒律甚严。故<天隐疏>有丹成拔宅皆仙之语。’元大德庚子一(1300)，袁州路总管荣公赍捧朝命，护持讲席，其徒循习宗教焉。元季兵毁，遗址今存。”宋观文阁大学士，淳祜十年(1250)进士曾渊子有咏<桂林山>诗。“曾将桂子种溪山，上创招提任往还。桂树凋零禅去远，清声送得满人怀。”现在桂林山上还有数十棵桂花树。
二是秀溪一名渣溪。<江西通志>卷五七中载：“秀溪在新昌县东十五都，一名渣溪。相传陶潜第五子佟居此。有读书堂、靖节桥遗址。”<瑞州府志>卷之一中载：“靖节桥在十五都渣溪，宋绍兴(1131—1149)知县赵纶建在靖节祠侧，明知县顾正重修。菊轩，在秀溪上，相传渊明所筑，尚书吴山及熊廷相俱有诗。柳斋在秀溪上，柳阴四周，渊明曾栖隐于此。”秀溪<陶谱>中载：“松 菊园，又名菊花园，而菊轩亦在其旁，在秀溪宅后隔溪数十步，先生种松菊之所，陵谷变迁，悉成田亩，即今花园段是也。”明熊廷相有<菊轩>诗曰：“今古东篱下，秋香几度过。怡情花共逸，谋醉秫宜多。五斗徉辞晋，千钱隐愧何。问谁经国者，万感一狂歌。”在秀溪宅后的龙山还有潜慧寺的遗址，<陶谱>载：“潜慧寺晋太元壬辰(392)春，靖节公与禅师慧远所建，故以潜慧名寺。今秀溪宅后山有一大草坪，对面左侧龟形峙立是其遗址。徐应龙有碑铭，迄北宋末年遭兵乱，寺毁碑废，无复修葺。”曾渊子有诗云：“秀水山青另一天，连名结社乐蹁跹。地盘龙势分庐宇，江吼龟声拥寺前。薄座开函风满径，花池洗钵石流泉。至今遗迹依然 在，可并虎溪三笑传。”三是靖节祠。陶默<仰止录>云：“新昌县东二十里义钧乡，乡人多姓陶，于其所居南山立祠。”毛晋<绿君亭陶集杂附>云：“靖节祠。一在柴桑山下(按，建于明嘉靖年问即1522至1566年)，一在南康府学东，一在九江府治东(按建于明嘉靖年间)，一在彭泽县治东(按建于明弘治三年即1490年)，一在瑞州府城南(按<江西通志>云：“文信国知筠州时，慕靖节宜丰遗迹”(建于南宋淳祜六年即1246年)。一在新昌县之南山(按元大德三年已亥春建即1299年)。渊明宜丰故里之靖节祠、南山者乃是第三次所建；始建之祠在延禧观渊明读书堂旧基，时南宋绍兴乙丑(1145年)；二建之词在崇贞观左侧，时绍定六年(1233)；四建之祠在秀溪对门象形嘴，时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五建之祠在秀溪村头，时明崇祯辛已(1641)。从以上10处靖节祠来看，宜丰故里之祠及慕故里之迹所建的瑞州府城南祠达6处之多，其祠始建时间早于其它4处325年和421年。难道这样的史实能够虚构而成吗?这已成为渊明始家宜丰的千古史证。
第三，遗迹遗址的记、序证明非“陶姓贤者，误以为渊明也。’’在秀溪<陶谱>中，除宋咸淳乙丑(1265)文天祥、明永乐十九年辛丑(1421)将仕郎直隶广平府儒学教授李辅、明万历丁亥(1587)知瑞州府章润、清康熙壬午(1702)文华殿大学千兼吏部尚书朱轼，清咸丰十年岁次庚申(1860)-、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的六篇谱序外，尚有宋阮唐的<靖节祠堂记>、宋傅实之《重修陶靖节堂记》，明郑珩《督建靖节公祠堂记》，明瑞州太守陶履中<陶渊明读书堂记>、明庐陵解观<重修靖节桥记>、宋宝祜癸丑科状元姚勉<新昌义钧约序>等。这些记、序都是历史名人所撰，且多为江西人或亲临其境，目睹事实，与撰<宋书>的浙江人沈约更为了解渊明之实情，又没有什么附会之嫌。这里就以下四序作些摘抄与解说。
其一，宋阮鹰《靖节祠堂记》：“按旧志，豫章，汉郡，号江南卑薄之域，然世多隐君子，有虞仲夷逸之高风。新昌古宜丰也，属豫章郡，山环水绕，哲人胜迹不胜数，如晋之靖节先生其书堂、石室与夫洗笔池、藏书墩尤瑰伟奇绝，新昌<图经>载甚详，余常欲迹寻焉未暇也。大观戊子(1108)，偕一二净侣，杖履往游。自延禧观问道耕夫，访所谓书堂石室者，第见夏木阴森，苍藤络绎，深翠郁然，漫不可考。慨叹徘徊而已。绍兴甲子(1144)，汾阳赵公纶来守此邦，妙于诗文，清深闲远，将追配先生于千载，每恨古迹就湮。藏书洗笔之所，悉为狐兔蛙蝇之区。先生伟节垂日星，而祠像弗存，观感无自，士欲何惮不入贪懦鄙薄乎!明年移书于邑令汝阴谢公子由，且喻先生之裔剪除草棘，芟理秽芜，因其书堂旧基，新作祠宇，永奉祀事。……而豫章之宜丰，盖未为江州祭酒时栖隐之地尔。观晋自太和至义熙间，风波云扰，深山穷谷，衣冠远引常恐不早。先生实居此邑。良以家弊，始东西游走，强颜漫仕。平昔之书堂石室焉可诬也。然性爱丘山，匡庐绝佳甲于江右。爰自拂衣竟留柴桑。故赋诗饮酒、登临笑傲，岁月居多。若始隐遗迹，充当时名流，如檀道济，王宏诸人，往往视为哲人细事，史因弗传。后人信书，浸没其实，反以致疑。今义钧乡，距邑治之东南二十里，石室之傍，陶氏数百家。全盛之初，俱为良农，习尚淳朴，如葛天氏之遗民，祖风信有所自矣一…·。其二，明瑞州知府陶履中<陶渊明读书堂记>：“新昌渊明读书堂，乃先生未令彭泽时栖息处也。计此时江左之鼎未沦，长沙之勋未烈，先生宜未可浩然遗世者，则其所读之书，及读书之况，有可得而窥乎?或谓先生初字元亮，似于此地有隆中之比。则南阳之卧，北窗之卧，其寄趣未必顿殊也。及意五斗米无支于大厦，归来一赋，其息深深。则渊明嗜酒之名溢，邃庐置之。世之传先生者，亦遂不复论。然而遗址之存，实非影附，游此地而询故老之所传闻及见先生云}乃之裔，无不凿凿足证也……”。其三，明史学家、<宋史>主编庐陵解观<重修靖节桥记>：“晋处士清风高节，师表百世。……瑞州新昌距郭二十里而近直南 山之秀溪，有桥名靖节。桥之傍多陶姓，而桥之成坏数四。陶之子孙，继继承承能修复之，最后陶君洪寿乃率族众，因旧基砌石起墩，以为久计。屋其上如千楹，而揭故宋侍郎实斋刘公所书“靖节桥”为额，墨迹飞动，与桥亭俱新，过者咨嗟，以游以息。吾里士罗可桂客新昌，主于陶，知其颠末为悉，乃请予记之。如陶指将刻诸石以传远。余惟桥以靖节名。盖与严陵濑，孺子亭同科，而前是未有表而出之者何耶！夫靖节固无待表见，而此桥之不史不诗以传，则虽出于后人之想慕，而靖节之不可磨政复在兹，此兴废继坠所以有待于后之人，而此记不可不作也。乃系之铭。铭日：南山悠悠，中直党田。新桥翼翼，卧虹蜿蜒。何以揭之，日为靖节。字走龙蛇，名悬日用。’兰亦可馥。菊亦有香。怀哉可人，于蔫倘徉。古今代变，陵谷屡徙。奈何斯桥，而亦中圯。继美者谁，靖节之孙。庶几芳泽，覃尔后昆。南去北来，停车立马。嗟行之人，薄言观者。维此靖节，邈乎高风。我铭于桥，以诒无穷。按<图经>，靖节桥在县治东南二十里属义钧乡十五都 渣溪。宋高宗绍兴甲子(1144)邑宰赵纶建于晋陶渊明之祠堂 侧。其水自清水桥出凌江，会锦水；其路东通上高，西通本邑。 溯桥上流五里许，为先生故里，旧有祠，循桥下可二、三里，有先生读书堂附延禧琳宇，今隔世邈然。而桥之碑不可没也。余谨按碑文所撰而记之，庶来者有考于斯。”其四，宋宝祜癸丑科状元姚勉<新昌义钧约序>云：“某不足道也，愿相与如古人。其能不阿权门，上书诋王氏，义必扶正统，愿立孔子后，如吾里子真者乎?其能义不事小人，即赋<归去来辞>，义不负晋朝，惟书甲子号，如吾里渊明者乎?是所谓义也。”
以上四篇记、叙的内容，说明了这样几个事实：一是渊明燕游延禧观，所建的读书堂，乃先生未为江州祭酒和令彭泽时栖息处也。遗址之存，实非影附。二是延禧观侧的靖节祠堂，是因其书堂旧基而新作。三是渊明始家宜丰，始隐遗迹，被檀道济等一些当时的名人视为哲入细事，史因弗传，后人信书，浸没其实，反以致疑。这些也正说明渊明宜丰故里之遗迹遗址非“陶姓贤者，误以为渊明也。”
三、渊明家传，非后人臆说，乃史实也
在清宣统三年(1911)秀溪<陶谱)中载有<靖节公家传>(以下简称家传)：“渊明公，字元亮，在宋名潜，谥靖节先生。长沙公侃之曾孙也。母孟氏。晋哀帝兴宁三年而公生焉。少有高趣，澹然不群，总角闻道，一意任真，秉礼蹈义，取与不苟。性喜安亲，寻幽觅静，见夫南山之阳，林木森蔚，武帝太元十五年庚寅(390)乃构庐而居焉。地近延禧琳宇，时乎燕游。辛卵冬，遂建 读书堂于其侧，旁有山日七里，建藏书墩、洗笔池，夏日憩息于山之石穴，人号之日‘渊明洞’。始娶王氏，生子俨。癸已岁(393)起为江州祭酒，挈家抵任，未几弃职。无何数奇，患起庄歌，继娶浔阳翟氏。与公同志，克甘勤苦，留居柴桑祖宅，躬耕是任，朝夕忘劳。乙未岁，始作镇军、建威参军。安帝隆安四年庚子五月，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挹平湖，望曾城(曾城落星寺也)。是时公有祖居在上京(<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祖居，，)。七月中赴假还江陵。八月，幼子佟公生。是冬，母孟氏卒。元兴三年癸卯始春怀古田舍，‘十二月与弟敬远诗。甲辰岁服阕，刘敬宣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浔阳，辟公参谋军事，时公年四十矣。回翔十载屈于戎幕佐吏，志不获骋，良图弗集，明年决 策归休矣。乙已三月，敬宣改宣城内史，公适使都还，经钱溪，复邦族，家贫甚。是秋八月，应辟为彭泽令，托公田以资曲蘖。居官八十余日，郡遣督邮至，吏日：“应束带见之”。公叹日：我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解印绶，赋(归去来辞>。寻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居家萧然，与世相遗。门栽五柳，著传吟诗以自况。岁戊申，柴桑县之柴桑里，竟遭回禄之灾，徙南里之南村，即栗里也。甲寅，有南山旧宅之思(诗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寻遇剧疾而止(公恐不起，有与子俨等疏，时年五十)。丙辰冬月，乃与翟氏携幼子佟还宜丰，(诗云：命室携童弱，良日偕远游)。葺理南山旧宅而居之。日游秀溪之境，课耕论道，父老喜其复来，名其地日“故里”。时公去此垂三十年矣。遍访旧游，逝者过半，慨怆不已，每形之于吟咏(俱见<归田园居>等诗)。居凡数年，乡人敬信愈笃。宋高祖武帝永初二年辛酉春，遗佟公于南山，往视子俨于柴桑里。丙辰冬，征为著作郎，托疾不赴。元嘉四年丁卯九月，卒于柴桑里，春秋六十有三。葬德化县楚城乡鹿子坂面阳山之麓。易箦之初，自为祭文挽诗。公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人或有讽之仕者，自以祖父世为晋臣，耻复屈身异代，决志 隐逸。义熙以前所作文章，明著晋代年月，永初之后，惟书甲子而已。当时颜延年(之)诔，昭明太子统序传，咸称公高蹈远举，不偶时俗，而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已之操，子五，详系内”。靖节公这一家传，我们认为：一没搞附会，二无牵强之处，三合多数陶研者之论断，是一篇反映陶渊明历史行踪的传记。但近代和当代有些学者对<家传>发表了一些异议，现就这些异议谈谈我们的看法。异议之一：“如渊明二十九岁起为州祭酒前一直家于宜丰，何以只字不见其诗文?”我们认为，渊明起为江州祭酒前，家一直在宜丰，但也东西游走，而只字不见于其诗文的原因有二。一是渊明家宜丰时，应当说写有诗文，但地处极偏，既有要传之事，载笔者无从知之。渊明自少好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经由阿作>)。这说明他在二十岁左右就完全沉浸在琴与书中，废寝忘食地学习。可见他在二十九岁离开宜丰出任江州祭酒前作有诗文是无疑的。但由于上述之因，故不但在梁太子萧统编辑的<陶渊明集>中，没有一篇作品是写于29岁以前的，而且在当代一些陶学家所编的渊明年谱中，也找不出29岁以前的作品。如76岁说的袁行霈所编的<年谱汇考)最早作品是<闲情赋>，19岁作，即63岁说的32岁；59岁说的邓安生所编的<年谱>最早作品是<命子>诗，31岁作，即63岁说的36岁；59岁说的龚斌所编的<年谱简编>最早作品是<五柳先生传>，27岁作，即63岁说的31岁；63岁说的孟二冬<译注>中最早的作品是<命子>诗，29岁作；63岁说的江西星子县文联<陶潜年谱>中最早的作品是<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36岁作。另一条原因正如宋阮鹰、在<靖节祠堂记>中所述：“先生实居宜丰……平昔之书堂，石室焉可诬也。然性爱丘山，匡庐绝佳甲于江右，爰拂衣竟留柴桑。故赋诗饮酒。登临笑傲，岁月居多。若始隐遗迹，充当时名流，如檀道济，王宏诸人，往往视为哲人细事，吏因弗传。后人信书。浸没其实，反以致疑”。反而言之，如果渊明生于柴桑，长在柴桑，那么他二十九岁出仕前，应当有他家柴桑或鹤问寨的诗文， 为何又不见一字一文呢，这不是从另一方面证实渊明二十九岁前家宜丰吗?异议之二，“义熙十二年(416)，渊明52岁，乃与翟氏携幼子佟还宜丰，是年渊明有<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诗，写于江州。八月刘裕伐秦，明年有<赠羊长史>诗。这些都在江州写的。没有住宜丰的可能。”“(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留佟居南山，复视子俨于柴桑里。按：是年渊明在江州，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自去江州，不曾移居(殁于柴桑在外)”。“至于‘命室携童弱。良日偕远游’之句，乃是<酬刘柴桑>诗，大约太元二十年(395)写的，这时长子俨三岁，次子俟二岁，童弱指的是这两小孩，佟是老五。没有出生，怎么能还宜丰呢?”这些异议，似是而非。首先说<八月中于下漠田舍获>应为<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这是发生在丙辰秋天的事，诗也是写于丙辰秋。渊明丙辰冬与妻携幼子佟还宜丰，这有什么不可能还宜丰呢?其次说<于王抚军座送客>诗，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中云：“谢瞻永初二年(421)为豫章太守，次年瞻死，则此诗当作于永初二年秋”。李公焕<笺注>：“按年谱，此诗为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宋书>王弘，为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今黄州)太守，被征还。谢瞻为豫章太守(今洪州)，将赴郡。王弘送至湓口(今浔阳之湓浦)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休元要靖节预席饯行”。陶澍<考异>日：“今<文选>瞻序仅纪三人，无先生名字……。”李辰冬<陶渊明评论>系此诗于元嘉元年(424年)下，亦认为李注“首章纪座四人”不确，陶、谢二诗的写地点、环境不同，断定陶渊明所送不是谢瞻与庾登之，而是庞参军，“可以推想王弘就是代送饯行席上认识陶渊明的”。不管是送那一个客，是三人还是四人，是元嘉元年(421年)，还是永初二年辛酉(421年)，这和陶渊明于永初二年春回柴桑，永初二年秋送客没有任何矛盾。再说<赠羊长史>诗。义熙十三年(417年)太尉刘裕北伐，四月至洛阳，七月至潼关。八月，晋将王镇进入长安。十月，天子诏贺刘裕。十二月，刘裕东还(<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中云：“<赠羊长史>诗作于是年九月刘裕入长安至十二月刘裕东还期间6”我们认为此诗在宜丰写好后派人送给羊长史，也许诗是在羊长史衔使秦川后交给他的。总之，以此诗的写作时间来否定渊明丙辰冬还宜丰的记载是不足为证的。四说<酬刘柴桑>诗。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曾做过柴桑令，故称；入宋后隐居不仕，人又称刘遗氏。历来注家多以此诗与<和刘柴桑>诗同作于义熙五年(405)此时幼子佟正十六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酬刘柴桑”笺注)：“诗云‘命室携童弱’(释名释长幼)：‘十五日童。’．(正字通>：‘童，男十五以下谓之童子，童，独也，言未有室家也’。<史记·五帝本纪>：‘弱而能言’。(索隐>：‘弱谓幼弱也’。渊明<责子>诗云：‘阿舒’此诗作年则在<责子>诗前，今暂系于义熙三年丁未(407)。”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中云：“(酬刘柴桑)约作于是年(义熙二年丙午)秋。诗日：‘命室携童弱’，此年其幼子十六岁，正相吻合”。而说此诗作于太元二十年(385)，时长子三岁，次子俟二岁，童弱指的是这两小孩，佟是老五，没有出生。怎么能还宜丰呢?这完全是想当然的臆说。异议之三，对<家传>中所载：“见夫南山之阴，林木森蔚，孝 武帝太元十五年庚寅乃构庐而居焉。”“甲寅有南山旧宅之思，‘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丙辰冬月，乃与妻翟氏携幼子佟还宜丰，茸理南山旧宅而居之。”“宋高祖武帝永初二年辛酉春，遗佟公于南山，往视子俨于柴桑里。”这些，不少学者存在疑惑。而我们考证的结果则认为是可信的。第一，对南山的考证。渊明故里自古以来就有南山之山名和南山之村名，在今澄塘镇秀溪之上。陶默<仰止录>云：“新昌县东二十里义钧乡，乡人多姓陶，于其所居南山立祠。”毛晋<绿君亭本陶集杂附>云：“靖节祠……一在瑞州府南，一在新昌县之南山，皆靖节先生曾经居止之地。”宋存标在<靖节公赞>诗中有“源处士、陶渊明。东篱下、首阳薇。见南山、思伯夷”之句。明罗伯魁<柳斋高卧>有：“起来复有悠悠兴，云满南山菊满篱”之说。明庐陵解观<重修靖节桥记>中有：“南山悠悠，中直党田。新桥翼翼、卧虹蜿蜒。”康熙癸亥<新昌县志>载：“靖节祠，旧在十五都延禧观……元至正甲申，祠圮，前进士陶寅迎南山祀于陶登故宅。”<宜丰县志>(1988年修)载：“南山，在故里东头以南，山下有一村，亦名南山。村东北陶家坪，为渊明又一故居遗址，乃渊明少时及其晚年携第五子佟归故里时一度居住之所。坪基面积3000平方米，今尚存古屋基、陶瓷碎片，晋墓砖。”今年一月我们又在陶家坪发现了一口古水井和砌井古砖。由此可见，渊明诗文中的南山乃宜丰之南山，渊明构庐南山，五十二岁还宜丰，“葺理南山旧宅而居焉”也是事实。至今，该村群众盖的新屋，在屋梁上仍写南山二字。第二，对陶佟的考证。秀溪二修<陶谱)序中云：“自晋渊明始家宜丰，居故里，邑之有陶从兹始矣。再传而佟，卜徙南山。南山秀溪北隅。”后来佟之裔从南山徙居秀溪，至清末后裔达1500余人。这不只是秀溪<陶谱>有记载，万载<黎源宗谱)、高安<三石宗谙>都载乃佟之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修的<豫章大宗谱序>(原载一九八八年修栗里陶氏宗谱)中明确记载：“……陶之先，为丹阳浔阳两派者，丹阳自有系，余靡得而述之。浔阳一派，则布散江以右，其柴桑之栗里，我祖门鄱阳，居五柳乡其处也。彭泽则我祖故所，令次子俟-止焉，为彭泽陶。自彭泽分湖口，则为湖口陶，分都昌，则为都昌陶，分星子，则为星子陶。长子俨后还居鄱阳之故里，则为饶州陶，分豫章则为进贤陶。旧谱载份之后居羊城，佚之后居斜塘者均未过问焉，此其大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