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风流人物》总序 100年的江湖
- 中华谢氏网 2008-11-17 21:07:43 谢景德
《东晋风流人物》总序 100年的江湖
东晋立国103年，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沧海一粟而已，但是对于中国历史却是一记重重的记号：
东晋及以前，儒、佛、道三教或创立、或传入中国，并在两晋时期基本定型，自此直至清朝，影响中国人数千年精神状态，百家争鸣状态到此真正终结。
东晋以前各朝代，尽管纷纷纭纭，但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华夏族人，也就是所谓的汉族人，东晋开始直到清朝，汉族人在政治上就不再占绝对统治地位，或是皇帝有所谓“胡、越”血统，或是汉人朝廷偏居一隅。
东晋之前，中国社会阶层分立严重，寒族与士族不通婚，平民想提高地位，只有高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起来造反当皇帝这一前途，东晋衣冠南渡之后，阶层融合之路才有可能打通，出身寒族之人，才能跻身百官之列，直至终于确定科举制度，人人有机会当官出头。
古语说：“五世其昌”，如果自秦朝统一中国算起、历汉、三国、西晋到东晋，中国所谓封建王朝正是五世，中华文明历经青春期的彷徨之后，终于国有定型，创造了中华一千多年国家体制，创造出几代文明盛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
所以，尽管东晋朝廷始终风雨飘游，但必须承认，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
这个时代是转型的时代：国土分裂，阶层分化，文化变型，体制变革……
每一段历史都是当代史，东晋的时代，与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有许多地方异曲同工。身处这样的大时代，每个人对于个人的、国家的前途变数，都无法掌握，前途多歧路，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
所以这样的时代，一定是英雄辈出时代；这样的时代，是值得长袖擅舞的时代；
杜甫诗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数风流人物，还是东晋最多：王导、王敦、桓温、谢安、王羲之……文采武略，灿若流星。
佛家禅语说：“从来处来，向去处去”，历史人物的归途，往往就是我们的前景。
“谁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尼采）
随着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家国前景也将隐约可见了。烟花落幕后，英雄散去时，每一个大时代的人，都将成为残迹，偶尔还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无非供人赏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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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物 谢安
一、一个机遇。
公元359年的冬天，东晋部队打了一个败战，虽然只损失了15000人，但总指挥谢万不仅被革职，而且被贬为庶人，永远不能再当官。虽然合情合理，但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陈郡谢家面临灭顶之灾，这下满朝文武不干了，劝说的人络绎不绝跑到谢家，要谢家的老三出山。
为什么满朝文武这么紧张谢家？因为谢家如果沉下去，他们的地位也不保了。
在他们这个年代，最有权有势的人是当朝大司马桓温，在名义上，他是全国三军总司令，并且掌握全国近一半地方的实权，但是未能染指中央政府实权，除此之外，拱卫首都的周边大区豫州和徐州军政实权也不在手中，特别是豫州，它是谢家经营十多年的领地，桓温用了许多手段，始终不能拿下。在强势的桓温势力面前，中央政府和豫、徐两州互为依靠，取得与桓温的恐怖平衡，现在豫州谢家被拿下，大司马可以推荐人马代替，甚至直接“代管”，而实际上如果桓温开口，也真没有理由，也没有人敢拒绝他。所以目前的情况，对东晋皇室和各个名门大户来说，人人自危。
能挽救时局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谢家的老四谢安。
谢安这年40岁，按我们现在45岁还可以评“十佳青年”的惯例来说，他还年轻，可是放在1700年前，中国人的寿命普通只有五十多岁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中老年了，而且更糟的是，谢安还从来没有当过高官，只有年轻时候当过1个月的小官，按照现在“年轻化、专业化”用人标准，他当初级公务员都没资格。
但是他有资历。所谓乱世出英雄，在那个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后来严格的选官制度还没有成型，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算上之前姜太公70岁才出来上班的经历，40岁真的还是风华正茂年纪，在那个年代，当官最重要的条件是候选人的名声响，在遥远的古代，传媒业非常不发达，口头传播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传播形式，虽然据戈公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邸报》，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物证据，但从唐人记录来看，邸报其实只是政府传单而已。所以一个人成名，非常不容易，基本上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写文章让人传抄，二是行为放达，出位，就跟现在网络红人芙蓉姐姐一样。但是成名之后还能当上官，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个向皇帝推荐你。尽管当时选拔人才，从汉代起就规定地方官有荐举人才的义务，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民主的社会，一定会存在惰政，更何况当时社会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就是你推举的人才将来出了事，推荐人也要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个不相干的人上位，因此，这个看起来很周全的制度，实际上就催使了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只要你在这个小圈子内有名气，那么就一定有人推荐你当官。所以出身决定前途，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近许多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要追究当初提拔贪官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对于举荐人，如果没有利益输送的话，大家实在气不过，最多给他道德谴责就好了。
闲话少讲，再讲一句，古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在东晋社会，能不能当大官，最重要的还取决于你的人脉广不广，有没有更多的人撑你的门面，当然这对于谢安来说不成问题，对于本文却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先讲谢安的出身。
二、出身决定前途
谢安是陈郡谢家的第三代。这是他晋身高官的重要基础。
陈郡是谢家的郡望，在东晋社会，郡望很重要，它意味着你是否“根红苗正”，是不是可造之材。郡望就是我们现在写档案时要填的“籍贯”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籍贯”是在北京这种大地方，高考分数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这搁古代，上大学就是当官，所以“籍贯”好的人，当官就比较容易，而且还有一点，对于大地方人，“籍贯”也是可以炫耀的身份，你在路上见一个人，问，你哪呀，他要是北京的，准会拉高八度讲：“呵呵，小地方，北京”，让我们这种真正小地方的人无地自容。这种“籍贯”的先发优势，在东晋社会尤其明显。
东晋是司马氏政权从首都洛阳渡黄河迁都建康（今天的南京）后建立的，我们现在叫人家东晋，那是后来写历史的人为了方便区隔在洛阳的那个晋朝而叫的，实际上人家司马氏政权可是从头到尾都只叫“晋”，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这表示，虽然定都在江东地区（现在我们叫作江南），但司马氏朝廷始终认为自已是那个正统的北方政权，而且朝廷上下也认为“籍贯”在北方的，身份始终比南方蛮子高一等，《晋书》里有个故事，说是南人陆机兄弟去拜会刘道真，刘道真见了他们，半天不理，后来实在不说不行，问了句“东吴有长柄葫芦，你们哥俩会种吗”，这是说人家只配干粗活。
东晋是大部分版图，是几十年前征服孙吴政权得来的江东地区，司马氏对于江东人民，始终心怀忧虑，晋武帝一次和华谭开会时就讲，“吴人屡作妖寇”而且“难安易动”，是一群恐怖分子，西晋政权从头到尾都没怎么有重用江东人才。武帝到晋朝衣冠南渡不过几十年，而这期间，江东叛乱不断，对当权者来说，实在是乱臣贼子。但是相对于江东人民来说，司马氏政权属于外来政权，双方对立更加严重。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歧视一定要导致反抗，强权歧视一定引发暴力抗争，郡望制与政权紧密相连，而且建立在对南人的歧视基础上，终于导致战乱频仍，郡望制虽然从隋唐之后不再存在，但阴灵不散，直至1948年，蒋介石虽然是溃败到台湾，但为了保卫政权，重用外省人，重压本省人，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并使族群矛盾廷伸到21世纪的今天，可算是惨重经历。
所以东晋皇室就像无根的浮萍，他需要众多一同来自中原的大家族扶持，这就是所谓的士族。
陈郡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属于中原地区，对于司马氏政权来说，属于信得过的郡望，但是谢家的崛起，是东晋朝中后期的事。
谢安的曾祖父只是西晋典农中郎将，管后勤的小军官，再之前的先人，就不见史册了，按史家惯例，谢家前人，一定只是寒门而已，所以谢家不算是名门大户。在晋朝的文武百官中，虽然大家都出身士族，但士族也分高下，最牛的是当年和司马氏一起在曹魏政权当官那些家族，再次一点的是西晋初年升上来的士族，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延伸到东晋，就是西瓜傍大边，最牛的家族，比如王氏家族，就权倾朝野。更糟糕的是，谢安的祖父谢衡是大学校长，当时大学，继承汉朝的传统，教的是孔孟儒家思想，但是社会上，特别是上层社会流行的被儒家视为异端的老庄玄学，所以学非所用，真是源来有自，源远流长。因此，虽然也是中央级公务员，但精通儒学的谢衡在官场里是个异类，大家敬而远之。
幸好，谢衡的大儿子谢鲲，也就是谢安的大伯是个聪明人，虽然自幼饱读儒家经典，但任何社会，复合型人才总是最受欢迎，在他中年时候，改学玄学，这就跟全真教的杨过投奔对家古墓派一样，融会贯通，不久就打通任、督二脉，自然武艺惊人了。
为了说明这次改行的重要性，我要再加插两句儒玄异同。
儒家实际上是穷人学问，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入世，也就是穷人要出头，一定要摒弃绯闻，管好家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穷人不在权力范围这个“世”里，所以要入世。可是士族大家本来就在这个“世”里，一出生就是当官的命，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吃腻，所以要解困，要出“世”，要学提倡“出世”的玄学，所以玄学是富贵哲学，因为穷人没“世”可出嘛。
所以起自贫寒要读儒，取得一定地位再学玄，等学玄学穷了，再来学儒，谢家就是这么个例子，这是后话了。当然，这无关两个学问的高下，只是所需基础不同而已。世界上穷人比较多，所以儒学比较兴盛，玄学比较没落。
谢鲲改儒学玄后，虽然也学人家放荡不拘，忘情物外，但始终抱着个“入世”的心，这一时期，谢家两兄弟还作了分工，老大谢鲲作名士，提高家族地位，老二谢庾主攻官场，加强家族实权，谢庾是谢家老爸，他最后当到吏部尚书，为后来谢家子弟的发达打下了重要基础。
谢鲲学玄后，技艺精进神速，被列为当时“八达”，成为“名士”，获得了当权者的小圈子的认可，一下子就把自已家族带进士族前列。在这一时期，谢家还逃过的一次灭顶之灾，起因是当时谢鲲供职的长官王敦造反，这是大罪，按理谢鲲及其家族要受株连，满门抄斩，但是谢鲲举报说，之前他有劝王敦不要造反，并且经常与王敦抬杠，皇帝查证是事实，所以谢家就逃过一劫，而且还被朝廷更加信任。不要与上司抬杠，这是儒家的潜规则，所谓“天地君亲师”，长官属于师辈，都要尊敬不如从命的，倒是老庄玄学提倡独立人格。这回是玄学救了谢家，谢家出世的做法，加速了整个家庭入世的进程，所以出世入世相对而言，学问不问好坏，关键是活学活用而已。
三、路径决定成败
公元360年8月，谢安终于决定出山，而且在政敌桓温的军府里当司马。
这个出仕时间点和方式都是处心积虑选定的。
先说时间的选择，实际上，在谢万当豫州刺史的时候，谢安就在军中辅佐他的这个华而不实的弟弟，关于谢万这个人，我们稍后再说。当谢万兵败的时候，虽然史书没有明写，但推断过去，谢安还在军中，虽然他无官无职，但也难辞其咎，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谢安不能马上说出头，要歇一段时间。
对于桓温来说，豫州是谢家旧地，好不容易除了谢万，不能马上把比谢万强百倍的谢安扶上来，而且也城要给准备出头的谢安一个下马威，所以也不能用谢安。
这样从359年冬天到次年夏天，谢安就呆在家里，当然他也没闲着，他等待一个闪亮登场的氛围，而且他相信他的出场为期不远。
第一，在高官圈子里，特别是在中央政府里占主导地位的王氏家族有人出头，替谢家说话，要知道，东晋政权号称“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政权是王家一手扶持起来的，王家人出来说话，分量当然不轻。替谢家说话的，主要是太原王家，王家与谢家渊源很深，太原王家六世的顶尖人物王述是谢万的岳父，王述官至尚书令，也是就是中央各部部长的领班，相关于常务副总理，说话当然有分量。而谢安和与王述的儿子，皇帝的幕僚长、中书令王坦之又是儿女亲家。由于这种复杂的血源关系，两家结成了利益供同体。
虽然“共天下”的王家是临沂王家，但临沂王家一向重视同姓，视太原王家为一家。此外，谢安本人与临沂王家的王羲之也是长期交往，大家知道传世国宝《兰亭集序》是记录王羲之的朋友在他家游玩的事情，这里的朋友之中，就有谢安。有这样重重叠叠的关系，不用谢安说话，自然有人开口。
这对于桓温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第二，谢万回家后，一病不起，简直到了病危的境地，这种情况，为谢安出山，加了不少同情分。谢安出山的第二年谢万就死了，谢万死了之后，一向爱好音乐的谢安竟然十年不听琴音，当然，这一方面有兄弟情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谢安还没有上位，必须不断利用悲情形象。本来，当时占主流学术地位的是老庄哲学，这个哲学有个特点，就是要劝人看得开，比如庄子夫人死了，别人都在哭，但是庄子却好象很兴高采烈，晋朝人推崇老庄哲学就是看上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战乱频繁，政权经常交替，权贵们各领风骚，整个社会没有规矩，人们的安全感很差，上年世纪30-40年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人的需求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安全感是人们仅次于吃饱饭的需要，没有解决安全感，人们就不会想着爱情呀、人生规划呀之类的看起来很美好的追求，东晋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上层社会很流行玄学，这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而已。
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越是处在无望、困难的情况下，越渴望真情，所以在魏晋之间，就有特别多的文人结交现象，像什么七贤呀，八达呀，这跟后世为了附庸风雅，硬把几个人凑在一起命名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先交游在一起，天天喝酒、作诗，搞集体活动之后，人们或者他们自已才给他们取这些名字的。所以，在那个社会，人们对于友情、亲情的重视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比如嵇康有名的《与山巨涛书》，因为与自已的理念不同，甚至直接干涉人家当官找前途，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非得被骂神经病不可，但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德。
所以，谢万的不幸，反而拯救谢安，甚至整个谢家的重要加分。
第三，豫州旧属不满。谢家在豫州经营十多年，也算是根深蒂固，有反弹是很自然的是，后来谢安的侄子谢玄还利用了这资源，整合豫州子弟，组成北府兵，这支军队后来不仅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关键还是后来打击桓温儿子桓玄的主力。
这样，面对上上下下强力反弹，桓温不得不考虑安抚一下谢家人。这个时候，社会上关于谢安的舆论突然多了起来。京城里，特别是高官之中，很多人都在讲“谢安不出，苍生何如”，好象天下没有谢安，就不能转了。这种传言的出处，大家心知肚明，以谢安的交游圈子，里头不乏类似王羲之这样的舆论领袖和清淡家，反正这些人经常和高官混在一起，大家闲谈时，每个人都随便提两句谢安，就好象递了内参一样，自然有人传给中枢，当然包括皇帝，也会包括桓温。在我们古代中国，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官，但是人们都不想跟“贪恋权术”这四个字联系起来，每个有抱负的人，都希望自已既有权势，又有高道德形象，所以舆论基础不可少。谢安做这些事，既是向社会吹风，又可以为高调出场作准备。
果然，来年8月，桓温就请谢安来当司马了。
桓温在这时候才请谢安，也有讲究，一是豫州有人接手了，半年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新人布局；二是谢万病危，如果等到谢万真的死了，那桓温就要被那些高官们安上“逼死人命”的高帽，所以趁他没死，还可以补救，而且一石双鸟，等谢万真的死了，按例要守制，也就是谢安就要辞职回家，当然，严格来说，兄弟之间，守制是可守可不守的，但是如果谢安不守制的话，那么他积累40多年的高道德形象就毁了，前面说了，东晋政权高层的贵族圈最讨厌爱当官的人，所以谢安一定要守制，否则强留下来，前途也不会光明。
那么谢安为什么要接受桓温之请呢？
第一，毕竟桓温是当朝第一大实权人物，到桓温旗下当差，向桓温示弱，避免提早刺激桓温，并取得桓温支持，对于谢安前途来说，这很重要。在一个非民选的制度里，一个人如果只是当低层官员，可能还需要点本事和能力，可能还有点事需要你去执行，可是如果要当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基本上就跟个人本事无关了，因为你决策就好了，执行是别人的事，基本上你只有权力，没有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是要站好队，你要很自觉的把自已归为谁的人，这样人家才能放心把权力交给你。所以谢安很自觉的就把自已归队了桓温队伍里去，尽管谁都知道这是扮猪吃老虎，但对于势大气粗的桓温来说，重要的是态度，他才不怕谢安们造反。
第二，谢家传统的当官路线图就是从桓温幕府开始的，谢安的亲大哥谢奕，在桓温没发达时，就是好朋友，后来也当了桓温的司马，两个人还经常在一起神侃唠嗑，被桓温称为“方外司马”，后来，在谢奕、谢安之后，谢家最有了息的后代谢玄也当桓温的司马。司马是军府里的二号官员，名义上权力很大，掌管军政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顾问，幕僚长的角色。这对于文人出身的谢家人来说，非常适合这种有名无实的军职，而对于桓温来说，又不用担什么实际风险，最关键的是，还能体现了桓家与谢家的通家之谊。这种关系，对于桓、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东晋王朝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谢安入了桓温的军府，这令桓温非常高兴。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让谢安很不爽。
第一件事是桓温的态度。谢安一来军府，桓温非常高兴，跟他畅谈好几天，有什么东西这么好谈？其实是桓温自已在倾诉过往的辉煌历史以及谢安的家世。也就是说谢安一进门，就被领导带去听讲座，拉去洗脑了，对于这种会议，说者兴奋，但听者很苦，因为不仅要听，还要非常巧妙的捧臭脚。更何况，谢家的荣辱，其实都是拜桓温所赐，谢家之前发达，谢奕、谢万能够当上豫州刺史，是桓温力挺，之后谢万被贬，也是桓温造成。桓温拉谢安讲这番话，一是炫耀，二是打压，虽然后来写历史的都说，他俩的这番见面是欢声笑语，其实是有人欢笑有人愁。
更可恶的是，桓温聊完之后，还让人传出话去说“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这样待客的？”，这句话的恶心在于，第一，他是向那些贵族们吹风说，其实我还是对谢家很好的；第二，他是向主流的舆论界思想界人士喊话，你们的精神领袖已经降服于我，而且我们交流的很好。桓温对于清谈人士有刻骨铭心的恨，因为这些人认为桓温不过一个武夫，而且还激进，在早几年，桓温在现在河南安阳打了一个败战，这对于打了无数个胜战的人来说，兵家常事而已，结果那些清谈界人士很高兴，其中一个还写了赞歌，搞了桓温很火，就找写歌人的儿子谈话，这个儿子怕惹事，就偷偷改了歌词，这事传了出去，可想而知，又变成强权打压舆论的恶例。所以桓温这下子请到了谢安作司马，可真是擒贼擒到王了，连半夜睡觉都要偷笑，可不得到处说去。
这事很还没完，过不久，桓温又突然对谢安作个袭击，当时谢安正在理发，古代人头发长，搞了好久才办完事，戴上帽子，刚要绑上头巾，桓温在客厅里发话了，说算了光戴帽子来就好了。这本来是芝麻大的一件事，结果又被传了满世界都是，而且传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人家桓温很重视谢安，这个传言与今后桓谢公然对抗埋下伏笔；二是说谢安动作很慢，这句话很值得有心人玩味，既可以说谢安听说领导来了还故意摆架子，也不抓紧，也可以说谢安这个人身手太慢，有点木讷，不堪大用。
我们前面说过，谢安本来是扮猪吃老虎，借桓温的势而已，结果反被桓温利用了。大家想想看，桓温是什么人？虽然他是带兵打战出身的，但是光会打打杀杀能当上全国总司令吗？《孙子兵法》说，打胜战的关键在于庙算，事前的策划是最重要的，所以像桓温这种从基层打上来的总司令，智慧和权谋自然不低。
所以我在这里要诋毁一下《晋书》的作者群，《晋书》原来有十八种，有的是私撰，有的是官家编修，到唐太宗时候，这位也是从基层打战上来的皇帝一看觉的这些书都是垃圾，就下令让房玄龄带人重写，大家都知道，那一阵子是“贞观之治”时期，大家都忙着搞经济，就象我们现在这样，谁还会有心思搞“文化事业”，特别是历史这种极其无趣，又没有效益的事情，但是国家有拔款，上级有指示，不能不办，于是房玄龄组织了一批主要是科举上来的文人，抄抄写写，因为大家不象司马迁等前朝史官那样，是史官世家，所以这些人把写历史当成写历史随笔了，怎么好看怎么来，抄了好多晋朝人的文章、小说、笔记，而且细节也不详加考证，人云亦云。比如说对于桓温的评价，简直把人家当大凯子了。《晋书》关于桓温的评价，主要来源于晋朝清谈家们的所谓“品题”，大家都知道，一群人，如果没有工作，没在阅历，还净讲话，那么他一定跟长舌妇的前途一样，讲人家是非，只是长舌妇讲人是非叫拔弄，文人讲人家是非叫“品题”，但本质一样，都不能轻信。所以后世认真的史家，随着对晋朝的考证越细，对《晋书》批评越多，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还照抄书中观点，那我们也把自已当凯子了，所以大家会发现，本文中的许多观点都是跟史书反着来，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毕竟也是还历史清白的一种努力罢了。
好了，言归正传。谢安到桓温府里，还有一件事很刺激他。这就是军府里的中丞高崧的一番话，他说，以前朝廷几次三番叫你当官，你老是抗旨，而且外面还有风声说，谢安不当官，老百姓没法过，现在你当官了，你预备叫老百姓如何过？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震惊了谢安。中丞说白了，只是桓温的秘书，而且是谢安的下级，高崧的问题，是不是桓温的意思呢？很有可能。这句话表面上是嘲笑谢安，实际上是提醒谢安两个问题：第一是提醒关于“禁官令”的事。前面说了，谢安曾经当过一个月的官，是在桓温的政敌庾氏家族的军府里当官，辞职之后，朝廷还不断的叫他当官，比如他愿意当散官的话，可以当琅琊王友，琅琊王通常是皇帝起家前的职位，基本上琅琊王都是现任皇帝的亲兄弟或者儿子，王友这个官是个闲职，顾名思义，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是友，相当于国策顾问，地位超然，但是谢安不愿意，后来吏部尚书范汪又叫他当吏部郎，这是实职，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还是不当，所以，朝廷就急了，觉得很没面子，下了道命令，“禁锢终身”，也就是永世不得录用，这是非常严厉，而且很不寻常。因为自汉代以来的惯例，就是当不当官随便，辞不辞职也随便，所以有好多人，当官当几天就辞职了，也没有人追究责任，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陶潜陶渊明，当官当不爽，说不干就不干了。因此可见朝中官员对于谢安的愤怒。所以这也是谢安把再次出仕的起点选择桓温府里的原因，至少没有人敢吭声，但是只有桓温敢提起这事。第二个意思是打探谢安的底牌，大家看到，谢安两次出仕都选择从军府开始。在乱世里，充分的军政经历是办大事必不可少条件，谢万为什么会被轻易拿下，说白了就是军中威望不足，更重要的是谢家没有自已的军队，小命自然掌握在别人手中，正是看穿这一点，所以后来谢家就组织了北府兵，终于成就了谢家最辉煌的时期，谢安第一次出仕入庾氏军府，为什么只有一个月，因为他在那里看到庾氏的颓势，所以早早抽身而退，这次再入桓温军府，也是看上了桓温的强盛，当然，谢安的这个小算盘，桓温当然不会看不出来，所以才要叫高崧问了这句话，算是敲山震虎，提醒谢安不要搞小动作。所以今后几年，谢安在桓温府里无所建树，也不算奇怪了。
至于在桓温府里上班期间发生的第三件事，今天太累，明天再写了。
在桓温军府里韬晦了两年之后，国家、单位和家里都发生了大事，谢安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第一件是皇帝司马聃死了，这位皇帝从二岁登基，刚到十九岁可以按体制独立执政的时候，死了，正史上没有说明原因，大家都知道《晋书》是正史中最八卦的，书里讲东晋执政最长的皇帝司马曜的死，说是这位老哥，一次酒后出真言，跟宠妃张贵人吵架时候，甩出一句赌气话：“俺不理你了！你年纪这么大，早该废了！” 说完，倒头呼呼大睡了。女人最怕被人说老，这张女士一气之下，杀心便起，当晚皇帝就暴崩了。这个只有《知音》才会登的故事，在起居注中没有记载，《晋书》自已都说这件事没人追究，既然无人追究，这种宫闱秘事，耳边小语，怎么会有人知道，难道张女士还有学《笑傲江湖》的前朝太监，有写回忆录的习惯？早有人考证根本是野史传闻，但是作为正史竟堂而皇之的写了上去。连这么八卦的史书都没有讲司马聃有什么不良嗜好，而且没有什么先兆，皇帝就死了，这事就更加蹊跷了。
第二件事是换上新皇帝的第一年，桓温就上了一道奏章，提议迁回旧都洛阳，我们将来会讲到，洛阳其实是东晋与北方各国拉锯的地带，一会儿属你，一会儿属我，几经屠城之后，早已万物萧条，这时迁都洛阳，无论对于中央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屏障来说，都是极其不合适的，百姓星散，毕竟首都不是将军的中军帐，打到那里，安营扎寨在那里。所以如果迁都成功，整个中央都要依赖桓温的军事保护，王朝就要受制于桓氏家族。但是朝廷里没人敢提出异议。
上面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看起来没有瓜葛，但联起来看，意义就多了。因为没有确切的史料，所以我们不能下结论，但是我们不妨猜猜看，司马聃到底怎么死的：第一种可能是与桓温有关，这个可能性很小，我们前面说过，桓温虽然是前任皇帝的女婿，但势力还没有到达中枢，更可况宫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换人，朝中势力重新洗耳恭听盘，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第二种可能是朝廷权臣政变，这个可能性稍高，因为小皇帝在位的十七年，刚好是桓温势力崛起的黄金期，皇帝不可能不受桓温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皇帝的独立执政，就等于削减了朝臣权力，但如果真是与朝臣有关，其后也不必立个20岁的司马丕上来，干脆再立个两岁的小王子罢了；第三种可能就比较复杂，它完全取决于桓温迁都的动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大臣请皇帝决策，奏章其实是过场，一定需要事先的沟通，我们假设事前司马聃坚决不同意，那么桓温就有动机，假设司马聃同意，那么反对派朝臣就有动机，两相比较还是朝臣动手的可能性高，因为如果是桓温动手，他的动议不妨等两年，不要给新皇帝难堪，也不要让自已动机太明显，可是他马上上奏，意思想趁乱得呈，如果朝臣敢有人反对，那么就追究司马聃之死，甚至可以“清君侧”。
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件事都给谢安带来很大的震撼，因为朝廷与桓温的对立公开化了，朝臣表面顺从，但暗流涌动。这阵子，恰巧他的弟弟谢万死了。
升平五年（361年），也就是谢万被贬为庶民后的两年，又被朝廷起用为散骑常侍，在东晋政权中，有两个专为贵族设立的高级武官——黄门侍郎及散骑常侍，这两个官职合称“黄散”，官职相当于我们如今的中央政协常委，在这个官职上的人，据研究，“黄散”最重要的功用是贵族晋升的踏脚石，换句话说，谢万可以重出江湖了。这既可以说是谢家与桓家的妥协，毕竟桓温志在豫州，又不是针对谢家，也可以说是朝廷给桓温上眼药，无论如何，桓温与朝廷的对抗越来越公开了，为了东晋未来最重要的家族之一的代表人物，谢安这时需要站队了。
谢万复出后不久，可能还不到一年，就死了，死在桓温准备北伐，更准确的说是在准备迁都前夕。谢安趁机辞职。我们经常说，有的人死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谢万像鸿毛一样死了，很窝囊的死了，但是与他的兵败被贬一样，用悲剧拉开谢家，以到整个中国历史的大剧，气象学家说，巴西一只蝴蝶拍动翅膀，引起中国的一场风暴，谢万就跟那只蝴蝶一样，引起中国历史的风暴。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的到，谢万的死，一定不是谢安辞职的唯一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站队问题，因为很明显，以桓温的强势和性格，假如真是桓温当政，是不能容下其它家族的，包括谢家。第二个原因是桓温府里极其无趣，那里都是些什么人呀。举个例子，有一回，有人给桓温送来了一种草药，就是中药铺里常见的“远志”，其实“远志”是这个植物的根的名字，这个植物的叶子叫“小草”，桓温随口问一句：“它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有什么区别”，这时在边上参军郝隆赶紧凑上来说一句：“主公，这草药，隐在山石中的部分就叫‘远志’，可长在山石外的呢，”他瞟一眼谢安，继续说“就叫‘小草’啊！呵呵”，这显然是讽刺谢安早前玩“隐居”，搞得名满天下，很有“远志”的样子，出山后，只当个小司马就屁颠的不行，跟“小草”一样，浪得虚名而已。
威廉•詹姆斯说：“人的难题不在于他将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官场有句话：“不怕走得晚，就怕走得慢”，所以拿这件事来说事，可见姓郝的水平了。讲到这里，忍不住再插一则郝隆故事，郝隆最出名的事，是七月初七，大白天躺在院子里晒肚皮，人家问他：“你干嘛哪？”他就说：“我晒晒肚子里的书”。梁实秋是个厚道人，也不禁打趣说，可见那时的书真是少呀。在桓温军府，郝隆当的是蛮族参军，分管少数民族，他不乐意，有一回大家一块儿做诗，他就用蛮语写，桓温很奇怪，问：“这都是什么呀？”郝隆不屑地说，“我说得是蛮语，我是蛮族参军，自然就得说蛮话了”，呵呵，搁现在，就是相当于会说几句英语，出口非得几句洋泾浜。一叶知秋，平时与王羲之等大名士交往的谢安，虎落平阳，与这些诳人成天混成一起，可见多郁闷。这时候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发挥了作用。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远方”。虽然现在看来，谢安的远方其实一无所有，但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那里拥有机会，这就够了
离开桓温军府之后，谢安应朝廷之请，担任吴兴太守。这是个官职不大，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它代表了朝廷对于谢安的重新认可，而且对于他后来列位中枢，管理国民经济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历炼。
吴兴郡辖区大约在现在的浙江湖州，包括杭州、江苏宜兴一带，是东晋王朝的腹地。经济上，吴兴郡与会稽郡和吴郡当时并称三吴，是江东最为富庶的地方，这里几代经营，到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元代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提到：这个地方的粮食丰收，足以解决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在地形上，这里不仅临近首都建康，可以与建康互为崎角，而且易守难攻，《元和郡县志》提到湖州安吉县：“汉灵帝中平二年张角作乱，荆、扬尤甚，唯此郡（按即吴兴郡）守险阻固，汉嘉之，故分立为县”。所以无论经济、军事上，吴兴太守都是很重要的官职，三国孙吴的末代皇帝曾是乌程候（乌程是吴兴的治所），所以吴兴太守在政治上具有指标意义，就跟我们现在的上海市长一样，实际上，这是也是世家大族升官的主要的路径，东晋最牛的家族琅琊王氏的两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担任过这个官职，而谢家有近10人从东晋到南朝梁代初年的150多年里先后出任过吴兴太守。
在任职吴兴太守之前，谢安对于这个职务也不陌生，因为谢万就是从这个职位上晋升到豫州刺史，我们前面提过，这个谢万根本就是当官的料，所以作为哥哥的谢安很不放心，就随谢万上任，果然谢万是个甩手掌柜，每天都要睡到日上三杆，耽误事，所以谢安每天一早就要到谢万床头，大拍屏风，叫他起床。谢万在吴兴的具体业绩虽然无从证实，但我们可以推测，总体政绩应当不错，原因有四：
第一个原因，是最合理，也是最站不住脚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在太守任上干得好，所以升迁刺史，太守相当于市委书记，刺史相当于省委书记，理论上，仕而优则升，这是合理逻辑，而且历任吴兴太守中，多数后来作了中央职能部门的官员，很少有当刺史的，如果按我们现在的官场逻辑，当地方长官能常比当相当级别的职能部门长好，所以谢万一定是吴兴太守中干的比较出色的。但这个逻辑实际上是不通的，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很多原因外，这里再补充一个，我们讲过，东晋的主流思想是“出世”，真正的大家族子弟都不爱当必须处理纷繁事务的地方官，更喜欢当净说话不干活的闲职，所以职能部门的活更受欢迎。
第二个原因，可以类比美国总统二十年代的总统华伦·哈定，哈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之一，美国民意调查几次票选最差总统，哈定都跑不了。其实哈定颇有东晋名士风范，他个子很高，身体健壮，面庞英俊，性情随和，穿戴不俗，性格和风度颇讨人喜欢，更妙的是据说他的每天工作时间不到四小时，而且情妇不少，放在1600多年前，一定会被写入《世说新语》，虽然缺点很多，但他执政时期是美国二战前的黄金时代，工业兴旺，金融繁盛，房价飞涨，贸易兴盛，唯一的问题是农民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谢万执政时期的吴兴，享有天时地利，是鱼米之乡，总的GDP应当不错，与哈定执政相类，此外，因为东晋时代庶族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所以与哈定的思维相似，农民贫穷只是小事而已，不会影响总体的政绩评价。
第三，当然上面都是胡扯，接下来要说的才是严肃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有个萧归曹随的典故，说是西汉前期，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别人以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结果曹参学道家来个无为而治，叫大家跟继续执行萧何的执政思想，同样把国家治理的繁荣昌盛，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正是大乱过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阵子，稳定才是硬道理，政策胡乱变，稳定就无从说起。汉初情况与东晋的情况有点类似，都是战乱频仍，作为东晋大后方，人们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何况太守像走马灯一样换，如果每人一新政，就像现在许多城市的发展政策一样，一会儿“东扩”、“西进”，一会儿“南移”、“北迁”，那老百姓不是折腾坏了，所以我们相信，甩手掌柜谢万可能是吴兴最合适的太守。
正是可能在随弟弟治理吴兴的那段经历启发了谢安，这个东晋最聪明能干的政治家在执政吴兴的过程中，也同样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据说他上任后，修治残缺，开垦荒野，放山泽之利，劝课农桑，通关市，来远商。总之一句话，该怎样就怎样，很短的时间内，吴兴郡出现了人行街衢，鸡鸣树下的兴旺景象，有个具体的例子，说是谢安在吴兴时，曾组织民工开城西官塘，相当于给人民提供了自来水，民获其利，颂称为谢公塘，据说这个谢公塘在千年之后，还在发挥作用。（这一点，需要求证湖州人？）虽然没有一个大手笔，但史书说吴兴百姓十分感激，后来还立了碑纪念。也许谢安真的让百姓受益良多，但立碑这种事，基本上是乡绅的主意，因为古代老百姓识字有限，更何况交通不便，就跟现在许多老百姓不认识市长一样，知道太守的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古代社会，少数拥有话语权的人经常用百姓名义说话，是要值得特别警惕的，不过好在大家都知道，立碑与写讣告一样，基本上都是言过其实的，不用太在意，但是谢安的这块碑来历很大，值得一说，其实在唐朝天宝末年，这块碑就丢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名人写的，丢了就丢了，但神奇的是，大书法家颜真卿突然对这块碑感兴趣，觉得丢了可惜，就拿旧史遗文重立谢公碑，并在碑阴记述重立经过。自然，这块碑后来成了名碑，主要原因不是谢安，而是颜真卿的字值钱，而碑更以字名。所以有句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眼里出眼屎。”我们许多读历史的人，因为先入为主，因为崇拜历史人物，就自觉得让历史人物高大全起来，其实史书细细读，味道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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