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容：(公元1885～1905年)，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字蔚丹、威丹，四川巴县人。著名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
邹容六岁时入私塾读书，公元1897年参加巴县童子试，因反对主考官出生僻题目为难考生，愤然离场罢考，公元1898年在重庆随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和日语，开始阅读报刊，接受“新学”。后因大胆抨击孔孟之道，被经书学院开除。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曾做诗悼念谭嗣同，表示要“继起志勿灰”，1901年夏到成都，参加赴日留学考试，因主张革新，被官厅以“聪颖而不端谨”为借口取消录取资格；9月往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1902年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同文学院学习，并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编写通俗革命读物。
后来邹容结识了章太炎，并在其热情支持下撰成著名的《革命军》一文，斥责帝国主义为“外来之恶魔”，清廷为“我同胞之公敌”，号召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实行自由平等，“以复我天赋之人权”。该书出版时，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章太炎为该书作序，并在《苏报》上撰文介绍，先后发行逾百万，影响极大。
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在这期间，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邹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1903年3月31日因愤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雨发破坏革命、生活糜烂，与同志剪其发辫，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后被清廷驻日公使蔡钧视为大逆不道，照会日本外务省，驱赶其回国。他回国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拒俄运动。4月27日在张园拒俄大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沙俄侵略中国东三省。他与保皇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拒绝加入“国民议政会”，拟创立革命团体“中国学生同盟会”以联合全国学生。
邹容在日本时，已着手撰写《革命军》，回到上海后，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军》的最后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章行严(即章士钊)为它题签。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公开问世，清朝政府为之惊恐，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尤非拿办不可”，于是勾结帝国主义租界的工部局，向上海会审公廨提出控告；7月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被捕后，邹容自行到巡捕房投案，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二年，1905年4月3日在监狱中被恶吏折磨身亡，终年二十岁。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革命军》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他说：“‘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因此，邹容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邹容坚决地宣布：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邹容吸取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真不愧是“雷霆之声”，惊动中国，惊动全世界。
《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暗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邹容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革命军》中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导致他写出“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错误词句。在愤怒指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时，他也说了某些过头话，如“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等大国主义思想。我们不可苛求前人，何况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一十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军》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说：《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得到《革命军》后“三读不置”。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在家乡沪州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
《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震聋发聩，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