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姓氏的起源与演变》——窦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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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记录稿）
央视双周论坛第五十九期
时间：2007年3月30日下午
地点：中央电视台圆楼大审看间
主题：中华姓氏的起源与演变
主讲人：窦学田

主持人（央视人事办•培训职称处副处长乔维平）：
大家下午好，今天是央视双周论坛第59期。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窦学田先生，为我们主讲“中华姓氏的起源与演变”。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姓氏研究专家，公安大学教授，中国窦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窦先生6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80年代初，在国际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该校后来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中文系副主任，主讲“古代汉语”及“中华姓氏研究”，20余年来对中华姓氏进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出版的专著有《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收录古今各族姓氏12000余个，是中华姓氏研究的权威著作。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窦教授为我们讲座。

窦学田：大家好！谢谢同志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讲“中华姓氏的起源与演变”。
这之前，史瑞丽同志（央视人事办•培训职称处助理调研员）跟我联系，说要我来讲讲中华姓氏及姓氏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姓氏和姓氏文化的范围很大──从哪儿开讲、怎么讲才不至于把大家讲“跑”了？因为公开讲座向来有两个问题：讲的内容太“大众化”，求知深层的同志就会觉得“没劲”，不一定有兴趣；深入探讨个别问题，适应了“求知深层的同志”的希望，却把大多数听众晾在了一边，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我的意思是：尽量照顾大多数听众，多讲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从姓氏、姓氏起源、姓氏文化讲起。为了能使听众更多受益，事先跟史瑞丽同志联系拟订了一个简单的“讲授提纲”，摘印了一点点资料，供同志们听讲时参照。
今天我预计讲四个话题。第一，姓、氏、姓氏的“再认识”；第二，话说中华“姓源”；第三，中华姓氏的“发展”，确认一下姓氏发展的两大“涌动”、两条“轨迹”；第四，关於姓氏文化。这方面的内容广泛而厚重，恐怕没那么多时间展开介绍，也许只能简单提一提。
“中华姓氏”，总数有多少？现行姓氏有多少？最大的姓氏是哪个？最小的姓氏又是哪个？在座的朋友不一定都清楚。我这本《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是十年前正式出版的，收录12000个中华各族古今姓氏。中华各族的，不仅仅是汉族的，还有其它民族的。2003年春节前夕，参加央视十频道“春节特别节目组”《百家姓》的编摄，播放后反响还挺大，很多观众不断来信、来电，希望把他们的姓氏也给予关注，并予介绍。从1997年《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正式出版至今，中间相隔十年，我手头儿上又收集有七八千个“大辞典”未曾收录的姓氏。中华古今姓氏应不少于两万个，这个估计不算过高。现在还在使用的姓，大约有五千个左右。
不同姓氏的发展有其不平衡性：有的姓氏族众很多，比如现在的“李”姓──据统计，“李”姓是中华姓氏第一大姓，恐怕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姓，族众一亿左右；也有人数很少的姓氏──从姓氏发展的原则来看，解放前，有些革命者为了避免给家里人招来不幸，“隐姓埋名”；有的文艺工作者，常以笔名、艺名代其真实姓名：鲁迅先生并不姓“鲁”，老舍先生也不姓“老”，青年影视演员耐安也不姓“耐”。这些改变了的姓氏，如果是传统姓氏里所没有的，就等于是自己创造了一个新姓。2003年央视《百家姓》节目当中，我曾讲过一个“点”姓的故事。“點”姓（“点”的繁体字）历史上早就产生。但以简化字“点”为姓（写作“点”才符合授氏本义，不能写成“點”），是近年才有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现在国家提倡计划生育，社会上“四二一”的家庭类型比较突出。所谓“四二一”，就是夫妻两个是“二”，上边各有自己的父母，就是四个人（两对老年夫妇可能归属四个姓氏）。对男方来讲，有自己父亲、母亲，还有岳丈、岳母，这就是“四”。小俩口儿只生一个儿，这个“儿”就是“一”。“四二一”家庭里仅有的后代要传承哪家“香火”？孩子该姓什么？按传统来讲，他应该姓父亲的姓氏。姓的传承，在以父系为主导的社会里，是由父系直接传承，就是父传子、子传孙……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鉴于我国现处新的历史时期，“四二一”新的家庭组合，四姓家族就这么一个孩子，他应随谁的姓氏?不能说不是个问题。爷爷说：“当然姓父姓了”；外婆就不乐意了：“新社会，男女平等。打破旧传统，孩子随母姓！”──她是要孩子随母姓，也就是随外公的姓，外婆尤其希望小外孙随她自己的姓；奶奶更是希望爱孙随她的姓。你一言，他一语，最后达成共识：不随任何人的姓，要为孩子取个新的姓氏──“点”，四点就表示四个家庭、四个姓氏，四个姓氏共有的一个孩子，“四姓共同占有”，这就是“点”姓的内在涵义。取名“点浩佳”，现在已经长到十几岁了。“点”姓，是我知道的中华现行姓氏中最小的姓氏，目前仅有“点浩佳”一人。
姓氏的发展总是跟社会发展涌动的脉搏相对应，解放前后，社会转型、观念更新，在传统的“得姓受氏”原则的基础上，平添了一个“姓随人愿”的“原则”──你愿意姓什么就姓什么，只要经户籍管理部门登记认可就行了！2003年央视十频道《百家姓》节目组有位叫“炎岩”的女同志。问她姓什么，她说“没姓。”“父母有没有姓氏?”“父母有姓。我没随他们的姓。”究竟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祖姓（无论父母），这是另类问题，我们今天不作探讨。对“炎岩”女士来讲，她的身份证上也写着“炎岩”，就应当受到社会的认可。不过，有一点“炎岩”可能没想到，人们看到她的名子时，第一反应必然是：（炎岩）她姓“炎”、名“岩”！这是数千年中华姓名文化积淀成的社会习俗。我想，姓名的取舍，还应遵从民族传统习俗为好。正是因为“姓随人愿”的“原则”的出现，致使涌现出不少的新姓。既称“新姓”，在老的姓氏书籍里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说“不同姓氏的发展有其不平衡性”──最大的姓氏，人口达一亿左右；最少的，可能才一两个人。如果他已然在户籍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了，新姓氏的在存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是社会所承认的。我们中华姓氏，无论大、小，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为社会所认可。
以上所讲，算是一个铺垫，下面转入专门话题：
第一个话题：“姓、氏、姓氏概念的再认识”。姓、氏、姓氏，三个词的概念古今不完全一样。
我们说姓氏的时候，首先要划定一个范围。我们基本上划定在“以汉族姓为主”这样一个范围内。而“汉族”之称，只是借用了一个历史名称──这个“历史名称”因为‘汉朝”、“汉人”而得名。
汉朝初建，北部中国、大漠南北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人所占据，不断对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特征的汉朝统治区域进行袭扰，双方进行了多年战争，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是因抗击匈奴侵扰而涌现出的民族英雄。当时的匈奴人泛称汉朝统治下的人民为“汉人”。后来，历史就沿用这个词，用以指称中原大地以农耕为其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当然，历代的情况不尽相同，到了宋代，在“汉族”人看来，赵宋是正统；但是，建立了辽政权的契丹人，则称赵宋统治下的人民是“南蛮子”！辽为金灭，北宋南迁而称南宋，建立金政权的女真人，则称南宋王朝统治下的人民是“南蛮子”！认为他们野蛮，说话侉，跟他们不一样。“汉民族”这个词是沿用了历史名称，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有所变化。汉族本身实质上是多个民族的融合体，由好多民族融合而成，因此我们的“汉姓”当中，也不乏少数民族的姓氏。有人认为，“汉族”这个称呼含义太狭窄，提议改称“华族”，或叫“华夏民族”。究竟有无必要改、怎么样改，社科院或者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没有明确表态。重要的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汉族”的民族称谓，实际上是借用了一个历史的名称，它确确实实是多个民族的融合体，因此我们的“汉姓”也是个多民族的融合体。随着历史的发展，姓氏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是两大族群，两大部落，他们融合在一起并称为“炎黄”。在这之前有的说是华胥族，就是伏羲的母家。伏羲的母亲就是华胥，华胥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称谓。因此我们在介绍“姓”、“氏”和“姓氏”的时候，第一点要认知的，就是华夏先民们起初是没有姓的。
古书上有记载，《韩非子》里头就有这样的话，中华先民们，他们起初“未有夫妇匹配之合，兽处群居”──没有丈夫、妻子等等之类的概念，大家像野兽一样混居在一块，该吃的吃，该睡的睡。“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娉”，搞搞“恋爱”的事可能会有的，动物到了发情期也会“耳鬓厮磨”、“温柔体贴”，而后就在一起了，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先民们这种人际关系、生活状态，能与我们现在“人”的概念等同吗？孟子曾经说过：“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而近于禽兽。”──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有一定标准的，假如他仅仅知道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服，却没有什么教养，不文明、不开化，就跟野兽差不多。事实上，先民们最初就是跟野兽差不多，所以那时候没有姓。不止我们中华先民们最初没有姓，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先民们也都不会有姓。
第二点，中华姓氏产生于原始公社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对于母系氏族年代的观念，我们不应用现代人的感受和时空观念去看待荒古时代的古人世界，我们现在说“百年”，总认为这时间很长，人活一百岁已经不得了了。至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样的时间概念势必觉得十分久远，而这“十分久远”的时间概念，对人类的发展历史来讲，可能是“弹指一挥间”！人类的发展，人类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恐怕要用上千年、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这样的时间概念去估量。
中华姓氏产生于母系氏族，当初的“姓氏”为全民所有，或者说为全氏族所共有。当今的中华大地上，分布着许许多多称作“张家村”、“李家寨”一类的村落，在这类村名的村庄里，住户大都姓张或姓李。这类村庄命名的情况往往是这样：比如张姓人开基在某处，便可能命名某处为“张家庄”；同样，李姓人家到某山落户，也可能名其村落为“李家寨”；马姓人迁居河边，可能名其村落为“马家河子”，或者别的什么名称。姓氏的起源则与此相反：因为有人在某处居住，而某处有有其固有的地域特征，他们（自身或另外的族群）便可能就以“地域特征”称代居住在这地方的人们。住在姜水边的部落，便以“姜”名其部落，炎帝部落因而称为“姜人”或“姜部落”，而炎帝的姜姓，也因其部落名“姜”而得。这一族人共有一个标志。这标志渐渐成为这一群人的代称。这种代称，后来就演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姓。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姓也变成私家所有了，不再是“公有”的了，不是任何人随便都可以有姓的。奴隶主贵族有姓；奴隶们没有姓，也不准有姓。在那个时代，能够掌握国家权力、生杀予夺、占有统治地位的人，当然只能是贵族。贵族才有姓氏，贵族才能做官。从夏、商、周三代传下来的当时历史文献当中也有“百姓”这个称谓，但那时的“百姓”，是指“百官”，不是指咱们现在所说的“庶民”；那时的“百姓”，全是指当官的。后来奴隶制度逐渐瓦解，封建社会逐渐确立，在这个过程当中，奴隶主对姓氏的专制也开始松动、瓦解，平民老百姓逐渐有了自己的姓氏。姓氏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共有到私有、从姓氏的专制到专制的逐步瓦解，普通老百姓也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姓名权”，这是千百年间广大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有意无意、不断抗争获得的，是民主缓慢发展的结果，我们应当珍惜自己的姓氏。
人为什么要有“姓”？古代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姓者，生也。以此为祖，命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姓不改也。”（《国语·周语》）；“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礼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白虎通义》）──姓是血缘的标志，是用来“明世系”、“别婚姻”的。最早的“姓”，实际上是为了两个部落或族群之间男女婚配而确定能否通婚的标志，从其产生到今天的全部历史过程，至少在“别婚姻”这一职能上，是“一以贯之”。“同姓不婚”的理念，保障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健康发展。
从姓氏发展的角度来说，“氏”是“姓”的分支。但“氏”的社会内涵远过于此！氏可能孕育在“原始公社”父系社会末期，但肯定地讲，它是、也只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氏”的别称为“族”。人为什么要有“族（氏）”？古代学者也有所探讨：“族者，属也。与其子孙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国语·周语》）班固说得尤其明确：“（人）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为善也。”（《白虎通义》）──氏是用来区分贵贱身份的，“贵则有氏，贱则有名无氏”。“氏”也可以称为“族”；“族”就是“属”，也就是“支属”的意思，是“氏”的同义语（“氏”字原本就有sh、zhī两读）。春秋时期，称“族”的时候比较多。“族”多用为集体的称谓；“氏”可用以称道个人。
一般说来，一个人只有一个祖姓，但是祖姓之下可以分析出不同的支属，而不同的支属又可命名不同的“氏”。一个人只有一个祖姓，却可以有几个“氏”。相传帝尧姓祁，他的后代裔孙亦为祁姓，至于“氏”，则另当别论。尧裔承祖荫而封于唐，称唐侯，实际上是以封国而为唐氏；历夏商周三代而至成王，迁之于杜，降爵为伯，遂称杜伯，实际也是以封国而为杜氏；到宣王时，杀死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奔晋国，当了一名士师，因而改为“士”氏；隰叔的后世子孙分封在随、范两地，因而又为随氏、范氏。同为尧裔祁姓，时代不同，氏有所改：或为唐氏，或为杜氏，或为士氏、随氏、范氏。一个人的“姓”不能变更，但“氏”随时随地可变。这是“姓”、“氏”重要区别之一。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毛泽东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用以标识尊卑贵贱的“氏”更是如此。原来标识为贵姓、贵氏的，在其社会地发生变化以后──先前的统治者被推翻而成了被统治者，原先表示其高贵身份的姓氏，变得也不怎么高贵了；相反，原本被人看不起的姓氏，反倒为世人所仰望！渐渐地，用“氏”表示贵贱身份的的功能淡漠不清了。于是乎，“姓”与“氏”逐渐混淆，最终合而为一，统称为“姓氏”，其内涵：既表姓，也指氏。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中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顾炎武《日知录》也讲道：“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这里提示一下：秦始皇姓什么?大多数朋友都会回答：“秦始皇姓嬴，名政。”大学者顾炎武怎么说秦始皇“姓赵氏”呢？作为一个小小的话题，我们先放置不论，如有时间，可以向大家作个交待。总而言之，历史上“姓”、“氏”、“姓氏”三词的概念不完全一样。“姓”、“氏”不分、且“合而为一”，是从司马迁开始的。我们今天只是沿袭司马迁的认识──无论“姓”、“氏”或“姓氏”，都是同一个概念：家族的符号，血缘的标志。说到这里，我有必要强调：姓氏的产生及其基本功能在于“别婚姻”，“同姓不婚”的传统理念仍有其极积的、健康的、现实的伟大意义，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下边，我们转入第二个话题：“刨根问底话姓源”──中华“姓”的源头在哪里?
前几天我在书摊上发现一本杂志，名为《中国国家地理》，因它是以“奇妙姓氏”为主要内容“特别策划”的“姓氏专题”，就买了一本。杂志印制精美、内容也很吸引人。他们找了些稀有姓氏──比如“方位姓”东、西、南、北、中，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实物姓”柴、米、油、盐、酱、醋、茶，“数字姓”一、拾、百、千、万、兆，都以实名介绍其姓源及现状，甚至还用姓氏集成“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其中有位署名“刘睿”的记者，写有两篇大块的文章，文笔不错，所写有关“第五”姓的文字，很有意思，如有条件，建议朋友们翻阅一下。我不知道现在咱们台里有没有姓“第五”的同志，这个“第五”姓确实存在。不止“第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还有“第六”、“第七”、“第八”都在历史上存在过，算是“次第姓”吧。
“次第姓”产生的历史也很久远。西汉初立，百废待兴，需要一个安定的内外环境。汉高祖刘邦手下有位谋士，叫娄敬，给刘邦出了两个主意，对西汉刘氏王朝的稳固发展有过不小的影响。第一，建议对北方匈奴族实行和亲政策；第二，建议把列国贵族遗老遗少们迁出旧地、集中管理，不让他们想入非非。刘邦采纳了他的意见。春秋后期，山东田氏家族崛起，后来代姜而王齐，九世而至齐王（田）建，为秦所灭。田氏为大族，田儋、田市（儋子）、田荣、田横、田广等等，秦末乘乱揭竿而起，并裂地称王。后来虽被一个个剪灭，而他们表现出的反抗能量，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西汉初立，当局对山东齐田家族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一户户全部集中，强制迁徙到陕西阳陵──“你们都住在这儿，给我们刘家看守园陵！”被迁的人很多，为便于管理，便编出次第，说你们这一家算第一号，这家算第二号，那家编为第三号……一直到“第八”。从此，他们就没有了原来的姓氏，只叫“第一”，只叫“第二”，一直到“第八”。别的“次第姓”历史上显现得很少，但直到宋代郑樵编《通志•氏族略》时还有“第二”、“第五”、“第八”等姓。东汉有一个第五•伦，唐代有第五•琦，宋代有第五•宁远，是位进士，明代有第五•规，永乐举人。传承两千多年的“第五”姓，仍为现行姓氏，不仅大陆有，台湾也有。刘睿特别到“第五村”进行采访，全村男女老少一起拍照留影，场面很是壮观！
当然，行文中的个别观点、提法，我不敢苟同──比如说，我们的姓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华夏姓氏，中华姓氏，或称“汉族姓氏”，其源头究竟在哪儿?我在大前年（04年）到河南周口参加“中国首届姓氏研究大会”。 在周口淮阳有座伏羲陵，借着“伏羲文化”做了一篇大文章──说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着宣传“伏羲文化”，对中华姓氏的起源提出新的观点，而集中反映这些新观点的，是发表在《周口日报》上的题为《万姓同根 源于宛丘》的文章，我摘录了一点，不妨把这些观点简要介绍给大家，以辨正误：
“在6500年前的河南省淮阳县(古称宛丘)一带，生活着一个以蟒蛇为图腾的部落，这个部落当时正处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转折阶段，传说其首领为太昊伏羲氏。”“在太昊伏羲之前，世间没有姓，也没有氏，正是太昊伏羲氏‘正姓氏’之后，世间才有了姓和
氏的概念。”
“伏羲首先自定‘风’姓”，“太昊伏羲氏又为当时已经出现的以男子为传承中心的父系家族定了氏。他自命为伏羲氏，乃制伏天下牺牲之意。又命‘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对天下的庶民百姓，有的以居住地的地形、景物为氏，如石氏、邱氏、高氏、沙氏、江氏、海氏、池氏、洪氏、谷氏等；有的以驯养的动物为氏，如牛氏、马氏、猪氏、燕氏、羊氏等；有的以周围常见的植物为氏，如杨氏、柳氏、桑氏、桐氏、茅氏、叶氏、桂氏、梅氏、葛氏、麻氏、花氏等；有的以天地方位为氏，如左氏、东氏、南氏等；有的以天象变化为氏，如云氏、雷氏、雪氏、阴氏等；还有的以生活用品为氏，如柴氏、庖氏等。至此，华夏九州的部落庶民既有了姓，也有了氏。”（见张天兴 袁义达《万姓同根 源于宛丘》，2004年2月3日《周口日报》第4版）
这些观点是当时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隔将近三年，这些观点居然又出现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我觉得有必要就此说上两句，所以专门设此“刨根问底话姓源”的话题。
──中华“姓”的源头究竟在哪儿?我认为：
第一，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一个孕育、发生的过程，华夏姓氏的发生、发展也是如此，不可能突然天降高人──他特别聪明，特别高超：忽然有一天，突发奇想，要给大家赐姓授氏──要“正姓氏”了，于是乎一蹴而就，“世间才有了姓和氏的概念”，也有了多种多样的姓和氏。这可能吗?过去没有姓氏──刚才讲过了，原始社会之前哪有什么姓氏啊？男女老少群居杂处，像野兽一样混住在一块，不分彼此。忽然出现一位高人，要“正姓氏”：要你以×为姓，他以××为氏。朋友们，您能相信吗？
第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氏”是用来分贵贱的。如果有贵贱之分，一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伏羲所处的历史阶段究竟如何认定，我们还可以再推敲。有关伏羲的传说很多，但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少之又少。从历史上看，研究伏羲的不乏其人，直至清末还有人在写。于是有些人便用晚清某人的说辞，来补充说明三皇的“历史”，这值得怀疑，值得质疑！传说伏羲是兄妹结合而生人类。这种传说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说基本相近。人类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兄弟姐妹相互婚配的愚昧阶段，而这个历史阶段还在母系氏族之前。我们不必说得更远，不必说在母系氏族之前，就按报纸上或者杂志上说的，伏羲是“处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转折阶段”，那不仍然处在“原始公社”时期吗？那时候养活一个人不容易，非得靠集体的劳动才行，才能过活，才能生存下去。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就不会有阶级。因此，就不会有贵贱等级，就没有产生“氏”的必要，所以伏羲之时不可能“授予”很多很多“氏”。
回过头来讲，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时空观念来衡量古人类。古人类的发展史是几千年、上万年，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更久远的时段来估算。比如“猿人”，已经和“人猿”不一样了，虽然仍带有“猿”字，但是已经落实到“人”上，以“人”为中心。猿人是人的初期，那是几百万年前的事，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社会来想象那时候的情况。人类在排除了兄妹之间的婚姻状况之后，才进入了母系氏族──以一位老奶奶为中心、生养哺育成的母系氏族。这之前，如果兄妹之间还有婚配的现象，就连“原始公社”时期都谈不上，当然不会有“姓”，更谈不上“氏”。人类在愚昧无知的时代，两性关系比较混乱，集群交配，兄妹交媾，造成了一个个悲惨结果：生育的后代很不健康，要么是夭折，要么是怪胎。古籍上写有“同姓而婚，其生不蕃”的经验教训。假如两个氏族之间是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通婚的话，其后代都不健康。这样一个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家族、自己的部落，用一定的标志互相区分一下，树个神柱，或者选定一个动物、某个植物，以为标志。这种用以区分氏族的标志，西方人用印第安语音译过来就叫“图腾”。“图腾”一词不是国产，是音译词，从英语totem转译过来的（英语又是从印第安语音译过来的）。“图腾”本来的意思是“他的亲族”，在这样一个符号下边，所有的人是同一个血缘的。这种人内部是不能结婚的。如果图腾不同，或者是家族的符号不同，或者是族徽不同，这样的人可以通婚。
如前所述，姓氏产生于母系氏族时期，部族或者是部落的族徽、徽号、图腾等等，这样的标志犹如后世姓氏的作用。所以，图腾、徽号、族称，是华夏姓氏产生的直接源头，这种“源头”日渐增多、日积月累，“姓”也就多了起来的。不可能由某个人一天之内想出来，即使他是伏羲，即使他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做到。伏羲究竟生活在哪个历史阶段？是“从母系到父系过渡阶段”？还是在史前──就是兄妹婚配的那个愚昧历史阶段？这有待专家们深入研究。但不管是“史前”，还是“原始公社时期”，都不可能有区别贵贱的“氏”。古代传说很多，都应认真研究，从中捕捉一些历史信息。神话、传说是不能当作历史的。
司马贞虽撰有《三皇本纪》，但就在他为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写完“本纪”之后，又特别补写了另外一些说法：“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馀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
《韩非子》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记载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猛兽多，人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有位高人就发明了在树上造房子，大家住在树上就安全多了。大伙儿就觉得他有能耐，让他管理大家，称王天下，称他为 “有巢氏”。有的人因吃生冷食物，伤及脾胃，总爱生病，有位高人就发明了钻木取火，让人们吃上熟食，保证身体健康，人们认为他很聪明，推举他为首领，称王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后世还有人认为“燧人氏”就是伏羲氏的爹，这个话当然也值得怀疑。传说就是传说，不要把它当真。
前边曾说到“龙”，现在网上也有关于龙的争论。有人说：龙的形象太恶，怎么能说我们是恶龙的传人呢?提议改变龙的图腾形象。我看大可不必。报纸上称太昊伏羲是“以蟒蛇为图腾的部落”“首领”，说他“以龙纪官”。莫非“蟒蛇”就是“龙”？关於“龙”，我想插说几句：
龙的形象，有其演变的过程，古人龙的形象和我们今天描绘的龙并不一样：
考古发现，红山文化当中有一种“龙形”佩玉，“龙”的前脸儿如猪，后来考古学者名为“猪龙”，龙头如猪嘴，跟我们现在常见的绘图形象区别很大。河南濮阳考古中也发现了“龙”。我没有到现场去过，只看到拍的照片。那是个天象图，考古工作者确认它是一种天象方位，用一个个蛤蜊的壳摆出的四方“形象”──北方玄武，南方朱雀，西方白虎，东方青龙。龙在东方出现，用一个个蛤蜊的壳摆出龙的形体。濮阳的同志就认为那“用一个个蛤蜊的壳摆出的”东方“青龙”，是“天下第一龙”。
《史记•夏本纪》也记载过“龙”的故事，那是夏帝孔甲时的事：“天降二龙，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音s，这里意同‘饲’，饲养的意思），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此字亦音s，使动用法，意为‘使……吃’。‘食夏后’，就是‘让夏后（孔甲）吃’。）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按《史记》所载，“龙”在夏代似乎是个司空见惯的动物，它能被驯化、豢养，训练它跳舞，表演节目，甚至有以养龙为生的“专业户”“豢龙氏”！有个叫刘累的，在刘姓家族当中被认为是最早的祖宗。刘累向养龙“专业户”“豢龙氏”学习养龙技术，以此为孔甲服务，替国君养龙。国君很是高兴，特别嘉奖，赐姓“御龙”。也许技术没学到家吧，刘累代养的那两条龙，母龙居然意外死亡。他就煮一煮献给国君。孔甲一尝，说“真好吃，味道鲜美极了！再给我弄点来！”刘累无奈，只能“惧而迁去”，据传跑到山东去了。
《史记》所载，“龙”是活灵活现的动物，长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说不清。有人说是蜥蜴，有人说是蟒蛇，蟒蛇要跳舞的时候，像印度耍蛇人的眼镜蛇似的，“魔笛”一吹，蛇便会伸颈昂首左右摆动，是这样的情况吗?我也不清楚。司马迁明白写着“天降二龙”，从天而降却未被摔死，这“龙”似乎与“蜥蜴”、“蟒蛇”并非同类，您说呢？
寓言故事也提到过“龙”，最著名的要算“叶公好龙”了：叶公子高特别喜欢龙，简直爱龙成癖！衣带钩、服饰、桌案器具到处都雕、绘着龙。他的精神感动了天龙。龙来了，从窗户外将头探进屋里，竟然把叶公吓得魂不附体，面如死灰，落荒而逃！叶公所爱的，并非真正的龙，不过是些“似龙非龙”的东西罢了。《西游记》龙的形象更具体，现在还有电视剧《西游记》：“四海龙王”，那就是“龙王爷”，人身“龙”首。凡是有水的地方，管理水的就是龙，就是龙王。也只是神话故事中的形象，当不得真。
我们现在印象中的龙，大多是以庙宇的壁画、民间龙灯、龙船或戏台演员所穿龙袍图绘不断叠映而成。演出服上用金丝绣着龙，张牙舞爪，腾挪盘桓，所演帝王常穿这种服装，人们称它为“龙袍”。京剧有出戏叫《打龙袍》，是“黑脸老包”的戏。黑老包打皇上不敢，就打皇上穿的衣服，这就是“打龙袍”。打皇上穿的龙袍，就相当于打皇上了。“龙袍”又称“蟒袍”──这不，又把“龙”跟“蟒”连在一超了。
还有一个有关龙的话题，即所谓“真龙天子”。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过去那些帝王们，都自称是“真龙天子”、“天子下凡”。所谓“天子”，说穿了，不过是母系氏族妇人生儿女育的一个特殊痕迹，一种托辞。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交媾生子更多的是生理的需要，男性并不跟女方生活在一起组成家庭，春情一度，各奔东西。女人生下的孩子，用古人的话来说──“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不知道谁是他父亲，因此就编造了一些谎言、一些故事，说他母亲梦见天神跟她怎么怎么着了，或者他母亲吃了点什么东西，然后就怀孕了，这些实际上都是想象出来的。而且，我认为是后世的道学先生胡乱编造的。如果说母系氏族时所生子女“不知其父”，还有的可说，后世的帝王们自称“真龙天子”、“天子下凡”，就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点神秘的色彩、借以唬人罢了。这类天人合一、权由神授的怪论，经统治阶级长时间不遗余力地宣扬，在世人心中就形成了一种错觉，仿佛真有所谓“真龙天子”，统治阶级长期不遗余力的宣传，的确起到了为帝王树立权威的作用。
艺术家们的确绘有龙的形象，也为世人所认可。但龙实际并不存在。龙的图形经历代无数艺人及艺术家不断加工、创造、发展，形象逐渐丰满、逐渐完整起来。现在龙不仅个体形象固定而完整，而且龙还是个群体！“龙生九子”，大家都听说过。“龙”如世间人的生活一样，有“龙王爷”，自然也有“龙王奶奶”，他们组成“家庭”，过起家家儿，生儿育女，“龙丁”兴旺，居然连生九子──“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九种龙性格不同，人们根据他们的不同性格特长安置不同的工作岗位：
旧社会的墓地，富裕之家多为其先人竖一方石碑，碑座就是一种“龙”，俗称“王八驮石碑”，也有说成“乌龟驮石碑”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为使林黛玉转嗔为笑，曾说过一段话：“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要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碑去。”其实，用以驮石碑的，既不是龟，也不是“王八（忘八）”──鳖（也叫“鼋”），而是龙的一种，名叫“霸下”，也写作“蚆嗄”，性好负重，所以世人便利用它的这一特点，让它世世代代永驮墓碑。还有一种龙，名叫“睚眦”，性情暴躁，爱好杀戮，世人便把它装饰在刀剑的护手前。刀、剑上各有其把手，把手前端就是“护手”，即所谓“吞口”，上面所饰龙的形象，就叫“睚眦”。成语“睚眦必报”正是取其性情暴躁、爱好杀戮、勇于报复的性格特征。我们见的最多的，恐怕要数古典建筑屋脊上的“兽头”了，其实它也是一种龙，名叫蚩吻，也写作“螭吻”、“鸱吻”，是“九子”老末，好登高望远，世人便把它安置在房脊上，以预警奸佞。“龙生九种”，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职守。
龙的形象，本是历史的传承，是逐渐形成的。它不是某一个动物的具体形象，而是各种动物形象的集合体。从龙的分类来讲，古人分四大类：有角的、没角的、有鳞的、有翅膀的──有鳞的叫蛟龙，有翅的叫应龙，有角的是虬龙，没有角的是螭龙。这些集合体，也只是近古或近代的形象，起初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现在的形象──不管是舞的龙，还是午台上的演员所穿蟒袍上绘制的龙，形象基本一致──牛头、鹿角、马鬃、蛇身、鱼鳞、鹰爪、鸟尾；能上天、能入水。还能行云布雨，这跟农业生产的关系可就太密切了。解放前的农民，十分敬重“龙王”。我小时候在农村，天旱少雨，人们便要向“龙王爷”求雨。我不曾记得祈雨灵验的好事。
其实，图腾所表现的“龙”并不存在。把龙看成一种文化也好，看成一种标志也罢，只是因历史的沉积，是一种神圣权威的象征。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我看没什么不好。在网络上有人说要毁弃龙的形象，我认为没必要、也绝不可能。试想，中华历史，那怕仅仅是历史的一个小小角落，能够任意毁弃吗？“龙”可不可以称为一种文化，自可商榷。现在所谓“文化”，提得委实太多太滥，什么都成了“文化”──脚上穿的是“鞋文化”，身上穿带的是“服饰文化”，吃的是‘食文化”，喝的是“酒文化”、“茶文化”，上厕所要讲究“厕所文化”，甚至两口子睡觉还有“性文化”！“文化”太多、太滥了也不好。现在讲姓氏文化，我担心人说多了也会“滥”。中华姓氏有没有文化内涵？需要去发掘、去研究、去认知。传统上好的东西要发扬；不好的就应摒弃。
姓、氏、姓氏的历史概念不尽相同。中华“姓”氏产生于母系氏族，“氏”可能孕育于父系氏族末期，而产生于阶级社会──最早可能是在奴隶社会。报纸上也好，杂志上也好，它们所载“正处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转折阶段”──伏羲时代的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等，与我们所说“姓氏”之“氏”并非同一概念，风马牛不相及！它们所载“青龙氏”等的“氏”的内涵，几乎等于官员的别称，甚至可以理解成“先生”，这一词义仍在使用。当今我们使用的温度计，不是还有“摄氏（C）”、还有“华氏（F）”之称吗？，其中的“氏”并不是高贵身份的标志。现在市场有卖活虾的，有一种虾叫“罗氏沼虾”，其中的“氏”，也不是古人所称用以表示贵贱的“氏”的概念。
第三个话题：中华“姓氏”发展的基点。
首先，这里说的“姓氏”，用的是司马迁的概念。中华姓氏发展的基点是“姓”。最古老的“姓”很少。东汉有位文字学家，名叫许慎，他对“姓”的解释是这样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按造字法归类，“姓”字是由“会意”的方法造就的──“从女、生”，意思是指：“姓”字与女人、生育相关。“姓”字形体本身就表现这一词义。华夏先民的子女都随母姓，因为不知道父亲是谁，即使想从父姓也是不可能的。最早的姓氏一定会“从女”，也就是随从母姓。刚才我曾说及“姜”姓，即所谓的“美女姜”，它是现行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炎帝的姓。炎帝为什么姓姜?因为他母亲住在姜水边，以“姜”来命名自己的部族，又以族为姓，所以便姓“姜”了。传说黄帝姓“姬”，因为他母亲就生活在姬水之滨，便用“姬”来命名她的部族。“姜”我们叫“美女姜”，是“美”的上头，底下一个“女”字；“姬”，也是女字边；还有“姚”姓，姓姚的现在也不少。还有“妫”姓，跟姚姓同源。传说是虞舜的姓，因为舜生在“姚墟”──这地方可能是姚部落废弃的聚所，所以名为“姚墟”；这“姚墟”就在妫河拐弯处，就是古人说的“妫汭”，所以他有“姚”、“妫”俩姓。夏商以前，多称虞舜姓“姚”；周武王分封古帝后裔，舜的后裔有个叫胡公满的，封在陈──即现在河南淮阳境内，古时或称宛丘──赐姓“妫”，以“陈”为氏。
还有一个“姒”姓，这个“姒”跟我们窦家就有点关系了──其实“姒”的本字应该写作“以”，也是“苡”的本字。有一种植物名叫“薏苡”，它的种籽脱壳以后叫“薏苡仁儿”，也叫“薏米”，可以入药，有渗湿利水的功效。中药铺有售，农贸市场也有的卖，可以买来熬点薏米粥喝，以食代药，能利水消肿，是不错的保健食品。传说夏禹的母亲郊游时吞食了一把薏苡，之后竟然怀孕了！生下个男孩就是大禹。大禹长大以后，帮着虞舜治水──尧本来任命禹父鲧治水，但没有成功；虞舜又举荐大禹治水，他成功了。大禹治水成功，受到嘉奖：封地赐姓──封在夏邑，建国号为“夏”；至于赐姓，帝舜可能考虑到禹母吞食薏苡仁儿受孕生下大禹的传闻，便赐姓“以（苡→姒）”，为表示是姓氏用字──当时来讲要从母姓，姓氏用字都以“女”字边为其基本结构，就在“以”旁加了个“女”字旁而成“姒”。词义变了，语音也随之而变，后世读音“S”。这个姒姓经四千多年的传承，仍活跃在中华姓氏的群体里，人数虽不算很多，但生活得十分顽强。
为什么说我们姓窦的和姒姓有点关系呢?因为窦氏家族是姒姓的分支。大禹之後，他的儿子启继位，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历史上称他为“夏启”。经四世而到少康，几乎灭国。经少康及其儿子龙、杼的努力，终于重振国威、中兴夏朝。后来，季杼承袭王位及其姒姓；伯龙驻守有仍（今山东济宁之任城区），以“窦”为氏。窦氏族人多奉窦龙为自己的始祖。
最古老的“姓”并不很多，大多“从母姓”，书写形体大都带有“女字边”，姜姓、姬姓、姚姓、妫姓、姒姓，包括秦始皇嬴政的“嬴”姓，以及姞姓、妘姓、妊（今写作“任”，音Rn，不能读成去声R-n）姓等等。嬴政的“嬴”，注意别写错了，与输赢的“赢”不同：字下部中间是个“女”，不是“贝”。子姓的“子”，甲骨文有的写作“好”，“秦”姓写成“嫀”──是由“女”字边儿跟“秦”组合而成。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一种认可，只要是用来表示姓的字，就应该这么写，表明“从母姓”的意思。我们最早的姓并不多，从不多的“姓”，发展为成千上万的姓氏群，这是一个恒久的历史过程，并将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说：“姓”是中华姓氏发展的基点。
其次，我说一下我们先人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应当明白，中华先民并非先制订好各项原则、而后才根据“原则”获得姓氏的。不是的，恰恰相反，先民们先有得姓受氏的实践，后世学者对这些实践进行各方面的研究，从中总结、摸索出规律性的内容，这就是“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的由来。
历史上研究姓氏的学者也很多。最早阐述“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的是《左传》，左丘明写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春秋左氏传·隐公八年》）到了汉代，有一个叫王符的，隐居在乡间，对世上的百态万事有自己的看法，写了一本名为《潜夫论》的书，其中有一篇《志氏姓》，专门讲姓氏，提出九条“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宋代，又有一位大史学家郑樵，编了一部《通志》，《通志》里面的《氏族略》，对我们中华得姓受氏的“原则”罗列了三十二条之多！郑樵感慨而言：“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然左氏所明者──‘因生赐姓，胙土而命氏’及‘以字’、‘以谥’、‘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则不然，论得姓受氏者有三十二类。左氏之言隘矣！”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左丘五条、王符九条、郑樵卅二孰优孰劣，重要的是应记取：“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是在姓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丰富、逐渐完善起来的。
中华姓氏的发展历程中有“两大涌动”、“两条轨迹”，希望大家给予足够的注意。
“两大涌动”：一指“改朝换代”；一指“民族融合”。我用“涌动”这个词，是想借以表现姓氏发展的高潮，同时隐现造成姓氏发展高潮的原动力。政权更迭、民族融合的特殊历史阶段，姓氏的发展变化也会很大。比方说，春秋战国是姓氏发展比较活跃的时期，“春秋”起自公元前720年，战国结束于公元前221年。在五百年间，姓氏增加很多，原先不许有姓氏的庶民百姓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姓氏。现行的许许多多的姓氏，都是春秋战国时产生并流传至今的。当然，不仅仅是春秋战国，后世政权的更迭，同样也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姓氏的发展变化。
民族的融合，是促进姓氏发展的又一动力，仅举两例：南北朝之北魏时，鲜卑族向中原靠拢，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强烈要求他的族人进行姓氏改革，把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成汉姓或类似汉姓。比方说，北魏皇室原姓“拓跋”，他就下令改成“元”姓；“纥豆陵”是鲜卑三字姓，改而姓“窦”。随孝文帝南迁洛阳的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伴随历史发展，鲜卑族几乎完全融于汉族群体及汉族文化之中。当今“汉姓”拓跋氏，无疑是那次民族融合在姓氏上的遗存。还有慕容、宇文，这些姓氏至今仍为现行姓氏，习惯上叫做“复姓”，实际上只是个音译姓，是个多字姓。再如，满清入主中原，受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八旗子弟”纷纷改用汉字姓，如瓜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朗”、佟佳氏改为“佟”。辛亥革命后，清皇族爱新觉罗氏也改而为“爱”、“罗”、“金”、“肇”、“洪”、“依”、“海”。不仅满族，与其相近的蒙古族、锡伯族也有不少改从汉单字姓的。少数民族及其姓氏的融入，无疑为中华姓氏增添了新的成员。
“两条轨迹”：一指语音，一指字形。我前曾说过，姓氏的发展，首先有赖于语言的发展，其次则有赖于文字的发展。没有语言，无从命名姓氏，也就不会有姓氏的产生；没有文字，没有文字的记录，无法克服“语音”的时空隔阂，无法实现姓氏的积累及扩大。文字的记载可以跨越时空界限。因此，姓氏的发展，在语言文字上有两条轨迹供我们“追踪寻源”、“按图索骥”：一指语音的变化，一指字形的变化。字形不变，改变或增其读音，即造就“多音字（一字多音）”，以表现多个姓氏；语音不变，改变或增加其字形，即造就“同音字（一音多字）”，以表现多个姓氏。
汉字属于表意字体系。在座的大多是学中文的，知道汉字的发展情况，知道汉字的基本特点：它是一字一形；每个字都有自己特有的读音，每个字都用来表示一定的意思──形、音、义三位一体。姓氏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利用了汉字的这一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字音与字形。
《史记》载有汉文帝时大臣袁盎，《汉书》则作“爰盎”，说明“袁”、“爰”因其同音，──都音Yun而通用，后有区分，各自专表一个姓氏。我前曾说过，帝舜后裔有一个叫胡公满的。周武王时把他分封到陈国，就是现在的淮阳一带。赐姓妫，以“陈”为氏。所以也有人他称“妫满”，或称“陈胡公”。陈胡公十九世裔孙名“诸”、字“伯爰”。伯爰之孙名涛涂，“以王父字为氏”──“王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祖父”──遂为爰氏，也写作袁。后世分族，又为援；辕、榬、溒，“一姓有六字五族之异”（见《袁枢年表》），就是说，利用“同音字”，从当初的“爰”氏，发展出援、袁、辕、榬、溒五个分支，成就了五个新姓氏。这就是利用“同音字”发展新姓氏的实例之一；利用语音发展新姓氏，还表现在“多音字”的利用上：即字形不变，而变其读音。汉字中有不少“多音字”：孟子有一“经典问句”：“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其中的“乐乐”，不能读成“ll”，也不能读成“yuyu”，应读作“yul”北京乐家老铺“同仁堂”的老掌柜乐松生，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献“同仁堂”为国营，北京市选他当副市长。“乐”姓音“Yu”。但“乐”的另一读音“L”，也是姓氏，我国南方就有这个“乐（L）”姓。“解”姓，一般应读“Xi”。我国地域辽阔，方音特殊，同一个字有不同读音，也可能构成不同的姓氏，仍以“解”字为例：山西人音“hi（害）”，说“（这个疙瘩）解不开”，人称“害不开”；湖南人或音“ɡāi（该）”，说“解放军”，人称“该放军”。“单”姓比较常见，老本《百家姓》就收有这个姓：“丁宣贲邓，郁单杭洪。”“单”作为姓氏，最常见的应读作“Shn”，本为邑名──“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因以为氏”（见《姓氏考略》）。“单”姓也有“Chn”音，来源于古代匈奴族“单于”之后。本是官职，“以官为氏”，延续至今，与“单”之“Shn”姓不止音异，也不同源。“单”还读“Dān”、又音“Tn”，一字四音，表示四个姓氏。
姓氏的发展，还表现在字形的变化上。姓氏字形的变化也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比如“敬”姓，就是“敬礼”的“敬”字。敬氏是妫姓的分族，或称为陈氏分支，是陈厉公之子陈敬仲的后人。“敬”是谥号，陈敬仲的后人“以谥为氏”。在封建社会，帝王们有权有势、有许多避讳。如果你的姓名跟帝王们的有所雷同，那怕只是同音或音近都不行！你要“避讳”，要更名改姓。五代时后晋高祖叫石敬塘。所以，姓“敬”的只好把自己的姓改了。怎么改?改变字形。改字形有两种改法，一种是增减笔画，把原姓的笔画增减一下；一种，就是重新组合，笔画不增也不减，只是重新组合。敬姓人家为避后晋高祖石敬塘的“敬”字，把自己的“敬”姓一分为二：或改成“文”姓；或改成“苟”。“苟”也写作“芶”。我们从而得知：文氏、苟（芶）氏，与敬氏同宗，是陈氏的分支，祖姓妫，帝舜之裔。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也许是去年，听说苟姓人家告状的消息：河南登州有苟姓百姓，联名要求登封公安局为其改姓，说：“我们不想再姓苟，不好听。”要求户籍管理部门为他们改成别的“好听的”姓氏。若按照“姓随人愿”的原则考虑，改个姓氏，没什么了不得，也不值得在报纸上炒作。对登州苟姓朋友改姓之举，我不想直接评论什么。不过，我确实觉得：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承载着一定的家族文化进程，记录着先人的荣辱遭遇。正是为此，人们才会尊重自己的姓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被视为尊祖敬宗的美德。现在有人公开改换自己的祖姓，的确令人纳闷。说真的，姓氏无非是个家族的符号，在中华现行姓氏中，比“苟”还要“不好听”的姓氏大有所在！以“苟”而论，其同音姓氏还有句、勾、芶、钩、絇、以及狗等等，这些姓氏是否也要因其“不好听”而改为别姓呢？比如“屎”姓，以及与“屎”姓音同、或音近的施、诗、尸、史、世等姓，也会因其“不好听”而改姓吧？
乌鸦的叫声不怎好听，人们多把它看成不祥之兆。京剧《打鱼杀家》萧恩一出场便唱道：“……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飞过来，叫过去，却是为何？”乌鸦的叫声令萧恩油然而生不祥之感。但我国南方却有“鸦”姓！据传有人遭难在逃，被仇家追得十分疲惫，想坐下喘口气，朦胧中竟自睡着了！追杀他的人越来越逼近，惊飞一群乌鸦，“啊！啊！”叫着从逃人头顶飞过，逃人猛然惊醒，发现追杀他的仇家正在逼近。感悟到是乌鸦的叫声救了他的命。在他躲过这场追杀之后，便改姓“鸦”。当今，“鸦”姓的族人，不会因为乌鸦的叫声“不好听”而改为别的什么姓吧？我真诚地希望中华同胞珍重我们的每个姓氏，无论其大小、动听与否。
“��”，大家看这个字：就构成这个字的“零部件”来说，与“岳飞”的“岳”相同，只是组合结构不同：岳飞的“岳”，是“上丘下山”；而“��”，则为“上山下丘”。一般字典上查不到这个字。传说秦桧害死岳飞之后，岳飞的族人也受株连：为了活命，为了避祸，他们隐姓埋名、四处逃亡。古人所造“隐姓埋名”这一成语，特别耐人寻味！“埋名”好理解，无非是将自己的真名儿深藏起来，换个新名儿；“隐姓”，可就费思量了，尤其这个“隐”字──名是“埋”了，而姓却不能像名似的随便改换，只是将祖姓“隐”于背后而已──于是想到，就用构成祖姓的“零部件”重新组合而为“��”──从表面看，已与“岳”截然不同，改姓了；而内涵“‘��’是‘岳’重组而成”的意思。古人“隐姓”，用心良苦。“��”字音Y，是个现行姓氏。人数并不很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安徽涡阳、辽宁昌图等地都有分布。
“��”，也是一个组合姓。其结构：上面一个“比”，底下一个“干”，音“Gun”。此姓历史久远。商朝末年，帝辛当政，荒淫暴虐，不行君道，他就是纣王。纣王有位叔叔名叫比干，为他们摇摇欲坠的子姓王朝的前途担心，一再向商纣王进谏，希望他能改恶从善，亲近贤臣，疏远奸佞。因而惹恼了纣王，赐死掏心：“你自夸是‘忠臣’，忠臣之心有七窍，我要看看你的‘忠臣心’！”传说比干真地被挖心而死。比干死得很惨，很冤。比干的后人为纪念这位忠于国事、英勇献身的先人，就“以名为氏”而称“比干”氏。在古代，汉字的书写习惯一向是由上至下、纵向而写。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有意无意地把“比干”二字写得距离比较近，几乎构成一个字。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疏忽，却也提醒了“比干”氏的族人：“何不因错就错直接将‘比干’组合成一个字！”就这样，新姓“��”诞生了，名其音Gun。也是个现行姓氏。今湖北石首有分布。石首长江水利工程局有位副局长姓“��”，人称“�⒕殖�”。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兀”姓：兀姓也是个现行姓氏。兀姓姓源是怎样的?兀姓中有一支，原是鲜卑人的后裔。前边我曾讲过，北魏政权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率先将拓跋氏改成汉单字姓“元”。所以，孝文帝拓跋宏，也称元宏。元氏自孝文帝始，就成了北魏的“国姓”。在元姓皇室家族里，有个叫元长乐的，封为安乐王。这个小子有点不安份，违法乱纪、贪暴肆虐，后来居然图谋不轨、造反作乱。事发赐死。改其姓为“兀”，──义取“元”削其“首”。“元”的本义就是“首”。“元首”是“同义组合”而构成的现代双音节词。“元”上面那一小横儿，原是个指示性符号，指出“这儿是头（首）”。“头（首）”砍掉了，也就成“兀”了，减少一笔，成为新字，造就一个新姓。
简化字“万”，也是个现行姓氏，与繁体字“萬”不同。古时候，原本有数目字“百”、“千”、“万”，但用以表示“万岁”的“万”时，可能考虑到它笔画简单、间架结构不美，便借用“萬”来代替“万”字。“萬”是“蠆（虿）”的本字，音Chi，是个象形字，是蝎子一类的毒虫。借“萬”表“万”，久借不还，“萬”所表现的本义无从表现，人们又造了一个“蠆（虿）”，以表现“蝎子一类的毒虫”──是在“萬”下增加一个形（意）符“虫”而已。“萬”成了“专职”数目字，原先的数字“万”反被视为“俗体”而受到冷落。当今“萬歳”简化而作“万岁”。但作为姓氏的“萬”，似乎不应简为“万”，因为“万”、“萬”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姓氏。
我们不说“萬”姓，只讲“万”氏的故事：
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元蒙统治，建立朱明王朝。明朝建立，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建有汗马功劳。朱元璋死时将皇位传给他孙子朱允炆，年号“建文”，所以史或称其为“建文帝”。谥“惠”，因而也称“明惠帝”。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之谋，削诸王兵权以固当朝。朱棣愤然起兵，发动“靖难之役”，杀回南京，把他侄子赶下台。建文帝跑了，不知所终。朱棣夺得政权，要颁布诏书，以诏告天下，名正言顺地当他的皇帝。当时有位大儒，大知识分子，叫方孝儒。朱棣请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儒是个书呆子，居然抗旨，说什么“你夺取皇位是非法的，建文帝才是正宗。让我为你起草登极诏书，我才不干呢！”朱棣很气恼，说：“你胆敢抗命，我就杀你全家。”“你杀我全家，我也不干！”最终方孝儒也没答应起草登极诏，朱棣真地将其“灭门九族”。
当然，方姓族人很多，有的听到要“满门抄斩”的恶耗，赶快逃跑了，躲过一时劫难，还要考虑长期保命，惯常的作法就是“隐姓埋名”──逃跑的方姓族人改成“万”、“六”、“施”三个姓。“万”，义取“‘方’无头”，孝儒被杀，方家失去了头头儿，为不忘这血海深仇，改“方”为“万”！有的改姓“六”：南方人不念“li”，而念“L”。为什么改“方”为“六”？──“方”字右下的笔形是一横一折，犹如卑躬屈膝、单腿而跪──我们方家忠心耿耿为皇上、兢兢业业保大明，连我们的姓都要屈膝重足而立，换来的竟然是灭门九族！从此以后，我们改“方”为“六”──要两腿岔开、挺胸昂首地做人！为什么又有改姓“施”呢？将“施”字的偏旁依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拆开排列，便可释然：你朱棣要我方家灭族绝后，偏不让你遂愿──我，“方人也”！
再说一个稀姓“��”。这个字，原来我也不认得，向人请教才知道。原则的“则”没有右侧内的一小竖儿。这个姓，在现在的山东诸城一带还有分布，告诉我这个姓的是在辽宁锦州工作的��焕富个同志。“��”，音“zhī”。字典上也查不到这个字。后来我到山东诸城开会，顺便请教当地的朋友查询一下“��”姓的现行情况。在诸城，“��”姓人并不太多，可能是由“则”姓改成。为什么要把那个竖去掉? 寄托了先人们对后世人的一种嘱托和期待。
我们的古文字中，有个“刃”字，就是“刀刃”的“刃”。前边我曾说过，我们的汉字属于表意字体系，其基础就是“象形”。但只有具体的实物才好描摹，才好“象形”，抽象或较为抽象的事物就不便画出。“刀”是个具体器物，人们便画出刀的轮廓而为“刀”，以此表示“刀”，这种造字法就叫“象形”。世上各种事物千差万别，并不都那么具体、实在，比如“刀刃”的“刃”，就不容易画出来。所以古人就想出个“指事”的主意：“刃”比较抽象，不好画，但“刀”是具体的──便在刀的“锋口”，也就是刀刃所在之处加个“指事性”符“丶”而为“刃”，表明此处即为“刃”。这便是“六书”中的“指事”造字法。汉字“隶变”以后，用作偏旁的“刀”，或写作“刂”。很显然，刃之所在，当“刀”之“丿”上、在“刂”之小竖儿上。如果去掉“刂”左小竖儿而为“亅”，就等于将其锋芒收敛、隐藏。民间俗语：“出头儿的椽子先烂”、“吃人的老虎不露牙”──“则”改而为“��”──把你的锋芒深藏起来，不要锋芒毕露。将“刂”左小竖儿（即“刃”）抹去，寄托了“��”姓先人的一种期待，希望他们后人在生活中不与人争强斗狠，不要锋芒毕露，以便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
太史公司马迁是大家熟悉的伟大史学家，鲁迅先生称赞他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但每年到他陵墓祭祀的多不是姓“司马”的，而是“同”、“冯”两姓。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变换姓氏结构造成的结果。当初，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激怒了汉武帝，不仅杀了李陵的全家，还要治罪司马迁。汉武帝考虑到司马迁尚未完成《史记》的编撰，饶他一死，施以宫刑。司马迁后人为避祸而改姓：长房仅取“司马”之“司”，并在“司”左加一“丨”而为“同”；二房则取“司马”之“马”，并在“马”左加两点“冫”而为“冯”。所以当地冯姓、同姓都是司马氏之后，这两家自己就有约定，两姓之间是不能通婚的。
山东有一个“骂”姓，本来姓“马”，不知道怎么惹恼了雍正皇帝，一道圣旨：“以后不许他们再姓‘马’，改姓‘骂’，世世代代挨人骂！”圣旨一下，这马姓人家不得不遵旨改而姓“骂”。后来，清王朝灭亡了，皇帝被打倒了，“圣旨”也不圣灵了。山东的“骂”姓族人，觉得世代挨“骂”实在委屈──“你个皇帝老儿也太欺负人了，凭什么让我们祖祖辈辈都挨骂？”所以决定改姓：去掉“骂”上的两个“口”，而为“傌”，虽仍音M，但已不是“挨骂”的“骂”了。在“马”左旁加了一个“亻”而为“傌”，表示我们也能站在马的旁边，正正堂堂地做人了。
姓氏在汉字音、形变化中表现出强大的活力。除此之外，也有从字义的变化造就新姓的，这就用利用“同义词”，虽说与形、音比较，以“义”发展新姓的频率要小得多，但仍不乏其例，比如“敬”姓改而为“恭”、“庆”姓而而为“贺”、“莊（庄）”姓改而为“严”：
春秋时齐桓公之孙有个叫庆克的，也叫“庆父”（不是鲁公子“庆父”，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鲁公子不是同一个人），他的后人“以名为氏”而称“庆”氏，系出姜姓。汉安帝的父亲名叫刘庆，庆姓人家当有所避讳，于是改“庆”为“贺”──“庆”与“贺”词义相同，古时通用，所以才有此改。
前我们提到“敬”姓避后晋高祖石敬塘名讳而改“敬”为“苟”、为“文”的事例，那是改变字形结构发展新姓的实例之一；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叫赵敬，赵匡胤当了皇帝，他的父亲赵敬不就是“太上皇”了么。“太上皇”的名讳也是不能让人随便叫的，所以“敬”姓人家又要改，不过这次并未再改为“苟”姓、“文”姓，而是利用“同义词”改而为“恭”。
战国之际有位大哲学家莊（庄）周，世人尊之为“庄子”，我们都知道庄子姓“莊（庄）”。“庄”姓是楚庄王的后人。“庄”本来是个谥号，以谥为姓而为“庄”氏，系出芈姓。庄姓人到东汉又出了位名人，叫庄光，字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朋故友，学识渊博，很得刘秀的赏识，但却不得不改姓！事情是这样的：刘秀当了皇上以后，想起他的颇有才华的好友庄光，便招庄光来做官，而庄光一向清高，不愿在老同学面前违心地曲意奉承，就没有应命。直到光武去世、明帝继位，庄光觉得：要不要应命做官是一回事，老朋故友的情份是另外一回事。故友的情份还是要讲的，所以在刘秀死后，他来到长安悼唁。通报姓名时犯了难：新登极的汉明帝叫刘庄。──庄光心里明白“皇帝的名字应避讳”，“但我不说自己叫‘庄光’，又能说什么呢？”琢磨了半天，想到利用“同义词”，只说“我是严光。”朝中并没有知道“严光”的，不予接待！后来“严光”便到南方隐居去了，隐居在湖边，取名“子陵滩”。毛主席有一首词，大伙可能比较熟悉，那就是给柳亚子先生的和诗《七律》：“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亚子是清末最后一批举人，当时的名气挺大。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他来了以后，觉得没事可做，所以写诗呈毛主席，发发牢骚，最后一句提到，“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就是严子陵隐居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老家，我要回到那儿去得了。后来毛主席就说，在北京好好住着吧，以便治理国事。这里说的“子陵滩”中的“子陵”，就是指严子陵严光，也就是庄光。历史上不少人为此提出来异议，说叫“严子陵”，“严陵滩”等等情况，难道不知道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误会? 宋人俞成《七绝•严滩怀古》：“千古英风想子陵，钓台缘此几人登。谁知避讳更严氏，滩与州名总误称。”潘素心《七绝•过严州》：“谁改州名姓自香，钓台千古属严光。岂知隐士终埋姓，当日先生本姓庄。”这算是因姓氏的改变所引发的一些历史轶事吧。
第四个话题，中华姓氏文化。姓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谱、族谱是姓氏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有机的组合。在历史发展当中，姓氏文化跟我们的关系实在紧密了，从姓氏的产生，就和婚姻捆在一块儿，成了鉴别婚姻的标准。随着历史的发展，姓氏就成了宗法制度的核心──要传宗接代，特别是当权派，要确保自己的血缘纯之又纯，代代相传，制定了世级的制度。所谓“世”，就是世袭，嫡系传承，父传子，子传孙；“及”就是“旁及”，兄弟相传，兄可以传弟。于是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概念：一个是“公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是“家天下”，国家为私家所有，或称此为“小康”社会。“公天下”和“小康”社会，是孔老夫子提出来的。孔子在追述历史时深有感触地写有《大同》、《小康》两段文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孔老夫子追述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原始公社”吧，但原始社会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单独个体无法生存，要生存必须依赖氏族成员的共同劳动、集体狩猎。即使如此，所获仅能维系氏族成员最低生活所需，而不会有多余的收获（我们还不能称其为“财货”）为个人私自占有。所以，孔子所描述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亦如孟子诠释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际之间和谐相处、各得其所，“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理想很美，但也只是个美好的理想而已。
自然，孔子所谓“小康”，也不同于邓小平所称“人均收入800美元”的“小康生活”。孔子的“小康”，是指“以礼治国”的奴隶社会。所谓“礼”，就是奴隶主贵族为维护其阶级利益而制订的宗法制度、人际关系、道德规范。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是奴隶主，或封建统治者，也不希望他治下的社会是乱七八糟的，希望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良好关系，抑恶扬善、“示民有常”，依法办事，以求社会的安定和谐。历史证明，这也不过是他的理想！奴隶主、建封统治者，订有条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甚至放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口风，又有哪个统治者认真执行过！
家族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姓氏为核心所构造的家族文化，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家族文化，再扩大一些，就是氏族文化──同一个姓氏，同一条血脉，同一的发展历使，造就了同一的家族文化。这种文化，有形无形、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趋向和发展。我国历史典籍丰富而厚重。国史、地方志（省、州、郡、县各级方志）、家谱（族谱、家乘）是我国史籍的三大支柱。应了“盛世修谱”的老话儿，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为吃饭穿衣着急，而要追求文化、精神上的满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问题油然而生，于是乎便想到寻根觅祖、想到追宗溯源、想到续修家谱。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寻根觅本、追源探流，为人之天性，中外皆然。由宗族的团结扩大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这是中国人才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应爰加应用。”毛泽东主席也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江泽民同志也说过：“族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收集、研究族谱，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中华文化的传播。”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家族文化的论述，是当代的“谱论”，无论是对续谱，还是对谱牒研究，都具有难以磨灭的指导意义。续修家谱，已然成风。我的感觉是：发展不平衡，外地较北京为盛；农村较城镇为盛。所修亦是良莠不齐。我希望对家谱及家族文化感兴趣的朋友，认真学习、领会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家族文化的论述，引导拟修或续修族谱的朋友，继承并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谱写出社会主义家族文化的新篇章！
我有一位宗亲，山东诸城人，是“天下文官祖，一代帝王师”窦光鼐的后人，一位优秀的实业家、收藏家，名叫窦宝荣。投巨资购得诸城长山的使用权，整修“碧霞宫”，新建“窦公（光鼐）祠”，拟建“万姓园”，开辟家族谱牒收藏和展览，把长山建成旅游景点，建成姓氏文化研究中心。雄心勃勃，令人叹服！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已是（下午）五点半了！看来原要谈的第四个话题──家族文化，没时间跟大家交流了。家谱是家族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家谱是由谱名、谱序、谱论、堂号、家训、世系、家传、艺文等等诸多方面所构成，有其丰富、浓郁的文化内涵。这样吧，只简短介绍几个“堂号”，管中窥豹，借以领悟族文化的内涵：
赵匡胤死后，弟弟继位登极，他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太宗以族人赵普为相。赵普治国还算用心，百姓安居乐业，朝廷内外团结祥和。皇上深感满意，甚是欣赏。有一天，太宗皇帝当朝问赵普：“爱卿用什么办法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赵普谦虚地说：“回禀陛下：我本没什么才能，治理国家我只是用了半部《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就这样传扬开了。赵普的后人名其祠堂为“半部堂”，以纪念这位倡导儒学、“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先人。
五代时渔阳窦氏家族出了位名人，叫窦禹钧，号燕山。开办义学，免费教授贫苦好学的孩子，他的五个儿子也都培养成材，蟾宫折桂、中第仕进。时人称其为“燕山五龙”，成语“五子登科”，说的就是燕山五子。时任宰相的冯道，曾有贺诗一首：“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宋人王应麟所编启蒙读物《三家经》也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叙述。窦燕山名声远播，妇孺皆知。燕山后裔，为纪念这位“教子有方”的先人，便将家祠堂号命名为“五龙堂”、“五桂堂”。
关西杨姓祖上有位杨震，学问很大，人称“关西夫子”。杨震为官清廉，有人想走他的“后门儿”施以重贿，悄悄对他说：“这点小意思您且收下，别怕，除了你我谁都不知道送礼的事！”杨震厉声道：“一派胡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知也’！怎么会‘谁都不知道’？”杨震拒绝贿赂，授贿者羞愧而退。杨氏后人为祖上的高洁清廉而自豪，名其家祠堂号为“四知堂”，永远怀念先祖廉洁的品格。
姓孙的有“兵部堂”，以纪念“兵圣”孙武、孙膑；姓周的有“爱莲堂”，以周敦颐的《爱莲说》名其堂号。“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空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借“爱莲”、借“爱莲堂”，表现出周姓族人崇尚高洁的文化品味。
好了。今天就讲这些吧！
很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在姓氏文化方面与大家互相交流。可以通过电话或其它方式进行联系。我的电话：6735 7903。电子信箱：douxuetian@hotmail.com。地址：北京朝阳区松榆西里44楼102号。邮政编码：100021。耽误了大家不少时间。谢谢！

提问：麻烦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姓氏读音，比如“查”姓，有读成zhā的，也有人念成ch，两种读法是不是都可以?

回答：“查”有zhā，ch两读，各表一个姓氏。“查”所表示的两个姓氏，不仅读音不同，姓源也不一样，不能混同。有些人对自己的姓不够尊重，误写误读，这很不好。不只误读，还有误写的。比如“阎”，有人就写成“闫”，省事！却不知在不经意间“改姓”了。“阎”、“闫”都读Yn，音同字不同，是两个姓，不能混，也不应该混……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双周论坛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窦学田教授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