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做过毛泽东的英文教师，同时她是我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夫人。她的一生，父亲章士钊、领袖毛泽东、丈夫乔冠华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的人生也因为和这几个名字的关联而被赋予了远不同于常人的传奇色彩，而2008年1月26日，这位传奇女子溘然长逝走完了她72岁的人生。

本人2006年9月出版的《走进文化名门》丛书第一本《影响百年中国的文化世家》第10篇，专门描写了这个不同凡响的家庭，现在刊登出来以示纪念章含之——值得缅怀的外交家、作家。

 

 

 百年三代弄潮人

——长沙章氏

(章士钊-章含之-洪晃)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在星汉灿烂的民主革命家行列中，有一位历史老人的形象历经岁月风尘却依然令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就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大学问家章士钊。他的女儿，杰出的外交官章含之与丈夫乔冠华(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又是驰骋文坛的大手笔。他的外孙女洪晃由外资公司总经理到办引领潮流杂志的出版界新秀。三代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成了引人注目的弄潮人。其生活轨迹留下了一连串的耐人寻味的秘密和故事。

一．风雨沧桑的传奇人物——章士钊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湖南长沙县白茅铺何家冲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他父亲是一个乡村行医的地主，因儿女多，生活不富裕。章士钊幼年在村中读私塾，十七岁便离家谋生，到武昌当一乡亲家的“童子师”。在那儿与黄兴同住过两湖书院，成为莫逆之交。1901年，他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第二年，在各地拒俄运动里，章士钊是学潮领导人，他揭露了清政府的无能，提出“废学救国”的主张，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章士钊的一生色彩斑斓。从清代秀才，到上海《苏报》主笔；从辛亥革命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到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曾是报人、高官、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大律师，一生有过多次震动九州的壮举，也走过一些弯路。但他始终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一位很正直的人物，一位追求真理、忧国忧民、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人生经历和思想著述都十分丰富而又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同年5月章士钊受聘主持《苏报》，鼓吹革命。他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张继的《无政府主义》和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杀人主义》、《黄中黄》等等一一见报，并编译出《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轰动了全国。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章江南陆师学堂的老师）庇护下，蔡、吴逃逸，章士钊与黄兴也离开上海去长沙。一个月后（1903年8月），《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任主编。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他追求的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这些论述有历史上正确的一面，但也有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的另一面。在他自己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承认自己过去的言辞、情绪、取向上有极端倾向。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东京，与黄兴又同住一处。后来孙中山来访黄兴，他们三人议论天下事，欢喜异常，从此往来不断。然而，章士钊的思想却发生180度的转弯。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黄兴邀他加盟，他多次拒绝。把兄弟张继劝来劝去，他也不肯听；老师章太炎和孙敏筠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章士钊的态度真是另人意外。

为什么他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在日本他反省了自己，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书生，搞暴动、暗杀之类的革命不是所长。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繁荣进步，看到教育的重要。从而放弃了废学救国论，而主张苦读救国，成了读书救国论者。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专攻英语，准备到西方去留学。

在此学习期间，他受聘实践女校教中国留学生古文，他用新学的英文文法讲解古文辞类，深受学生欢迎。所以他坚信国文教学要改革，要把英语的文法引进。于是他将自己的讲义稿修改整理成册，题名《中等国文典》，寄回国内出版。此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不少学校曾用它来作教材。据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说，他在杭州一师读书时，夏丐尊先生就曾用此书教他们的文法，并说是“开我眼界的第一课”。

1907年，章士钊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不久恋人吴弱男也离开东京青山女学院到了英国。两年后他们在伦敦结婚。同年以烂柯山人的笔名著言情小说《双抨记》，寄回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著《论英国宪法》一文，在国内《帝国日报》发表。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回国途经英国，鼓励他参加推翻封建社会、建立民主国家的工作。章士钊放弃了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于1911年冬回国。到达南京后，黄兴先邀他参加临时政府工作，他婉言拒绝，而重端报人饭碗，任同盟会总机关报——上海《民立报》主编。

到任后，他认为报纸应该言论自由、独立，不受政党影响。秉着自己的学识和良知抨击时政，介绍新知，履行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尤其是他当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像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内阁制度。他著文论政，往往置同盟会不顾，随心所欲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不少人纷纷著文反驳。见自己的言论不容于国民党人，1912年9月他便挂冠而去。同月，他与王无生另办一个《独立周报》，但一个月后就停刊了。

这一年冬，他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去北京，袁世凯送了一座房子给他，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委任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对袁世凯的意图在观望中，没有接受。而妻子吴弱男仍然呆在上海，反对他为袁世凯做事。1913年3月上海发生了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的事件，通过与袁世凯的多次接触，章士钊看出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就想回南方背袁。袁世凯也了解了他的思想，派孙敏筠将他软禁于锡拉胡同，逼他画诺依附袁世凯。章士钊装病，设法逃出北京。回到上海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孙中山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并起草讨袁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再次逃亡到日本。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自己创办和主编了《甲寅》杂志，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激进主义，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他先后发表了《政本》、《共和平议》、《帝政驳议》等数十篇政论文。胡适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文学》一书里，把他列为逻辑学的代表，并说“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

《甲寅》杂志出到第四期，因章士钊的一件“桃花运”时间停刊了。一个日本大佐的夫人爱上了章士钊，大佐知道了，写信要与章士钊决斗。为了避免纠纷，章士钊匆忙回国。半年后，他在上海又恢复了《甲寅》杂志。由于杂志与维新派对立，到第十期便被袁世凯之徒禁止。

1915年底，云南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次年春，岑春煊在两广策动贵系军阀讨袁，因缺乏军械，约章士钊东渡日本求取外援。日本政府见袁世凯要倒台了，改变了策略，支持反袁，借了一百万元及军械。岑返国后被两广军阀拥为护国军都司令，章士钊被任命为军务院秘书长。不久，袁世凯暴病身亡，黎元洪继任总统。章士钊代表岑春煊北上洽谈善后事宜，又被黎元洪以参议员资格留居北京。

1917年1月，章士钊在京恢复了《甲寅》，初为日刊，旋改为周刊。他邀请李大钊、邵飘萍等任编辑。李大钊在五个月内写了《甲寅之新生命》、《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真理之权威》等七十政论文，留学美国的胡适也应约发来稿件，《甲寅》成了京城影响极大的刊物。

同年7月，张勋复辟，《甲寅》停刊。次年，章士钊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旋即推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而专心从事教学工作。他讲授逻辑学的课，深受学生喜爱，也吸引了许多外校学生。

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去职，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急电召章南下。次年，章士钊被任命为议和代表，参加了南方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在上海的和谈。章士钊这一年秋在上海寰球学生会上发表了演说“新时代之青年”，他对官僚制度进行了抨击，同时提倡旧道德。这与“五四”运动后的时代潮流很不合拍。章士钊引人注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

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思想的转变，不是一人一时的迷误。在二十年代，以农立国已形为互相呼应的全国性的思潮。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山西督军阎锡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有关活动最引人注目。他们同气相求，互相联络；办报；出书；开办学校，培训干部；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中国农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动，都是久旱甘霖。这些活动确实为改善农村状况，作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除晏阳初等少数人外，这一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与章士钊一样，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回归传统，成为这一运动的特色。

1922年秋，章士钊受聘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第二年10月，北京发生曹锟贿选总统之事，章士钊为参议员，不肯受贿，便南下到上海，担任了《新闻报》主笔。他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北京的贿选，抨击“代议制”，别出心裁地提出“无元首论”，主张废弃选举，由国务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北京大学之首长轮流兼任总统。他的见解太古怪，在当时的政坛没有被人赞同。

1924年，段祺瑞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邀请章士钊北上。先委他为司法总长，次年又调他为兼任教育总长，要他对学校进行整顿。章士钊上任教育总长后，实施一系列“整顿”措施，即规定小学生恢复读经书，解聘进步教师等。这立刻遭到学术界和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对，5月7号、9号北京学生在举行纪念国耻游行时，提出了罢免章士钊的口号。章士钊在群众的指责下辞职赴上海，后经段祺瑞挽留，才回北京复任司法总长职务。

翌年7月，章士钊再次恢复《甲寅周刊》（从三十七期起改在天津出版，杂志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标志），他公开提倡恢复旧礼教，攻击白话文，并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与一班旧文人互相唱和，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化阵线的革命派纷纷撰文进行批驳和斗争。鲁迅当时写下了《十四年的“读经”》、《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等檄文。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不少文章，有论有据批驳了复古派的谬论，斗争持续了四、五年之久，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最后被汹涌的新文化思潮所卷没。

这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青年学生尤为活跃。段祺瑞为了镇压学生运动，7月底又调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8月1日章士钊派出武装警察护送杨荫榆强行到女师大任校长职。学生反对，遭到镇压。后来章士钊又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公然解散女师大。这时的章士钊已经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随段祺瑞政府的倒台而下台。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那时章士钊已经失势，但闻讯后四处奔走营救。李大钊与章士钊同过事，也作过章士钊儿女的家庭教师，而李大钊的大女儿是吴弱男的义女。他们私交很深，但政治上各行其事。虽然营救失败，同时也反映了章士钊思想政治上进步的一面。

1928年底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章士钊便作了第三次欧洲之行。在德国翻译了心理学家弗罗乙德的自传和师辟伯的《情为语变之原论》。两年后，他应张学良之聘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离开东北去上海，挂牌当了律师，并兼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

在律师生涯中，章士钊最光彩的一页，是为陈独秀辩护。1932年10月，陈独秀等十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次年4月14、15、20日江苏高等法院借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对此案进行了三次公开审理。因案情重大，无人敢为他们辩护，这时章士钊自动站出来作辩护律师。庭上，章士钊的辩护词与陈独秀的自辩词在风格上有着鲜明的不同，后者侃侃而谈，直抒胸臆，嬉笑怒骂无拘无束，表现了一个政治奋斗者的锋芒锐气和蓬勃朝气。章士钊的辩护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情词理都好，四座为之震惊。后来上海沪东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伪政府派汉奸梁鸿志劝说章士钊入伙，被他拒绝。章士钊避难去了香港。两年后到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闲暇无事，他从事著述，将逻辑讲义整理成册，题名《逻辑指要》，在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讲授。1943年该书在重庆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伪装和平，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在与章士钊会晤时，提起1920年毛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的旅费向章士钊求援的往事，表示感谢。章士钊也很感动。谈判后期，毛泽东向章询问今后的看法，章士钊在毛泽东手上写了个“走”字。表达了对正义的支持和同情。

1946年，章士钊回到上海仍执业律师。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里惨遭失败。1949年1月蒋介石为了重玩“和谈”把戏，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上任后亲自请章士钊担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去北平，2月22日在与毛泽东会晤时，章士钊陈述了李宗仁和谈的愿望。同年4月，章士钊再次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飞抵北平。经谈判，双方代表达成了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而破裂。章士钊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备战求和的骗局。他留在了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会委员、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1957年“反右”斗争时期，因在政协座谈会上说了一句“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来解释整风意义，遭到严厉的批评。“文革”初，章士钊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新北大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第二天，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去信，立即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周恩来当天即对章士钊采取了保护措施。在刘少奇被打倒时，章士钊向毛泽东直言写信，希望党内团结，不要搞打倒。毛泽东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对他的生活予以关怀，特地派人“还债”十年（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募捐款），在经济上给他于帮助。并且让他安心研究学术。章士钊将多年对柳宗元文集研究的心得，整理成《柳文指要》，于1971年出版。此书资料丰富，对研究柳文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是十年“文革”中被特许出版发行的唯一的两本学术著作。

在他92岁高龄时，章士钊还惦记着台湾的统一问题，主动提出去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他的良好愿望受到了政府的支持。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章士钊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很快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到港后，他立刻与相关的人会晤、拜访，展开恢复与台湾的联系。但因气候不适、年老体迈的原因，不久病到了。周恩来派医疗队赴港时，章士钊就已经于7月1日凌晨逝世了。香港各界举行了千人公祭仪式，北京也举行了追悼会，郭沫若在悼词里肯定了章士钊风雨沧桑的一生。

2000年3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章士钊全集》一书。

章士钊这位传奇式的特殊人物，一生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三个时代。在近百年的沧桑岁月中，章士钊有时迷茫，有时自我矛盾，有时冲锋在前，有时埋头做学问……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跌宕起伏。最关键有一点，他具有独立的精神和人格，以国事为己任。他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树是值得肯定的。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梁漱溟留下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

  二．两代才女 两代背叛

 

 

 

次子章用从小就很聪慧，深得章士钊喜欢。章士钊把他送到国外留学，与季羡林同学，可惜早年病逝。季羡林教授在《留德十年》一书中有一篇描写友情的散文《忆章用》，章用之死，带给季羡林的是大悲痛、大惋惜，因为在季羡林看到章用的天才足以缔造真正的大学问大事业。除了羡慕章用的渊博的学识以外，对他的为人也有说不出的景仰，然而章用回国后却遽然长逝。季羡林说：“……我站在人群里，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孤独，我仿佛失掉了依靠似的，徘徊在寂寞的大虚空里。”

章士钊有三子两女。长子章可191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后随父母回国，30年代又随母在欧洲生活了十年，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回国后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解放后，因为妹妹章含之的无意识揭发，而丢弃了院长职务。他性格孤僻，埋头艺术之中。虽然他的作品一直没有被艺术界承认，但他是一个正经老实的学者。他在晚年在与徐女士结婚，没有子女。

三子精神有毛病，也殁于青年时代。幼女章眉随母去了美国，学得是室内建筑，后来在夏威夷定居。

留在国内的惟一子女，章含之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是个时代风流人物。章含之，1935年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北京女十二中（前贝满女中），原来打算报考清华大学水利和建筑系，学校挑选她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又上该院研究生班，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期间先遭受红卫兵批斗，后为了摆脱政治运动，想方设法地让“红旗大队”同意与几个教师去全国各地串联。回北京后因多次向毛泽东上书，被毛提名参与外国语学院教学改革工作。1971年调入外交部任职员、副处长、副司长等职，1973年—1975年曾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副代表。198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调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国际部主任，1990年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国际部主任。章含之与丈夫乔冠华(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参与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她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忆主席、忆父亲、忆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四部著作。

据章含之的文章所说，她实际上是个私生子。章含之的生母解放前是上海永安公司文具柜营业员，专售当时流行的“康克令”金笔。因明眸皓齿、风姿绰约，沪上顾客趋之若鹜，称为“康克令小姐”。生父是一位频频光顾金笔柜的陈公子。生父生母因为地位悬殊，陈氏家庭的反对未能正式成婚。母亲把她生下后，生父要她，生母就是不愿给。因为生母对权势大的陈氏封建家庭很生气，决定把孩子送给黄包车夫。生父不同意，两人争吵不休，请律师出来调停，这个律师就是章士钊。见没法调停，最后章士钊说，“干脆给我得了”。就这么简单，他把章含之要了过去，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在章含之青少年时代，她与父亲章士钊很少有思想上的交流，父女之间的隔阂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她对他敬而远之。有一次，章士钊问她将来想干什么，章含之说将来想演戏，章士钊生气了说：“章家的门里不出戏子。你要是演戏，你就不是章家门里的人。你好好读书，将来我送你出去留学。”这对章含之打击特大，觉得父亲不近人情。因此入团以后，自己内心深处就与父亲划界线。

上中学时，因为语文课本中有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老师讲解课文，当说到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镇压学生运动时，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偷偷斜视章含之。16岁的她认为有这样的父亲是终生的耻辱，于是气冲冲跑回家责问父亲：当年为何迫害鲁迅、镇压学生﹖面对女儿的责问，章士钊并不生气，平静地回答：“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现在对你讲，你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有些事情是误会，你长大后自己去读历史，自己去判断吧。”

在她十五六岁时，章士钊说：“你应该读点古文和诗词。我可以每个礼拜教你几首唐诗和一篇文章，你要好好学。”可章含之没有心思学，认为这些东西没什么用，于是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要求。父亲万般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丢了……”

按章含之的话说，她实际上是背叛章士钊的一代人。1962年，毛泽东过70岁生日，请了四个湖南的老乡，章含之跟父亲去祝寿。毛泽东听说她已经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了。“就说那你也教我英文好吗？”章含之也不以为是真的，没想到第二个星期，毛的秘书就给外语学院党委打电话，派她每个星期天去教毛英文。一年后，因党内外事务太多，毛停止了学英文。但章含之却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唯一的老师。

在教毛泽东英语期间，毛经常询问章士钊生活情况。一次，毛读完英语课文后，他们闲谈中，毛问起章含之和父亲的关系。章含之答：“生活上是一家人，政治上是两条路。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毛听了又问：“你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章含之于是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毛听后很不以为然地摇头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毛的一番话让章含之沉思良久。她慢慢地开始理解父亲，并敬重他。章含之曾写过纪念文章《父亲章士钊——无愧无悔》。

1971年的时候，章含之坚定地做出了第二次婚姻的选择，嫁给了比她大22岁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这个选择在当年引起了轩然大波。乔冠华1913年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其父乔守恒继承祖业，擅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教子严谨。乔冠华5岁入塾，开始熟读诗书。他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16岁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3年他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在《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他写作的习惯，常常是深夜伏案，边写，边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第二天见诸于报刊。他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据说，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评价乔冠华的某篇国际述评文章可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侵占香港。乔冠华辗转到重庆，组织上安排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外事工作；同时，每周二为《新华日报》写一篇“国际述评”，从此“老乔”的犀利笔锋又风行于山城，大受党内外人士的欢迎，却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在重庆工作两年后，经冯亦代从中周旋，乔冠华与龚澎结为伉俪。龚澎也是一位“才女”，曾担任过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新华日报》的记者。1949年乔冠华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而龚澎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51年，乔冠华担任朝鲜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团的高级顾问。1954年他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际会议）。1961年又随陈毅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许多重要的外交口上的文章，都出自他手。 “文革”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还被迫在街头叫卖小报。1968年底，乔冠华恢复工作。但1970年春天，龚澎由于动乱的影响和强烈的心理刺激，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脑溢血住院，同年9月就去世。

章含之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她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她正在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商品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他戴眼镜，神态严峻，她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章含之问了店员才知道他是被造反派整日批斗的乔冠华。

 

第二次见面是1971年3月，章含之在干校接到调令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那天上午，她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上四楼。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她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似乎是位老者，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人全都慢悠悠地跟着，章含之准备跑快几阶超过他们。突然，一位认识她的人抓住她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并且告诉她乔冠华的夫人刚去世，大家也为他难过，谁也不想超过他。望着那佝偻的背影，她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这年的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组成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冠华，章含之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因此两人在共同的工作中产生了感情。1973年12月11日，乔冠华迁入史家胡同那座宽大深邃的四合院，从此章宅又成了章含之和乔冠华的新家。他们在这里共同经历了十年的风雨，有欢笑，也有眼泪。章含之与乔冠华结合，耀眼光环又多了一圈——外交部长夫人，她迅速成为了一个公众注目的人物。

1973-1975年，章含之是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之一。此外，她还参加了中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80年代，章含之积极投身于促进中国在农村发展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组织过多次国际性会议及国际研讨会。

有一次，她为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当翻译到中美的关系利益时，她用了“平行”两个字。想不到美方翻译却向周总理提出：这“平行”两字翻译得不好。于是总理问：那你的意思呢﹖美方翻译说：中美的关系是殊途同归。总理听了很感慨，说：“我们的翻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翻不好中国话。”章含之那一刻真觉得无地自容。还有一次，也是为周总理当翻译。总理在接待外宾时用了“越俎代庖”这个成语，而一旁的年轻翻译包括章含之在内一时都翻不出来。事后，总理对几位年轻翻译说：“你们去读读《资治通鉴》……”父亲留下来的藏书她很多看不懂，章含之这才感到自己最缺的是祖国的文化和语言，过去父亲要她学古文的话是对的。

1983年乔冠华别爱妻而去。章含之麻木了，她无法忘记与乔冠华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在上海生母家中呆了3个月，后来又在国外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家住了一阵子。住惯了四合院的她，一旦隔开自己的历史，去面对新的环境，无论如何适应不了。没多长时间，她便再次逃回史家胡同——那儿才是自己真正的家。现在，章含之的确切身份是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这之前，她曾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几年间，她组织过几次大型的国际交流会议。她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报刊杂志上不间断地有她的文章发表。

章含之的女儿洪晃（是章含之与前夫所生），1961年生于北京。深得外祖父章士钊的喜欢，每当犯了错误，章含之要打她，她就会躲到外祖父背后，冲母亲做鬼脸。12岁时，洪晃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学英文。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瑟大学。洪晃先在一家有100多年历史的德国大公司当中国总裁，拿着不菲的年薪，享受着优越的生活福利和工作环境，那时她还不到30岁，真是“前途无量”！谁知她突然厌倦了这种高级打工仔的生活，毅然决然辞去职务，另辟自己的小径。她做过猎头人公司的经理，又同朋友参股投资咨询公司。后来她又开始搞刊物，但是当“com”公司兴起时，她又同在美国的投资合伙人一起办起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网络公司。好景不长！“com”的泡沫到来时，洪晃当机立断，开始缩小规模，大批裁员。之后，洪晃专心致志办她的刊物，现为出版人。出版《I LOOK世界都市》、《乐"名牌世界》与《SEVENTEEN青春一族》。也曾为《三联生活周刊》杂志撰写专栏。

洪晃，从小笼罩炫目名人家庭的光环下，本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但她的个性却独立而反叛：十二岁独闯纽约，“空投红小兵”；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教育，之后又回国闯荡。开网站、拍电影、办杂志，虽然是出于兴趣，但却做得认真而又投入，事情搞得红红火火，她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作风也在做事情过程中得到了极至的张扬。她对艺术有着超乎常人的鉴赏力，对自己热爱的事业执着到了疯狂的地步，凡事拿得起放得下，可上可下，可进可退，成功创办了三个畅销的时尚期刊，终于成为了著名的出版人。在她得到这个属于她自己的“著名”的同时，也得到了朋友和同事的一致赞赏。

(母女)

事业上洪晃有波折，婚姻生活也是一波三折。她结过三次婚，作为名演员陈凯歌的前妻也是别人的话题，但洪晃思想很开放，毫不忌讳公开谈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努力成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看法，从名人的影子下走出，成为一个个性独特的人。

章含之说：“我的家庭挺有意思的。我父亲是个传统的读书人，但他1904年离开湖南参加反清革命，最后从一个激进派变成了保守派，而在上世纪50年代，我又造了他的反。当时认为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隔了50年，现在洪晃又造了我的反，可以说三代人都不太安分守己。有一家媒体在写我们家的事，用了个标题叫《百年三代弄潮人》，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不过，我造父亲的反是用很激进的方式，但洪晃对我是采用渗透、“和平演变”的方法，让我也跟着她的思路走，……”

2003年，洪晃出版了一本《我的非正常生活》的书，书中有别人写她的，也有她自己写的文章。在在别人写她的文章中，有一篇题目中给她冠的头衔是“名门痞女”，表示她的“离经叛道”。这本书卖火了市场，章含之母女也同时出现在上海首发此书的书展上，为读者签名，成为一时佳话。究竟她们还会有什么搅动时代风潮的事情，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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