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86年4月，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放映。台湾中央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给蒋经国打电话：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跟以前的影片不一样。

蒋经国听说后，让谢忠侯把电影找来看看。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谢忠侯得到了《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带回台北。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部影片来看，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大陆的政策有调整，我们也要做些调整。不久，他开放了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的政策。

白先勇曾在1995年7月的《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中国两岸的政府，不论其政治立场，理应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中共对待民国史已逐渐走向实事求是，广西电影厂摄制《血战台儿庄》巨型战争影片，相当合符史实，对李宗仁、父亲以及其他国军将领抗日的贡献，都持肯定态度。此片在大陆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国军抗日的真相，以及国军将士英勇牺牲的形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蒋介石决裂多年的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参谋总长。日本报纸写道：战神莅临南京。

为了抗日，桂系和蒋介石重归于好。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和白崇禧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让桂系在全国名声大振。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战役都有桂系参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称：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42年，在桂林读书的钟文典第一次见到李宗仁。“他刚从老河口回来，在桂林王城进行抗战讲演，他号召大家起来一致对外。当时的惟一目标是打日本，谁打日本谁是好样的，师生对他们是很拥护的，头脑中绝没有反动军阀这样的想法。”

钟文典见过白崇禧两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一次是在桂林西郊。“容县韦氏兄弟在桂林西郊广场进行滑翔机表演，白崇禧在现场观看，表演完之后他下来跟飞行员握手，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挤在中间。他用桂林话说：‘莫挤，大家看。’他有儒将风度。”

第二次是在桂林东镇路白崇禧家中。“我和同学出去玩，路过白崇禧家，他们家正在奏着音乐，一问，是白崇禧为母亲祝寿。我们一看没警察把门，几个年轻人就进去了。院子里摆了3张八仙桌，张发奎、何应钦、黄旭初都在那里。白崇禧看到我们进来，拿了一个放了糖、饼的盘子过来，对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说：‘请吃糖，莫客气。’当时不只我们，还有几十个路过的人围在那里，绝对没有谁赶你，没有人说，‘哎呦，长官在这里，你们不能来。’”

91岁的梁辉如今住在桂林市南边一个小区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现在，每个月，他会坐着轮椅参加桂林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让他加入黄埔同学会，但他没有答应，这几年才参加，“经过了文革，还是有些怕，怕惹麻烦。”

1935年，正在桂林中学上学的梁辉没有告诉家人，悄悄参了军。1936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学习。1940年初，来到昆仑关，参加了那场惨烈的战役。

“打昆仑关要紧啊。”梁辉用桂林话说，“我当时是广西部队46军175师524团第3营步炮排排长。我们打了3天3夜，牺牲太大了，我们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人，上面要我们撤退，团长不同意，我们要死守，与阵地共存亡，继续打。军长看到我们不退，哭了起来。不撤退的话怎么办呢？组织剩下的人沿着山走，走过来走过去，给敌人感觉好像还有很多人，一直等到增援部队来。”

梁辉还记得当时和日军近距离肉搏的场面。“我和日本兵肉搏，他们打不过我，我打死了两个，一个用刀刺，一个用手枪打。”

没有几个人能从那场战役中幸存下来。在昆仑关，有一个巨大的墓地。“我后来去过6次昆仑关，有时候从附近路过也要特意拐进去，想起曾经和战友一起作战，过着危险的生活，留恋得很。那个坟好大，老百姓帮着埋的，死了两万多人啊。”

“敌人当时攻陷了我们的阵地，副营长和我关系最好，跟我说，‘梁辉，跟我一起去把阵地夺回来。’他带我们七八个人去冲锋，阵地夺回来了，他死了。我身上也中弹了，但还能够走回来。你看，这里还有印子。”梁辉指着身上说，“冲锋了，枪还没响的时候还是有点怕，枪一响就不怕了，一心一意想着怎么把敌人消灭，没什么其他想法。”

现在，战争遗留的阴影仍在梁辉心中。“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在电视里看到丢炸弹，就会想起以前，心里不痛快。”

昆仑关战役之后，梁辉被调到了军部，接着他获得了到咸水步兵学校学习的机会，毕业后他成了李宗仁身边的警卫队长。梁辉对李宗仁有很好的印象。“他为什么能打胜仗呢？用人用得好，懂得欣赏别人的才干，对部下也好。”

总统与副总统的内耗

2010年8月，中南海新华门外，游人如织，一些人会停下来留影。梁辉多年前去过北京，朝新华门看了看。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曾经在中南海度过了4年。“李宗仁当时是北平行辕主任，北平行辕就在中南海。我是跟着李宗仁，做警卫队长。”

梁辉和李宗仁是老乡，都来自临桂两江。“走在路上，旁边没人时，他会用桂林话跟我谈几句。”

外边的世界风起云涌，梁辉觉得自己在中南海里的4年是最平静的。“中南海里鱼多得很，我晚上下了班，钓几条鱼，拿回家去吃。那4年蛮好耍的，没有什么特别任务，没有什么负担。”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内心没那么平静。“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

1947年下半年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作战时连连败退，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美国人也有意弃蒋“换马”，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亲自召见李宗仁，告知副总统候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要李放弃。李宗仁对此次会面有过生动描述：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梁辉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给在场的人一个个发香烟。”

副总统选举当时是通过广播直播的，坐在收音机前的人们各怀心事。

“到副总统选举会唱名选票时，街头巷尾和家家户户的收音机，播出了‘李宗仁’、‘李宗仁’……之声，谁也怀抱着一片隐忧，首都也就是一片沉寂。为什么人人皆看得出的政治危机，终竟无避免之法呢？”这是陶希圣笔下的南京。

蒋介石此时也在官邸内听广播。“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这是李宗仁从总统府扈从卫士那儿听说的情况。

1948年5月10日的《时代》周刊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选举结果宣布时，代表们狂热了。他们抬起微笑的李夫人，把她举到肩膀上。街上，一直在听街头广播宣布投票统计的人群，放起鞭炮予以庆祝。欢呼的人群涌向李的总部，高高举起李将军。一位代表说：‘太好了，我们投票反对了政府！‘”

当选副总统的李宗仁离开了中南海，梁辉也随他来到了南京。“在南京总统府，我就住在‘总统府’3个字后边。”

李宗仁很少去总统府。“对我来说，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了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

当李宗仁在南京消磨他的清闲日子时，白崇禧正忙于应付内战中的颓势，这样的颓势始于两年前的东北战场。

四平战役是国共在东北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一役，当时被认为国共双方最擅打仗的将领白崇禧和林彪有了直接较量，最初的情况是：林彪吃到了空前的败仗，向北撤退。“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策划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趁势追击，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请示蒋介石后，得到的复电是：暂缓追击。得到喘息之机的林彪最终扳回了整个东北。这成为白崇禧一生最大的遗憾。

这一暂缓追击令国共双方都觉得不可思议。李宗仁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1949年1月，共产党军队占领北京，蒋介石辞职，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李宗仁派黄绍竑到北平去进行和谈，提出“划江而治”。此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除了获得全胜外，对别的解决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提出的和平条款是要国民党彻底投降。李宗仁拒绝了。

4月20日，共产党军队发起渡江战役。蒋介石想守住的是上海，而不是李、白所希望守住的长江，兵力虚弱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共产党的渡江部队最快的仅用了15分钟，一天之内就有30万人过了江。

最后结局：合久必分

1949年4月23日，共产党军队登上了南京总统府。梁辉和部下被派往重庆，为代总统李宗仁打前哨。

李宗仁最终没有飞往重庆，而是去了美国；白崇禧想要跟共产党军队最后一搏，终未成功，去了台湾；黄旭初去了香港；黄绍竑留在了大陆。当年那几位从广西乡村里走出来的少年各择前路，桂系从此烟消云散。

身在重庆的梁辉没有了领导。“没有谁指挥我们了，一共400多人，怎么办呢？经介绍，我到了成都的黄埔军校分校，后来黄埔军校起义，我就跟着一起起义，军饷后面就是共产党给了，成都给钱给路费给粮食，一家3口从成都回到桂林。”

1949年10月1日，钟文典已经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了。“开国大典那天，我在北大的队伍中，就在金水桥旁边，最靠近城楼。当时不像今天国庆的时候有方块队，很自然。朱老总坐着吉普车出来过金水桥去检阅，我们离他只有十几米。毛泽东在城楼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跟电视上的是一样的。我看见他按电钮、升旗，非常清楚。”

1951年秋，他参加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这4所大学部分师生组成的土改工作团，回到广西。在土改中，他遇到了令他不解的事情。“当时是有指标的，不搞出个地主来，工作队就没成绩了。我在的工作队到的那个村，没有一户地主，大家急了，拿一个富裕中农当富农来斗，领导来看，不对啊，这个不够条件啊。”

1980年代，桂林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开始为修复李宗仁故居而努力，他走访了许多李宗仁的后人，听他们说了一些故事。

1965年7月，李宗仁躲过国民党特务暗杀，与夫人郭德洁辗转回到大陆。

1966年8月，黄绍竑在“文革”中自杀。

1966年12月，白崇禧在台湾暴毙，死因至今仍众说纷纭。

1975年11月，黄旭初在香港去世。

2010年清明节前后，本刊记者走访了这4位桂系巨头的故居。

在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的小巷里，“临桂县文物保护单位”白崇禧故居大门紧锁，白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旁边，有人想进去参观，交5块钱就可开门。这座宅子其实为白崇禧的弟弟白崇祜所建，白崇禧曾小住。村子里的东山小学内，还保留着以白崇禧夫人马佩璋命名的“佩璋礼堂”，只是已不再使用，成了危房，墙上钉着的木牌写着：危险，严禁入内。

在广西容县黎村镇珊萃村，黄绍竑故居虽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屋内杂草丛生，附近农民把柴禾堆放在屋子里。堂屋里有一幅黄绍竑的肖像，清明节刚过，肖像前有钱纸、蜡烛、香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通往容县杨村镇东华村黄旭初故居的只有泥路。这里也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院内简陋，黄家一位亲戚坐在门口摘着红薯叶。黄旭初当年位于南宁的官邸，经过修葺，如今是一家经营广西风味菜肴的餐馆。

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的李宗仁故居是保存得最完好的。1990年代初，李金华和家人还曾经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房子太大了，住在里面让人害怕，后来就搬了出来。”搬出来之后，李金华在夏天还经常跑到院中池塘边的泉眼去洗澡。“看着黑黑的空空的院子，心里还是有点慌。”

记者问李金华：“你怎么看李宗仁和桂系？”李金华想了想，说：“就好像开了一个公司，最后破产了。”

1990年代，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胡友松曾经到桂林找到赵平。“她想看看老大姐(李宗仁的第一位夫人李秀文，当时住在桂林)，还想到乡下看养鸭子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文革’开始后，李宗仁对胡友松说过，若梅(胡友松小名)，在北京实在待不下了，我们就回老家，院子里有个池塘，我们就在池塘里养鸭子过日子。”

赵平还问过胡友松，德公从美国回到大陆后，对大陆的态度是怎样的。“胡友松告诉我，李宗仁确实跟她说过，回来还是要回来的，但回来得不是时候。”

1969年李宗仁在北京去世。1949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 头村。李宗仁故居的池塘里已经多年没有鸭子，如镜的水面仿佛从未荡起过任何波澜。

(感谢钟文典、黎克忠、谭肇毅、曹天忠、赵平、韦芳、李弘川对采访的帮助。主要参考资料：广西文史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口述自传》、黄绍竑《五十回忆》、戴安娜·拉里《中国政坛上的桂系》、陈志让《军绅政权》、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李辉《封面中国》、谭肇毅《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剑桥中华民国史》、《新桂系纪实》、《广西一览》、《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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