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2005年双芝堂六修《昌氏族谱》出版，我书一联：“国史、方志、族谱，秉书炎黄春秋；爱国、恋乡、思亲、心系华夏龙脉。”
 

从爱国到思亲，同样值得我们缅怀，因都在铭记我们都是龙的血脉。血脉是神圣的，且浓于水。虽科学发达，以至遨游太空，仍得落地生根，认祖归宗。我华夏已有数千年历史传承，各族氏的繁衍生息，其间由纷争战乱到敦厚宽恕，到大融合、大团结，荟萃为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我昌氏族裔，宥于诸多历史缘由，人丁虽不如“赵、钱、孙、李”之兴旺，但也不愧为优秀的中华民族中一员，同样承载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献身的历史使命。
 

这儿我只想说明一点：从国史到族谱，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因都在秉笔直书我们炎黄子孙连绵的历史。历史好似大海，浩翰无际，但毕竟是由点滴的溪水汇成，我等即是一滴水，可没这一滴一滴的水，也成了不了大海，也就没有了什么史志、族谱了。值得我们珍惜。
 

一种优秀文化的萌发、形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历经曲折漫长岁月的锤炼，才能成就辉煌的。国史、方志、族谱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我想说说编撰国史、方志、族谱的神圣与艰辛。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前87年），晚年他花了16年时间，殚精竭虑地撰写了《史记》。2007年，我有缘在陕西韩城拜谒了司马迁的宗祠和墓地（注一）。据其后裔说，因太史公著《史记》秉笔直书，对汉高祖刘邦有“讥讽文字”，对武帝刘彻“尤多微词”，成书后，呈献给当朝的刘彻。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刘彻阅后勃然大怒，将书稿付之一炬（注二）。从此，这位55岁已受腐刑的太史公，也再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大智大策，司马公留了一手：亲手抄写正、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即一种已回归陕西韩城故里，妥藏了70年后，到第三代了才面世。直到“东汉末年的魏晋时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流传”。用心良苦，悲壮至极；可圈可点，可亲可敬。
 

我通读了咱双芝堂《族谱》，也领略到了族贤诸公也历尽了艰辛！可钦的编纂族贤不惧盛夏酷暑，不顾舟车劳顿，餐风露宿，日夜兼程，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行程数万里，遍寻族人踪迹；为追宗溯源，则深居陋室，孜孜不倦，通宵达旦，不顾蚊虫叮咬，在历史文献、故纸堆中寻找族人线索。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为筹措族谱的出版，又到处辛苦化缘。其献身精神，令人感佩。亦可圈可点，可亲可敬。
 

借此，我想说说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感受：写新闻、编报刊或著书立说，其核心在于真实。为此，需要多视角、全方位地掌握材料，进而全面分析、判断与裁剪，以接近真相。这也是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底限。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大跃进”期间，我在北大荒《农垦报》社有过教训：我发现一新鲜事物，后对全垦区畜牧业大发展，有过巨大贡献。可因被采访者对某个细节的夸大，我核实时又被他掩盖过去，导致部分文稿失实。虽经过及时弥补，效果良好，可被采访者因而撤职，我也被业内好友戏为“克里空”（注三）。
 

吃一堑长一智，养成了我一个职业习惯：走到哪，除深入采访的同时，就千方百计地收集当地的《地方志》，眼下已有好几十种了。有一次，我采访一老武术家，谈起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日本武友“过招”的事。他先一个礼让，使对手扑个空；后一个“顺手牵羊”，把对方发了出去。为了不让对手摔倒难堪，又一个箭步，及时将对手抓了回来。因当时日本武友提出：到中国“认祖归宗”的前提是“以武会友”。这个武友败北后，连忙跪下求师：此后，在中国就了日本武友立的认祖归宗碑。为此，我连夜查询了当地的县志，确有此记载，我这才踏实捉笔。刊发后，效果颇佳。
 

我认为撰史志、修族谱，其核心也是真实。秉公直书，就是真实。当然，要做到完全真实是不易的，但尽了心就可以。要知道，我们后代是相信老祖宗说的。故我族修谱诸贤责任重大，既无上荣光，又重于泰山。
 

讲究科学、求真务实，比什么都重要。祈共勉之。
 

　　　　　　　　　　　昌沧于北京 时年85岁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
 

注一：一说司马迁终于58岁（约前87）。400年以后，由其后裔修建墓塚，聊寄哀思。
 

注二：《史记》面世，传说虽多，但大同小异。一说：本书对刘汉王朝颇有臧丕，如献之朝庭，岂不找死！故藏之“名山”——“书府”——帝王藏策之府，汉武帝刘彻并不知晓；另说：正本被焚，“副本”存于其婿杨敞家，敞在汉昭帝刘弗陵（前86---前74）时，官至丞相，曾让部分篇章外传，至敞子恽“始读外祖著《太史公记》（即《史记》）”，并将全书公之于世。
 

注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一话剧名《前线》，剧中有一记者名克里空，因其报道失实影响战局，受到严厉批判。后新闻界戏称报道失实者为“克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