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家谱序》云：“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以故故家旧牒多有存者。”［①a］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汉唐以降宗族聚居的格局，以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②a］。宗法制度下的农村社区生活呈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③a］的中世纪田园风光，历史在这里仿佛“定格”了。然而崇山峻岭并没有把徽州与传统中国的大环境完全阻隔开来。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这里引起回响。徽州与其它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以“静”制“静”，以“变”应“变”，始终保持自身的稳定。《白虎通·宗族》云：“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对于宗族，我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相对静态的凑、聚，其实这凑聚是在“流”的过程中实现的。“流凑”之间宗族的动静分合正是徽州社会特有的应变力。本文拟就徽州方氏作出个案研究，并由这一视角来考察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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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氏并非徽州土著，其先原居于黄河流域，“世望河南”［④a］。方氏南迁并演化为“新安名族”的过程是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传统社会的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而在王朝交替时，往往伴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动乱；其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其三是传统社会转型，它与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相交叉，变化更为复杂、深刻（关于后二个方面，将分别在本文第二三部分论述）。

            　　     方氏迁徙江南的背景是汉末的社会动乱。当时在汉廷任司马长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丹阳昔为歙之东乡，今属严州，是为徽严二州之共祖也”［①b］。从明刻本《新安名族志》来看，方氏是其收录的７８个名族中最早移民徽州的。纮二传为储，东汉和帝时方储以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任博士迁议郎、洛阳令、太常卿，死后追赠尚书令、黟县侯，葬淳安城内，立祠享祭。方储死后被逐渐神化，撰于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年）的《开国公家世行实》称方储“博经文，辨图谶；讲孟氏易，善星文，占吉凶，知未来，察奸谋，预知灾异”［②b］。宋明帝加赠方储为龙骧将军、洛阳郡开国公。唐监察御史张文成撰文立碑云：方储“生平之日，羽驾乘空，仙游之时，蝉脱而去，咸以公为仙化，莫知所归，共建祠堂，以时祭享”［③b］。方储祠堂后被称为方仙翁庙。宋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年），徽宗赐以“真应庙”额。《敕赐黟侯真应庙额》载道：方储“号仙翁，遂立庙，系在祀典今千余岁，前后灵迹不少。近年以来或因久旱，或苦淋雨，公私所祈，无不感应。所勘青溪县初乃歙之东乡，因储父子避地始为州县，故其庙正当县郭冲要之处，远近祈祷必会集其下。每岁春夏之交，虽邻近有疫疠，惟此无一疾病，实神以安也，委是功德及民最为深远”［④b］。生前显赫，死后神化的方储虽然不是方氏始迁江南的第一人，但由于仙翁庙、真应庙逐渐成为方氏子孙结集的场所，“每岁仲春（今用季春）三日诞辰，子孙陈祭行三奠礼，读祝升歌，罗拜其下，祭毕聚饮欢洽而散”［⑤b］，因此方储成为宗族崇拜的偶像，方氏认同的标识。清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撰修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将方氏世系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原始世系》，追溯方氏受姓的经过直至迁徙江南，封黟侯建庙祀，共１１３世。方氏以雷为鼻祖，据说雷是榆芒帝的长子，有“破蚩尤于阪泉，斩永曜于涿鹿”的功绩，被轩辕封于方山，“因封赐姓，所传伏羲后六姓方居其一”［⑥b］。《原始世系》失之邈远难征，方氏后人已指出：“自雷祖至回公历年未及四百而传世四十有五，窃有疑焉”［⑦b］。其二为《统宗世系》，自方储１世起至１２派始迁祖汇而图之。由于原始世系以方储之子辈为１１３世，方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统宗世系第１世。其三则为《分派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