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重孙袁弘哲的自白----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首何堪忆少年，
高车驷马舞长鞭，
独行无畏上书山。

海上风云惊突现，
余波虽烈亦枉然，
弄潮商海正扬帆。
——调寄浣溪沙

　　从面相上看，他与其曾祖父袁世凯并没多少相似，但那双炯然的眼睛却仍透着乃祖的锐利和十足的精明。可能是长期居住美国的原因，谈起话来细言慢语滔滔不绝语速稍快而又有条不紊。
　　他就是袁弘哲，按袁氏家族的辈份，还有个名字叫“袁启威”，但知道这名字的人不多。他父亲袁复又名袁家宸，是袁世凯第六子袁克桓的长子，一位终身从事基础教育的人民教师。弘哲先生也当过老师，但不是学校里的正式教师，而是为天津市外经局海员培训班讲授英语。最近，借他回国述职的机会，我专程到天津采访，以下就是他的讲述：
回首何堪忆少年
　　我于１９５１年出生在天津睦南道，后来搬到大理道，最后定居在马场道的革新里１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
　　童年中的往事记忆不清，但我的少年时代，却是在一种压抑中度过的。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带几个小朋友到我原来的家里去玩，在院子里掐了一朵花。我对小伙伴们说，这里就是我原来的家。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进行阶级教育，就有同学检举我了：他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变天。我说我能变什么天？他说，你不光记得你原来的家，还告诉同学说是你的家，还带同学去采花。花是公物，你去采花不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吗？同学们在一块玩耍，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下－－这也有人检举：同学们坐一圈，把站在椅子上的我围在中间批斗，说那天上操的时候你打了我一下，我是工人阶级子弟，你这是报复工人阶级……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更厉害。每天下午放了学，别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不能走，班干部把我围在班里，追问我应当如何背叛家庭，追问我奶奶平时把＂变天帐＂藏哪了。我说没有，没有你就别走。就这样，每天晚上都要熬到七八点钟才能离开学校。满肚子委屈，回家以后还不敢告诉家长－－因为我很清楚，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跟父母讲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处。可是这也锻炼了我自己，我把这些坎坷这些磨难，看成是对我人生的锻炼。说实在话，幸亏我经受过这种磨难，才会有我今天的生存。
　　文化大革命前夕，也就是１９６６年６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听见有人敲门，——当时我家还有佣人，像大师傅、保姆都有，大概有四五个，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给开了门。开门一看，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都很严肃。他们问我：你家长在哪？我说奶奶在楼上。他们马上把所有的门都堵上了－－当时我们住的是一栋楼，然后一起上楼，把我们全家人集合在一间屋子里，当时我姑姑袁家蕖（现居纽约）正好来串门，也给堵在了我家。全家人被集中以后，要求都站起来，听他们正式宣读＂搜查令＂。宣读完毕，抄家开始。来抄家的有＂四清工作队＂，也有街道办事处、学校党委、派出所的人，名称就叫＂抄国宝＂。整整一夜，我家里被翻了个遍，第二天又继续。我们家的人都不准出去，吃饭是他们派人去买，买个包子什么的让吃。抄家一直抄了２４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算结束。被抄走的东西，当时都有登记。那天被抄的不光我们一家，还有九爷袁克玖（袁世凯的第九子）家，以及别的和我家背景类似的家都同时被抄了。不过我十二爷（袁世凯的第十二子袁克度）家没抄，因为那时他们家已经很没落了，没什么东西。
　　这是我家第一次被抄，第二次被抄就不这样“文明”了－－是红卫兵抄家。那年８月２４日晚上，河北大学附中、我爸爸教书的平山道中学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排着方队喊着口号抄到了我们家。我奶奶、我父母都被他们剃了光头，都挨了打，我们小孩也被全体罚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四壁皆空－－这次抄家可没有登记。最恐怖的是我家邻居张信坚（音），是国民党派到天津的接收大员；太太姓顾，在河北大学附中教书。两位老人都很好，平时经常扫扫院子干些公益事什么的。两人被吊起来打，一直被活活打死。他们家住十一号，住十二号的李老太太，也是那天晚上被吊起来活活打死的。据说红卫兵的计划是打完十一号打十二号，然后就是我们家。可是打到我们家的时候，天快亮了，他们也打得累了，要不然那天晚上我奶奶很可能也会被打死。我爸爸最惨，在学校挨斗挨打，经常坐＂喷气式＂；我哥哥（袁弘宇）被打得脑袋肿很大，一只耳朵被打聋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好；我大姐二姐，也都被抽过耳刮子，被用皮带抽打过；我虽然年龄小，被罚过跪，也被围在高椅子上唱＂我是牛鬼蛇神歌＂，不唱就得挨打；少年时代我喜爱集邮，喜爱打羽毛球，一对心爱的羽毛球拍是爸爸从英国给我带回来的，可是我的邮票被红卫兵烧了，那对羽毛球拍也被他们搉折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什么嗜好了……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磨灭的＂红八月＂。我谈这些事，只是说要认清历史上的错误，从而改正这样的错误。

高车驷马甩长鞭

　　文革后期，我成了下乡知青，和哥哥一块去了内蒙古开鲁县建华公社六河大队八小队插队。我们一块去的都是所谓“黑帮”、“狗崽子”，像文革中“自杀”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堂（音）的儿子万山宝，另一市委领导干部张淮三（音）的儿子张小虎，还有一个文革中跳楼自杀摔折了腿的研究所所长后来任统战部长的周如他（音）的儿子等等，全是“黑帮”子弟。送我们去的老师告诉当地农民：这些都是“狗崽子”，你们要严肃管教他们。
　　我“出身不好”，没有政治靠山，也没有良好的政治背景，但“道路可以选择”，所以到农村以后，我就拼命干活，脏活、累活抢着干，想用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出色表现，展示“狗崽子”也和党一条心，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张罗过放牧，修过河，挖过渠，所谓技术性最强的“耪地”，我在全小队是第一能手。同去插队的城里伙伴，还非常害怕接近大马的时候，我已经能自如地驱赶四个套的马车干活了。因为能干，后来被当地农民选为“小队长”。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总共干了六年，确实锻炼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认识了生活，知道了什么是艰苦。
　　１９７０年初夏的一天，正当我“长鞭一甩啪啪地响”，驾起四个套的马车要出庄，去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大有作为”的时候，公社投递员来了，给我送来了一封家书。“家书抵万金”啊，我马上打开看，竞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下乡时还被关押在学校（实际上是在学校打扫厕所——编者）的父亲，被放出来了！
于是，我向大队支书请假，兴冲冲地回天津看望父亲。谁知这次回家，父亲的一句话，却改变了我的一生命运。

独行无畏上书山

　　我在农村挣的工分高，也有点钱了，所以学会了吸烟、喝酒。回家的时候，给父亲买了两条当地最好的人参烟。
　　当时我们家还住在地下室里。这里本来是楼下放煤的小储藏室，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安装在地下室高出地面上边的小窗户。多年没见，我们父子相逢的喜悦不言而喻。我忙把带的烟拿出来让父亲抽，自己也点燃一根抽起来。
　　父亲一见我抽烟，就问：这些年你怎么学会吸烟了？我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是大草原，虫子很多，不抽烟虫子会爬进鼻子里去。父亲又问我：“你在那这几年都学会了啥，学没学数理化？”我说：没，没，数理化我没学，还挺自豪地补充说：我农活干得好，会赶四个套的马车，是我们那批下乡知青中最能干的。没想到父亲听了这话，竞然是一付难过的表情，当时他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对我说：“将来呀，国家不需要赶马车的人。需要有知识的人把国家的栋梁挑起来。如果都去赶马车，就会有异族侵略你，我们就会成为亡国奴了！”一听父亲这话，我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当时心里的难过、愧疚是没法形容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不抽烟也再不喝酒了，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回农村的时候，我就带很多书，数理化、英文书都有，没事的时候就自己念。再回天津探亲的时候，就跟父亲学外语（弘哲的父亲袁复先生曾留学美国，解放后一直是平山道中学的英语教师——编者注），从而打下了较扎实的英文基础。
　　１９７４年我回城以后，考上了广播函授夜大学，读的就是英语专业。函大毕业后，又考上了天津联大，还是读英语。函大也好，联大也好，都属于第二教育，国家不包分配，所以我就进了天津染化二厂当工人。家懋叔（袁世凯十五子袁克和的儿子——编者注）就在那个厂任销售科长，我也很快当了车间的班长。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０年，当了五年工人，一边上班，一边坚持读联大。
　　联大毕业的时候，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招聘翻译。那个时候没多少人会外语，外经局急需翻译人才，就面向社会考试招聘。我报名参加了考试，一下就考上了。这时候厂长找我谈话，说厂里准备提拔我当车间主任，我考虑再三，还是婉言辞掉了。当时家懋叔非常惋惜，说组织上对我这么重视，进厂不久就提拔你当班长、当工段长，现在要提拔你当车间主任了，你怎么能走呢？我说我还是愿意到外经局去发展。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进了外经局工作，所以没参加高考，我哥哥弘宇参加了，考进了天津大学。我因为没有科班文凭，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别扭，所以后来去了美国又到长岛商学院读了一年。

海上风云惊突现

　　我们那批考中的翻译，多数是正规外语学院毕业的干部子弟，只有我不是，而且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所以局里外派出国工作的人，总轮不到我，尽管我的外语比别人要好。1979年底，中国开始有了外派船员，局里就让我去教将要出国的船员学外语，教了八九个月之后，局里的出纳出事了，又让我去当出纳会计。我当了一年出纳，有机会与局长们接触，他们慢慢也了解了我，认为我忠诚能干，工作踏实，而且教过船员，对船员比较了解，再有外派任务可以考虑让我去。
　　这时有个美国的“斯格拉”公司，到天津招聘船员，我这才有了去美国的机会。外经局派我去，我其实并不是船员，那以前我一次船都没坐过。我只是个带队，另外还派了一个名叫徐志刚的书记一块去，有２０多名船员。１９８２年３月份，我们从北京乘飞机直接去了纽约，出发之前，组织上还几次找我谈话，进行出国安全教育，告诉我到了美国以后，出门一定要做到“三人行”，不准一个人单独外出。说我海外关系比较多，这次批准我出国，领导们本来争议很大，所以希望我出国以后千万不能跑，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等等。出国前一晚上，我们住在北京。虽然我是局里明确的带队，可是那天晚上一位经理进了我的房间，说：别人的行李不需要检查，唯独你的箱子必须打开检查。箱子里的东西，他一件一件地看，连笔记本都要打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字。
　　到了美国以后，住在曼哈顿一个船员的旅馆里。我问书记：可不可以和亲戚联系？书记说“可以”，我才给三伯（袁家骝）打了个电话。三伯马上来到我住的旅馆，接我出去吃饭。因为组织上定的制度是必须“三人行”，我是带队，可以和书记两个人一块行动，所以三伯就和我与书记三个人在一家饭馆吃了顿饭。三伯问我可不可以到他家去一趟，我连说“不行！组织上有制度。”我们在纽约呆了三天，就乘船出发去了巴西。没想到，在去巴西的路上出了件大事。
　　７月份的一天，我们乘坐的那艘六万五千吨位的油轮。正停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港口。外籍船长和高级船员们都上岸过夜去了。我是带队的，还没有歇息，还在餐厅里忙着料理杂务。突然餐厅外传来阵阵敲门声。我推门一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在敲我的房门。再一细看，原来是带去的两个船员。“有事吗？”我问。“是的，有点事！必须跟你讲！”我就过去打开了自己的房门。两人中的一个先一步抢着进了我屋里，我刚要进屋，蓦地觉得自己后腰被一个尖硬的东西顶住了。另一个人猛一拳把我推进屋，还咔嗒一声锁上了门。我没来得及站稳，一把冰凉的尖刀已经抵住了我的喉管。我稍一定神，才发现抵住自己喉管的，是把一尺多长的剔肉尖刀，刀上还有血污。那两个人衣服上也有血污，都杀气腾腾。
他们低声吼叫着，要我给他们打开保险柜。我想拼，可我那时明显占下风；妥协么？海员服务公司的领导信任找，海员们信任我，组织上信任我，才派我出国，又让我带队，让我掌管全船的财物……我对他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事好商量……不过，我管的钱都是公款。抢劫公款，是犯法的呀！”“哼！人都宰了，还怕犯法！”原来这两个亡命徒已经伤了人命！我只得随机应变，冷言对他们说：“这里没有保险柜！”那两个家伙气急败坏，用刀子划破了我的旅行手提箱，抢走了箱子里的１５００元公款以及我的私人照相机等物品。然后，他们又押着我来到船长室的门口。我知道船长上岸去了，谁知两个家伙竟抓来太平斧，砸开了船长室。我作为带队的管事，当然知道保险柜就在船长室，知道里面还有大笔美金和自卫用的枪支弹药。而且，我手中就有可以打开保险柜的万能钥匙。歹徒用尖刀逼我打开保险柜，我只好沉着地欺骗他们说：“钥匙在船长手里，我的钥匙打不开这保险柜。”他们不信，强逼着我开柜。我就拿出一把把钥匙故意东试一下，西试一下，当然不可能打开。他们不死心，就抢过钥匙自己去乱捅，当然也捅不开，只得悻悻然窜出船长室。我那颗被提着到了嗓眼的心，这才放下肚去。
两个家伙又押着我闯入其他中国船员室，不光洗劫财物，还要行凶杀害两位曾与他们发生过纠纷的船员。我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上前极力劝阻，二人才挥动着尖刀，骂骂咧咧地推搡着我走上甲板……这时已将近深夜两点了。在甲板上，歹徒用凶器比划着对我说：“走！跟我们走！……我们要借你的嘴当翻译……我知道你国外有亲戚！”我这才全明白：他们都不会外语，不杀我是想要利用我。两个家伙慌手慌脚找绳子，抢救生圈，我则趁机脱下衣服和鞋子，分别放在舷梯、船舷显眼的地方，又把那一串钥匙藏在了船舷甲板的夹缝中，然后“服服贴贴”地让他们捆住左胳臂，跳入茫茫大海向岸边游去。
海风大，海浪急，天寒水冷。大约挣扎了半个时，我看他们有些力疲不支。我则加快划水速度，使自己和与我拴在一根绳子上的那个歹徒距离缩短，让紧绷的绳子松下来。然后一手划水，一手试着解绳扣，连呛了几口海水，我都强忍着不敢咳出声来。终于，绳扣解开了！我认准泊船的方向，往下一蹲潜入水里，一口气潜游出去二十多米，浮出水面喘几口气，又直冲油轮的灯光拼命划去……
回到油轮后，我与中国海员工会组织连夜开会，研究应急措施。第二天一早，我向我国驻巴西的使馆作了电话汇报。经使馆批准，我又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就在出事后的第四天清晨，我正陪着外籍船长和中国海员上岸公干，走在街上时，人群中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我不禁下意识地低声喊道：“咦！等一等！”他们同时望去，只见马路对面五十米开外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矮个儿耷拉着脑袋，失神落魄地向前闯。“是他！没错！”我立刻冲过去，拦腰抱住那家伙，和他一起滚倒在地。跟上来的中国海员也及时扑来，擒住了两个歹徒中的一个。也巧，几乎与此同时，我使馆人员在另一条街上，把另外那个杀人犯也巧捉归案，送入了当地警察局。
法院审理中，两个家伙还想狡辩。他们明明杀害了一名中国海员，却在被告席上说是夺刀时误伤的。法官根据验尸结果指出，被害人身上有七处致命刀伤，不是误伤．而是故意杀人致死。明明是抢劫海员财物，二犯还硬说：“钱是借来的。”法官当场要我拿出充分证据证明二犯是抢劫，不是借债。我站起来，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说；“请问，深夜一点多钟，两个手持尖刀的汉子从我屋里，拿走了我的钱财，这是属于借呢，还是属于抢？希望法官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法官们互相交谈了几句，又敲了一下木锤，才确认了二犯的抢劫罪！二犯绑架我的罪行，我也一一列举事实，慷慨陈辞，得到了法庭确认。
　　审理结束，法官和检察官单独接见我，对我说：“通过刚才庭上对话，我们认为您很有教养，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想必您一定是中国的高级官员。我们希望听听您有什么要求。”我用英语回答说：“谢谢你们的夸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海员。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说有要求的话，那就是希望贵国把二犯移交给我们带回国去，使二犯受到我国法律应有的审判。”
　　当时我国使馆去了一位一等秘书，还有一位姓边的葡萄牙语翻译——巴西人讲的是葡萄牙语。翻译告诉我：“这个事你表现很好，处理得很好，还抓到了两个杀人犯，你立了一次外交三等功，我们会把有关情况转告你的单位。”那时外派不像现在就１０个月时间，我们签合同一签就是两年，但在我干了十九个月的时候，船东斯格拉公司把船卖掉了，我这才带着那一批外派海员回国。

余波虽烈亦枉然

　　一到北京机场，经理去迎接我们。可是一上了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经理就对我说，你把你的所有证件都交出来。像护照呀、海员证呀等等，都被他拿去了，但别人的都没交，就我一个人交。我不理解，也很奇怪：我是立了功回来的呀！在外十九个月，一年半多，我做的都很好，不光当英语翻译，还在船上管事，发所有人包括外国人、中国人以及船长的工资、管所有人的伙食，没出过一点纰漏，而且每个星期都要写汇报，每个月寄回国一次，汇报到了什么港口呀，做了什么事等等，应当说做得很好。这是为什么？
　　回到天津已经是夜里，领导安排休息一天，然后到单位集中。回国后的第三天，我们被集中到单位会议室里开会。当时书记叫王玉德，他首先讲话说：“我们大伙遇怪事了，这个船上为什么出现杀人案？肯定有阶级敌人在挑拨，有阶级敌人在策划。大伙想想，这船上谁是阶级敌人？这个阶级敌人就出生于卖国贼家庭，平时隐藏很深，假装积极，假装进步，就是他，挑起了我们船上发生的这起杀人案。大家想想，杀人的是个共青团员，被杀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怎么会杀共产党员呢？所以说一定有阶级敌人。大伙想想是谁？”这摆明了说我是阶级敌人，可大伙都不吭声，我平时与大伙关系也都挺好。那个王玉德书记就对我说：“袁弘哲站起来，出去！”我出门以后，他又对我说，你到另一个屋，自己想问题，拿纸拿笔写出来，不准回家！”说良心话，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对此我并不惊讶，也没有什害怕，司空见惯了嘛。据后来人对我讲的，我离开会议室以后，有一位船员就说：“闹不好阶级敌人就是他吧！他平时很伪装进步，当不住就是他吧！”与我一同出国的徐志刚书记急了：“你怎么能血口喷人不负责任？他那一点做得不对，你根据什么怀疑人家？”主持会议的书记见没人指证我，又和每一位一同出国的人单独谈话，让他们检举揭发我。可大家还是想不出什么事。那时已经是１９８３年了，文革中极左的整人的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当时《中国法制报》已经创刊，法制报的总编得知了我的这种情况，就找我了解，找我采访，把事实写成文章登在《中国法制报》上，《八小时之外》又作了全文转载。事件真相披露以后，原来想整我的那个书记就被撤职了，那位经理辞职了，另一位经理得癌症死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微妙，想想也很有意思。

弄潮商海正扬帆

　　这个事件过去以后，外经局的四处改为海员处，我被调去当了科员。因为我有经验，领导就让我专门从事海员外派工作。后来我又去过西德、希腊，最后是在美国常驻。以后我在外经局的工作就很平稳了，一步一步从科员升科长，升副处长，升办事处主任。
　　我这个办事处原属外经局管辖，事业单位，是外经局派驻美国的办事处。外经局更名为中国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后，又归属于国家外经贸部，外经贸部的合作司给我下了任命，天津市政府也给我发了驻美特派员的聘书。现在我每年要回国两次，分别向市政府和外经贸部的合作司述职。
　　以往四处（海员处）政企不分，１９９３年被从外经局剥离出来，组建成了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就是现在的“跨洋公司”。
同一年，我也在美国组建了一家船务公司，自己是董事长，也是总经理。这个公司靠我熟悉的外派海员劳务起步，后来有了资金，就贷款买船，搞起了营运。最初是两条船，后来增加到四条，四条的时候也很艰难，是赵小兰的爸爸赵锡成，他有一个福茂公司，与我共度的难关。平时我开展的业务就是运橡胶，运石油，运矿砂，运煤，也运粮食。现在我的公司已经拥有１０艘散装货轮，四艘油轮，业务遍布世界各地。今年又从上海造船厂，新购了两艘远洋货轮，如果经营形势好，将来还会有更大发展。
　　作者：袁弘哲 口述 傅文永 整理


（原载《项城文史资料·袁世凯和项城袁氏家族（续集）》200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