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柘荣县乍洋乡溪口村的袁氏祠堂里，悬挂着一块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题写的牌匾。据传，当年李宗仁之所以为袁氏家族信笔挥毫，是因为他把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和闽东乍洋的溪口混为一谈。为了解这个历史谐趣，我们饶有兴趣地前去溪口“考古”，得以赏阅当地的景物、人物与风物。

   “一径竹荫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鱼翔浅底明如镜，鸟鸣苍穹绿如兰。”这阙七绝一直被用来描述乍洋的真山真水真性情与溪口的古桥古风古文化。乍洋乡地处闽东北国家生态示范区柘荣县的东部，是生态柘荣的“竹海茶乡”，溪口则是锦绣乍洋的人文古村。这里的袁氏始祖源于唐代，由河南迁徙而来，崇文习武、耕山种地、诗礼传家已历42世。袁氏宗祠里那些斑驳沧桑、耿介拔俗的古牌匾，足以隔着岁月的屏风，将既往的陈年旧事娓娓道来：三条路、四枯井，武秀才、文举人，李宗仁、萨镇冰……与纯朴憨厚的老农促膝畅饮村醪佳酿，酒酣耳热之际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精美传说与玄妙生趣的风云逸事，就如那条亲昵昵环绕在村边的小竹溪一样，曲曲弯弯清清亮亮明明澈澈汩汩咚咚。“三条路”已经草莽丛生，但延伸历史的三行石阶仍能将古代文官武将衣锦还乡时的繁华显赫与得意洋洋浓缩其中。据乡贤袁亦柳、袁宗开介绍，“三条路”中最宽敞、最中心的一条为官道，两旁则是供从属与仆人行走的便道；在古代只有中了状元、探花和榜眼前三甲的儒人武士才有资格走这样风光十里八乡的“三条路”。“四枯井”不枯，其实是官道旁的“饮马井”。武秀才早已驾鹤西去，但他当年练功行武的旧石锁依旧寂寂躺在厅堂里听风沐雨。文举人并未给我们留下一些不朽诗作，只有那些挂满堂屋的“文魁”牌匾，隐隐透露着这儿原本是书香门第。已经有很多乡亲讲不清楚李宗仁、萨镇冰与袁氏宗族的关系，但袁氏宗祠里那些龙飞遒劲、力拔太姥的墨宝真迹，却分明昭示着国民党与溪口的历史渊源关系并不简单。

   在一个年代久远的宗祠里遗留几多传家墨匾并不稀奇，但一些民国政要诸如李宗仁、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何宜武等人的赠匾齐聚一祠，就不免有些耐人寻味了。溪口村的袁氏宗祠里，就同堂悬挂着他们题写于不同年代的匾额。关于这些已经斑驳古朴但仍历历传神的字匾的来历，溪口村里的老少们大都无法予以明晰，但是对民国代总统李宗仁题写的“世泽绵长”的贺匾，却普遍认同是当时此地的国大代表进京选举时向李先生讨得的。那时大江南北的国大代表何其多，为何李大总统唯独赠字予他？对这一疑问，更为风趣的说法是李宗仁将乍洋的溪口与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混为一谈。我想，即使果真如此，那么前后三任的福建省长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的题字难道也以讹传讹，步其尘后吗？

   据《袁氏宗谱》载，溪口的袁氏始祖于唐朝由河南迁徙而来，迄今已历42代，繁衍子孙两万多人。翻开溪口袁宗的历史，不难发现此族原本英雄辈出、代有贤人。但柘荣的袁姓更喜欢把“皇明开国功臣”袁天禄作为自己的祖宗来加以叩拜。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波及福建，乍洋溪口的袁天禄兄弟组织地方武装“泰安社”协助元朝政府镇压起义军，官至“中顺大夫、福建义兵征行元帅和行省左丞”。后来朱元璋战火逼近福建，经审时度势，为免乡土遭受兵祸，袁天禄“遂密遣古田县尹林文广往金陵纳版图礼款，归顺朱元璋”。朱元璋对袁天禄的归附大加赞赏，赐书褒嘉。

   袁天禄向朱元璋交纳贡款后的次年，就以母亲年迈为托词，私自率兵回柘洋（今柘荣）。抗旨之后，为防不测，他征集社兵，在柘洋柳营砌石为城，在一年内建成周长861丈，高1.5丈，厚1丈的城堡——柘城。城堡的城墙用毛石和河卵石砌造，周长2520米，高4.5米，厚5.1米，上有巡行道、女儿墙，东南西北分别设置宣寅门、纳福门、拱仙门、迎龙门和小北门5个城门，其中南向的纳福门外还加筑了“瓮城”。历经数百年历史沧桑，柘洋城堡现仅存东向的宣寅门以及龙溪东岸的两段城墙，全长226米。柘城（即下城）是闽东建筑最早的一座石头城，这座石城与后来在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东新安堡”，也就是现在的上城隔溪相望、互为犄角、彼此呼应，形成了全国罕见、福建唯一、闽东最早的石构城堡——柘荣“双城城堡”。柘荣县的城关镇被称作“双城镇”，历史的由来就在于此。“先代贻谋由德深，后人继述在书香。”袁氏宗祠的龙柱上还有这样一副警世对联。这足以说明自明朝以后，天禄之后及其旁系的后代，已经开始由行兵尚武转向舞文弄墨了。宗祠里不乏“文魁”、“选魁”一类清代牌匾，清廷给这个家族许多中举后生和长寿先生的赠匾挂满了宗祠四壁。有道光年间的“历世重光”，有光绪年间的“天赐纯瑕”，有嘉庆年间的“望重成均”，也有咸丰年间的“松筠柏操”，等等，还有一匾也许更有文物价值，上面标有道光皇帝“圣旨”的“节孝”牌匾。李宗仁代总统的墨宝“世泽绵长”书于民国三十七年，而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的祝寿赠匾“梦赐遐龄”早在民国二十二年就送出了。另一位福建省政府主席、爱国将领蒋光鼐早在民国十年就为这里的寿星送来了“婺焕稀龄”的贺匾，由此可见，李宗仁的匾额系因“溪口”之讹而来之说基本可以否定。
   据查史料，我更愿意大胆地推测，溪口的牌匾与袁世凯有关。乍洋溪口的袁氏由河南迁徙而来，而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恰恰是河南项城人。也就是说，溪口的袁姓与河南的袁姓同出一脉，应验了宗祠里的一副对联：“乔木发千枝，岂非一本？长江分万脉，总是同源。”袁世凯担任北洋军阀集团首领期间，后来为溪口题匾的海军耆宿萨镇冰被委任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萨镇冰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曾奉命率海军前往镇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萨镇冰选择了革命。萨镇冰曾经给谢冰心的父亲赠过一联墨宝：“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从中不难看出萨镇冰的为人原则与处事风范。由此及彼，萨镇冰给袁家后代题赠贺匾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同样给溪口题匾的杨树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也是袁的忠实部属，他曾任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他曾经给袁世凯打报告，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后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俱乐部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落成，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袁世凯死后，以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为代表的海军“福建派”迅速兴起。杨树庄的“福建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派，与袁世凯生前对他的器重不无关系。1924年前，杨树庄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海军司令部就设在厦门。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其有恩，那么杨主席给袁氏后人题匾，就不在话下了。

   杨树庄之后，爱国将领蒋光鼐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与袁家早有渊源，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其中不乏与之私交深厚者。后来虽然蒋光鼐参与“讨袁”兵败而逃，但他重新掌权后，堂堂正正，不做秋后算账之事。而且那时乍洋溪口已经成为闽浙交通物流要冲，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国共内战时，溪口累遭兵火，房屋焚毁不计其数，清道光年间（1826年）修葺的袁氏宗祠也遭战火破坏。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恰逢袁氏宗祠重新修葺，于是袁姓国大代表通过萨镇冰等国民党政要前往索字就成了可能，而李宗仁感念溪口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慷慨挥毫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乡贤袁亦柳、袁宗开介绍，关于《袁氏宗谱》比较有意义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589年。当时拥有“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前刑部郎中大理寺”官爵的柘荣进士、黄柏人游朴游少涧，专门回到乡里为《袁氏宗谱》作序。1948年重修族谱时，柘洋袁氏国大代表袁登久受溪口乡亲重托，于国民大会间隙拜谒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袁氏宗谱里除了李宗仁题字之外，时任民国最高法院高级检察官的何修敬、国防部史政局长吴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上海法院推事何宜武等10余名国民党政要均为《袁氏宗谱》题册志念。

   有道是“胸中悬日月，笔底动风云”。由此可以猜想，乍洋溪口袁氏与袁世凯极可能有着血脉之亲，并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特定的敏感期，溪口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风险面前“三缄其口”，以致后人失去了对牌匾来由的了解。笔者饶有兴趣地撰写此文，抛砖引玉，期待学者前往考究，以更确切的说法揭开溪口古牌匾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