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打柳永文化牌 呼吁重修柳永墓
——柳氏后人建议镇江重视柳永研究与纪念活动
许津荣书记、朱晓明市长台鉴：
您们好！我是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发起人，现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东方文化馆秘书长、中华大族谱协会副秘书长等职。至今已研究柳氏文化20余年，出版专著有《柳氏名门》，参与编著《柳贯诗文集》、《柳公墨情》等有关柳氏先贤的著作。先后策划过柳下惠诞辰2725周年、柳公权逝世1140周年、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河东柳氏文化节等。
柳氏家族，历代名贤辈出，最享有盛誉的是柳下惠、柳宗元、柳公权、柳永、柳贯、柳亚子等诸位。各地对诸位柳氏名人的研究与纪念，极其重视。根据我多年研究得知，柳永墓葬在镇江，其后裔也聚居在镇江。他的后裔柳诒征、柳传志，更是名闻中外。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柳永墓已经破坏殆尽，镇江人已经很少知道柳永曾经葬身镇江，如今他却已魂无归处。
文化乃民族之魂，亦是城市之魂。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城市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在举国上下积极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佳时机。如今的镇江，经济突飞猛进，文化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一个又一个，文化旅游项目的推出；一桩又一桩，文化盛事的隆重登场，大大提升了镇江的文化软实力，大大推动了西安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大发展！
当我们访问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故居，令人流连忘返；当我们漫步巴黎街头，大剧作家巴尔扎克故居，令人驻足瞻仰；李白、杜甫、苏轼、李渔、曹雪芹、鲁迅等我国名人故里，都成为当地政府着力打造的地方文化品牌，而作为大词人柳永卒葬地的镇江，柳永后裔聚居地的镇江，对柳永的研究与纪念，几乎是零，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作为柳永出生地的福建武夷山，他们不独为柳永建立了衣冠冢，还塑了像，建了纪念馆。而作为柳永真正的卒葬地的镇江与后裔聚居地的镇江，岂能不闻不问？！

为此，我作为柳氏后人，向镇江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与当地柳氏后裔，郑重建议您们能够重视柳永的研究与纪念活动，以提升镇江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我的初步建议如下：

建议由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大、政协代表，根据柳永卒葬镇江，柳永后裔聚居镇江的这一历史事实，由人大或政协提案形式，以引起各级政府重视柳永有关纪念设施的建立，以推动柳永研究与纪念活动的开展。
建议成立柳永研究会或柳永研究中心，争取经过数年的努力，将镇江建成全国柳永研究与纪念的重要基地。
建议镇江或丹徒已建或即将建造的城市文化广场与公园，命名为“柳永公园”或“柳永文化广场”，树立柳永塑像，并建立相应的场馆，陈列展示，以打造镇江的柳永文化品牌。
建议在镇江，选择一处风水佳地，重修柳永墓，届时举行柳永墓竣工典礼暨柳永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柳永直系后裔柳传志，柳氏族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柳氏族贤、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等出席大会。
筹拍一部《柳永与镇江》的电视纪录片，编著出版《柳永与镇江》等。如有可能，可以考虑建立柳永词碑廊、宋词碑林等，重建镇江柳氏宗祠（柳永纪念馆），将其后裔柳诒征、柳传志等事迹，进行陈列与宣传。
建议组织一次镇江柳氏宗亲联谊会暨柳永墓重建文化座谈会，成立柳永墓重修筹备委员会。
建议将柳永劝学名篇《劝学文》，铭刻立碑，陈列于城市文化广场或有关公共场所。
建议建立柳永研究与纪念专题网站，设立有关柳永诗词奖项、建立柳永路、柳永命名的中小学校等，开展系列柳永研究与纪念活动。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发起人柳哲敬上
2012年4月10日于京西柳下书堂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正黄旗17号  柳哲        邮编：100093 
 QQ：2443960823 ，13051818154 　　电子邮件： caojuren@vip.sina.com  ,    http://xungen.bokee.com    

柳永的《劝学文》
柳哲
　　柳永的词，家喻户晓。但不少人，对柳永的“风流韵事”，却更是津津乐道！ 其实这是不公平的，不少人对柳永的印象，仍停留在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 喻世明言》第12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这篇小说印象里。历史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不过以小说为依据来评判人物，显然是太不严肃了！ 作为河东柳氏的后人，我曾经搜集了不少全国各地的柳氏宗谱，其中有不少的家谱，对柳永都有记载，柳氏后人对柳永的文章与道德，都很是推崇备至！ 笔者在《古文真宝》一书中，发现了一篇柳永所写的《劝学文》，可知柳永是一位治学严谨、道德诗文俱佳的大儒，并非如小说所写的穷困潦倒、断子绝孙，以至于死无葬身之地，靠妓女的筹钱来安葬的“花花公子”！ 据史料记载，柳永三兄弟，皆是中进士成名宦，文播四方，名传千古！柳永的儿子柳涚和侄子柳淇，亦高中进士，这并非是偶然，我想这与柳氏的家风家学有关！ 我在镇江的老府志上，就发现了柳永的儿子柳涚已经入籍镇江，更是印证了柳永卒葬镇江的准确性！现在江苏镇江的柳氏子孙，系柳永的嫡系后裔，应该是可靠的 ！ 据江苏镇江柳氏新编的《京江柳氏宗谱》记载，柳永后人中，出过多名进士，至于举人秀才、学士硕士博士 ，更是不计其数！国学大师柳诒徵、著名企业家柳传志等，就是柳永后人中的佼佼者！ 柳永的《劝学文》，寥寥数百字，对于家长和孩子 ，相信会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把《劝学文》全文抄录在这里，以飨读者，望能肃清小说家的流毒！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原载2010年4月13日《半岛都市报》）
姓氏专家为柳永翻案 称其关心百姓非混迹青楼
2006年07月25日 07:50:40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写下“杨柳岸，晓风残月”等传唱千年名句的宋朝大词人柳永，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生活颓废。昨天，姓氏文化专家、柳永后人柳哲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称柳永是体恤民情的官员，儒家正统，不可能像近日京城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死后由开封名妓凑钱安葬，也不会有满城妓女给他送葬。

柳哲介绍，他前几天在研究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京江柳氏宗谱》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江苏丹徒县志等资料时发现，柳永的父亲柳宜当过监察御史，官至工部侍郎。且柳永并非无后，而是有子名为柳涚，柳涚曾官至陕西司理参军，还有一个侄子，名叫柳淇，官至太常博士。
按宋朝的民情来说，既然柳永有儿子，而且是做官的，自然死后由其子安葬，而且费用不成问题，不可能由开封名妓凑钱来安葬。
有关柳永的史料很少，柳哲介绍，一般人对柳永的认识只停留在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这篇小说的印象，小说与历史是有差别的。柳永在当监盐官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鬻海歌》，其中叙述了海滨劳动人民制盐的过程和他们的艰辛，可见柳永是关心百姓疾苦的。
柳永的《劝学文》被收录在《古文真宝》中，《劝学文》讲述，教育孩子要“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很难想象，一个父亲和儿子都是有政绩的官员，且自己关心百姓、严于教子的人，会每日混迹青楼，并死后由妓女凑钱安葬。
柳哲认为，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柳永的生事与他文学作品的关系，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大众面前。（王健 ）

《柳永墓址究竟在哪里》补正
裴 伟
　　1月11日《镇江日报·文化周刊》上发表的沈伯素先生《柳永墓址究竟在哪里》一文，将关于柳永墓址“镇江说”进一步辨证，说得非常充分，引起各方关注，笔者这里试做些补正。　　北宋大词人柳永卒、葬在哪儿？文献记载的说法有4种，即“襄阳”说、“枣阳”说、“仪征”说和“丹徒”说。前两种是北宋人的笔记，第三种是清人的诗文。最权威的是“丹徒”说，早见于南宋曾在镇江做过官的叶梦得《避暑录话》：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舍。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且《万历镇江府志》卷36有专条记载，称“王安礼葬柳”还见于南宋初宦居镇江府丹阳县的江阴人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约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柳永旅居京口时去世，殡于“润州僧舍”，时隔20年后的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礼知润州，“求其后不得”，为柳永“出钱葬之”，立墓丹徒土山（今北固山）下。《万历镇江府志》还收录到柳永侄所作的墓志铭残文。词学大师唐圭璋主张镇江说（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词学论丛》页6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文学史》也从此说。
　　西北大学教授薛瑞生在比勘柳永福建老家的方志和镇江方志以及其他笔记的记载，并研究柳永留在镇江的儿子柳涚生平后，认为《万历镇江府志》的记述是撮录群籍而成，自相矛盾，他经过比勘认为：
　　《镇江府志》乃撮录群籍而成，根本不能做统一理解。开头几句显系撮录《艺苑雌黄》与《能改齐漫录》。今存葛胜仲《丹阳集》，无《陈朝请墓志》，无以查对。然“三变始就窀穸”句决非墓志中语，而系明万历修《镇江府志》者的猜测。试想，葛胜仲为陈朝请写墓志，只是说王安礼守润时，欲葬“槁殡无归者”，并非专为葬柳永。陈朝请仅任“市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之职，何能突然冒出一句“三变始就窀穸”？自“近岁”至末，亦系撮录宋籍，因羊滋乃宋孝宗时人，《宋会要辑稿》第八册第七三○三页记有他任水军统制时事〔二○〕。简言之，葛胜仲仅云王安礼守润时“葬藁殡无归者”，不及柳永。至叶梦得，始据传闻而云王安礼葬柳，并谓“求其后不得”，反倒露出破绽。志文为其侄所书，盖为柳淇，因柳淇是书法家。如柳淇书碑与王安礼葬柳是一回事，何言“求其后不得”？柳淇不算其后么？反言之，柳淇既为其叔书碑，岂能不葬其叔，而由王安礼按“藁殡无归者”来葬？须知柳淇也是进士，而非一介草民，连葬叔之资也无？况柳永之子柳涚，据《建宁志》说他是庆历六年贾黯榜进士，著作郎，宋刘宰《京口耆旧传》说他“为陕州司理参军，以政绩闻，特改大理寺丞。”清末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十六说他“嘉祐六年（一○六一）秘书省校书郎，守陕州司理参军。”为什么柳涚父死不葬，而要等到二十多年后由王安礼来葬？这与“以政绩闻”的柳涚身份相符吗？宋皇能允许这样一个忤逆之子继续做官吗？很显然，王安礼葬的是“藁殡无归者”，不是柳永，也不包括柳永。柳永不死于皇祐五年（一○五三），至嘉祐三年（一○五八）永尚写词赠刘敞。其时柳涚正在京任著作郎。大约此后不久，永即客死京都，涚寄葬其父于汴。“殆二十余年”后，柳涚盖已谢官而卜居镇江，遂又改葬永于镇江北固山下（与陈朝请所“市燥高地”毗邻或甚近，叶梦得始误永为王安礼所葬“槁殡无归者”之一，明万历《镇江府志》修纂者王应麟、王樵又从叶氏语演出“柳永始就窀穸”之句），并请书法家、堂弟柳淇书碑。碑文云“归殡不复有日矣”，盖涚始无久居镇江意，欲待返里时又携父遗骸“归殡”于崇安，后因故久居乃至老死镇江，初愿未遂。使其父长眠于北固山下，他自己也被视为镇江人了（《京口耆旧传》即谓柳涚为丹徒人）。《镇江府志》撮录旧籍而失考，遂留疑窦于后世。然录柳淇碑文，又证成柳永葬于枣阳、襄阳、仪真诸说之伪，其功亦不可没。（见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柳永有无写镇江的作品？其后世词家学人没有提及。笔者在《乐章集》中偶现一首《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写镇江对岸扬州城的繁华，下阕为：“扬州曾是追游地，酒台花径仍存。凤箫依旧月中闻。荆王魂梦，应认岭头云。”荆王是谁？历史上不多，最出名的是汉初主淮东的荆王刘贾，是汉高祖刘邦的堂兄，屡有战功，后死于与英布的战斗。他的墓在北固山南峰今青云门鼓楼岗鼓楼二村一号院内，坐东朝西，墓前竖碑，刻有“汉荆王之墓，万历甲午夏吉日立”。墓前墓道。附近原有荆王庙，唐先天二年（713年）重修过，后屡有兴毁,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时“灯火扬州”常见于镇江山水吟咏，如秦观《长相思》“依然灯火扬州”。在北固山头，对岸扬州的灯火确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在扬州的高处，非但在白天能看到江南山峰,就是晴朗的月夜也可以看到江南山峰。（朱志泊：《月是古时明》，《读书》2000年第7期）柳永于此处感慨万端，冥冥中竟然点破了自己的魂魄栖息之所———死傍荆王、魂归北固。
　　联系薛瑞生教授的结论，笔者认为柳涚匆促葬父于北固山南麓是依照父亲的遗愿了。因为《汉语大词典》将荆王注为恋爱故事中的男子。岭头为山顶，故上述仅是笔者的一隅之见，仅供参考。
镇江《京江柳氏宗谱》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为“迁润始祖”。但纂者以为，“世系中断前代无考，还是以明人柳鲲为第一世，以下世系历历可考”。“镇江柳”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家族，清朝经学家柳兴恩（宾叔）、柳荣宗（翼南）和近代国学大师柳诒徵（翼谋）都是当中翘楚人物。（原刊《镇江日报》）
 

柳永墓址究竟在哪里？

沈伯素

柳永墓址在镇江，我市学界已有多篇文章举事实和典籍加以确证。但此说能说服镇江人却未必能够说服其他地方的人。因为，关于柳永墓址的不同说法较多，有襄阳说、枣阳说、仪征说、开封说和杭州说等等。
柳永（987－1055年？），字耆卿，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星级名人，学界称他是南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他的词在宋元时期流传最广，相传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的祖籍虽然在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但却是一位与镇江关系十分密切的古人，而且他的墓址就在镇江。
关于柳永墓址“镇江说”，镇江学界已有多篇文章举事实和典籍加以确证。但是，此说用于说服镇江人则可，出了镇江却未必能够说服其他地方的人。因为，关于柳永墓址的不同说法较多，仅据笔者所知就有襄阳说、枣阳说、仪征说、开封说和杭州说等。故而关于柳永墓址“镇江说”应进一步辨证。
　　“镇江说”的立论
“镇江说”的依据主要有：叶梦得《避暑录话》、正德《丹徒县志》和万历《镇江府志》三部古籍。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意思是，柳永死在旅途，殡于润州僧寺，未曾下葬。后来王和甫（即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到润州任太守，访求不到柳的后人，便自己筹钱把柳永葬了。笔者对这一依据有以下三点认识：
柳永去世，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5年）；王安礼到镇江任太守葬柳永，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7年），是柳永死后22年后的事；《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任丹徒县尉，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又是安葬柳永22年以后的事。三事相隔时间都不算长，作为地方长官的叶梦得记述这些事，应当准确无误，绝不可能凭借道听途说而为之。
叶梦得(1077－1148年)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介于南北宋之间的词人，号称石林老人，绍圣四年(1097年)登进士第后任丹徒尉。他藏书丰富，以治学严谨著称，世人历来称他“学问博洽，精熟掌故”，于《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诸书，均有辨释著述。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就说他“深厚清隽，不失元祐诸贤矩”。因而，《中华诗词网》以专文介绍叶梦得时说：“他的《石林燕语》10卷与《避暑录话》2卷，记叙朝章国典、旧闻时事，足以资考证，补充史缺。”笔者以为，《中华诗词网》说它“足以资考证”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正因如此，古今多数研究者乃至时下的历史、语文教科书（如诸葛忆兵
陶尔夫著《北宋词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多依叶说取“柳永墓址在镇江北固山”之说。
《避暑录话》这部著作经过多名学者考证和校对，特别是经过叶梦得的裔孙叶廷琯“精校后，云翳全消，精神毕露”（《序言》语），内容比较真实可靠。清人程庭鹭为《避暑录话》再版所作的序言也说：“石林老人避暑录话……轶事遗闻复饶名言隽旨，昔人故多称引之。”这都说明，《避暑录话》具有较高权威，书中关于柳永墓址记载的可靠性不应怀疑。
明·正德《丹徒县志》在《陵墓》一节有这样的记载：“屯田郎柳永墓在（本地）土山下。”北固山在古代曾经名叫土山，《太平寰宇记》就有“甘露寺在城东北角土山上”之说，唐代刘禹锡也有“土山京口峻，铁瓮群城牢”的诗句，可见，地方志书肯定柳永墓就在镇江北固山下。
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也明确指出，柳永墓在丹徒土山（北固山）下，而且在附记中具体说到当时王和甫安葬柳永时，承办人名叫陈朝请；又说，后来明代在北固山挖出了柳永墓的残缺墓碑，上面有柳永之侄所作经过磨蚀但仍依稀可辨的百余字碑文，曰：“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万历《镇江府志》关于上述此事的记载，不仅对镇江人来说并不生疏，而且其他各地研究柳永者，也多有以此为据者。笔者曾读到一篇题为《苦命词人柳三变》的文章，其作者就在文中说：“1055年，柳永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僧寺里含恨而去，终年71岁。殆后殡葬无着，下世凄凉。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直到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将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
仅据以上三则文字考辨，即可确认柳永墓址在镇江北固山下。
　　“非镇江说”的驳论
“襄阳说”。此说出自宋·祝穆的《方舆胜览》：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葬于南门外。每年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笔者对此说剖析如下：
从《方舆胜览》的成书时间来看：祝穆成此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距柳永去世的1055年已有100多年，比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事迹的时间（1097年）晚了140多年。祝穆著书立说谈及柳永，只可能引用他人的文字或以传闻为据，不可能比叶梦得的记载更加权威。
从《方舆胜览》记述事物的体例来看：《方舆胜览》记述事物的体例，一般是把人物的趣闻轶事记在《人物》这个小段里，把关于地理方位等概念记载在《山川》这一小段中。墓址属于地理方位，一般应记载于《山川》，或另列《墓园》小段记载。但《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全卷的五千余字中，与柳永相关的记载却一字全无。关于柳永的记载，该书是列在卷十一福建《建宁府》的《人物》这个小段里。可见，祝穆写《方舆胜览》，是侧重记载柳永的趣闻轶事，对墓址的地理概念是被忽略了的。既是这种情形，此书关于柳永的记载就不能成为柳永墓址的铁证。
从《方舆胜览》的序言和跋来看：《四库全书》的编纂官在《方舆胜览》一书前面记有类似今日“编者按”的《提要》，说该书记载“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祝穆的后人南宋祝洙为该书写的《跋》也引用祝穆本人的话说：“吾能述之图径不足证也。”此处“不为考证而设”和“不足证”二说，亦可据以否定“襄阳说”。
　从《方舆胜览》的其他误差看：古籍语言不甚严密乃至可能引发误解，其实是难免的，通观《方舆胜览》，这种情况并不难发现。笔者即以镇江人比较熟悉的“萧统读书台”为例：《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记载有“文选楼”，曰：“文选楼：昭明太子立聚贤士共集文选。”此说显然不实。因为萧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５０１年）在襄阳出生三个月后，即作为婴儿随父母到了京都，其“聚贤士共集文选”的事，是在京口（今镇江）完成的。如按《方舆胜览》说，一个婴儿就在襄阳著书，岂非天大笑话？
据此可得出结论：《方舆胜览》说柳永“卒于襄阳”，为误引传言，不足采信。
“枣阳说”。此出自宋·曾敏行《独醒杂志》。此说与前一说大同小异：柳耆卿“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殽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查《独醒杂志》列于《四库全书》之“子部”小说类杂事属。作者曾敏行(1118-1175年)为南宋笔记小说家，在世的年代后于柳永一个多世纪。他因病“不能仕进”，“积所闻见，成此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纂官在该书“提要”中说：此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也”。为说明此书内容记述不够严谨，纂官列举多例说明了该书存在“不辩而述”和“失之不考”之谬。鉴于此书仅为作者个人“闻见”，又未作考证，曾敏行的好友杨万里(1127-1206年)为该书写的序言说：“后之览者，当无取于此书乎！”他早就劝说后人不要“取于此书”来证明什么问题了。由此可见，引用此书片言只语来证明“枣阳说”，做法本身就缺乏严肃性。
“仪征说”。清人王士祯在《北池偶谈》中列有《柳耆卿墓》一条，说：“仪真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还接着自以为是地引用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进行解释，说：“按《避暑录》，柳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和甫所卜兆也。”意思是，柳永死在旅途，殡于润州僧寺，后来王和甫（即王安礼）到润州任太守，出钱正式葬了柳永。因为真州和润州两地相接，可能就通过卜兆，选择了仪征仙人掌这块墓葬地。
这里，首先应当提醒，王士祯毕竟是一代诗宗，其功力不在考据学方面，人们寻找考证根据不可依赖他的著作。这点《四库全书总目》就已经指出了他的著作中有“轻信小说与附会经意”的问题，并以他的《古夫于亭杂录》一书为例，举例说该书“杂引众说，往往曼衍，又征据既繁，时有笔误”。所以笔者以为，人们同样可以采用对曾敏行著作的评价方法，来看待王士祯著作：尽量不要对王士祯“时有笔误”的说法过于采信，以免陷入误区。
针对王士祯《北池偶谈》中的具体说法，清人程庭鹭也早就提出怀疑。《避暑录话》再版时，他在序言中专门对王士祯此说之不当进行了剖析。他首先引用吴骞的《拜经楼诗话》中的语句写道：“仪征实无其地，不知渔洋（王士祯别号渔洋山人）何据？”接着又指出：“考石林老人（指叶梦得）去和甫为守时未远，所纪似应得实。惟和甫守润，欲葬耆卿何难？即卜地京口，如渔洋言，必远乏大江之北，此说稍可疑耳！”序言认为，对于这么一个并不很大的下葬柳永的事，一个堂堂知府王和甫，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即使求卜下葬，京口有的是地方，却偏偏要远去大江以北的仪征找一块墓地，不也太可疑了吗？
《避暑录话》再版序言的这一剖析有两层意思：一从实地调查来说，是查无其地，即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二从逻辑推理来说，迁葬仪征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有这两层剖析，王士祯的“仪征说”已被否定。
“开封说”和“杭州说”。“开封说”，说柳永死在汴京（即今河南开封），并说死后“群妓葬其于乐游园”（见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杭州说”，说他死在杭州，此说见于近年出版的《柳永全传》（奥地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二说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喻世明言》有“吊柳七”之说影响尤大，可令人与襄阳说或枣阳说联想，不可忽视。但笔者以为，《喻世明言》是一部根据传闻整理的明清小说，不足以用来证明史实；笔者近日也翻阅了《柳永全传》这本书，发现它其实也只是一部传记小说。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对此二说免加考辨、反驳了。（原载2010年1月11日《镇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