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喇嘛的俗名鲍文亭，蒙古族，清道光年间生于本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上三角城子村。现在该村还有他的功德牌坊碑残件，是县级文物。
        满清贵族在入关前，就接受喇嘛教——黄教（因穿黄袍得名）。喇嘛是藏语，意为上人或上师，满清奉为“国教”，对僧人给予政治、经济特权，社会地位高于一般百姓。鲍文亭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在兄家度日，生活艰苦。年纪稍大产生弃俗出家之念，胞兄挽留亦无回心转意。拜师后潜心学习佛经，主动从事繁重的劳动磨炼心志。高僧们见他“素具灵根”，保送到北京嵩祝寺，接受高级培训，学炼精神仍如从前。在一场僧俗间的诉讼案中，显示了他独到的智慧，获得胜诉，从此得到不断提升，终成嵩祝寺的“札萨达克喇嘛”（主持僧）。清朝历代皇帝都在北京名寺选择“替僧”，代表皇上出家侍奉佛，把自己“赎”回朝廷稳坐龙位，尽情享受帝王之乐。鲍文亭相貌堂堂、佛理修养有素，礼仪周到，生辰八字和光绪帝“只有相生，并无相克”，被选为皇上的替僧。每逢皇家庆典、节日，鲍喇嘛就率众僧到故宫宗政殿，举行诵经修法活动。除享受固定的“喇嘛钱粮”之外，还有很高的“格外恩遇”，爵位不亚于蒙古亲王。满清统治者深知，要怀柔蒙古民族就得尊崇黄教。利用蒙古人民性情忠厚淳朴得特点，采取“恩上抑下”得策略，而对一般喇嘛并不一律优渥，保证其余喇嘛有饭吃，以达到他们俯首贴耳“效忠大清”的目的。鲍文亭多年的优越生活，积蓄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也看出了宫廷争权夺势的内乱，感到了国家政治腐败的危险后果。
光绪帝为救亡图存，支持“维新变法”运动，而维新的途径必从办教育做起。梁启超说过：“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鲍文亭是贫苦孤儿出身，故乡地处边隅，文明未启，父老生活艰难。当社会发起“废科举兴学堂”之时，就引起了他思想的共鸣。乡人衣不遮体，无米下炊，骤办学堂势比登天，于是他主动拨出白银四千两，送到上三角城子村，委任侄儿鲍生春为办学堂长，鲍如伦为帮办经理。建校舍十数间，聘教师数名，办两班型初级小学，逐年增班。余款置田贮粮，举办“义仓”，百姓缺粮实行“春借一千（石）秋还十升”规定，接济贫者不收利粮。后来考虑初小毕业只完成“启蒙教育”，造就人才无处升学，又支出白银一千两，就地设高等小学。当时黑龙江绥化的李青山旅居北京，受过鲍文亭的优遇，鲍氏义举使他深受感动，也捐白银一百两。光绪32年，皇上降旨嘉奖他，赏号“莫尔根绰尔济”汉文是“智慧大法师”，旌奖在他家乡立牌坊。慈禧太后为其题写“好善乐施”横额。当年锦西县初设，派劝学总董崔国光前去祝贺，并为牌坊撰写记文，为石柱旗杆题写楹联。牌坊石柱楹联是：“输文化与东西各洋，锐意兴学竭力投资，培植故乡佳子弟。争荣光于内外蒙古，从事空门关怀帝国，破除僧界旧谜团”。石旗杆的楹联是“正气岩岩坚铁石，忠心耿耿贯乾坤”。光绪34年皇帝驾崩，鲍文亭失去知遇之靠山，忧郁成疾，宣统年间逝世。他办的义学直到日伪接收而罢，牌坊石碑保持到“文革”被毁，慈禧题字的横额还有，背面刻他生平事迹。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鲍如俊，是鲍喇嘛的家孙，据说鲍文亭缘化嵩祝寺时，想到家乡荒凉落后，就将松树良种赠给家乡造福子孙，共造林38亩，此后年年造林。上三角村获省绿化先进单位称号，与鲍喇嘛不无关系，一代蒙族大师，继中华民族兴学的优秀传统，百年前在我地区开创义务教育，功绩永留人民心中。

                                                                                            本版编辑刘国丽 

                                                （摘于《中华沿海周末报》1993年1月2日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