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原名杨登瀛，广东人，中学时代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１９１９年鲍君甫回国后，就在上海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因其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买书，相识了在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与鲍同乡，既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又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后来杨剑虹将鲍君甫介绍给陈立夫、张道藩。“五卅”运动时鲍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杨剑虹到广州投靠国民党右派，成了陈立夫的亲信。１９２８年２月蒋介石夺取党、政、军的大权以后，就着手建立特务机构，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由蒋介石的机要科长陈立夫负责，进行特务活动。同年初又由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等人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当时已任党务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选鲍君甫来筹建。一次鲍到杨剑虹家洽谈清共计划，在回去时的四川北路横滨桥碰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特科的成员陈养山，鲍当时住在四川北路，陈养山有时就住鲍君甫家，并跟鲍学习日语。陈养山时常将《中国青年》、《向导杂志》给鲍看，使鲍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以后又相识了共产党人李季、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陈养山经过长期观察、培养，将其介绍给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敖做了长时间考察，并访问了鲍的家庭，鲍也参加了几次党的会议。鲍将国民党派其往上海做侦探的重要情况告诉了陈养山，表示愿意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感到鲍的工作性质很重要，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就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议与鲍建立工作关系。此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随即派中央特科陈赓与鲍在黄浦江正式见面，算是正式确定鲍作为双重间谍的身份。从此鲍成为我党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第一个反间谍关系。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特科替他在四川北路大德里对面的楼上设立一个办事处，由中共中央特科田汉之妻安娥任秘书。鲍君甫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由安娥选择后送陈赓。１９２９年底，由于陈立夫的信任，任命徐恩曾为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把陈立夫交来的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全部直接交鲍君甫办理，徐恩曾并派调查科高中夏协助鲍工作，于是上海的敌特机关进一步置于中共中央特科的控制之下。

        １９２９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租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计划、命令，陈赓都是通过鲍君甫及其在敌人内部的各种关系及时得到情报，使我党诸多干部大都化险为夷。

        １９３０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英租界被捕，陈赓通知鲍，鲍当即赶到巡捕房，对政治部主任劳伯森讲任是他手下的人物，劳挥了挥手当即将人放掉。 １９３０年上半年陈赓通知鲍，我党有两个地下机关被暴露，巡捕房及华界当局准备去抄查，如果特务机关一动手，我党将会遭受重大损失。鲍接受任务后，立即将东西转移，当巡捕房搜查时扑了空。在上海北火车站华界曾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屋，是我党的宣传机关，被叛徒出卖，陈赓事先将宣传品、旗帜和一些衣物用具全部拿走，然后由鲍向敌方打电话，假装立功。结果公安局、巡捕房在鲍的带领下进行搜查，结果是搜到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带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袁良非常高兴，当场嘉奖鲍君甫，鲍进一步取得了袁良的信任。

        １９３１年因顾顺章叛变告密，鲍君甫、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鲍在狱中什么也未说，并通过关系，在狱中对陈赓予以照顾，陈很感动，对鲍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鲍对陈说：“哪怕明天就叫我上油锅下火海，决不会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鲍于１９３７年获释后与党失去联系，被张道藩安排在“反省”院任院长。


        鲍君甫被判管制后，住在南京玄武区大树根，后搬至随园，无生活来源。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３位局长，多次强调“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１９５６年３月，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去北京，鲍在北京受到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的会见。陈赓详细询问了鲍的生活情况，并委托国防部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制作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鲍君甫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３个星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鲍君甫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１９６９年，鲍君甫在南京病故，时年６８岁。